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点之间，最有效率到达的往往不是直线
2016/4/8 中外管理杂志
▲图片来自网络
按照我们传统思维的培养方式，我们在数理层面上接受的认知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是在物理层面上却不尽然，在现实中更加不尽然。
上图中的圆圈，要滚落到右下角的另一端，在重力作用下，最先到达的线路居然是那条曲线，直线次之，折线最慢。当然，并不是所有曲线都能够实现最快速度，众多曲线中只有一条，也就是上图中显示的那条曲线，被称之为“最速曲线”。
而这幅图是对最速曲线的选择和分解。基于外在各类因素的综合作用，不同的曲线中只有一条是最快速的；而在同一条曲线上，各个圆圈的位置远近不同，同时启动，到达同一个终点的时间却是相同的。这说明虽同在最速曲线的轨道上，但位置的远近不同，产生的结果也是不同的。所以，同一曲线上的最佳位置也是一个支点，只有这个支点才能有效产生最佳势能，达到最佳效果。
在现实中，两点之间的直线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它更多是一种理论上的价值，一种剔除了所有外在因素的定义判断。在现实中，大家运用最多的，往往是寻找最速曲线。举例来讲：子弹、炮弹、导弹的弹道是弯曲的，而不是直线的；足球中的撞墙式配合和篮球中的挡拆战术都是以效率为前提的突破法则；滑雪运动员的目标是最短时间冲线，所以他在乎的不是两点间的最短路径，而是最快路径，如果是沿着最佳曲线下滑，定会获得更多的优势；高速公路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至少每隔一段距离就要有一定的弯度，以保证高速行驶的汽车司机能够保证注意力集中和手脚灵活，保证有效行驶，保证能够最有效地到达目的地……
首先，举个例子，谢里曼。
19世纪的考古跟现在可不一样，那时候，需要自己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可以，所以，古希腊文明和爱琴海文明一直只存在于书本上，很多的学者和历史学家都只能是通过古籍来研究这段文明，但谢里曼则不一样，他痴迷于荷马史诗，但决心在有了充足的财力之后才开始考古研究，于是，谢里曼去当学徒、售货员、水手、信差、商人，虽然谢里曼从事商业和投机买卖，面对的都是一些琐碎的、毫无浪漫可言的事务，但他却从未忘记过自己童年时的理想，没有忘记过研究古代希腊。利用业余时间，他自修了古代希腊语，而通过穿梭于各国之间的商务活动，他还学会了多门欧洲语言，这些都为日后的“奇迹”打下了基础。
当财力达到要求之后，1870年，他开始在特洛伊挖掘。不出几年，他就发掘了九座城市，并最终挖到了两座爱琴海古城迈锡尼和梯林斯。这样，商人谢里曼就成了发现高度发展的爱琴文明的第一人。谢里曼的发现在世界文明史中具有着重要意义，这使他取得了作为一般商人所无法想象的青史留名的成就。此时，人们才真正明白了为什么痴迷考古的谢里曼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去赚钱，因为像许多事业一样，考古研究特别是发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也需要衣食无忧的心态。
我们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布莱德雷。
美国五星上将布莱德雷，从小就立志要当个将军，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在西点军校毕业后却选择了当教官，而且断断续续干了13年，而他的绝大部分同学们，都直接进入军营，直接奔着将军去了。
他在教官任上：精心培养了自己的合理推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这为他成为美国将军中心思最缜密、做事最有条理的人之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锻炼了自己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这样为他成为既注意进攻、又强调后备的攻守平衡的将军做好了准备。然后，他当教官、在马歇尔、麦克阿瑟这些大人物面前尽情地施展才华，于是，逐步获得了成长：教官、系主任、马歇尔秘书、军校校长、步兵师师长。
这个结果很有戏剧性：在绕了一个大圈后，布莱德雷成了西点军校同届毕业生中第一个当师长的人，跑到了那些一直在走直线的同学前面。此后，布莱德雷一路飙升，在短短几年间，就从师长升为军长(1943年4月)、 集团军司令(1943年10月)、第12集团军群司令(1944年8月)，并于战后出任陆军参谋长(1948)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49年)，远比巴顿和麦克阿瑟要春风得意。他选择的成长路线，看似跑偏了，但却是一条攀向山顶的最快捷的曲线，而他的成就足以与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并列。
最后一个例子，撞墙式传球。
足球运动中的撞墙式传球是指：进攻方球员A为了摆脱防守方球员，将球传给同队队友球员B，在传球的同时球员A迅速摆脱防守方球员跑到有利位置，而球员B不作任何停球，第一时间将球传回到球员A最新所在位置。由于球员B不作任何停球，第一时间将球传出，而且位置恰倒好处，就象球员A把球踢到墙上反弹回到自己脚下一样，因此称为撞墙式传球。
所以，两点之间，最有效率到达的那条线才是最短的，这条线却往往不是直线。
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比如企业，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把个体与组织的才华、发现机会和把握机会的能力充分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减少障碍和摩擦，才是最快的成功之路。
作者：钟清扬
来源：支点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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