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耶罗尼米斯·博斯：被恶魔触动》：泪珠、红血丝、胡须和只会敲键盘的艺术史学者
2016/9/1 三联生活周刊
往网页搜索框里输入艺术家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名字和画作《扛着十字架的耶稣(Christ Carrying the Cross)》的标题，搜索结果会筛选出三幅图像：构图分为上下两部分、人物繁多而又色彩轻盈的那幅，由博斯创作于1480年代；画面紧凑、色调暗沉并且画中耶稣面朝观众的，创作年代在1505-07年；最广为流传的那幅，其中的群像人物密密丛丛、面目狰狞，实则出自博斯的追随者，创作年代大约在1500-1535年之间。
耶罗尼米斯·博斯，《扛着十字架的耶稣》
这第二幅《扛着十字架的耶稣》的数码图像，对于像我这样从没亲身前往其所在地马德里王宫(Palacio Real de Madrid)的观看者来说，几乎取代原作成为了这幅经典作品的形象。看起来，画面总体泛黄甚至到了略嫌油腻的地步，十字架下的耶稣神情平淡，好像对于即将前往受难地的迫害感到波澜不惊，而挥鞭人垂头低目、体态憨然，少了遭人憎恶的暴戾嘴脸。
博斯纪录片场景图
直到最近在纽约的Film Forum看了以纪念博斯逝世五百周年的展览筹备为主线的纪录片《耶罗尼米斯·博斯：被恶魔触动(Hieronymus Bosch: Touched by the Devil)》，才刷新了我受网络图片影响而形成的有关博斯这幅画的视觉印象。
在艺术史学者、材料技术专家和文物修护者的带领下，摄影机镜头跨过博物馆里设置的围栏，纪录下原作清理修复的过程，也展现了画面中的种种细节——博斯笔下看似表情镇静的耶稣，实则脸颊挂着泪珠；几笔红色颜料勾勒出他眼角的红血丝；而同样眼眶泛红的还有画面最右侧的引路者，以及身着白衣帮着抬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蒙(Simonof Cyrene)。整幅画中，只有这三个人物的眼部使用了红色颜料，这处技术细节对绝大多数观看者来说微不足道，但这种有迹可循的确凿，实则凝聚了大量工作人员长期以及反复的凝望、判断与分析。
Hieronymus Bosch，Crucified Martyr
与之相似的，还有博斯的另一幅名作《圣女受难》三联张(Triptychof the Crucified Martyr)》。借助着红外摄影等现代技术，画面最终图层之下的草图层也得到了还原，在细节比对和技术分析之下，我们能依稀看到圣女的下巴边缘画有浅浅的胡须，这让艺术史学者们得以重新判定画中人物的身份为圣女维尔吉弗蒂斯(Wilgefortis)——少女维尔吉弗蒂斯受父亲指派许婚给一个异教徒国王，为了阻止这桩她不认可的婚姻，少女发出祷告并得到回应而长出胡子，从而取消了婚约，但是她父亲却出于愤怒将她钉死在十字架上。
博斯纪录片中，艺术史学家 Matthijs Ilsink 博士在研究 “Saint Christopher,” ca. 1490–1505. 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 Rotterdam
泪珠、红血丝和胡须，这样的细节即使放在博斯的全部作品中来看，也都只是区区的细枝末节。这位早期弗拉芒画家在其生前就已具盛名，因为描绘了大量身而为人之邪恶的魔鬼、怪物、半人半兽，他在去世后被形容为“魔鬼的画家(devil’spainter)”。他始终刻画人类道德沉沦或是坠落地狱的场景，但又同时极富才情和想象力地展现出节庆般的壮阔，用诡异的叙述和栩栩如生的笔法描摹出奇幻世界里一种别致的动人。在博斯最为有名的作品《尘世乐园(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三联张的中间，我们看到花朵中、蚌壳中、长长的蝎子后肢中伸展出一群群的人或肢体；裸身的男女驮在鸭背上、或抱着猫头鹰与各种飞鸟簇拥在河岸的一边；鱼斜卧在陆地上、或是在空中扑闪着双鳍……
与通常将全部聚焦于艺术家或艺术作品的影片不同，这部纪录片选择的视角另辟蹊径，从艺术史学者的立场出发。观影者跟随博斯出身地、荷兰南部城市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简称De Bosch)的北布拉邦特博物馆(Noordbrabants Museum)的五人策展团队，前往欧美藏有博斯作品的各大美术馆。像外向辐射的次生效应那样，观影者和这些史论学者们一起经历着展览筹备过程中馆际之间交涉沟通的繁琐和恼人，同时也一次次地体验着看到博斯作品的巨大愉悦。
博斯纪录片场景图
纪录片的主角之一是荷兰策展团队的核心成员Matthijs Ilsink博士，他在片中时不时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上面布满从博斯画作中收集来的各种细节，上百个耳朵的局部，或是数十个冷峻的猫头鹰。北布拉邦特博物馆规模有限，并且一张博斯的原作都没有，艺术家大部分的重要作品都因为深得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赏识而藏于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Museo Nacional del Prado)。因此在前往其他美术馆拜访时，这位博斯专家也总是神情淡然，甚至在应对涉及展览细节的角力中显得底气不足。有一次，他关于博斯的论文发表后接到私人藏家的电话，便应约前去鉴别手稿的真伪，一路跋涉之后毫不拖泥带水地直奔主题，仔细端详了手稿的细部终于确定为博斯所作之后，才难得地流露出喜悦之情。
博斯纪录片场景图
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这样的取材角度太过平白。如Ilsink博士所说，我们目前只知道博斯最基本的家庭和婚姻情况(他的家族来自德国亚琛，父辈都以绘画为业，到了博斯之后他将自己的名字从Jeroenvan Aken更改为Jheronimus Bosch)和当时的缴税档案，除此之外，艺术家博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括他常常描绘的大火场景是否与当时博斯城里发生过的大火灾有直接的关联，我们都几乎一无所知，唯一能做的只是谨慎地做出可能性的推导。
“艺术史就是预测过去(predict the past)”，片中另一位学者这样做出总结。他们的工作成果对应到现实世界时，往往就像前文提及的泪珠、红血丝和胡须那样，谨小慎微到几乎可以被一笔带过。Ilsink博士更是在镜头前感慨，与充满才华的艺术家相比，作为艺术史学者的自己除了“看书、敲键盘”什么也不会。不过，恰恰是这种费心耗力却只能向前挪动的一小步，这种并不创造出什么而只是沉浸于过往的碎片当中进行的研究，在非常笃定地提醒我们去做出纯粹的观看——抛却累赘、穿越时空，保持无知地将自己置于艺术的面前，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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