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与300万，陈满案背后的现实与无奈
2016/6/2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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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满的家在四川绵竹，与汶川地震的震中北川仅一山之隔。
我和摄影记者抵达陈满家(确切地说是陈满父母家)时已近中午，阳光下，这个在地震废墟上重建的小区安静祥和。陈满的父亲陈元年坐在沙发上，黑，极瘦，说话声音细弱游丝。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疼。说不了几句话，便回卧室休息了。和我交谈得更多的是佝偻着背的母亲王众一，23年的申诉，两位老人从中年走向老年，留下一身病痛。
陈满的冤案昭雪了，坚持申冤20多年的父亲也老了，身体每况愈下(摄影：蔡小川)
陈满说，23年的监狱生活里，最难熬的有两点：一是明明自己是冤枉的，为什么会把青春和光阴都耗在监狱里，而且申诉还特别无望；还有一点就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在家人最需要自己的时候，却帮不上任何忙。
午饭是陈满做的，并不是麻辣的四川口味。王众一说，23年的冤狱生活，儿子有一些变化，“睡眠不好，起得早。向来温和的脾气变得急躁了，可能是看别人家里都过得很好，而我们家甚至还不如以前，他着急想尽快改变家里的现状，跟两个哥哥说着说着就容易起争执”
陈满(左)陪着母亲和大哥陈忆一起吃饭。这是他在狱中渴望了23年的事情(摄影：蔡小川)
即便如此，52岁的陈满依然是个有点理想主义，温和憨厚的文学青年。
律师王万琼在海口美兰监狱会见陈满时，在问话的间隙，一直静静陪在旁边的干警突然轻声问她：“你觉得他是冤枉的吗？”王万琼回答：“是的，我的第一感觉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那你认为呢？”这个干警顿了顿，很清楚肯定地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冤的，我管他六年了，知道他一直在申诉，不过他一直都很服从管教。而且汶川地震时，他主动捐了他卡上仅有的六百块钱。”
另一位律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曾问过陈满：“你恨钟作宽吗？他的死让你蒙受了这么多年的不白之冤。”陈满很不解地反问：“我怎么可能恨他呢？我跟他关系很好，他是我老乡啊，我做生意时他还经常叫我注意成本，花钱不要大手大脚。再说，他也不知道是谁杀的他，我怎么能恨他呢？这(指自己坐牢)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陈满的卧室里，书柜上摆放着一台八九成新的夏普700双卡收录机(摄影：蔡小川)
在没有任何物证和人证，仅有陈满的口供，同时有大量人证可以证明陈满没有作案时间的情况下，1994年11月9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放火罪两罪并罚，判处陈满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我相信，在申诉的最初几年，陈满的父母是有信心的。一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不足；二来，这并不是个全无社会资源的农民家庭。陈满的父母都是老兵，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另一个援藏，亲戚里有法学方面的教授，在盘根错节的政法体系里找过各种关系。陈满案一审和二审，辩护律师都是在法学界很有名望的大律师。然而，左右案子最终审判结果的，并不是案件本身。
陈满在申诉状里讲了个事，他的同学王福军在接受采访时也侧面做了证实。刚进去时，陈满一直说自己没杀人，一个警察说你不承认也没关系，说是你杀的就是你杀的，你要给我三万块钱，我想办法送你过海，找个人来顶。陈满问：“过海是什么意思？”答：“就是出岛，离开海南。”
陈满的父母选择了不出这3万块钱，换来的是长达二十多年的申诉。我表示不解，陈满的同学姚军说，“你没看出来么？这对老人是有傲骨的？”熟悉了解陈满父母的人认为，这对老人传统，要强。如果陈满真的杀了人，他们绝不会护短，但如果陈满是被冤枉的，他们是绝不会妥协，一定要讨个公道的。
陈满(左)和发小王福军(中)、同学姚军在一起(摄影：蔡小川)
对陈满的同学王福军和姚军的采访是在姚军家进行的。姚军在绵竹郊外买了个农家院重新改造，房间装修得简洁时尚，院子里花花草草，养猫养狗，生机盎然。我们在院子里喝功夫茶，正是春末夏初的天气，不冷不热，非常舒服。我问王福军，你怎么不弄一个？王福军笑笑，“这个地是村里的集体用地，说是买，其实是租，20年。不受法律保障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王福军是三个人里最聪明但也是最谨小慎微的一个。他对数字特别敏感，几次参加高考，分数都超过重点大学的录取线，却因为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落下跛脚的残疾在体检时被刷下。闯海南失败后，他回绵竹考取了注册会计师证，开了第一家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姚军家境不错，性格外向，有激情，有想法，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比陈满机灵，更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闯海南前，他们是绵竹工商局的同事。姚军在海南呆了一年左右就回绵竹工商局继续工作，当了6年经济大队大队长，退休后被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聘请去管理一家即将开业的商业综合体。他的妻子漂亮，大方，善解人意。24岁的女儿在法国学习酒店管理。
无罪获释后的陈满(左)和好友姚军。20多年前他们曾经一起闯海南，如今命运迥异(摄影：蔡小川)
王福军分析过，如果陈满没有被卷入92年的那起杀人放火案，他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案发前，陈满的装修公司已经起步，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海南房地产行业爆火的时候。比陈满晚一年去海南的另一个同学同样做装修公司，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改行做生物科技，现在是海南身价千万的老板。当年一起闯海南的8个人里，最后还坚守在海南的李普，如今是深圳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
然而，人生没有假设。
当年意气风发闯海南的陈满(左一)和姚军(左二)(摄影：蔡小川)
不到300万的国家赔偿和一个人最好的23年青春年华相比，太微不足道了。但现实如此，又能怎样？王福军安慰陈满，不要钻牛角尖，当年海南省检察院抗诉，法院没有改判你死刑立即执行，已经是捡回了一条命了。
陈满也比我想像得平和，宽容。看起来，他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命运。
采访完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人过来要跟陈满合影，陈满笑嘻嘻地同意了。王福军偷偷跟我说了他的担忧，“他现在是新闻热点人物，记者追着他采访，还有人给他写信想谈朋友，同学们很同情他，隔三岔五有人请他吃饭。但是新闻热度很快就会过去，到那时，再看看自己和周边同学朋友的不同生活状态，不知道他会有怎样的心理落差。他老说要创业，他那点赔偿金，经得起多少折腾呢？”
因为一个承诺，与陈满非亲非故的程世蓉为陈满案申诉11年(摄影：蔡小川)
整个采访中，最让我尊敬的是71岁的程世蓉。她干脆直爽，善于接受新鲜事物，43岁的年纪以高分通过司法考试。她和陈满的父亲是很多年前的同事，交情不深，就因为路见不平，因为一个承诺，坚持为陈满申诉十一年。她说过一句话，“我只是一根稻草，将朽。在他们无可攀附，无可依靠，跑不动也喊不动的情况下，稻草被当作救命的钢绳。”程世蓉，姚军，王福军，接力的一个又一个辩护律师，为陈满案发声的舆论和媒体，是一根又一根稻草，在国家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它们累积产生的合力，才有了案件申诉的成功，也才让陈满的悲情命运之外多了一丝亮色。
(本文作者采访文章详见本期新刊——2016年第23期杂志《杨绛(1911—2016)：我们仨的世间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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