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像要不要倒掉？
2016/3/22 奴隶社会
题图：作者提供。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705篇文章，来自公众号“心坎儿 (xinkanr)”，作者歆儿，来自北京，牛津大学生化系博士，目前长居新加坡。欢迎转发分享，未经作者授权，不欢迎其他公众号转载。
塞西尔·罗德(Cecil Rhodes)，英裔商人，以创始钻石矿公司戴比尔斯(De Beers)发迹，之后参与到当时英属南非政界，他的一系列施行政策都在配合大英帝国在南非以及整个非洲的扩张。1889年，他领导创建大不列颠南非公司，效仿在亚洲的东印度公司完成在非洲的殖民和开发活动。从政治观点和个人理念来看，罗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他曾说过：“我很得意我们(指英国人)是世界上第一等民族，我们在世界上占有生活的地方越多，对人类就越有益处。”他坚决反对将投票权给予南非当地原著民，认为他们是“生活在野蛮部落里”只能“被占有的种族”。
在罗德去世时，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曾想用他自己的财富建立起一个秘密社团，来帮助大英帝国“用它完美的系统”占领统治全世界，从非洲到中东圣地，从南美到太平洋岛屿，从马来群岛到沿海的中国、日本，直到“光复”美国，一个“由殖民地代表的帝国国会”…“将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战争不可能再被挑起，而实现人类最大的利益”。
虽然罗德的“秘密社会”没有被完整建立起来去实现他的理想，然而就是这个人，留下了一大笔财富，成立了“罗德信托”，时由内森·罗斯柴尔德管理，用来建立和颁发“罗德奖学金”。罗德奖学金成立于1902年，成为世界上第一笔大规模颁发给国际学生的奖学金，用于资助英属地区的优秀青年到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以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统治的接班人。
100多年过去后，今天罗德奖学金的殖民色彩早已淡化。经过历届获奖学者的努力，奖学金从1977年开始接受女性学生，1991年开始接受黑人学生，2002年与尼尔森·曼德拉合作成立曼德拉罗德奖学金用来资助更多的非洲学生。从去年开始，罗德奖学金更走出曾经的英属联邦地区，第一次开放给了中国大陆的学生。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时代价值观的转变，获奖地区和学生的多样化，对罗德本人及一切相关罗德本人的批判也越来越多，要求去除和改变对他的一切纪念形式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去年四月，经历一系列学生抗议反对活动后，一座于1934年矗立起的罗德雕像在开普敦大学被推倒，移除当天校园里一片庆典式的欢呼，倒下的雕像随之迎来的是被学生套在脖子上的铁链，以及接二连三扔过来的鸡蛋和垃圾。随后，这些抗议活动更直将矛头指向了今天罗德信托的所在地牛津城：罗德当年所就读的牛津大学奥立尔学院的罗德雕像，抗议活动名为“罗德必须倒掉(Rhodes Must Fall)”。
这项活动引来了牛津上下以及所有过去的和现在的英联邦属地的热烈争辩。但上个月底，该学院最终决定雕像将被保留，因为雕像早已失去对罗德个人的崇拜与标榜意义，在今天仅仅标志了这个参与并引导过历史形成的人物及他所代表的过去。事实上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辩中，支持雕像保留的学生学者大有人在，不分种族和文化背景，而学院在面临未来校友对于罗德像倒后自己是否还要继续捐赠于母校的犹豫也不得不再三顾忌。
图：2015年4月开普敦大学移除罗德雕像。
我在2009年从香港申请牛津博士课程的时候，曾经过电话和两轮面试进入最后一轮罗德奖学金的选拔，全港三选一。最后的选拔过程包括在第一天傍晚与7、8名面试官共进晚餐，和第二天上午的正式面试对答。三名学生中我是唯一一个来自内地的理科生，自认为对于学习内容的理解、将来科学职业道路的发展以及香港社会在科学技术上须待解决的问题等等内容思考的已经很成熟了，却在最后一轮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挑战。
晚宴设在老的中国银行总部楼顶层，会员专属的中国会。面试官往往都是过去的罗德奖学金获奖者，更不乏在香港和中国生活多年的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外国资深学者。饭桌上接二连三的出现了我以前从未准备过的关于历史与政治的讨论，从西藏的管理一直到伊拉克战争的立场问题。没多久我便感觉自己的想法和论述和大半个台面起了对立。我想对立观点也许并不是致命的弱点，而弱点在于我并不能足够的阐述清楚这种对立观点的证据来说服他们。这和我自小接受的教育固然不可分割，但也和我对这方面内容的忽视与准备不足也有很大关系。第二天早上，在通往面试厅的电梯里，我偶遇其中的两个面试官。不知为什么，他们问起了我父母的职业。我想这应该并不完全遵守面试的规则，却隐约感觉到自己的表现并不理想。
图：中国会楼梯一角。
最终我没能拿到罗德奖学金，但紧接着获得了专业里有最高知名度的维康信托奖学金。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自己庆幸塞翁失马，因为不但得到了真正专业上的认可、远离了罗德所牵扯的一系列敏感话题、也同时获得了一笔比罗德更丰厚的补助。但这段时间里我也总忍不住会想知道当年的结果和罗德奖学金的历史背景是否有关。不论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我想看到这里大家都会认为我会成为“倒像派”的一员吧。
但事实上，这次罗德奖学金的经历成为了我教育经历上的一个新的起点。从那天的面试晚餐到后来在牛津大大小小的晚宴聚会中，学生间、和导师间、和校外访客间的沟通绝不会局限在学校和学生生活中，绝不会止于为社会上大多数人认可的“常识”上，牛津人不畏惧争议，也更不会为了让谈话各方感觉“舒服”而避免争议。观点可以有不同，有时也可以有对错，但避而不谈从不是一个严谨学者的求实方式，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摆出来、陈述辩论出来才可以让各方来评判的。我曾经所参加的国际关系社团就在我任职期间内请到了极富争议的前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来与学生对话。类似的事情在牛津司空见惯，请来某一个人物从不会意味着这个团体赞同或者支持这个人物，只为搭建一个讨论的平台，让学生可以掌握更多的事实、更多的论点，来充实自己。
在牛津的四年里，从各种专业的精英那里，我听到了太多对待各种事件不同观点不同角度的论述，我也会逐渐去研究消化一些论述来丰富自己的认知，然后去用这新的认知去尝试解答新的问题，再加以改进。可以说，我的博士科目生物化学只是当年学习经历的一部分，甚至说与课外这些经历相比起来，只能算是人生学习的一小部分。我想今天的我，如果再坐回7年前的那张饭桌，无论对方的立场和背景如何，即便是保持同样的结论，我都必然不会再用一样的态度和论点。
图：牛津辩论赛。
罗德像如今就好像这样一个敏感而让人不舒服的话题，或者说代表着一个错误的理念。但不管有没有这座雕像，他的信仰都已经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他的策略也只成为了历史记载中的一笔。雕像留着不会有新的罗德学者去顶礼膜拜、不会有更多的种族限制被尊为社会守则，砸了雕像也不会让人们的生活得以改进、给更多受不公平待遇的世界公民带去改善。如果换在一个都城、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区，这样的雕像也许早已被政治需要或者平定民心的需要所砸倒。而这也往往是很多美国大学甚至有些英国大学所会采取的决策，来维护“正确的政治观点”。但在牛津，这个上千年一直都在保存着自身的完整性、保护着历史的完整性的地方，它只是那一个时代产物的标志，就像其他许多旧时代遗物一样，告知着他们曾经的存在，也警示着人们过去曾有过的黑暗。
在宣布雕像将被保留的时候，牛津大学校长、末任英殖香港总督彭定康说：“如果这所大学的人无法做到要显示出像尼尔森曼德拉对于罗德和对于历史所彰显出的宽恕和包容精神，如果他们无法接受对任何一个本科生都对最为重要的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书中的所有价值观点，如果他们无法接受和面对这相关的一切观点和事件的话，也许他们应该考虑到别的地方接受教育。“显而易见，这最后半句话激怒了相当一部分的激进学生和学者，认为彭定康傲慢的要将这些不同意见的人赶出去，却往往忽略了他紧接着说的一句话：“但我希望他们能够正视这些观点和问题，并且参与到辩论之中。”
这才是真正大学决定对其保留的根本。有获奖学生站出来说：“奖学金买不了我们的沉默”，这其实正是学校和整个社会需要赞许和维护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罗德最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无需争辩也早有定论，如今他的所作所为对当时历史的发展和人的影响却仍值得探讨，对今天政治社会的形态依然有遗留的影响。如何正确对待罗德的这些遗产，以及类似于罗德的人和家族的遗产，无论是财务上的还是理念上的，如何确保这些遗产不会再对后世产生消极作用，这才是罗德信托管理者、获奖学生、牛津大学、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参与进来的讨论。而这些问题，都绝不仅仅是推倒一座雕像、从今往后对罗德一次避而不谈所能解决的。
图：牛津大学奥立尔学院前的学生抗议者。
前一段时间看到这相关一系列的新闻后，我和当年最终获奖的那位香港同学Lincoln聊起了这件事。他说其实罗德学者对待雕像的争辩几乎从没中断过，但更重要需要解决的正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问题。Lincoln如今在美国做博士后，每年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北京，致力于中国历史资料数据库的整理和建设。我想不论奖学金背景如何，这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牛津学者：能够公平而坦白的直面历史，而以所学为今天的人和社会做出一点一滴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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