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雅的反击何尝不是移动医疗的机会
2016/7/15 医学界智库
作者：张亮
医患纠纷催生移动医疗需求……
近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一则强硬声明直接将一起医患矛盾暴露在公众面前，引起舆论场的广泛讨论。
解决医患矛盾问题，双方之间最信任的那个裁判在哪里？能否在医患冲突爆发前的第一时间里引入裁判的意见，给医患矛盾建立一个最有弹性的缓冲地带？在中国移动医疗创业几乎链接医疗领域方方面面的今天，我们发现，最需要被用来直接解决医患矛盾的APP却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当下中国医疗图景中最不堪的领域，移动医疗人，你为什么缺席了？
医患对立难分伯仲
七月十二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官方微博发表一则《关于患儿向某某医疗过程的说明》。该院在说明中强硬指出：绝不向患儿家属的无理恶性妥协，一定会通过合法的途径还原事实真相。
从湘雅医院发布的声明来看，患者的就医过程早在2月份就已经完成，湘雅医院做出此声明应该是克制了很久，忍无可忍才做出的强硬表态。其中，湘雅医院是这么描述的：在无理索赔未果的情况下，其父母在网络媒体肆意发帖，歪曲事实，对我院进行无端的粗鲁攻击。为了维护医务人员的尊严、法律的尊严和病故患儿的尊严，湘雅医院一定会通过合法的途径还原事实真相，绝不向此类无理恶行妥协。
当然，我相信在多起医患矛盾案例中，这样无理取闹的事件当属少数，大多数医患冲突仍然是建立在医疗过程责任认定不清晰，患者家属的非理智受到刺激后的进一步情绪化失控。
7月13号，一篇来自于三甲传真公众号上发出的文章《湘雅医院的强硬声明击中了中国医疗"痛点"!》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并达到10万+的点击量。其在全文粘贴了湘雅医院的强硬声明之外，表达出了三个医疗痛点。
痛点一：医院难，难在有理却说不出!
痛点二：医护难，难在有苦要自己咽!
痛点三：医改难，难在牵一而动全身!
事实上，难的何止医院和医生，患者在医患冲突前的三个痛点，当前的现状下依然没有解决之道。
痛点一：患者难，难在无法知道医疗责任边界!
痛点二：患者难，难在无法了解医疗过程全貌!
痛点三：患者难，难在无法找到感情发泄通道!
大多数医患冲突多是发生的原因是，患者家属原本认为并无生命危险，医院一定能够治好的结果，变成了一份死亡通知单，而长期以来由于看病难看病贵，人们对医疗领域的积怨，在患者发生坏的结果后，容易转化为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
到了医患冲突已经建立的时候，医疗机构对患者家属所做出的任何解释，都会被患者家属认为是搪塞或者推脱责任，更何况当前很多医院也缺乏对患者家属做出合理解释。长此以来，在医院发生的很多非医疗原因导致的病危或死亡事故，都会被患者家属断定为医疗事故，患者家属不断制造更大冲突的“底气”由此而生。
所以，在这场不在同一个频道的较量中，谁也无法说服对方，谁也不能在这场对立的冲突中中成为赢家，谁都是上一秒的弱势方，下一秒又会成为极度的强势一方。
多数冲突较量于法外
作为医疗健康行业多年的的媒体从业人员，我也经常容易遇到一些来自于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的求助，希望我们帮助他们通过媒体文章，向医疗机构进行舆论施压。据说，这是很多久拖未决的患者家属为自己维权甚至获得权益的最佳途径。
我面对这样的求助，全都予以了拒绝，给予他们的建议就是走司法途径。因为媒体舆论永远不能充当医患纠纷的裁判，而事实上几乎没有媒体人员能在医疗冲突的专业领域中做出毫无差池的判断，既然保证不了这个结果，那就更不能理所当然的为任何一个群体发声。
最近，我就收到求助，某家大医院因为患者在医院意外滑倒身亡而拒绝向患者家属进行赔偿，该患者家属在多次与医院沟通无果之后，希望能借助舆论的力量向医院施压，而该患者家属向律师咨询完之后，得到的建议也是如此。
律师给出这样的建议，一方面无非是当前部分大三甲医院的强势地位不可撼动，另一方面则是舆论压力可以让事件得到快速解决。所有的解决办法都选择了漏掉通过寻求司法途径来解决。
不过这条不合规的路径未来肯定会被有效遏制。
国家卫计委在7月8日召开的构建医患关系媒体沟通会上公布，为保障医务人员和就医患者的人身安全，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保监会等9部门决定，自2016年7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这是继2015年11月1日起,“医闹”正式入刑后的又一大重拳。
有法官明确向我表示，在这个非常时期，舆论导向无助于解决医患矛盾，反而对医患冲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医患矛盾最终升级为恶性事件，不仅涉案的患者家属会遭到司法处理，相关媒体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我最终仍是不断劝解该患者家属选择司法途径。这也是当前患者家属能够选择的唯一合法，且能够解决问题的途径。
链接法医的强烈刚需
信任是化解医患矛盾的唯一解决途径。但是就当前来看，这种信任的裂缝越来越大。中国的医患关系不断呈现紧张状态。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今年6月1日在京发布的《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5—2016)》显示，北京市医疗纠纷诉讼数量持续增加，7年间增长了近2.4倍。报告指出，北京进入诉讼程序的医疗纠纷逐年上升，2007年北京市法院一审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仅有468件，2008年为715件，2009年为885件，2010年为1004件，2011年为1040件，2012年为1097件，2013年这一数量增长到1152件。
目前，医患双方急需要通过第三方法医鉴定来解决问题。此前的社会热点“雷洋案”也造成了极大的警民关系冲突再度发酵，全社会的目光都在期待法医鉴定的最终结果。警民冲突和当前的医患冲突也是如出一辙。
不过，司法途径中，最难以实现的却是法医鉴定采取的尸检全部检查，与很多患者家属所坚持的“死者为大，要保证遗体完整”的习俗产生了难以妥协的冲突。这也是当前司法途径中最难取证的关键环节。而未来这一冲突需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之道。
此外，寻求司法途径解决医患关系的一大痛点便是，患者家属在医疗事故或者医疗意外的第一时间内，一般无法控制情绪的发酵，司法途径的起诉程序都会延长缓和家属的情绪发酵，其实，很多时候由于患者家属在遇到相应事故之后的非理智的情绪化波动，医患冲突在还未寻求司法途径解决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互联网医疗在号称解决医患纠纷目前依然多停留在“隔靴搔痒”的阶段，通过对流程的优化和重构来调整医疗供需关系。未来能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推动下，用移动端将法医与医院端和患者端进行三方链接，来完成整个法医鉴定前的轻咨询和流程的双方知晓？这样至少可以在遇到事故后第一时间让权威的理性的声音对双方安抚舒缓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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