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老舍的伦敦岁月——老舍去世五十周年祭
2016/8/24 三联生活周刊
在老舍67年的人生中，有近十年呆在国外，其中五年在伦敦，近四年在纽约。老舍在国内的生活与选择早已写的明白，他人生终点的谜团虽众说纷纭，也算有了定论。如今老舍已经离世50年，我们也不妨回望他年轻时在伦敦的生活，试图理解“老舍”是如何开始他的文字人生的。
1926年，老舍在伦敦寓所。1926~1928年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教师
窘迫的处境，并没有妨碍老舍的写作热情。他熟读英文小说，倾心于狄更斯与康拉德，“手痒痒”的他，想起了早年在北平的经历。于是在3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上，《老张的哲学》诞生了。虽然之前在南开中学教书时，老舍已写过一篇小说《小铃儿》，但此次试笔，毕竟忐忑。他的老友许地山时不时从牛津来访，于是老舍常拿着两三页稿子找他，向他朗读，许地山只是鼓励他接着写。成稿后，老舍将许地山写的推荐并将稿子寄到了上海郑振铎的《小说月报》。《小说月报》此时已是一流的月刊，一年只连载一个长篇小说。老舍一击即中，两三个月后得知作品已然刊报，大喜，在伦敦一顿“杂碎”，犒赏三军。
许地山
老舍起手就是长篇，自称是没有控制，凭着自己喜好，将在北平做督学时，在官场里见过的人、经过的事，但凡是有滋味有意思的，随手取来，重新排布，编织成文。然而这么一篇“写着玩”的文字，有时半白半文，透着传统的民间说书气。开场介绍老张，也十分类似于说书时开书的手法，常常出现的自问自答，也是说书人惯用的。老张，一市侩，他的哲学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老舍开篇的解释是：“营商，为钱；当兵，为钱；办学堂，也为钱!同时教书营商又当兵，则财通四海利达三江矣!”
透着深深狄更斯味道的《老张》，主题是公理沦丧。朱自清评《老张》是大体上有清末谴责小说的味道，人物性格过度夸张，更像“哈哈镜”。今人如果读了《老张》，不免嫌它“贫”。如第十五节写道：“他(老张)只不住在往水里看，小鱼一上一下的把水拔成小圆圈，他总以为有人从城墙上往河里扔铜元，打得河水一圈一圈的。以老张的聪明，自然不久的明白那是小鱼们游戏，虽然，仍屡屡回头望也!”这里的老张已是“傻”得近乎疯狂了。但其严肃的悲惨结局，与此前一贯戏谑的笔法不符，却显然是现代作品的特征了。
话剧《老张的哲学》剧照
《老张的哲学》中，除了讽刺老张时，陈述者保持着像摄像机一般的冷静，一点点记录着发生的事情。这与后来常在文章中疾呼爱国反帝的老舍相比，更像一位旁观者。而老舍自己也曾间接解释过这种态度的缘由。1934年，已经成名的老舍在讲演中，自承若非身处异国他乡，恐怕不会踏上小说家之路。如果不是思乡，忍不住动笔，恐怕他会继续做事，教书。他坦白地剖析自己出国前的性格：“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我不喜欢跟着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明，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明，我只好冷笑。赶到岁数大了一些，我觉得这冷笑也未必对，于是连自己也看不起了。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幽默态度的形成——我要笑，可并不把自己除外。”
但这种旁观者般冷静的态度，并不影响老舍对北京平民生活的描写。就算身在伦敦，老舍依然能写出这样的场景：“那些车夫也惯了，一切筋肉运动好像和猫狗牛马一样的凭着本能而运动。弯着腰把头差不多低到膝上，努着眼珠向左右分着看，如此往斜里一口气把车提到桥顶。登时一挺腰板，换一口气，片刻不停的把两肘压住车把，身子向后微仰，脚跟紧擦着桥上的粗石往下溜……”这样鲜活的情景，如果不是深深印刻在记忆中，绝不是在异国他乡下笔时可以轻易翻印在纸上的。而老舍这种对平民社会的了解与关注，也一直贯彻在他的小说中。
1958年盛夏，老舍先生在北京一处荷花池边小憩
老舍的故事，总是有些悲观的底色，这也在他的处女作中有所展现。陷入悲剧中的善良的人，不得不选择自己了断，是一个老舍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主题。临收尾处，描写年轻的女主人公李静在绝望中徘徊，也有这样一笔：“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她要死的心。”《四世同堂》中二儿子祁天佑的不堪受辱投湖自杀，也是同一主题的展现。
老舍在小说中一再强调，专心做好分内事，认真学习工作才是解救国家危难的出路。他对最终孤注一掷的赵子曰的勇气和胆魄虽然赞赏，却不认为那是长久之计。他并不支持盲目的暴力。借着文中明正大学的场景，他嘲笑讽刺暴力学潮的后果：“校长室外一条扯断的麻绳，校长是捆起来打的。大门道五六只缎鞋，教员们是光着袜底逃跑的。公事房的门框上，三寸多长的一个洋钉子，钉着血已凝定的一只耳朵，那是服务二十多年老成持重的(罪案!)庶务员头上切下来的。校园温室的地上一片变成黑紫色的血，那是从一月挣十块钱的老园丁鼻子里倒出来的。”
作为五四运动的局外人，老舍对于不务正业的学生，也是一针见血：“在新社会里有两大势力：军阀与学生。军阀是除了不打外国人，见着谁也值三皮带。学生是除了不打军阀，见着谁也值一手杖。于是这两大势力并进齐驱，叫老百姓们见识一些‘新武化主义’。不打外国人的军阀要是不欺侮平民，他根本不够当军阀的资格。不打军阀的学生要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
《赵子曰》发表后，老舍算是真正地进入了作家圈了。1927年夏天，《小说月报》主编，“文学研究会”十二创始人之一郑振铎也来到伦敦，与老舍见了第一次面。这时老舍已经许地山推荐，成了“文学研究会”会员。该会以“文学服务于生活”为宗旨，以介绍世界文学、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目的。这时的老舍，不能够再“写着玩”了，他也决定更为严肃地看待自己的作品。两年间，老舍对文学的涉猎更为广泛，也更为系统。除了他一开始模仿的狄更斯和康拉德，从笛福、斯威夫特、莎士比亚到但丁、莫泊桑，英国与欧洲文学他都有阅读。这也为他更为成熟的《二马》奠定了基础。
老舍
《二马》是老舍在英国写作的末一部作品。二马父子，漂洋过海来伦敦接个小古玩摊子，和同一屋檐下的英国温都母女发生了“爱情”，最终双双梦碎。老舍自评，文字进步可喜，摆脱了半文半白的毛病。故事更像是“报章文学”，主要意图是比较中英两国的国民性。心理描写更细腻，但没有前两篇小说“汪洋恣肆”的闯劲儿了。在英国呆了快五年的老舍，在这篇小说第二段，当头一棒地冲着读者疾呼:“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这一段文字，大概可以显示老舍此时的心境，但他也承认，中英的比较，难免落于表面差异。“越是在北平住过一半天的越敢给北平下考话，许多污辱中国的电影，戏剧，与小说，差不多都是仅就表面的观察而后加以主观的判断。《二马》虽然没这样坏，可是究竟也算上了这个当。”
老舍对于这些侮辱的愤怒，也直接在《二马》的开头阐述无遗：“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是住在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们要瞧一瞧。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
带着这样情绪离开英国的老舍，在回国后写出一篇篇爱国反帝的小说来，是理所当然的。
1926年十月份，许地山应胡适之邀，赴香港大学文学院教书。赏识老舍写作才能的伯乐虽然远走，老舍周围依然有不少中外好友。此时他的“房东”，或可说是室友，是艾支顿夫妇。艾支顿也是一奇人，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德文与法文。一战时升到中校，遣散回国后在一牛津的补习学校教书，后因与美国女经济硕士恋爱，被原配状告，学校开除，只得赋闲在家，此时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习中文，也应下了翻译《金瓶梅》的差事。他与老舍有这样的室友协定：他教老舍英文，老舍教他中文；老舍交房费，他包下伙食费。两人做了三年的室友，艾支顿一直闲在家中，而他的《金瓶梅》英文翻译，也得等到1939年才出版。若不是艾支顿在扉页题上了“献给我的朋友——C.C.Shu(舒庆春)”，单从老舍自己文字间找不到蛛丝马迹。大概老舍是想免于与“淫书”有瓜葛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虽然“有辱斯文”的片段，艾支顿都翻成了拉丁文，一般读者也实在难以理解。
伦敦圣詹姆斯花园31号，老舍在1925-1928年曾居住在此
老舍不仅与室友相处甚欢，在教学上也颇下功夫。他薪水难说丰厚，班上学生也是良莠不齐，其中有努力学习以图“报效祖国”的英国军人，也有糊弄了事好派遣远东的银行实习生。另外，由于学校招学生并无限制，上到七十，下到十二，学生需求也各不相同。因为是单人上课，常常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满足各种学生需求。一周教书五天自不必说，假期若有学生想上课，也得满足，虽然如此也能赚些外快。他的教学成果颇丰，参与了灵格风语言中心出版的《言语声片》。他自编内容，他以近魏碑体的楷书抄写的课文、生词，和一口流利清脆的北京话，都被记录下来。1926年秋，老舍受东方学院院长所托讲演《唐代爱情小说》，算是当季“东方和非洲诗歌讲座系列”中的一个亮点，也以讲师身份完成了教授资格的分内事。他对《唐代爱情小说》的演讲中，也谈及了唐朝小说中开放的两性关系和道德观对后世宋明小说的影响。他这方面的研究，对艾支顿翻译《金瓶梅》也是很有帮助的。
老舍在闲暇时，并非只是“闭门造书”。在讲演《唐代爱情小说》之后，1927年初又受邀去中国协会(The China Society)朗诵翻译的《水浒传》选段，而出席的中国学生，都是牛津剑桥和伦敦政经学院的高材生。而在讲演《唐代爱情小说》前一个月，老舍也出席了双十节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中国学生会的辛亥革命纪念晚宴，胡适是当晚的主讲人。艾支顿虽然失业，却也有三两个好友，有位小老头，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都通，但找不到生计，只好为瓷砖厂卖吆喝。另有一位擦玻璃的博士，常常光顾，顺便和他们讨论文学与哲学。老舍颇为他们打抱不平，觉得他们“有知识有能力，找个事情做却比登天还难!”这时的英国经济，在一次大战后并不景气，1925年时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引入金本位后，英镑市值大涨，不利于英国出口，失业人口接近两百万。1926年更是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大罢工。更不幸的是，再过两年，就要赶上1929年全球的经济危机了。
老舍
此时中国国内更不太平。在老舍参加的中国协会晚宴上，有许多盛装出席的中英名媛，而当时英国记者对这一晚会的报道中，也感叹伦敦中国圈子中的太平景象，与这一年在上海逐渐升级的两党冲突，实在是两个人间。老舍对国内局势也十分关注，他与几位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了“六君子读书会”，每周或隔周聚会，畅谈国内国际局势。《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都经过“六君子”中其他人的评审。其中，宁恩承与老舍同是满人，也是《赵子曰》的第一位赏鉴者。宁恩承是张学良资助来英读财政金融学的，回国后代任东北大学校长。老舍当时的“朋友圈”，也算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他每每读到“笑得把盐当成了糖，放到了茶里”。一部分因为《赵子曰》描写的是二十年代北京大学生的混沌日子，作为同龄人的宁恩承很了解语境。另一方面，同为满人，他对老舍的语言风格也很适应。他对老舍文字风格的评价很特别，“老舍的文字很像年轻的旗人贵妇，天然的脚不缠足，穿一件旗袍，自然之美，高胸低腰之美，均呈现出来。”宁恩承回忆，老舍在伦敦曾经这样抱怨过:“你们各有专业，各有所长，我拿什么呢？”老舍最后的结论是，立志写小说，以“贩卖大白话”为生。
老舍
但老舍觉得最自在的，还是假期里，清静的图书馆。他曾这样写道：“ 假期内，学院里清静极了，只有图书馆还开着，读书的人可也并不甚多。我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与《二马》，大部分是在这里写的，因为这里清静啊。那时候，学院是在伦敦城里。四外有好几个火车站，按说必定很乱，可是在学院里并听不到什么声音。图书馆靠街，可是正对着一块空地，有些花木，像个小公园。读完了书，到这个小公园去坐一下，倒也方便。现在，据说这个学院已搬到大学里去，图书馆与课室——一个友人来信这么说——相距很远，所以馆里更清静了。哼，希望多咱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这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
(参考书目：《老舍自传》徐德明编，Lao She in London，Anne Witchard，《老舍评传》关纪新著；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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