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禁区》风波
2016/6/2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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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李洪林先生去世了,享年91岁。在1979年4月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他的《读书无禁区》一文曾引起轩然大波。

    

     李洪林

     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是中国改革开放在思想领域里一个标准的诞生物。在那个精神世界经历了长期禁锢而刚刚得到释放的年代,《读书》提供的思想营养、文化视野以及人文关怀精神整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由此也被视为“新启蒙时代”的象征之一。

    

     《读书》创刊号

     从1979年创刊至今,《读书》走过的30多载历程,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有人说,《读书》的历史,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读书》从第一期起,就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思想解放的旗号。而当时引来激烈争议的文章《读书无禁区》更成了标志性事件。

     对于当时的情形,倪子明回忆,编委会在讨论第一期稿子作什么时,大家都煞费苦心。李洪林是中宣部理论组负责人,“搞刊物的人平时都认得,打过交道”,于是编辑部约来李洪林写文章,李洪林很快写来文章《打破读书的禁区》,大家觉得文章写得很好,但是题目太罗索。当时“科学无禁区”的口号很普遍,“既然科学可以无禁区,读书也可以无禁区”,跟范用和史枚商量后,改了变成了一个简单明了的题目:《读书无禁区》,“我们也征求了李洪林本人,他也没意见”。

    

     《读书无禁区》手稿第一页

     大家没有料到的是,此文一番,顿时引来轩然大波。“当时出版主管机关找我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的提法不妥。我说明此文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目的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打破他们设置的精神枷锁。”范用回忆。倪子明也有专门就此事向上级部门专门作过解释说明的记忆,虽然未得到处罚,“但还是认为口号提得不好,要我们以后注意”。

     陈翰伯坚持认为“读书无禁区”的提法没有错。在第二年第一期的《读书》里,陈翰伯亲自执笔著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在《读书》创刊20周年时,“读书无禁区”变成了一枚图章,也铭记了这一值得记录的事件。

     伴随《读书》的成长史,还有无数的小坷小绊。沈昌文回忆说,当时上面某领导对《读书》的定位很不满意,对方说:“你们要作‘思想评论杂志’,胆子也太大了,我们除了《红旗》以外,哪有一个刊物敢叫‘思想评论杂志’?”沈昌文回去后赶紧“改天换日”,在思想后面加了“文化”两字,改成“思想文化评论杂志”。倪子明回忆说,曾经有人提议把《读书》与上海的《书城》合并,但遭到大家的坚决反对,后来不了了之。据说上面有这样的言论:“《读书》不能停,我们要看它说些什么话、想些什么事。”

    

     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编辑部

     董秀玉回忆的另一个小故事也颇为有趣。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读书》险些成为重灾区。某一天,中宣部主持清除精神污染大会,沈昌文和董秀玉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做检查。“我和老沈写好了检讨稿,我们到了会场,大家正在讨论《读书》杂志的问题,还没轮到我们发言,突然会议中间主持人被叫了出去,说中央有紧急会议,会暂时先不开了”。大家后来才知道,主持人是被叫去开取消精神文明污染运动的会了。虽然这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但《读书》“问题很严重”,“要停刊”的传言也一直成了笼罩在大家心头的阴影。

     但大家没有意料到的是,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为《读书》带来了新转机。

     对此,沈昌文有比较详细的回忆:“1983年7月29日,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奖大会在新侨饭店召开,我没有参加。回来出版局发了胡乔木的讲话稿,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胡乔木在讲话中说:有人说《读书》应该停掉,在我看《读书》已经形成它固定的风格了,它有自己的读者范围,可能不宜改变或至少不宜做大的改变——看来,乔公已经知道有一种声音要停办或对它做‘大的改变’,而他显然并不支持这意见。”沈昌文胡乔木还说,他希望仍然把《读书》杂志办下去,而另外办一个刊物,来满足另一些需要。参加了那次大会的倪子明回忆,在那次讲话中,胡乔木似乎是无意间提到的《读书》,但无疑,他用这样一种巧妙的方式保护了《读书》。

    

     胡乔木

     胡乔木与《读书》的缘份不止于此。沈昌文回忆,1987年某日,《读书》编辑部忽然收到“胡办”送来一信,其中有胡乔木写给沈昌文和董秀玉的亲笔信。原文如下:

     读书杂志编辑部:

     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同志再三表示希望出版我的诗集,我已将一些所能找到的新旧体诗(词)略加裁汰,编为一集,现已付排。本不打算实际写什么序,后来的一椿偶然事件触发了我,我顿悟有义务把毛泽东对所作诗词的修改公之于众,这就不得不费力写一篇前记,亦已付排。今天想到,这篇前记或可投诸贵刊。聊供某一部分,尤其是并不打算买书的读者阅看。但这篇东西并非介绍别人别国的著作,只是提供一些史料而已,故亦有违于体例。如何是好,诸希裁夺。 胡乔木 八月二十日。

     “此信看后大惊,因为此前若干时候,亦有‘某办’来信,批评我们的文章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此‘办’虽非那‘办’,但都是径直向下级来信,如是所为者何?请教了一下朋友,说看来这只是投稿,并无别故,敬请放心。于是我们复信表示欢迎,并对稿子提了一些意见。”沈昌文笑着回忆。他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又收到胡乔木的亲笔回信:

     《读书》编辑部

     昌文、秀玉同志:

     八月二十六日信收到。题名自当补上书名,投稿时疏误。其他提出各点都同意,不缕述,对“棉薄”之误甚感。我也趁此把《前记》重加校正,有些新的事实和想法被进去了。来信对一个投稿人的礼貌用语似越常规,以后希望平等相待,此不特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彼此说话亦有许多不方便也。即颂 撰安 胡乔木 八月三十日八七年。

     从这些信件的字里行间,传递了胡乔木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以及普通知识分子对一本杂志的尊重及热爱。

     回顾这些风风雨雨,我们更应该庆幸的是《读书》生在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时期,她经历的风雨和起伏,也成了一个社会成长中的一段记忆。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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