杨绛：“我不是堂吉诃德，甘愿深处卑微，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2016/6/1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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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去世，我们临时换了原来的选题，赶出这一期封面故事。这个选题不容易操作，在过去5年里，我们杂志已经写过四篇关于杨绛先生的长文章，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们仨》和《听杨绛谈往事》都是畅销书，《我们仨》至今已经加印了51次。读者对杨绛与钱钟书的经历很熟悉，我们的角度是什么呢？
开选题会的时候，同事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杨绛先生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她与辛亥革命同龄，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的动荡与巨变，始终远离政治和狂热，用读书为自己隔出一方宁静的天地，做学问。我们想讨论的是，不介入政治、没有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这样的文人在精神上有没有可能高贵？杨绛先生给出过回答。我们也用6篇文章从寻访无锡老家到采访她最后的时光里亲近的朋友们，去寻找这个答案。这也是在今天这个喧嚣浮躁社会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杨绛(摄于2005年)
杨绛先生说，逆境是对人的锻炼。她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在晚年来临，钱钟书和钱媛相继病倒，84岁的杨绛奔波于北京对角线上的两个医院，照顾女儿，照顾丈夫。熟悉杨绛的人都知道，她任何时候都含蓄节制，举止拿捏恰到好处，从不示人以心绪不好的一面。但是钱媛病危的那一天，探访人群走后，家中只剩她一人，与叶大姐通电话时失声痛哭。
1980年，钱瑗在英国兰开斯特大学进修两年后回国，用留学时学的厨艺做拿手菜孝敬父母
87岁，女儿和丈夫相继离世，如何不被悲痛击倒？杨绛选择做力所不及的事情，投入全部心神忘掉自己，别的老人安享晚年。她在这人生最后的18年里，翻译《斐多》、写作出版散文集《从丙午到流亡》、《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编订8卷本250万字《杨绛文集》、为《洗澡》续写了《洗澡之后》、帮助三联书店定稿出版《钱钟书集》、整理钱钟书的读书笔记和手稿7万多张。
2003年，92岁高龄的杨绛先生撰写了《我们仨》一书，讲述他们一家63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
杨绛的父亲早年留学日、美，母亲来自富商家庭，她从小受到新式教育，并且受父亲的影响很大。还在读高中时，父亲就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她，dare to say no!她不参加政治运动也与父亲有关系，父亲曾经激烈反满，后来逐渐对国内政治失望，在律师职业之外，更多精力在教育和媒体上，他更希望女儿按照天性、自由追求理想。
杨绛与钱锺书订婚后在苏州庙堂巷花园同全家合影。中坐者为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嫈，后排左起：杨绛、钱锺书、姐夫何德奎(手牵长女肇瑜)，三姐闰康、大姐寿康、八妹杨必、七妹杨黍、妹夫孙令衔、小弟保俶
1928年杨绛以第一名成绩考上东吴大学，因为学潮停课，转而去清华大学借读，与钱钟书相识相爱，成就一段我们仨的世间传奇。婚后，两人同赴英国牛津，在那里与执教牛津的文学家托尔金、刘易斯的圈子有或多或少的交集。这个圈子的牛津学人治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关注文本本身，而不是解释文本意义，二是喜欢从传记家、文学史家和辞书编纂者的成果中寻求解诗之密钥，加上他自己的家学传统根深蒂固“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很深”，这些让他在政治风浪中，保持着自己已经确定下来的思想体系，晚年的《管锥篇》和早年的《谈艺录》基本上是一个路数。“思想不会因政治局面的改变、新的意识形态强烈的要求就去适应。”
1934年4月2日至7日，钱锺书从上海来到北平探望杨绛，两人在北平郊区游玩
钱钟书与杨绛相识时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觉得这与自己的志趣十分相投。两人结婚后面临的第一个窘境是八年抗战的艰辛。上海经济凋敝、物资短缺，针对知识分子的恐怖暗杀频繁发生，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在生存与民族道义之间做选择。杨绛和钱钟书过得很艰辛，居住拥挤，依靠两人的讲课收入过活。孤岛沉没之后，战事吃紧，日本人对上海的剥削更甚。日本人分配的米面难以养活家里人口，柴煤燃料也不够。让人心酸的是，有人送给他们一担西瓜，钱媛兴奋得不得了。杨绛回忆，从前家里买西瓜都是两担三担买，这样的日子，女儿没见过。
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小说《围城》
为谋柴和米，杨绛开始写戏剧，并一举出名。钱钟书写围城被人关注的时候，最简洁的介绍是杨绛的丈夫。第一部喜剧《称心如意》被称作“近年来少见的喜剧，并且是近年来少见的好喜剧，第二部《弄真成假》被李健吾评价为丁西林之后的喜剧的第二道里程碑。选择喜剧与杨绛一贯理性、隐忍、克制的人生态度有关，她没有去做激昂斗士，但是用细水长流的方式表达着立场与选择。她在《称心如意》原序中写道，上海虽沦陷，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淹没。剧坛是一个重要阵地。当然，剧坛不免受到干扰和压力，需要演出一些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作为缓冲。如果说沦陷区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几声笑，也算是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
《洗澡》出版于1988年，写的是1949年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小说描写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表现。
捱过抗战，内战爆发，杨绛和钱钟书跟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一起，又一次面临选择，去还是留。杨绛和钱钟书一贯对政治很疏离，但不是毫不知晓，他们读了很多书，里面就有写苏联铁幕后面的，对《1984》和《动物农场》也很熟悉。他俩也并非无处可去，朱家骅许钱钟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职位，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邀请钱杨夫妇去台湾教书、香港大学邀请、牛津大学汉学家邀请。
杨绛和钱钟书还是毫不犹豫的留下，杨绛后来解释，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钱锺书与杨绛在三里河寓所院内散步
因为有心理准备，不敢乐观，建国后浓厚的政治氛围和迭起的运动并没有让钱钟书和杨绛有太大的心理落差。她冷淡的对待时代变化，解放前没有参加任何政治运动，解放后依然让政治远离自己生活。她虽然被批斗、被剃成阴阳头、分配去扫厕所、下干校。可她遁入了精神世界，她翻译了《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第一部分，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陆建德说，杨绛先生在困难时期一直自学西班牙语，把时间都用在了刀刃上，这让她多了一双看世界的眼睛。
痛苦的经历还化作了《干校六记》，这被认为是杨绛最好的作品之一，它用生动的细节来描写干校里的劳动生活，而对于下干校的目的，清查五一六分子，一句没提。她的女婿在这个运动中自杀，她在干校朝夕相处的同事们都不知情，在散文中也只以两段叙述经过，并没有情绪上的表露。这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激烈控诉不一样。这是杨绛克制的教养和生存哲学的反应。
《干校六记》198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记述了1970至1972年间知识分子在河南干校的劳动生活和感受。钱锺书在为该书写的《小引》中说：“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杨绛探究的是儒家的人性而非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济世。她曾经为自己和钱钟书的生活态度辩护，“我不是堂吉诃德”，甘愿深处卑微，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陆建德说，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一样，他们都不是追求理想世界的普罗米修斯。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压力，他们的态度是永远保持自我特点，在压力下保持人格丰富。“有时沉默、有时曲折，但振臂一呼不会是他们的选择。”
杨绛在家接待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获奖学生。她说话幽默，逗得大家直乐
在晚年杨绛先生讨论生与死的问题，这给了她哲学的慰藉。她用她和钱钟书先生的稿酬在清华大学成立“好读书”奖学金，到2015年仅三联书店的版税就达到1290万。家中珍贵的文物字画于生前就全部无常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他藏书和手稿也得归其所。遗体在5月27日火化，只有少数亲友相送，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
在她译著的《斐多》中，苏格拉底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在追求人生的这个终极意义上，杨绛先生是真正的哲者。
《斐多》是柏拉图中期写下的一部对话录，描绘了苏格拉底就义当天跟学生讨论灵魂的不朽、随后饮鸩而死的过程。1999年，杨绛先生翻译了这篇“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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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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