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肖全的摄影——那時代
2015/2/4 笨鸟文摘
▎来源雅昌艺术图书
肖全用足够的耐心
真实地拍摄下
这一代人激情荡漾的青春，
用琐细的文字写下了
他们曾经的缺失，渴望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抗争。
在流转的时光里，他也曾多次暗下决心，十年后再来拍他们。
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顾城(诗人)与妻子谢烨
1986年12月 成都
临走之前，我给顾城和谢烨在他们的房间拍了不少照片，顾城乐得手舞足蹈。他说，我最喜欢拍照片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给我的。
北岛(诗人)
1986年2月 成都
墙角那边是一些四川诗人，有的长胡子，有的穿着军大衣，我叫不上他们的名。正是这群人，开始了对北岛的批判和进攻：我们认为北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穿着一件灰色羽绒服，透出黑白花点毛衣，身高一米八的北岛终于坐不住了。他面色不佳，然而他的回答却是寸土不让：我从不认为我代表一个时代。我认为诗人应该靠作品说话，而不是靠什么“主义”，我想我真正的好作品还在后面。
张枣(诗人)
1988年2月 成都
张枣从德国回来了，他借宿在钟鸣家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风流倜傥的青年，极有风度，他与钟鸣、柏桦、欧阳江河在一起，会立即显出是留洋回来的人。
柏桦后来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张枣比你我都年轻，可他为什么这么成熟，就是因为他总和女人打交道。女人这本书，你可不能不读呀!
崔健(摇滚音乐家)
1990年3月 成都
灯光暗去，音乐渐起，崔健手持一面鲜红的旗帜，从后台英勇地冲向观众。顿时，全场一片欢呼声，“崔健”、“崔健”的声浪此起彼伏。崔健将红旗插在身后，问候一声，大家好吗？
那动人的乐曲就掀开了。这是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翟永明(诗人)
1990年3月 成都
秋游时间到了。一个车队从成都出发，去彭州银厂沟九峰山玩。后来，大家一致同意裹着被子在山里小道上走夜路。在一个空旷的回廊上，地上晒着稻谷，我让小翟坐在上面，模仿何多著名的油画作品《小翟》的构图，心里偷喜。
残雪(作家)
1991年8月 长沙
当谈论起“知识分子”这话题时，她竟变得格外激动：我们国家所谓的知识分子，只要读过几天书的人都是，而法国一位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是用头脑去生产，去创造特殊财富的人。她笑一笑又说，法国这位先生认为，这种人在法国有十几个，在中国只有一个，就是残雪。
苏童(作家)
1991年8月 南京
被自己的《大红灯笼》照得红得发紫的苏童，住在南京城里的一间阁楼上。
楼梯狭窄而低矮，所以，苏童的家里没有什么宽大的家具，只有一张供他写作的桌子和一个还算大的电视机。
这个房间里最体面也最引人注目的，当数走进苏童房门的一位纸上的好莱坞大明星。奇怪的是，同一个人，分别靠在苏童的床头和房顶上，这样一来，主人在家的任何活动便让美女尽收眼底了。
史铁生(作家)
1991年8月 北京
他能坚持写作，与病魔作斗争，实在出于他对生活、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眷恋。他很明白，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残疾的，肢体的残疾仅仅是一部分，许多人的心灵是残疾的。
我一直在回味何立伟称赞史铁生的两个字：高人。
栗宪庭(艺术批评家)
1991年8月 北京
最后老栗还是痛苦而动情地吐出了积压已久的一口“乌血”。
他既反对吕澎主张并实施的“通商”之路，也反对以王林为首的“拒绝商业操作”。这位有中国美术界“教父”之称的老牌批评家，面对中国美术界此景此情，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此举让“决斗”的双方不知所措。
吕澎(艺术史家)
1992年2月 成都
一天夜晚，我与沈小彤在成都的锦江边上喝茶。吕澎一小时后匆匆赶来，他把大哥大往桌上一放：告诉你们，我刚刚才签了一个合同，是一笔大数。很棒。今天是我三十九岁的生日。他还是那样习惯性地握紧拳头，在空中用力地晃动着：明年，最多再坚持到明年，我的公司就全面展开了，我就可以飞起来吃人了。
我与小彤对视，相互做了一个鬼脸。吕澎还是那样滔滔不绝，势不可挡：眼下实在没有什么刺激的事，美术界没有新的话题，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玩意儿。真正要玩大的，就得花上两千万，甚至更多，把老外、把那些最“牛”的艺术家吸引到中国来。
杨丽萍(舞蹈艺术家)
1992年4月 北京
丽萍在电话里说，肖全，可能你再也拍不到我们三年前拍的那些照片了。
她的话显然有几分无可奈何。
我说，不一定，这也没什么。我们一直拍下去，等你真正成了老太婆，我也成了老头子了，我们再出一本画册。
好啊!丽萍笑了。
那天，我在电视里又看到了她，我很高兴，她没有老，还那样美丽，光彩照人。
刘小东 喻红(艺术家)
1993年2月 北京
刘小东在几年前红得发紫，他是“新生代”最具代表性的画家。
九二年的“广州双年展”，吕澎等人对他极其愤怒，据说他当众将“双年展”的邀请书撕了。
我在中央美院附中他的画室提起此事，他矢口否认：怎么可能呢？我实在太忙，也没好的画参加，不信，我给你找那份邀请书。
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成了名，成了大名，你的烦恼，就像你的影子，虽说可以躲掉一些，但完全躲是不可能的。谁能保证不在灯光和太阳下生活的人会事事都顺心呢？
我为刘小东和喻红拍照片，很愉快。他们在镜头里非常吸引人。这是一对“艰难”的夫妻，据说他们是在美国旅行时举行的婚礼，喻红对此婚姻坚定不移。
王朔(作家)
1993年2月 北京
他的确很逗，但说话很实在：我以前什么都写，没辙，我得活下去。不是自己想干的事。别人拿一包钱，哥儿们给来一部电视剧。他特传神地学着那动作，自然面部表情也跟着走。我一边听一边乐。
现在，我不写了，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写了，我现在有钱用。他显出那种得意又忠贞的样子来。
都以为王朔没正经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十分尊重人的，是一个认真听别人讲话的听众。我愿看到并拍下了他的这一面。
余华(作家)
1993年2月 北京
那天从王斌家出来，开始下大雪，很快漫天飘落的雪片就把地面和房顶染成了白色。路过团结湖的汽车站，我请余华停下。王斌很喜欢看我拍照。他一个劲儿地跟余华说，肖全咱铁哥们儿。余华提起衣领，把头缩进去，嘿嘿地笑。他前不久才和张艺谋合作拍了他的小说《活着》。
沈小彤(艺术家)
1993年2月 南京
我在上海为张艺谋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拍图片时，小彤的电话打到剧组：肖哥，我和她散了。
小彤空着手，空着心，在天空上看了一眼最后的北京，泪水一直淌到成都的地面上。
钟鸣(诗人)
1994年6月 成都
几年前我和他在丽江和大理跑了一些地方寻宝。在交过不少学费之后的钟鸣以专家的身份和那些古玩分子打交道。
在大理，我的朋友尼玛带我们去一些农民家探宝。我算长了见识，各式各样的出土文物，看得眼花缭乱。
钟哥在对几件土陶进行鉴别时，不断用水往上浇，然后鼻子几乎贴上了土陶，深深地闻着从中带出的气味。
我在一边看傻了。钟哥的鼻子也太牛了，他能辨别出这是哪个朝代的味。如果500年后，有后人要断定是否是今天的我们正用过的物品，靠什么呢？
孙甘露(作家)
1993年11月 上海
孙甘露无疑是上海作家中，在公众场合下最讲究穿着打扮的。他一身考究的西装，挎在肩上的那个真皮黑色文件包，我想足可以让贫困地区的一个家庭过上几年的幸福生活。
朱大可(文学批评家)
1993年2月 上海
几个月后，我收到大可的一篇文章，题为《声音的怀念》：
……现在，越过这没有灵魂的黑夜，我停栖在回忆的深处。世界的容貌已经遭到了篡改，使我变得非常感伤。明天我将动身前往医院，为了妻子将要承受的分娩之痛，也为了有一个男孩将要出世。像所有人都曾经历过的那样，他会发出第一声怒气冲天的哭喊，而后，在岁月的消磨中与世界达成和解。但我并不担忧这点，因为人对美好声音的所有怀念，都是灵魂发出的内在呼唤。——我将此文献给我即将出世的儿子。
何多苓(艺术家)
1993年2月 成都
我当兵回到成都的第二年，和一帮人在四川大学的校园办展览。何多苓骑着自行车远远地朝悬挂的图片滑来，胆子稍大一点的李丹迎了上去，我们一帮人，在原处没动。
我一直盯着他，我发现他的每一个动作、神情和模样以及衣着、发式，比当时我们所有的图片都精彩和感人。
何多苓的画、他的名字和他的整个人，构成了一件统一的、不可分离的作品。谁能想象，何多苓与工厂、与公司会有什么联系。他是天生的艺术家。
岛子(诗人)
1993年4月 深圳
谁也弄不明白，岛子去深圳干嘛？而且住进了韩磊那间滨江酒店里的房间，一个月的房租就是两千多元。
岛子住的滨江酒店，坐落在被人们戏称的巴登有名的“红灯区”，他白天应付刊物和一些糊口的事，晚上写他的诗和做他的有关“后现代”的研究。楼下的各种生意热火朝天。
岛子和韩磊在一起的另一怪事就是，他竟然狂热地迷恋起了摄影，并说摄影是个大陷阱，掉进去就出不来，他一口气看了许多摄影专著，研究起西方摄影史来。
吕楠、韩磊和我都是岛子的朋友，我又带他去广州见了张海儿。
几天后，在他密密麻麻的一墙的各种写作计划中，又多了一条：“中国摄影新锐”。标题打印后，十分醒目，一时间，他的这篇“文章”不胫而走，被人们到处传说“中国四大摄影家”。
陈侗(艺术家)
1992年12月 广州
结婚七年后，陈侗眼前出现了一面“镜子”——“小陈侗”出世了。
就在这时，他又生出了一个“宝贝”——博尔赫斯书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的另一件“欺世盗名之作”。
这间书店一开张，就引起了社会和文化界的极大关注。陈侗以他极端自信和高贵的心态，把小小书店装扮得异常别致，与国家大型的新华书店相比，它显得极具个性。很快，这间书店成了四面八方的读者争相光顾的“圣地”。
张海儿(摄影家)
1993年1月 广州
海儿说，摄影是我们要用一生来做的事情，太看重名利是做不好的。有些人可以靠投机、靠应变能力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干艺术则是需要脚踏实地，像陈侗开一间书屋，从最小的，最繁琐的事情做起，这种人是不多的。的确如此，脚踏实地是张海儿最本质的一面。
陈凯歌(电影导演)
1993年3月 北京
陈凯歌信任了我并把自己的架子放下，他摊开两手站在书房里：肖全我现在听你的，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您能不能把这身西服换掉，我知道您有一件很棒的皮衣。
我话刚说完，凯歌果然进屋去换上了那件我指定的服装。
凯歌下了楼，我让他走进我预先看好的那块地方，先没急于“开火”。
我抓起一部机器，开始朝着凯歌“点射”。慢慢地，凯歌收住了笑容，这时他已准确地站到了我画面的最佳点。凯歌平静地看着我的镜头，这时，我的右手食指按着不动，机器里的胶片，像是认出了对方，争先恐后地跑出来看凯歌，这样一梭子下来。我知道够本了，鸣锣收兵。
窦唯(摇滚音乐家)
1993年9月 北京
我坐在他的沙发上，用了一半的心思去听，另一半留给了眼睛：小窦躺在床上抽着烟，紧闭双目，两只皮鞋被脚带上了凉席，这是一张被小窦睡得发红了的竹凉席。窦唯不太善于用语言表达，他的整个人始终处于沉默状态，所以他的工作与他的生活很难分开，他好像老待在音乐里。
王安忆(作家)
1993年11月 上海
王安忆的小说，我十几年前在部队当兵时就读过，现在我已记不清小说里的细节，甚至不能准确地记起那些发在刊物上的小说的名字了。
然而我的脑子里，却清清楚楚地记得王安忆所营造出的那些气氛，更清楚地记得她的作者像：梳着短辫子，干净的白衫衣，袖筒卷成三节，一顶草帽背在身后，背景是高高的艳阳天。
她的表情朴实自然，却又透出一种不可比拟的自信和女人味。
张艺谋(电影导演)
1994年12月 苏州
一周后，我抱着两大箱图片和全部底片回到工作室，张艺谋哼着小调和我做图片分类，他看着这几千幅图片说：瞧，刚开机那阵我还挺年轻，戏拍完了，我怎么老成这样了？说完又笑了，脸上出现一堆褶子。
巩俐(表演艺术家)
1994年11月 苏州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我几乎没有拍到巩俐一张好照片，这怎么可以？我不敢与她套近乎，因为张艺谋全身都长着眼睛。
在拍摄现场，巩俐常常和张艺谋开玩笑，他俩有时像小孩子一样开心地大笑，又打又闹。
张艺谋的小平头，就出自巩俐的手。巩俐一个月给艺谋剃一次，剃了几次头，戏也就拍完了。
刘震云(作家)
1993年9月 北京
在一个光荣榜面前，我请他停下来，他心领神会知道我的用意。“光荣榜”从小就伴随着我们成长，我们每个人被教育，要争当先进争当模范。那阵子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单位》、《官场》正被人们津津乐道。我下意识地觉得这个背景很符合他。他的作品有很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光荣榜”的背景也似乎有点儿“新写实主义”的意思。
尚扬 曾梵志(艺术家)
1991年8月 武汉
听尚扬说，他有个学生叫曾梵志，很不错。一天曾梵志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看起来很清秀。我们在尚扬的画室里聊天，我对他有很深的印象。他语言不多甚至有点害羞，我给他们拍照，面对我镜头的曾梵志，却不自觉地流露出他的另一面来，无论是他的眼神还有他的手势，都给我一种好感，看来这是一个藏而不露的人。
尚扬(艺术家)
1991 年8 月 武汉
一天尚扬带我去到他的画室，给我看了他的许多画，我非常喜欢。我们在画室里深度聊天，画画不是我的本行，我和他讨论人的精神力量。尚扬兄兴致很高，他那天抽了很多烟，看得出来他那天把我当好兄弟了。
姜文(电影导演)
1995年3月 北京
走，上楼去看看，他说。
我把机器装满“子弹”，我们在楼上练起来，越拍越疯。姜文说，肖全，你到楼下去，我站在房檐边上。在马路上，我用210毫米的长焦看这“小子”，我调动着他前前后后，穿过铁栏杆。姜文十分配合，我俩都挺过瘾的。
陈冲(表演艺术家)
1995年3月 北京
我在一旁等她，也在悄悄地欣赏她，看她始终挂在脸上的笑容、朴实而精致的发式、跟人讲话的神情和动人的嗓音以及她转动身躯时黑色毛线衣下清晰妩媚的体态。
陈丹青(艺术家)
1995年10月 南京
有一年在广州的摄影展览上，我们一道看布勒松、马克·吕布等世界名家作品。丹青一边看一边“骂骂咧咧”，妈的凭什么呀？这么完美的构图，不可思议的画面。
丹青还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他身上存留着稀有的民国范儿。
毛焰(艺术家)
1993年2月 南京
毛焰湖南人，性情豪爽，快人快语。他参加“广州双年展”的作品《小山的肖像》，其才华横溢被评委所公认。在展览的那些天里我们愉快交谈，打乒乓球，吃大排档。在参加展览的艺术家就要离开广州时，我们相互打气彼此鼓励。我拿出一本双年展的画册，毛焰在画册的一张空白页上画了我们三个人的一张漫画。他叫我大佬，手持一个大相机，他把自己画成一个顽皮的三弟。
三毛(作家)
1990年9月 成都
和我一样，她也最喜欢那张她坐在地上，两眼望着右上方的照片。她对我说：“肖全，我十几二十岁就梳着短发，背着包一个人周游世界，20多年了，还是我一个人。瞧!多么倔强的女人呵!”
她稍停了片刻说：“不，是完美，无价!”她轻轻拿起了这张照片，眼睛不离开画面。“这是我漂泊生活十几年的概括。”
易知难(歌唱演员)
1990年5月 成都
其实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重庆妹儿，一生就为爱情而来，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她还是那样美丽，那样爱说爱笑，偶尔冒出一句“老子”来。这些年知难儿再不出来疯了，平静地生活在成都。
肖全自述：
1996-2014年的18年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照片恰恰真实地反应了那个激情荡漾的年代。
我很庆幸自己既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
早在拍摄这些人物的时候，我想到过一件事。我对好些朋友讲，10年之后我再来拍你们。一眨眼这本书出版已接近20年了。2007年1月，艺术家张晓刚曾对我说过：“肖全你应该再来拍这帮人，你知道吗，很多人包括老外都是透过这本书，了解这些人的。十几年过去了，大家做了什么都写在自己的脸上。这不是几个人的输赢问题，是这个国家一代人的故事和形象。你要不做，没人可以做”。
我花过不少时间去做准备，最终我还是没有勇气来做这件事。其中的理由很简单，它源自我内心的脆弱。因为在我拍摄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是何等的年轻，个个风华正茂。其实我又何必去执着那个相呢，青春怎么可以常驻，每个刹那间的生命都在改变。好在20年前我为他们，也为自己留下了光荣的影像。此时此刻，我们绝大多数人正在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冬去春来，缘起性空。
“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这是唯一能确定的事
—(泰)阿姜查。
2014年10月28日成都
注：肖全，被誉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家”，“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1959年生于四川成都。
20世纪80年代中期，肖全开始了“我们这一代”的拍摄工作，辗转各地十余年完成图片部分后，又加以文字叙述，于1996年集结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以及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也使得他的照片集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这一代人生存的见证。正如展览策展人吕澎所说的，肖全是“我们这一代”中的一员，秉赋与天性使他通过照相机成为“我们这一代”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肖全用他的摄影呈现了一个特定历史的语境和肖像。他通过镜头观察与记录“我们这一代”中在文学、诗歌、音乐、影视、美术、演艺领域中的英雄人物的生活和工作，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他用一种特殊而连贯的摄影语言完整地记录“我们这一代”，为我们提示历史的形象与后面的故事，构成了历史语境的一部分。肖全历经千辛拍摄的“我们这一代”是历史的肖像，塑造了一个时代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
今日目录(2015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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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早结婚智商低，晚结婚情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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