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经历的新中国重返联合国
2016/6/18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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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行军去联合国
年轻时的吴建民在联合国大会上
当天晚上，外交部就派车把他们拉到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置装，这是多年来中国官方代表团首次去美国，因情况特殊，所以在经费上也给予了特殊照顾，男同志1000元，女同志1200元，比一般驻外人员高出两倍。这次做衣服是一次政治任务，要求第一天量好，第二天试衣，第三天交货，而且每个人都是一年四季的衣服，整个代表团有30多人，任务非常繁重，可是红都还是准时交货了。
施燕华说，当时红都有些外面见不到的料子，例如银灰色，可是大家害怕被说成“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挑选的基本上是藏青或深灰色，后来到了纽约街上走，很远就看见“黑压压一片”，大家就知道是中国来的代表团。吴建民还记得，8日晚上，代表团一些成员还第一次听到周恩来详细介绍林彪叛逃的情况，告诉他们，“要相信中央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国内局势是稳定的，你们可以放心”。当时乔冠华说：“联合国的情况大家都不了解，心里没有底。”周总理回答说：“临事而惧不是坏事，是好事。这说明我们不会掉以轻心，我们要去学习，包括向对手学习。”施燕华则记得，周恩来还记得她当过一次会见外宾时的翻译，所以说，“哦，是你”，还对她说，到纽约要争取入党。
施燕华为周恩来做翻译
最后，联合国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加上几千名群众，全部去机场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第二天在机场，按照礼宾司的规定，代表团的领导和总理握手告别，其余人从后面上飞机，可是周总理把上了飞机的人都叫了下来，他要和全体成员握手。吴建民和总理握手时说：“请总理保重身体。”他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总理。
“来自太空的外星人”
作为代表团先遣的6人小组成员之一，徐熹(后任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没有经历过那样隆重的欢送场面，他当时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11月2日通知他和新华社的记者高梁等另外5人要先期前往联合国，安排各种事宜。
他告诉我们：“2号通知，6号就要出发，甚至去‘红都’量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是师傅上门帮我们量的。我妻子当时在江西干校，当天就往回赶，结果5号到家时也没见到我，当晚我们被周总理叫去交代一系列工作，凌晨3点才回家，6点就要出发，两人只聚了短短的几小时。”
不过，这种遗憾很快就被新鲜的体验冲击没了。此前，徐熹说他去过瑞士，可这次是去美国，“觉得非常不一样，在飞机上我们就被国外的记者围住了，按照纪律我们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只能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
当26届联大宣布决议获得通过时，会议厅里一片沸腾
当时他们从北京飞上海，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巴黎，然后转机到纽约。代表团住在离联合国总部不远的罗斯福旅馆，当时是联大会议期间，旅馆非常紧张，中方先遣队是通过罗马尼亚大使馆才订到了这里的房间。为安全起见，中国代表团包下了第14层楼，只有一两个老住户坚决不搬。房间一部分做会客室，其余为办公室和宿舍。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穿裤装的中国女代表往往被错认为男人。施燕华说她有一次去拜见一个美国朋友，穿了一套宽大的藏青色西装，结果那朋友的秘书进去通报，“有个中国男孩要见您”，原来她的西装样式和男装雷同，头发又短，就闹了这个笑话。
虽然红都的裁缝手艺不错，可是毕竟当时中国与世界隔绝已久，所有服装样式基本雷同，他们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会议结束时经常互相穿错大衣。有一次一个身材高的代表穿了一个个子矮的代表的大衣，后来大家就在大衣口袋里放自己的东西作为标识。
提案通过后，出席联大的各友好国家的代表，热烈鼓掌欢呼
因为要注意安全，所以代表团成员非公不能外出。慢慢可以两人外出散步，但是夫妻不能算两人，吴建民和施燕华一定要找第三个人才能一起出去散步。因为服装的缘故，路人一般能看出他们来自中国。施燕华有次被一个40多岁的妇女追着问：你们来自“赤色中国”吗？她微笑着解释：“我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妇女很兴奋地说：“你都快成电视明星了，我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你。”
当时中国代表团虽然没有什么零用钱，伙食标准却很高，每人每天25美元，“即使在当时的美国也算高标准”。除了这些琐事，最重要的是互相拜访。非洲的友好国家不用说了，那些国家的大使们，即使是看见他这个小秘书，也都是一个热烈的拥抱。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和老布什的会面。老布什当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中国代表团去之前，他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拼命拉票反对中国进联合国，但是中国进去了，周南说，“他既要转弯子，而又不能太露骨。据说他和礼宾司打听好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进联合国大厅是几点，进大厅里自动扶梯后会有一个长廊，他就在长廊里随意和人聊天，一边等中国代表团进入。当乔冠华经过的时候，他就装作偶然遇见，然后握手表示欢迎”。这张照片留了下来，站在乔冠华后面的，正好是周南和吴建民。
初次上阵
联合国定于11月15日举行欢迎大会并且让中国代表团致辞，那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大楼，当时美国报刊猜测说，中国代表团大概会“手拿红宝书，身穿毛制服，列队进入联合国”。实际上，“中山装是穿了，可是没有排队，也没有拿红宝书。”
吴建民记得，老布什在发言中很坦率地说：“你们来我是反对的，但是你们来了，我表示欢迎。”后来，乔冠华召开招待会，既邀请了在表决中支持我们的国家，也邀请了一些态度不明朗的国家，同时还邀请了美国。老布什说：“你们想得很周到，邀请我参加这个招待会。”徐熹说，那时候中美开始接触，双方来往意愿都很强烈，他去发请帖的时候，本来没有打算给美国的，“可是那时候，两国的一举一动，双方都很在意。我在大厅里发请帖，美国代表团就主动凑上来问你们在干什么，并表示希望参加”。
乔冠华当日的表现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独特的仰面大笑被称为“乔的笑”，照片发表后，拍摄的记者后来还得了普利策奖。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上来和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
乔冠华团长(左)、黄华副团长(右)在第26届联大会议上开怀大笑。
吴建民到联合国不久，就开始参加了安理会、中东和南部非洲以及其他一些委员会。“遇到的最大问题，同时也是当务之急，就是大量学习联合国和相关问题方面的知识。一方面利用联合国的资源，大量阅读资料，另一方面也经常向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学习。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各国的外交官也都非常乐于向我们介绍各方面的情况。中国代表团的学习能力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和赞赏。”
学习了“联合国议事规则”后，对吴建民帮助很大，“在联合国，如果你对某些代表的发言有意见，是可以打断他的，也可以和他进行答辩，但是答辩需要提前申请报名。这些规则和程序都需要熟悉”。熟悉后，才能不闹笑话。
吴建民说：“外交就是内政的延伸。刚去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姿态并不是非常开放。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需要一一和各国外交官握手，轮到以色列代表时，考虑到当时两国间的关系，我就感到很尴尬，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握。可是对方的手已经伸过来了，我不去握实在是太不礼貌。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以后，回来对乔冠华说：我和以色列代表握手了。他一笑答道：握就握了吧!”
当年的圣诞节，大家才渐渐放松下来，过家鼎还记得，足足一个月后，他才习惯旅馆外面街头喧闹的汽车声音，不再整天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清醒。那时候，乔冠华等人已经回国了，他们看见街头繁华的圣诞装饰，觉得很新鲜，突然看见一个标语，大家哄笑起来。“距离我们旅馆10米远是家银行的办公室，圣诞节前两天，他们挂出来一个标语，上面用英文写着，‘向中国代表团致敬’，落款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肯定是觉得‘走狗’这个词太有趣了。”
融入联合国
从进入联合国开始，到最后离任，周南整整在联合国待了十年零一天。有人问他，待了那么多年，把美国玩遍了吧？可是周南立刻否认，联合国工作无比繁忙，他是在后来任外交部部长助理陪吴学谦访问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到了美国的西海岸。联合国的工作，周南熟悉得很快。吴建民说，他当时就觉得周南口才很好，反应敏捷，而吴妙发对周南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互相挖苦讽刺也有深刻印象。
吴建民
参加联合国后，中国的外交局面慢慢打开了，之前拉美多数国家没有和中国建交，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这些国家纷纷同中国发展关系。吴建民也经历了中国慢慢融入联合国的过程。“最初，中国重返联合国对联合国的活动只是局部参加。我们参加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24国委员会(非殖民化委员会)，而经济社会理事会和当时的托管理事会我们并没有参加。根据我们当时的外交观念，我们认为托管理事会是干涉他国内政的。出于同样原因，我们当时凡是涉及维和的行动都不参加，维和行动的经费是要从会员国的会费里缴纳的，因为我们不认同这种行动后来联合国只好出台了一个新的方案，允许了这样一个例外，在维和行动中，不需要中国出钱。”
吴建民说，“改革开放同样也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它带来了外交政策上的调整。以前我们的政策是求生存，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求发展。要发展就需要和世界各国搞好关系，这就使得中国的外交更开放。到80年代末，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而如今，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得越广泛，所发挥的影响也就越大”。回忆往事，吴建民感慨，联合国是真正培养外交官的舞台，“这里是多边外交的天下，你永远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看法，最复杂的局势”。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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