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一线
2016/5/13 奴隶社会
题图：来自作者。
奴隶社会的第763篇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天地人和消费合作社 (ecorice)”。欢迎转发分享，未经作者授权不欢迎其他公众号转载。
引言：一年前，我写了一篇《汶川七年，我给自己的纪念》并发表于NGOCN。转眼一年，NGOCN原公号已不存在。斯文已矣，斯人已逝，但纪念不息。略作修改，旧文重发，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当然，也不仅是纪念，最近的一个个新闻让人无力，但总是有一些人和一些事，值得我们微笑着活下去。
“一小时内回来”
2008年5月12日午后，我如常坐在绿色和平位于北京朝阳区的18楼办公室。几阵摇晃过后，以为北京地震了。然后几分钟后就知道，是四川地震了。
绿色和平有一个RR机制(Rapid Respond，环境灾害快速反应机制)。2-3小时之后，RR就启动了。办公室最大的会议室被封闭起来作为指挥部。负责领导和协调RR的同事，以及各种设备，迅速汇合到指挥中心。闲人免进。受过RR培训又愿意加入的同事，可以自愿去报名。我去报了名，得到的回复是“待命”。
5月16日，三位一线经验最丰富的同事，钟峪，刘兵，毅桦，已经悄悄潜入灾区一线。作为先头部队，他们下去摸底探路。我们的目标不是去救人，而是去救化工厂。因为地震发生以后，很多化工厂损毁，危险化学物质，例如浓硫酸、五氧化二磷等等，很容易发生泄露和爆炸，或者被堰塞湖冲刷到别的地方，污染水源或者发生危险。专业上我们叫做“次生环境灾害”。政府和志愿者忙着救人，但当时几乎没有人能顾得上灾区内那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化工厂。
摄影：刘尚文
5月20日下午，我外出开会中。手机响起。“一小时内回来。”秒懂。回到指挥中心，听完简短的说明会，后勤同事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第二天早上的机票和一份准备事项清单。
晚上考虑了一下，还是给远在广州的父母打了电话。
“你们前方3公里头顶有一个堰塞湖，尽快反向撤离!”
5月21日上午8点半，北京首都机场。另一个同事已经把一整车的装备物资，包括卫星电话、手持GPS、巨多的电池、采样工具、摄影摄像工具、防化服、防毒面具、快速测试工具、应急药品等等，运到机场候机楼等着我们。我和虞鑫、赖芸一个团队下去(两天后又派出了另外两个团队)。
不到中午，飞机降落到了绵阳机场。机场停了一些军用直升飞机，走过停机坪，外面同事和车已经在等着了。到了酒店，跟先头部队同事汇合，简单吃个饭和说明情况，就出发了。
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尽量去到每一个道路条件允许到达的化工厂，排查风险。如果找到危险的化工厂或者化学品需要转移，我们记录下来，在厂外设置危险警示牌(以防止附近居民误入)，然后通知环保部门或当地政府派专业的人或者设备(例如运送转移化学品的车)前来处理。
我们是以小分队的状态工作的。每个队四个人/角色。队长一人，负责决定重要决定，例如前面有堰塞湖要不要继续往前开，或者遇到一个倒塌了一半的化工厂的时候决定同事到底要不要进入(因为同事在里面的时候如果刚好遇到余震引起化工厂的二次倒塌，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化学品处理专长的同事一人，负责确定进入某一个化工厂时要穿戴什么装备(口罩面罩都有好多种)，进去后快速识别化学品类型和危险性，给出处理建议。司机一人，负责安全驾驶着四驱车走过各种头顶有落石、前方有大坑和巨石的四川山间小路。我是第四个人的角色，负责确定路线和导航，与总部联络对接，记录和整理每一个化工厂的数据和处理情况，包括拍照和摄像。
图：走在废墟中的我
培训和实战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第一次去实战。我上了车拿到等高线地形图，一下子就蒙了，居然怎么看都看不懂。(我不知道当时同事为什么没有掐死我…)5-6级余震，感觉到车在摇，周围的房子在唰唰响，到后来才慢慢习惯了。有时候手机里传来后方同事的警告：你们前方3公里头顶有一个堰塞湖，尽快反向撤离!——然后我就马上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声(虽然表情淡定)。
在之后的6天里，我们三个小分队分别在绵阳、德阳和彭州展开工作，排查了大约150家危险的化工厂。之后大家也不休整，直接飞回北京，回到各自原来的团队和项目，该干嘛还是干嘛去。大家这么多年以来都极少提起这段经历，似乎那就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出差罢了。
后来的他们都去了哪？
2016年5月12日14:30，转眼八年后。
我在开往天地人禾向阳村基地的长途大巴上。朋友圈这几天都是各种死亡和被死亡的讨论和情绪，能活到今天，真是奇迹。而瞥见一些微信群里出现的几个“汶川”、“八年”、“忘记”之类的关键词，一下子上面的那些场景，就历历在目。
我之前真的忘记了。然后我发现，我只是以为自己忘记了。
今晚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忽然好想找回这群一起救灾的朋友聚聚，喝一杯。哦，大部分人已各奔东西，不过还都在环保公益的圈里，只是天南地北。
刘兵在另外一个环保机构继续他的森林保护事业。他当时在灾区的时候坚持晚上一定要睡在两张床中间的地板上(因为他觉得如果晚上余震把天花板震下来的话也有两边的床挡着，不至于睡梦中就被砸死了)。事后这一直被传为美谈。
钟峪后来一直在一线跑，大连漏油事件等重大环境突发事件一线，都有她的身影。过去几年她背着空气检测仪跑完了北京和广州的全程马拉松，然后告诉大家空气到底有多污染。
毅桦出国留学，回来去了另一个公益机构做负责人。
Kevin，去了乐施会。
牛同学申请到了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继续他的国际公务员职业理想。
某环境调查员同学，依旧每个月每个月的给大家实地抽样着蔬菜、大米、土壤等等，据说每年完成好几千个样品。(可惜很多数据都不能公开)
另一位姓刘的同学，用两年时间独自走访了中国的几十条癌症村，写了一本书，《强国病村》。(可惜大陆一直无法出版；有港版)
赖芸和几位小伙伴一起在广州创办了鸟兽虫木自然保育协会，带小朋友和家长去认识和体会自然之美。
…………
我在做天地人禾。种田卖米。
那些经历和感受，成为了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的基因的一部分
我想起当年开车路过的一个绵竹附近的村子，尽管不少房子塌了，一些村民已经在路边打着麻将，一些在田里补秧，忙起农活来了。
我们的车子不小心滑进水沟里，一群村民跑过来，硬是合力把我们很重很重的越野车，抬了上来，然后他们又散去忙各自的事情和生活。
所以，各自的生活和职业，都还在继续着。对于那些失去孩子和亲人、失去房子和财产的灾民，生活在继续。对于很多当时去救灾的人和志愿者，生活在继续。只是不会真正忘记，过去也不会真正过去。
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段经历，除了满足了我年少时那种英雄主义的冲动以外，它让我真正感受到所谓的“渺小”和“无常”。那张化工厂布满裂纹的墙体上的“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的大红字标语，还会在某些时候飘进我的脑海里。名利都是浮云之类的话我不敢说，也做不到，但感触和提醒，一直都还有些留在那里。
摄影：刘尚文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由灾难驱动的国家。每次大的灾难过后，社会才有机会进步一小步。最近几年，每逢灾难，大爱无疆必风行神州，但公众似乎越来越不感冒。大家都第一反应会问“钱去哪里了？”，媒体上流传很多骗捐或贪污救灾物资的新闻，或者在报道某某人或者机构要投入多少巨资去救灾，又或者大家抢着围观某些人的救灾表演。反正，灾害变成一种消费，灾害和灾民则变成了谈资和投资，感觉比较负能量。然而每次我都会想起当年那些一起下去灾区的小伙伴们，以及路上我遇到的那些志愿者和灾民，我知道这样的小伙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专业扎实，又觉得多了许多可以对冲的正能量和希望感。
我抱着电脑敲着上面的文字，最后只是感觉到，其实没有什么会真正的被忘记，也没有什么会真正的过去。那些经历和感受，经过岁月的打磨和沉淀之后，成为了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的基因的一部分。
作者介绍：刘尚文，200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先后在绿色和平、SEE基金会工作，一直喜欢大自然，资深广州吃货一枚，看到欧美、日本、台湾都有美丽的乡村、社区和人，一直希望自己身边也有一个，能够生活其中。(个人微信：Shangwe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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