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雅玲：美联储6月份加息概率在60%以上|首席对策
2016/5/29 第一财经资讯
记者：李策
摄像：杨立培 孔凡天
后期包装：王晓蕾
首席对策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谭雅玲接受《首席对策》专访时表示：从期货市场的指标到整个市场舆论的预期，美联储6月份加息的概率应该在60%以上。加息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它更是一种战略。美联储要抓住时机加息，以此引导全球的利率正常化，尤其是美元作为一种霸权的货币，它也要去考虑汇率的霸权，这是一个长远的战略。
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谭雅玲说，她更倾向于扩大人民币的浮动区间，而不是先放开资本管制。这样对投机的人是一种考验，对企业也是一种保护，有利于对抗风险。应该把保证金融安全放在第一位。
谭雅玲说到房地产市场时表示：房地产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心产业。过度的房地产投资为真正的实体经济发展带来很多错觉，这是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教训。
专访视频
第一财经记者：最近美联储议息会议声明偏鹰派，多数委员认为6月份可能加息。最近美国cpi创三年新高，消费数据非常好。您认为美联储6月份会加息吗？今年加几次？对人民币汇率和大宗商品会产生压力吗？
谭雅玲：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在这个星期上升的比较厉害，因为从期货市场的指标到整个市场舆论的预期，大概它6月份加息的概率应该在60%以上了。尤其是美联储的几位官员的表态，因为他们觉得现在是美国经济最佳时期，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非常贴近美国经济现实的。虽然通胀指标并没有完全达到美联储的2%，但是美联储的政策的前瞻性应该比较强，加上石油价格现在的走势是在48美元，而近期很多大的公司都把今年的石油价格已经调到50美元以上了。所以我觉得下半年美联储或者美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的局面可能会使它加息步骤的实施，比年初偏冷的这种预测，可能要强一些。
至于鹰派和鸽派，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于他们风格的一种评估。我觉得美联储所有的决策官员可能更注重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因为利率毕竟是调节经济的，所以经济基本面如果利好的话，他应该采取一些加息的对策。因为毕竟零利率或者负利率的局面，对市场的不正常带来的后患应该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美联储的加息步骤是在引导利率正常化，尤其是美元作为一种霸权的货币，它也要去考虑汇率的霸权，它已经站住脚了，利率的霸权，它还没有站住脚。所以我觉得它的长远在于利率霸权的一种恢复，因为我80年代、90年代研究国际金融，美元利率是站在最高点，美元利率上，全世界上，美元利率下，全世界下。它应该现在站在发达国家的相对低点，日元和它应该是处在低点，其它的篮子货币的利率水平应该比它高。所以我觉得它率先走出了加息的步骤，我们除了要看短线，经济基本面和它的货币政策的导向，更要看美国金融大战略的长远，这样可能我们对美联储加息的这种预判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角度和新的预期。
第一财经记者：我们还看到，美联储在声明中显示，将于5月底进行小规模的国债公开销售。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的转变？这一声明如何改变对美联储年内的加息时间路径的预期？
谭雅玲：没有，我觉得它就是在资金流和现金流之间进行调节，所以美国的金融市场相对比较完整，而美国的监管当局或者是政策的指导部门，它非常有主见，所以它会灵活地使用很多工具手段，包括资产的组合，短期和长期的这种配置。因为在2013年前后，大家都在猜美联储是不是还要继续宽松，实际上那个时候美联储就采取了一个卖短买长的策略，它买的是一个长期的资产，它抛出的是一个短期的资产，它这种配置可能是为货币政策做很多的铺垫。所以我觉得美联储现在采取的一些做法，实际上是在整个市场结构上去保持流动性的充足性，使美元的利率的政策实施能够相对比较顺畅地进行。
第一财经记者：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A股暴跌，人民币汇率也出现了短时间大幅度贬值。关于股市和汇率的关系可谓众说纷纭。我们看到近期日元贬值，日本股市不断走高，然而俄罗斯卢布贬值，但股市一落千丈。您怎么看待未来人民币汇率和股市的关系？
谭雅玲：汇率是一个交往的杠杆的关系或者汇率价格的关联，而股票可能直接更反映的是上市公司的能力和它的水平，也就是它的竞争力。其实不用说太多，就看一个上市公司的国际的评估，百年老店，中国没有，日本有多少家？百年老店俄罗斯有多少家？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去想，我们的股票价格还是跟我们的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生产能力、创新能力，也就是核心竞争力有特别重要的关系。
而我们的上市模式，包括股票市场的构成，前期监管部门也做了很多评估，它是不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大家为了套钱，为了圈钱而进入了整个股票市场，或者资本市场。但是没有起到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上市公司应该对股票市场所做出的奉献，所应该有的担当。
所以我觉得讨论中国的股市和中国的汇率，可能它的个性化还是比较突出的，所谓的个性化就是我们的结构的配置不是很合理，结构的配置有错位，或者有脱节的现象，这样可能对汇率和股票的走势跟西方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日元在升值的时候，日本股票跌，但是日元在贬值的时候，日本股票会涨。而美国、欧洲的市场都会这样。我觉得，第一它的机制很完整，而它在保障风险和控制风险上有多种因素在里面驾驭着。再一个就是股票价格反映的实业和实体的技术和它的产品的能力，和它的这种影响力还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像我们国内考虑的是资金的规模，政策投向的速度或者是规模，我觉得我们讨论问题的角度还是比较个性化，还是有一个中国的特色在里面，这样跟国际接轨，跟市场完全接轨的层面还是存在着很多认知上的欠缺，行为方式的不当，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注重我们行为方式的积极进取，这样对真正的中国股票市场的繁荣，包括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依托。
第一财经记者：您刚才提到的结构不合理，是说我们因为散户占百分之八十几，这个成分不合理，还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股市繁荣反映的不是企业盈利的能力？
谭雅玲：结构不合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配置不当，因为我们的监管体制是分业的，因为从我们的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中央银行能看出我们是分业管理的，但是从股票市场，包括所有的资本市场，我们是混业在运作，混业在经营，比方场外配资的问题，老百姓的教育问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问题都会出现比较大的混乱，甚至严重的不专业，这样可能在股票价格涨的时候，大家是蜂拥而至，在股票跌的时候，大家是慌忙逃离，因为从去年到现在的很多现象都可以看出来了，所以中国股票2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起起落落，跟大家的行为方式和专业的认知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散户和大的机构的盘子的配比还是有很大的缺失的。
外国的证券市场可能是以机构为主的这种发展模式，而外国人的投资也会比较多，但是我们的货币和我们的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所以我们的国情特色个性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怎么找到自己国情的个性问题和找出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径，对中国现在的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建设性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财经记者：从这个角度上，您赞同一行三会合并吗？
谭雅玲：这个问题是是中央要统筹考虑的问题，不是靠一个机制或者一个组织架构的改变，就完全能够改变中国现在市场的很多瓶颈或者很多困惑的，因为综合配套的东西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第一财经记者：我们看到货币政策如果中性偏紧，对资产价格是有负向的影响，是不是货币政策更加审慎、偏紧的话，就有一个很好的投资房地产市场的时机？您这样认为吗？
谭雅玲：我觉得投资房地产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成功还是一个教训，我觉得我们要想清楚，房地产不是中国的核心产业，也不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核心产业，房地产叫第三产业，我们是工业发达的不足，我们的农业发达的很弱，我们去注重第三产业，它有点错位了，所以怎么定位房地产在中国经济当中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房地产是干什么的？是解决居住问题的，房地产在当下不是解决中国投资问题的，而投资的这种过度可能会对我们的主产业和核心产业，甚至我们真正的实体经济发展带来很多误区，带来很多错觉，我觉得这一点是过去几年相对来讲一个比较大的教训。因此我有时候坐飞机到各地的时候，飞机马上降落的时候，你看到满地都是楼，你觉得这样一个国家正常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东西应该理性和平和地静下来去想，这样对我们的市场发展会有好处。
至于货币政策对房地产的变化，我觉得这一届政府认识得非常清楚，就前面我所讲的这些，它已经是我揣摩中央文件的一个基本定义了，所以它在微调，它让房地产自己去发现自己的问题，主动调整，我觉得中央的这个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只不过是，我们的社会和民众的淡定和他非常正常的这种心态还没有调整好的话，那么我们房地产的起起落落还会继续下去。
但是我觉得从长远的角度去看，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注重到、恢复到我们的实业和我们的主体，或者我们的主板，这样对房地产本身的保障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要素。
第一财经记者：我们知道金融改革的一大重点是汇率制度改革。经过了之前的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扩大以及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后，目前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先继续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另一种是先放开资本管制。您认为未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优路径是什么？
谭雅玲：应该说这两年我们汇率制度的改革成果是很大的，包括我们的汇率机制，包括我们的市场、报价、体制变化都非常大，也引起了国际市场很大的轰动，甚至也影响了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报价的一种合理性和中国实际需要的一种主见。我觉得发展态势凸显了我们现在的金融监管应该是在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当中。
我更倾向于我们扩大浮动区间，把浮动区间扩大了以后，对投机的人是一种考验，对我们自己的企业也是一种保护，把区间拉大了以后，它的押注就不会那么准了，这样可能对防风险、抗风险都是非常有利的。
资本项目的开放，我觉得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第一，流动性过剩存在；第二，投机相对比较膨胀。如果这个时候的资本项目全面地开放，可能给我们带来对冲套利和整个金融安全问题带来的风险会比较大，因为我们的人民币从升值到贬值，市场的整个行为已经告诉我们了，外汇储备减少跟大家购汇的意愿有特别大的关系，整个市场的行为方式发生了一种错乱，这个对宏观经济指标，对现在我们资本项目的开放都有非常大的阻力。所以我们把金融安全放在第一位，审时势度地去选择资本项目的全面开放。
资本项目的全面开放，必须有实体经济的依托，而我们的实体经济处在这样一种关头，它对资本项目开放形成的担当应该不是很足，所以我们还要等待时机，凝聚自己的生产能力和实业的能力，使资本项目的开放有一个相对的保障期和一个安全系数，这样对国民经济而言，对世界稳定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在短期的未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会怎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怎么演绎？
答：货币政策的角度时紧时松，我觉得这个取向是非常准确的，就是我们不要期待降息降准，但是我们的宽松也是根据市场的变化去进行调整，我觉得中央银行现在在货币政策的执行和判断上，比过去的成熟性要强了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还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效应，重视实体和实业的发展，金融机构服务的功能能够对企业和真正的需要资金的机构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我觉得这种发展状态对中国经济的起色是非常重要的。
投资的角度去看，可能还要注重它的时效性，不是只要有了规模，这个投资的结果就会出现。我们过去那么多年的投资，实际上它的回报率包括它的效益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政策初衷和实际的结果有效地吻合到一块，这样注重它眼前收益的东西，这个对我们的投资指引是非常重要的。
财政政策，我们一直用“积极”这两个字，但是财政政策本身的空间，是看它的重点到底投向哪儿，因为过去我们的财政政策还是注重基础建设，而现在我们的财政政策除了基础建设以外，是不是能针对更多的群体，比方说小微企业的问题、农业的问题，去解决一些我们结构的缺陷，去推动一下我们均衡发展和有效发展，这个对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的意义对实体经济而言，对货币政策支持而言，都会起到引导、转型和有效的落实的影响力和指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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