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沙皇”与鲁迅的遗产
2016/9/24 三联生活周刊
文 / 孙郁
本文节选自孙郁的文集《鲁迅遗风录》，经汉唐阳光授权发表
上世纪80年代末，周扬去世的时候，在年轻一代人那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冲击波。
像所有的老人一样，他的隐去，不过带走一片记忆，和天真的孩子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记得自己那时在编《鲁迅研究动态》，主编是潘德延先生，他问大家，周扬的消息，可否在刊物上发一下？在场的几乎没有什么反应。这是大家知道的，鲁迅讨厌周扬，“四条汉子”者，他是领头的，有什么好提的呢？
“四条汉子”：周扬、夏衍、阳瀚笙、田汉
谈论周扬的文章，近来渐渐地多了。从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到8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他都有一定的分量。我曾不喜欢他的文章，觉得是党八股的那一类，教条主义多，读之无味。50年代后，他以文艺界领导身份整了许多人，世人至今仍有印象。后来偶与友人议论文学史，这个人物的形象总要出来，无论喜欢与否，那些风风雨雨的日子,总与他有些瓜葛。
确切地说，他是个撇不开的历史人物。
周扬认识鲁迅，是在上世纪30年代参加“左联”之后，他介绍说与鲁迅通过信，见过面，但来往不多。据我的推测，那时他对鲁迅的书读的不多，彼此多隔膜的地方。相反的是，他周围的几位批评家如冯雪峰、胡风是熟知鲁夫子的，冯雪峰与胡风对鲁迅在精神上有呼应的地方，精神深处乃诗人的东西。
冯雪峰与胡风
较之于二人，周扬也许过于理性，印象中的他是板着面孔的时候多，殊乏情趣。那时候的周扬对俄苏理论近乎迷信的态度，对鲁迅并未放在眼里，自然也不免多有失敬之处。同一个时空里，人的心境不同。
鲁迅的入“左联”乃文化的使命感在起作用。周扬却在职业革命的层面上，出发点与归宿均有差异。
算起来，周扬的文学批评活动，始自于上世纪20年代末。他早期的文字差不多都是评论一类的，文字较为清丽，艺术感觉尚佳。到了30年代初，周氏已有些名气了。他那时热衷于文学理论，对苏联的那些东西格外关心。
读他30年代的文章，大多是对高尔基文学理念的某些回应，苏维埃艺术批评的痕迹很重。他谈论辛克来、夏里宾、布洛克、叶塞宁、马雅克夫斯基的文章，先入为主的东西较多。文章虽然漂亮，但你觉不出是刻骨的体味，不像鲁迅是从生命的深处感知对象世界。
1936年10月之前，周扬与鲁迅都写过关于“大众化”、“论第三种人”、“果戈理的《死灵魂》”等题目相近的短文。给人的印象是：前者乃一种思潮的引进，是信仰的产物；后者是现实的盘诘与思考的结晶，内中升腾着生命的热流。
周扬的文本始终有种高傲的气息，似乎是真理的化身，在替人布道。那篇《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以及《现阶段的文学》等，自信之余还有冲荡的气韵，那些文章是创造社的才子们也自叹弗如的。但是鲁迅那时就看到了这位青年狂妄的地方，不禁觉得好笑。
在1932年底致周扬的信里，批评他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发表的诗作流于辱骂和恐吓，那其实也是对左翼青年普遍具有的高傲气的不满。在鲁迅眼里，诬陷、造谣、恐吓、辱骂，乃旧文人的遗存，殊成问题。那自然掉进奴隶主式的模子里，终于是老谱新唱，于文化无补，对民众也是无益的。
深谙历史与传统的鲁迅，在同一营垒中看到了旧的遗风，失望之情是不可免的。后来围绕“两个口号”之争产生的冲突，鲁迅觉出了周扬身上“奴隶总管”的习气，与之几乎是决裂了。周扬晚年曾自悔当年的孟浪，以为是大错特错，那自然是后来的事情了。
我翻阅周扬的文集、文稿，便叹息他的才华都浪费到对外在理论模仿之中了。茅盾、丁玲、冯雪峰的文字，是有自我的生命体验的，乃当下生活的折射。周扬缺少这些。他写过一些有力量的论文，如《现实主义试论》、《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等等，可后来渐渐变成文艺政策之类的宣言，先前敏锐的触觉被钝化掉了。
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文化权力的象征，而不是艺术的体验和学理的探究。
上世纪50年代到“文革”前夕，他已没有什么像样的文章，那些不同场合留下的文字，现在只能唤起诸多不快的回忆。他的悲剧其实也正是鲁迅当年预料到的。
周扬对于鲁迅的阐释，从来都缺少胡风那种心灵的碰撞，对于由旧时代走进来的人的复杂性也缺乏体味。相当一段时间，他对鲁迅的左联时期的不配合颇为反感，鲁迅弟子们的斗士气和极为个性化的生存方式，他都不喜欢。
在他那里，把左翼文化变为概念性的表达，与那些不同生命的自我体验的差异性，是十分隔膜的。作为左翼的领导者，他对于鲁迅式的传统极为警惕，当鲁迅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的时候，他点赞的只是符号而非其思想的复杂性以及生命力的所在。
他批判胡风、打击冯雪峰，讨伐丁玲，背后也有对于鲁迅的某些抱怨。这些在“文革”中已经得到过度的揭露，乃至自己受到了巨大的创伤。在他眼里，鲁迅的问题是对于组织的不甚尊敬，其个性化的表达与行为，都使左翼文化蒙受损失。这些想法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个显现出来，看出对于左翼文化的另一种态度。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实有复杂的路径。鲁迅取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尓斯基而走向唯物主义，周扬则更多在列宁主义的层面。前者对于旧式的遗产还有客观的认识，后者则弃旧的遗产，把政党文化覆盖到所有的空间之中，个体的园地渐渐丧失。鲁迅的草根性左翼，是没有强的组织的概念，或者是远离组织的概念的，他处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扬弃的冲动，接近马克主义的形态，并自愿改造自己的思想。而非周扬所用的强制性的手段。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我们只有了解这个区别，才能够意识到后来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
周扬的几篇纪念鲁迅的文章，都设定在一定的限度里，很少打通开来进行问题的思考，因为这里存在着一种危险。比如讨论前期的鲁迅思想，虽然涉及尼采、克尔凯廓尔等话题，但都不能展开。鲁迅思维中的尼采的影子一直伴随到晚年，后来的学者已经论及于此。
但周扬不愿意深入沉思，可能考虑到与毛泽东的看法冲突。而在批判王实味的时候，他一再指责其思想的托洛茨基的背景，以及对于“同路人”的态度，这些批判，其实也恰可以移用到鲁迅那里。在文艺思想上，王实味与鲁迅相似的地方很多。周扬的理念如果覆盖到鲁迅那里，其实也是要清算的一员。只是先生已死，语境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已。
鲁迅晚年身边的几个文学批评家，与周扬一直处于紧张的关系中。胡风在抗日期间所办的刊物，思想走向与审美走向都不同于周扬，冯雪峰的文章则保持着诗人的气质，教条的因素远不及周扬等人。
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那里，文学的选择呈现了差异性。鲁迅化呢，还是周扬化？争执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初。
在周扬那里，其实有着两重性的存在。一方面有一种学理的精神，另一方面是政党的精神。前者在延安鲁艺时期表现得较为充分。早期的延安鲁艺，还有艺术化教育理念，后来因为受到批判而渐渐改变了方向。
在经历了批判与自我批判之后，他的文艺思想中的功能越来越窄化，意识形态的因素驱赶着十八世纪以来的文学经验，也剔除了诸多五四文学的经验。他对于解放区文艺的实践性的渴望，寄托了其文艺的梦想，比如对于赵树理的肯定，都是建立新文学的一种精神展示。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种理念得到不断强化，但那时候历史的习惯深深，要建立新的艺术殊难。于是批判知识分子写作的冲动，代替了五四以来宽容的文化传统。从批《武训传》开始，就渐渐放弃对于人性美的一面的挖掘，而要克服传统温文尔雅的诗文，创造阶级斗争的文字。
《武训传》的问题是宣扬了“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而到了胡风那里，问题更为严重。他认为胡风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其实是“轻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胡风对于周扬领导下的文艺界流行的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思路多来自鲁迅。周扬后来在批判胡风、冯雪峰的文章里，表面在切割他们与鲁迅的联系，但在那些激烈的抨击性的文字里，可以看出鲁迅传统在那个时期的危险性。
抽象的谈论可以，具体地议论则多是禁区。鲁迅遗产就这样进入一个单调的叙述理论中去了。
没有料到“文革”的到来，当年扣在胡风等人的帽子也照样扣在自己的头上。江青指责周扬的罪行之一，就是反对鲁迅。而十七年间贯彻的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他在文革中检讨自己反对鲁迅的错误，和冯雪峰当年检讨自己的过去，自口气上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但到了晚年，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当他复出的时候，人们感受到了他的某种变化。变化之一是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了新意，不似先前那样句句是真理了。第二是对鲁迅的感受有了彻骨的一面。
文革后出席一次追悼大会的周扬(右一)
我私下想，倘若了解现当代文化思潮，以周扬为标本，能看出历史的脉息。文化中的悲喜剧，在他那儿生成，也在他那儿终结。就历史的分野而言，周氏给人带来的是难言的苦楚。
不必讳言，晚年周扬的讲话、发言依然有掩饰的一面，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上还有些闪烁其辞。文风呢，较之于先前略为活泼，比五六十年代要略带一点特点了。
周扬的多半生，是将左翼文化不断地教条化，而晚年不过疏离了这些教条，略有反悔罢了。我读他的晚年文稿，觉得主要精力，是放到了对“文革”左倾思潮拨乱反正上。注重的是常识性、原理性的东西。“领导腔”变得弱化了。
其实那些常识与原理，鲁迅那代人早就说过了，周扬当年是不屑一顾的。晚年大谈尊重艺术规律，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历史人物评价的尺度等等，都非新鲜的东西。但对他而言，已经是十分不易了。但是在对鲁迅的态度上，他是说过一些肺腑的话的。
“文革”后他读到鲁迅早期的几篇文言论文，忽生感慨，二十几岁的鲁迅就能从人性和科学史的角度阐释世界，且久历风雨而不失光辉，那是让人敬佩的。周扬承认自己相当长的时间未真正地了解了鲁迅。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呈现了自己的一些真诚。在分析文艺现状的时候，也自觉和不自觉地与鲁迅的某些看法重合。
“文革”中他久陷囹圄，自知做过奴隶之苦。文艺当然不能再成为一种政治的简单的传声筒，这不恰恰是鲁迅当年所说过的么？久历苦海的周扬，最终在鲁迅的某些命题中停下脚步，那是他的宿命。他那一代人无论怎样探求与摸索，终未跳出鲁迅形容的那个无物之阵。在情感的层面，他对鲁迅一直有些距离，可是在思想默想的那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能拾到的只是鲁迅的牙慧。
不管他晚年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自酿的苦果对社会的破坏，有一点可以确认，是这个人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年轻时那么反对鲁迅，后来将鲁迅的友人胡风、冯雪峰、丁玲一个个整下台来，最后自己又被推向深渊，走的也正是鲁迅所云的奴隶的路。周扬的不幸在于与鲁迅的遭遇。
他被囚禁于鲁迅的预言里，一生未得安宁。贬的是鲁迅，而唱的也是鲁迅，哪一个更真实呢？了解历史的人，都会对此思之再思的。
《鲁迅遗风录》
汉唐阳光出品
孙郁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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