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高考、启蒙运动与一个民族的救赎
2016/5/29 港股那点事
题记：任何社会或者政权，如果剥夺民众获得知识的权利，就一定是邪恶的。
▌一、
自秦以后长达2000年的历史，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雄睨天下、无出其右的泱泱帝国。历史上的中国到底有多强大，比较一下1405年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与88年后(1492年)哥伦布美洲探险旗舰圣玛丽亚号的大小就知道了(红帆为圣玛丽亚号，黄帆为郑和宝船)：
每个中国人心目中，其实都有一个中华“帝国梦”：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字、文化与声音被广泛传播和接受，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服务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每个角落，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且万邦来朝，我们希望“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所以，格隆想再次探讨那个困惑很久，但一直没有得出结论的话题：
1、为什么前两千年，中国能领先如斯？
2、近两百年，又落后如斯？
不找出这两个问题的根本症结，我们或许会永远徘徊在历史的迷宫。
▌二、
国家的强大与衰落，都是与他国比较出来的。中国所谓的领先与落后，比较的参照系，主要是欧洲。
那么，欧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超越，乃至最后碾压这个东方帝国的呢？多数人会把这个时间划在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也即1840年鸦片战争，这是郭沫若的划分方法——如果这么划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掩盖在历史厚厚尘埃下的真相，更罔谈寻找出路。
格隆先上几个历史史实。
公元前338年，在中国与遥远的欧洲同时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事导致了无比相似的历史结果：文化与思想的大劫难。
好在，千年磨难后，欧洲人把握住了救赎的机会，而中国则放弃了。
公元前338年9月1日，古代世界最具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喀罗尼亚战役(Battleof Chaeronea)打响。来自“野蛮之邦”马其顿的腓力二世率步兵3万、骑兵2000对阵雅典与底比斯为主的3万希腊联军，此役，腓力二世的儿子，做过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但却信奉“和着鲜血的长矛是世界唯一语言”的年仅18岁的亚历山大担任左翼指挥官。凭借“马其顿方阵”等新型战法与武器，希腊联军被彻底击溃，1000余人战死，约2万人被俘。战后，最早摸索和开启人类民主体制、代表整个欧洲最先进文明的希腊文明被付之一炬，埋入废墟，整个希腊城邦则被绑定到马其顿人的战车上，开始了对欧洲、非洲、亚洲无休无止的野蛮征伐。
(征服者亚历山大)
这些征伐，换来了亚历山大大帝横跨亚非欧三洲，全境约50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也开启了欧洲文化自此断层，从此开始上千年黑暗中摸索的历史。
自此后的整个中世纪，欧洲都是在蒙昧与黑暗中度过的，直至1700年后开始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救赎。
公元前338，遥远的东方中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继位为惠文君，公子虔之徒诬告公孙鞅谋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改革者、把中国从此纳入长达两千多年、轮流坐庄的专制集权政制轮回(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千古一帝公孙鞅，被“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挪开“秦统一中国是历史巨大进步”的虚幻光环，公孙鞅变法，最令后世诟病的，除了他强化集权，另一点就是他最明确、最系统化、最严苛的“愚民”之策。“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是公孙鞅变法里贯穿始终的核心思想，并通过“燔诗书，禁游学，贱学问”等系统性方法推行之，毁诸子百家诗书，以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把民智、民力限制在一个极其单调、简陋的小世界里，以便民众在相当蒙昧的状态下，成为听任帝皇摆布的“耕战机器”。
《史记》记载了公孙鞅变法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一开始有些老百姓反对“新法”，公孙鞅把他们抓起来排着队在渭水边上砍头，以致河水都变成了血红色；后来，老百姓倒转过来，称赞“新法”好，结果也被公孙鞅抓起来全家流放到边关：“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史记·商君列传》)。”
为什么反对者要杀头，拥护者也要流放？原因很简单：公孙鞅需要的是“愚民”，愚民就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他们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他们只要会下田耕地、会上战场杀人就足够了。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民愚则易治也”——这条金科玉律，被此后两千年的各代帝王不打任何折扣地践行——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噩梦与劫难：秦以后，“百代皆行秦政制”，至朱元璋时已“片板不许入海”，大名鼎鼎的康乾盛世时最流行的ZF活动则是全国大范围“删削书籍，以正视听”，多数中国人最终变成了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更罔谈创造力，只知道盲从和谄媚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
换句话说，在公元前338年那个非常巧合的节点上，中国与欧洲其实殊途同归地站在了同一个起点，做着同一件事：摧毁文明，禁锢思想，整个社会的民众都开始进入一个痴愚、蒙昧的黑暗阶段。
同样的起点，但随后的两千年，为何中国能胜出？
无它，科举制使然。
▌三、
秦以后的两千年，除了中国大一统的时间远超过分崩离析、小国如林的欧洲，从而便于集中资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外，保障中国能胜出的核心要件，其实有且只有一条：中国拥有在当时世界最先进、最公平，也最科学的人才培养、选拔和任用制度——科举制。
直到14世纪末文艺复兴开始前，欧洲一直都生活在蒙昧的黑暗中，除了极少数贵族、僧侣有受教育的权利与途径，整个欧洲大陆几乎都是目不识丁的民众，保守的教廷压制任何新思想与创造力。这令欧洲社会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除了宗教强加的冥想与慰藉外，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机制与土壤。
中国不同——中国有恩荫每个角落的科举制，哪怕是偏僻到一个在南蛮之地广东花县世代耕读家庭的孩子洪秀全(尽管他四试而未中，但从他入主天京后写的那些“天父诗”来看，格隆倾向于认为主考老师的判卷绝对是秉公而为的)。
(科举考场——江南贡院)
中国的人才选拔方式，从秦国商鞅变法后的世卿世禄制，发展到后来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理论上讲均是根据自己的名声通过乡里品评、举贤来当官，核心机制仍是“拼爹”。
改变来自于科举。
我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最开始简单，至唐太宗时将考试的范围扩大，由原来单纯的一门变成了考四门到五门，甚至还有临时增加的一些针对当时社会情况的内容。该制度到1904年清ZF在张之洞等人的主持下颁行了《奏定学堂章程》后，于1905年(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只要阅读一两银子就能买得起的四书五经等“圣贤书”，然后一张试卷面前人人平等，开放考试，全凭才学取仕。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籍籍无名。当时的文化名人、诗人顾况嘲讽：“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但当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时，顾况当即改口：“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
科举之路虽然艰难，但却是寒士改变命运的最公平途径，也是防止社会利益阶层板结，实现阶级流动、下层人士改变身份，上层社会补充人才优渥的生态环境。科举制为促进两千年封建帝制下的社会流动，最大限度地追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从唐朝开始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总计取进士10万，其中过半出自寒门，而宋朝时的各级官吏中，超过51%的来自寒门——这在全世界个阶段都是一个相当罕见的比例。
这种"汇天下人才为我所用"的人才培养、选拔、社会流动机制，最大限度保证了“愚民”的心智开发与贡献——这是同样实行“愚民”政策的中国，却能在秦以后两千年领先欧洲，并把差距越拉越远的核心原因。
▌四、
现在，我们回到前文的第二个问题：最近200年，我们又因何落后如斯？
不是我们变弱小了，而是“敌人”醒过来，巨大的“后发优势”，开始变得太强大了。
当我们一直扔陶醉于千年“祖宗之法”，并在巨大的惯性中得过且过的时候，欧洲人开始了对过去2000年的清算与自我救赎——这发生在14世纪末，也就是欧洲近代史开端时，标志性事件就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三大开启民智的思想解放运动。
文艺复兴是在14世纪城市经济繁荣的意大利最先出现的，借助复兴古代希腊、罗马的思想与文化的形式，来对抗延续整个中世纪“黑暗时代”基督教文化的神权地位及其虚伪，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全民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与普及。
文艺复兴产生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一大批巨匠，为之后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到十八世纪则顺理成章发展成为席卷欧洲、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包括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康德、洛克等等，其共同主张，就是反对君主专制，提出“三权分立”，主张天赋人权，以及尊重私有财产等。
(启蒙运动旗手、“欧洲良心”伏尔泰)
其中比较著名的，比如“欧洲的良心”伏尔泰提倡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的，不能被剥夺。他曾经说过：“我不能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比如卢梭的“主权在民”的主张：他认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ZF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权委任他们，也有权撤换他们，甚至有权举行起义，消灭奴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再比如洛克，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人权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无人权可谈，“我的茅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是他的名言。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三大开启民智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解放了笼罩在欧洲人身上近2000年的“愚民”枷锁，随着之后法国大革命颁布《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美国独立颁布“独立宣言”，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开始以制度形式在欧美牢牢落地生根。
什么是生产力？资源与制度。人是资源的核心变量，制度则是边界。制度边界决定了人的潜能发挥多大。欧洲的学校制度始于中世纪，而全民教育学则开始于启蒙时代。对人性、人的思想的解放，令整个欧洲的创造力勃发，也让他们在短短200年内创造了人类数千年都无法创造的财富。
很自然地，天下承平日久，在大国光环里沉醉了太久，仍囿于巨大的思维与认识惯性，“集天下为一人所用”，丝毫没有认识到解放“人”这个要素重要性的中国帝国，迅速沦落为一个“一推就倒的泥足巨人(1793年英国防清代表团成员日记)”，也就不足为怪了。
▌五、
我们回到文章开始“三宝太监”郑和的宝船。
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中说，宝船造价之高，“须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方才够用”。郑和庞大的船队依靠指南针，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而直达东非，这种亘古未有的豪华远航，前后总共进行了7次，持续了28年。如果仅从经济角度来考量，那简直是荒诞透顶的破产举动。据明人王士性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
“劳民伤财”的郑和舰队成为众矢之的。数年之后，官方保存的郑和航海档案不翼而飞。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记载：“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其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
这个“亦当毁之”的，不单是航海日记，庞大的宝船回国后的命运是：“焚之”。
至于“其宝而归”，其实就是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兽而已。永乐十三年(1415年)，麻林国(今海盗出没的索马里)使者随郑和的船队，为永乐皇帝带来一只“麒麟”。如此“祥瑞”给“皇帝新装”的帝国带来莫大的惊喜。其实，这只“麒麟”只是一头长颈鹿而已。
经过1600年皇恩浩荡的“愚民”熏陶，帝国精英仅有的进化，只是从秦时的指鹿为马，变为指鹿为“麒麟”。
据记载，这支代表帝国权力的威武之师曾经四次海外用兵：
第一次，在锡兰(斯里兰卡)遭遇5万国王军的围攻，郑和船队反击，一举擒获锡兰国王，朱棣“悯其愚无知”，又礼送其回国；第二次，苏门答腊王子苏干剌试图谋夺王位，郑和擒获送京伏法；第三次，爪哇西王都马板杀害郑和船队170名官兵后，朱棣要他赔款黄金6万两，遭到拒绝，经郑和严正交涉，最后以1万两成交；第四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战争，是遭遇流落海外的中国海盗陈祖义，郑和船队毫不留情，予以全歼。
或许，越洋追剿剪灭那些胆敢入海、背国逃逸的帝国流民才是郑和舰队的真正使命——虽远必诛。从这一点来说，追杀建文帝绝非民间妄语。“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下令禁民间海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郑和的航海，其实是对海禁的延伸，此举不仅斩断了陈祖义们的颈项，也斩断了一个海洋中国的梦想。
郑和下西洋如同一场吊诡的梦，很快就被历史所湮没，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片板不许入海”、“删削天下书籍”成为一直的国策，以至于大多数中国人对内部世界、外部世界几乎都一无所知。他们目力所及的眼前，就是世界的全部。
▌结语
按照启蒙运动核心人物康德的观点，启蒙运动的核心，其实就是人应该自己独立思考，理性判断——或者更简单地表达：不做“愚民”。
97年前，佛祖曾经给过我们一次救赎的机会(五四运动)，但因缘际会，草草了之。
无知者不单无畏，更大的悲哀是无能：不会独立思考，无法客观比较，无丝毫创造力可言，唯余喏喏。民国大师辜鸿铭那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每个中国人心中其实都有一根如绳索一样的辫子。
之所以不能独立思考，非天性使然，而是因为中国前2000年，民众获取知识的视野、宽度与深度被刻意、严格压制。
在格隆看来，民智开启是一个ZF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其他任何动作都是多余的越俎代庖：有了心智，民众天然知道该怎么做，不劳ZF费神。任何社会或者政权，如果剥夺民众获得知识的权利，就一定是邪恶的。秦如此，明如此，清尤甚。
如果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培养出的都是一群没有任何自我思考能力，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机器，这个社会又怎么可能不落伍？怎么可能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蝼蚁再多，也永远做不到两件事：
1、盖不出摩天大厦；
2、弄不清路边疾驶而过的汽车是个什么东东；
心智使然。
1912年6月，就读于湖南省立高等中学的19岁的毛泽东，写了一篇名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全文开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开国伟人104年前的忧思，至今仍震耳发聩。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才可能完成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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