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的前生——西夏王都兴庆府
2016/6/8 语文报社
银川在其城市发展中，辉煌巅峰是公元1038年到1227年间，作为当时中国大地上两个三足鼎立时期——辽、宋、西夏和宋、西夏、金——中西夏王朝的国都，它的建筑规模、科技水平、文化教育、人口数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就像一颗宝石镶嵌在公元11世纪初到12世纪初的银川平原上，也因此镶嵌在了中国古都的历史镜面上，诚如李廷先在《唐代扬州考》(P378)中说扬州城那样：“成了一个地区间乃至国际贸易的中心，吸引了来自亚洲腹地和西部的大量商人。”
贺兰山下的一个怀远小镇摇身一变为兴州后，很快就具备了一个西北地方政权政治心脏的各项功能，新的都城具有“人”字型的外壳，1.6：1的比例，恰好和人身体的高和宽比例一致，这是巧合还是西夏都城设计者的智慧所在？在西夏造房司的规划与设计中，一座座宫殿拔地而起，一个个中央官署围宫兴起，一所所学校(蕃学、汉学、大汉太学、内学等)顺势而现，一座座佛塔直插云霄，一间间作坊因市而生，一幢幢酒楼沿街而兴，一院院平房绕宫而建，一个新兴的都城出现在贺兰山下、黄河之滨。一个帝国诞生在即的巨大能量逐渐积聚这里，并且从这里也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一波一波地辐射开来，辐射的地区，逐渐成了党项羌的地界。兴庆府时期的银川，记录了这个城市千年发展史上最为灿烂的面孔，书写了其最为辉煌的流动轨迹，成就了其最为舒畅跃动的城市脉搏、抒发了其峰巅状态时的都城情怀。
兴州城， 怀远小镇的变迁
出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为迁居黄土高原上的党项羌赢得了政治资本，其首领拓跋思恭不仅得到了封官赏爵的待遇，还被赏赐其此后采用汉族姓氏李姓。他的子孙李继迁带领党项羌发展壮大后，图谋和宋朝分庭抗礼，到其子李德明时期，在抗争宋朝的路上越走越远，并将灵州作为其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而苦心经营。
公元1020年夏天，李德明将灵州作为党项羌政治文化中心经营时，从黄河对面一个叫怀远(今宁夏银川市)的小镇传来一种民间说法：镇西侧的贺兰山上有龙出现。一些大臣乘机给李德明说，灵州处于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上，容易受到敌方围攻，作为国都，它的环境还不如怀远镇，那里西有贺兰山作为天然屏障，东面和南面有黄河能阻挡敌方的进攻，西面可直接打通向西扩张的通道，不如在那里修建国都。德明采纳了这些大臣的建议，于公元1020年11月，将党项羌的政治文化中心迁往贺兰山下的怀远镇，并改名为兴州，为了避免来自北面的少数民族骚扰，他又下令在今天的宁夏惠农县庙台乡修建省嵬城，作为兴州的北门户。
跨过黄河，走进贺兰山下的兴州城，使党项高层贵族及一些民众彻底告别了游牧生活，从草原戈壁地带来到了宁夏平原上水利发达、最富庶的地方：银川平原。这里发达的农业为帝国的奠基提供了更丰富的经济基础，不久，其农业区域从银川平原扩展到了整个宁夏平原。宋朝经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城市功能的改变：不少城市和开封一样，从单一的政治或军事中心，转变为生产制造中心，李德明率领党项羌高层贵族进入兴州后，开始将这个塞上小镇逐渐改变为党项羌政权的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以致后来成为西夏帝国的制造中心、经贸中心和佛教文化中心。
公元1032年10月，完成党项政权重要转折的李德明去世，其子元昊即位，下令将党项皇室李姓改为党项姓氏“嵬名”，并且让党项统治氏族中所有“内”亲都采用“嵬名”，嵬名元昊还自称为“兀卒”，这个来自党项语的词汇相当于皇帝或后来蒙古人中的可汗，汉语的意思是“青天之子”。随之，元昊在兴州城及其辐射的区域内，开始推行一套独立的、行用汉地政权职官术语、具有明显宋朝风格的职官官衔称号，并且所有的职官官衔号都有匹应的党项名称。
银川，为什么是银川？
无论是李德明时期，还是元昊时期，为什么都看好此前一个山边的小镇作为后来西夏王朝的都城呢？中国著名的史学家谭其骧在为陈桥驿主编的《中国七大古都》一书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选择都城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三方面的条件来考虑的。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只需少量仰给予于远处。军司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既便于制内，即镇压国境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都不太远，道里略均，便于都城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按照这几点来分析，银川作为西夏王朝的国都的便利条件就很明显。
第一、从军事地理形势看，西夏原来的根据地银、夏一带，东南是北宋王朝领土，东北为强大的辽国，不但向外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周围靠近宋、辽边防重镇，军事上易受威胁，而其西北边广大地域，水草丰美，地饶五谷，宋、辽势力无法对这里进行有效控制，使这里逐渐成了回鹘、吐蕃等民族的活动范围，但他们的军事实力相对较弱。李德明父子便集中力量向西方开拓疆域。占领河西走廊后，贺兰山在北、西方面的天然屏障功能就能充分发挥，黄河蜿蜒怀抱兴庆府，从东、南两个方位发挥了屏障作用。
第二，从交通地理位置看，银川平原“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其地理形势比银、夏一带优越得多。从《西夏地形图》可以看到，由兴庆府经顺化渡或吕渡东渡黄河，可达银、夏州党项族的老根据地，并由此通达辽上京(今辽宁巴林左旗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北去白巴强镇军，可控制阴山东西向大道；西扼贺兰山的大象谷、大白羊谷等第9条山间谷道的咽喉，越过这些山间隘口可北去大漠边防地带，西北抵西北部重镇黑山威福军，西去凉州(今甘肃武威)和河西走廊的其他各地；南下直达原州(今宁夏固原)，并由此西通会州(今甘肃靖远东北)、凉州等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东南则直趋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以至关中。
第三，从经济环境看，兴庆府周围地区农牧业比较发达，黄河流域相对稳定的引黄灌溉农业可以保证城市的军需民食。除了原有的唐徕、汉源古渠等灌溉之利外，元昊时又修建了贺兰山东麓洪积冲积平原上长达200余里的“昊王渠”，使兴庆府四郊的农牧业生产有了更大发展，成为西夏境内的粮食基地和重要牧场之一。
第四、从身处周围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来看，宋代的怀远镇已是著名的“河外五镇”中首镇，李继迁攻取灵州时，“心逐居民城外”，数万百姓“皆徒依怀远”，说明该镇用地广阔，具有相当大的容纳力。德明在西夏草创时期，下决心将党项羌的政治中心由灵州渡河迁至怀远，其城市原有的基础规模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怀远镇原来的城池规模很小，不适宜作为国都的要求，史家在评论德明一生对奠定西夏基业的贡献时，把“北城怀远”也作为其重大业绩列入，可见定都怀远镇，重修兴州城是西夏开国前期的一件大事，小镇变成国都的首要代价是庞大的城市建设工程。经过10余年的逐步建设，这里的城池宫室才初具规模。
西夏时期的银川：天府之地+国都
带来宁夏平原上的富饶与美丽的最大功臣就是黄河，平原完全依靠黄河兴起，平原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水渠，这些渠系就像一部摊开的宁夏平原上的水系史籍。当平原上的渠系和西夏相遇时，出现的就是以西夏开国帝君元昊命名的：昊王渠——唯一一条以帝王名字命名的古渠，不难看出西夏立国后，在平原上完成游牧经济向农牧结合的两元经济结构中，对水利的重视。至此，党项羌政权来到平原上，下令重视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给年降水量在400毫米左右的干旱地区，奉献出了一个面积近1万平方公里的人工绿洲，一个北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样一个富足的平原地区，显然成了西夏王朝的国君考虑的立都之地。于是，宁夏平原在公元11-12世纪，迎来了它前所未有的开发高峰期，这种开发也伴生了它政治上最辉煌的时期。西夏王朝将国都定在了平原的腹地银川，建立王朝的主体民族党项羌摆脱了游牧生活，基本完成了从游牧状态向农业形态的转变，加上帝国所需的粮食生产，使其对平原上的水利建设开始了足够的重视。
李德明时期，就曾派一个叫贺承珍的人负责兴州的建筑工作，从灵州征集兵民，构筑宫殿、宗社等。虽然德明将这里当成一个都城来修建，但在他的眼里是一个小的地方政权的都城，而到其子元昊的眼里是一个抗衡宋朝、辽国的帝国都城，这就要求他在建设思想上和德明有着不同的视野，在规模上有很大的扩展，在形制上要借鉴宋朝都城的样式，结合当地特点来全面规划。公元1033年，元昊以避父亲德明的名讳为理由，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这标志着他开始用自己的年号。实行秃发令后的两个月，元昊就将父亲命名的兴州改为兴州府，定为首都，并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城、殿宇。
从西夏当时的经济势力和疆域规模来看，兴庆府的城市规模已是不小：唐代的长安城周60里，兴庆府城周18里，相当于长安城的三分之一；唐宋时期的都城城门都在10个以上，兴庆府的城门有6个。后来，随着城市建筑向南北扩散，兴庆府的城廓比例逐渐不再是“东西倍于南北”，而是1.6：1的比例，而这个比例恰好和人身体的高和宽比例一致，是巧合还是设计者的智慧所在？从兴庆府旧城遗址东端出土的砖瓦构件来看，当时的兴庆府已经完全能够利用黄河的自流水系来保证自己的给、排水系统。兴庆府的城市设计，直接受到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城的布局影响，城呈长方形，周18余里，护城河阔10丈；南北各二门，东西各一门；道路成方格形，街道较宽，有崇义等二十余街坊；皇家手工业作坊集中于宫城宫厅；宗教场所有承天寺、高台寺、戒坛寺、佛祖院等。城中皇家的宫殿园林占有很大面积，有一定规模的宫城，而一般居民则密集分布于数十个街坊之内，均为低矮的土屋或土板屋。就这样，一个贺兰山下的小镇，在西夏时期，很快变成了西夏的国都以及整个西夏王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中心。
在西夏政府机构中的造房司的规划与设计中，一座座宫殿拔地而起，一个个中央官署围宫兴起，一所所学校(蕃学、汉学、大汉太学、内学等)顺势而现，一座座佛塔直插云霄，一间间作坊因市而生，一幢幢酒楼沿街而兴，一院院平房绕宫而建，一个新兴的都城出现在贺兰山下、黄河之滨。城市最核心的地方，显然是皇宫所在，西夏《天盛律令》规定：未被允许而冒入皇宫者，依据入宫门深浅而判处不同的罪，最轻的是“车门”，其次是“摄智门”，再次是“广寒门”和南北“怀门”，误入皇帝“帐内”要判最重的刑，由此可见西夏皇宫建筑形制之复杂。后来，西夏境内的灵州、凉州、甘州等城市的建筑规模也随着都城的规模提升而扩大。(文章来源：博客中国唐荣尧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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