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江出版社出版
(一)
李芳终于嫁出去了，这让她长舒了一口气。她大学毕业，曾在北京做过人力资源经理。她的父母一直担心，独生女儿年龄越来越大，会不会嫁不出去了。李芳也担心自己会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有可能一辈子生不了孩子。她26岁。
刚一结婚，李芳就丢了工作，因为她所在的公司不愿意批准两星期的带薪婚假。她和丈夫没有银行联名账户，她也不知道他的账户上有多少钱。不过，即便待业在家，李芳也没打算与自己的新婚丈夫谈论经济问题，因为她担心这个话题会“伤害他的感情”。因此，她的做法是宁愿取出自己的积蓄用于吃穿住行，也不开口让丈夫更多地共担用度。她还觉得，自己无权对婚房的所有权提出异议，即使房产证上只写着她丈夫一个人的名字。
“我没有权利剥夺别人的家产。”李芳说。因此，婚姻没有给李芳带来任何资产、财物或收入的共有权，尽管她纯粹因为结婚而丢了工作。那么，李芳何以觉得自己堪称幸运呢？好吧，因为她免遭了这样的下场——她的好朋友31岁，是一家跨国公司的总经理，拿着高薪，不过至今单身，因而被人贴上“剩女”的标签。
“好几位男士追求过她，但她都看不上，因为她把标准定得太高。如果再这样下去，她一辈子也找不到老公。”李芳说。
这样的情形肯定不对劲。
(二)
在中国，“剩女”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用语被广泛用于描述年近三十甚至更大、但仍旧单身的城市职业女性。诸多城市女性如果年近三十还没有结婚，都会像李芳那样表现出对于成为“剩女”的担忧之情。于是，很多人匆忙结婚——通常在初次见面几个月之内，就是为了避免被人称作“剩女”。而结婚的压力来自父母、亲戚、朋友和同事。
你可能更想不到的是，将“剩女”定义为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的，竟然就是号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全国妇联。此后，各媒体便通过文章报道、调查研究、卡通漫画和社论述评等形式，犹如推波助澜一般对单身女性大加贬斥，声称“嫁不出去”的知识女性数量日增，俨然成了一种“危机”。
某些新闻标题还颇具煽动意味，如《克服四大情感障碍——“剩女”也能脱单》《简单八招逃脱“剩女”陷阱》，以及全国妇联网站在201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之后发布的专栏文章《有多少“剩女”真的值得我们同情？》，文中写道：
长相靓丽的女孩子不需要太高的学历照样可以嫁入豪门，但相貌平平的女孩子则很难，所以，这样的女孩子就希望能够通过提高学历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悲哀的是，她们不知道女人是越老越不值钱，等拿到硕士、博士毕业证的时候，不料自己已经人老珠黄。
如此赤裸的羞辱性言论，其传达的性别歧视信息对其他地区与中国妇女面临同样问题的诸多女性而言已经不再陌生。
(三)
中文里的“剩”主要指应当扔掉的剩菜剩饭。用于指称女性时，该词语增强了中国大众传媒所掀起的这场宣传运动的情感共鸣。这场诋毁单身女性的宣传浪潮极具讽刺意味，独生子女政策下的重男轻女，和大行其道的女胎引产已经造成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男性大量过剩，连国务院都称之为“威胁到社会稳定”。据《人民日报》报道，数百万无法娶妻成家的男性更有可能参与“暴力、偷盗和聚众斗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在30岁以下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两千万人。
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女性人口偏少理应使她们在婚恋市场中占据上风。然而，中国社会的男权法则依然根深蒂固。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一旦对此类歧视性法则表现出排斥，立马就会受到媒体连篇累牍的猛烈炮轰，规劝她们最好不要过多专注于事业，免得终身嫁不出去。
尽管有女性会为了金钱而结婚嫁人，但我很少找到证据证明城市女性整体利用女少男多的状况谋利。相反，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算是最大规模的居民不动产财富积累过程中，中国女性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根据汇丰银行公布的数据，这一轮财产积累的总值约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3倍，在2013年年底超过了30万亿美元。很多女性被排除在爆炸性的房地产增值之外，因为价值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城镇房屋往往只登记在男人的名下。父母往往给儿子而非女儿购买房屋。为了购房，女性更是将自己的资财悉数交给丈夫或男友，而所购房产仅写着男人的名字。
(四)
采访的越多，我越感到迷惑，究竟有多少年轻聪慧、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职业女性心甘情愿地放弃价值不菲的财产，将用自己前半生的积蓄共同购买的房屋财产拱手交给丈夫或者男朋友。为什么有那么多受过教育、年近三十的女性做出有违自身经济利益的举动？我迷惑了好一阵子，直到我向自己的受访对象明确提出“剩女”这个问题。随即我才发现，尽管接受过高等教育，很多年轻女性却由衷地相信由政府和媒体推波助澜的这一毁灭性神话。这些女性因为担心嫁不出去，在个人和经济方面做出了大幅让步。
在某种意义上，“剩女”并不存在。这是政府为实现人口统计目的，即为促进结婚率、计划生育率并维持社会稳定而虚构出来的一个群体。媒体掀起的“剩女”宣传运动只是近年间的信号之一，不同于主流新闻机构的各种宣示，中国女性一直感受到的，是在权利财产方面相较于男性的大幅退步。正是在这一更为广大的层面上，广大女性才成为“剩女”，才让步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跨越发展的目标。
(五)
26岁的张玉，她毕业于长沙一所大学，2013年为逃避家人来到上海开创自己的事业。被父母催婚多年之后，张玉终于忍无可忍。“我干脆决定，既不结婚也不生孩子。”
在这个知识女性常被家人、朋友和媒体唠叨，不赶快结婚就会遭人唾弃的国度，张玉不结婚的誓言显得特立独行。然而，如果女性的权利不能得到改善，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像张玉那样拒绝婚姻。
大学毕业之后，张玉为了省钱，一直与父母同住，一度对父母关于自己可能成为“剩女”的担忧摇摆不定。可在阅读到女权主义网站刊登的文章之后，她逐渐认识到，目前流行的这个词语不过是想把女性拽回到家庭。于是她大胆辞职，舍弃温暖的家庭来到上海，与另外九个人同住一室。目前，她很喜欢自己新交到的朋友，以及那种自由的感觉。“男人还在用旧思路考虑问题，但女人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现在感觉很轻松。”
北京的一个年轻女孩得到跟张玉一样的结论。“婚姻制度基本上有利于男性，女人受到伤害的时候，这样的制度根本无法保证我们的权利，”她对我说，“单身才是最理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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