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把直播平台当真实社会！
2016/9/30 中外管理杂志
直播暂时的“狂欢与胜利”带来一个扭曲的事实：为了钱似乎什么都能做；不用出门上班就可以挣钱；为了讨好观众，可以不做真实的自己……
文/本刊记者?谢丹丹
人们对直播最初的了解，来自于《每日邮报》对韩国少年金成镇的报道，这个少年仅凭每天在网络上直播自己吃晚餐的过程，就能挣得1000英镑。
而随后，国内的直播消息也不断传出，媒体用这样的标题“躺着挣钱成现实”来报道一名靠“睡觉”获得万名观众的女主播。她被王思聪打赏了价值7万元红包的消息不胫而走。
纵观直播最初的蹿红，当一小撮人通过无聊、美色获得“第一桶金”之后，这种“胜利的欢呼”蔓延至整个直播平台，并在媒体的“帮助”下，不断被放大。
媒体对直播极端事件的报道，虽然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但是这样的“狂欢与胜利”带来一个扭曲的事实：为了钱似乎什么都可以做；不用出门上班就可以挣钱；为了讨好观众，可以不做真实的自己……
直播“低俗化”是如何形成的？
打开各个直播平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容貌相差无几、浓妆艳抹的女子。只有在其大头照片下面才能看见一排小字，显示着直播的内容。当然有的人连直播的内容也懒得写。
艾媒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在线直播/网红行业专题研究报告》显示：目前77.1%的网民认为，在线直播平台存在内容低俗化。
直播平台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呈现形式示人？看直播的究竟是什么人？来自清博大数据的网络直播报告显示：20-29岁的群体占比近半，而男性占比超过八成。80、90后宅男成为捧场王(2016年4月的百度指数)。以体量较大的秀场直播为例，用户画像为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人群占比高。
从以上数据可以隐约猜测，以花椒、映客为例的全民直播平台都是在竭力满足这群人的需求。而他们的消费水平足够支撑道具的花费吗？一场无聊的直播为什么会引来那么多人的围观？女主播到底挣的是谁的钱？
事实上，直播造假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2015年，某主播在斗鱼平台直播游戏“英雄联盟”时，聊天室观看人数竟超过了13亿。甚至还有热心网友测试黑屏直播3小时，竟也吸引了61人“观看”，并总结出了真实观众的计算公式：21+X+39X=显示观众数(X为室内真实观众)。
而普通观众所看到的赠送道具，也不一定是真的。打开淘宝，搜索“直播代刷”，已经有眼尖的商家推出各种替主播刷礼物和粉丝的服务了。店主打出广告，“主播刚开始直播，没有人送礼物，直播间显得寒酸不堪怎么办？我们来帮你!”
主播自己刷道具，只是直播中的九牛一毛。据业内人士透露，网红经纪公司通常以折扣价一次性充值，将虚拟货币全部花在公司旗下的主播身上，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引来更多人的围观。而之后，主播又与经纪公司分成，经纪公司又收回一部分成本。
仔细思考直播火爆的背后，其实是一场媒体、资本、直播平台、网红的“合谋”，他们先是创造出一种直播能迅速致富的假象，吸引主播慕名而来，但当前来的淘金者们发现现实并不如此的时候，开始剑走偏锋。资本、直播平台也在利益的驱动下，选择纵容和默许。
而几股力量合谋，为当下的无聊经济“添砖加瓦”。
误把直播平台当真实社会
在这场虚假的繁荣中，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是两类人：赚到钱的女主播和围观的青少年。除了内容本身的影响外，他们常常会误以为直播平台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真实的，甚至可能对其职场发展以及人生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误导一：金钱至上，“有钱就是爷”
只要喜欢就可以“献上”金钱。傅园慧成名之后，在某直播平台上进行直播，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不要送东西啦。”最后，她直接发飚：“你们这不是都变成送钱了么？让我充满了罪恶感!”一位声称送过六七万礼物的“老司机”曾在知乎上表示：送礼说到底就是找虚拟成就感和满足感，但“玩”多了也觉得没意思，毕竟大家都只是为了钱。
误导二：按照别人的意志生活，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
记得央视有一档节目，曾提及一位二十岁左右的网红，在一夜之间将自己发布的2000多张照片全部删除。因为她突然间觉得很累，自己每天拍摄几百张自拍照，精挑细选找出最满意的一张发到网上。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自己为了讨好他人，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于是，她开始对“网红”的身份进行反思。
误导三：以丑为美
除了靠颜值以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暴露呈现自己丑态的一面，博得眼球。在《快乐大本营》制片人罗昕看来，“如果直播平台充斥着以审丑为美的价值导向，这在传媒的社会责任感上是有所缺失的。”
误导四：赚钱很容易，不用工作
现阶段的直播平台仍然被一些无聊、单调、同质化的唱歌跳舞，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以及“自嗨”所占据。当这些“无聊经济”都能赚到钱的时候，也许会导致更多的青少年产生一种错觉：我只要呆在家，“直播一下”，不用出门工作就可以赚到大笔收入，在很年轻的时候虚度光阴，忽视了对自身生存能力的培养和打造。
如何引导，呈现两派声音
面对目前直播平台的价值导向，《中外管理》采访的人群中呈现出两种声音：一是干预纠偏派，二是市场调节派。
罗昕是干预纠偏派的坚决拥护者。在她看来，直播作为媒介，对青少年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由于青少年心智发展还不完善，很容易将直播平台上看到的东西当成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事实。直播让年轻人更自由地表达个性，但是如何引导他们往更健康的方向走，是需要平台考虑的。
新华网络电视CEO杨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无聊、网红霸屏的原因，在于很多主播十七八岁、二十出头，他们所在的年龄和环境限定了其认知和见解。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责任的媒体、网红去适当引导，从而让更多正能量占领直播平台。
与他们相比，《广告导报》主编、电影制片人凌平显然更加乐观。在他看来，现在直播平台大多是“搔首弄姿”，主播通过最简单的形式获得第一桶金。但大多数有危机意识的网红都能够意识到，泡沫一旦破灭，如果传递的内容不能变得更有价值，就无法活下去。主播们也必定面临转型。正如有些影视明星，最初靠裸戏“取悦”观众，形成自己的品牌之后，谋求洗白和转型。
如果靠市场调节，直播是否会昙花一现？凌平的答案是：不可能。直播解决了“无聊”需求。而现阶段单调、同质化的直播内容最终会经过转型，逐渐走上正轨，例如教育、医疗健康等。
天娱传媒品牌中心总经理赵晖也认为对于当下的现象不必过于担心。“当大家挣不到钱的时候，其实也就自然退出去了。”再加上，青少年不仅仅受网络环境一方面的影响，在家庭和学校所受到的教育，也会帮助他们对直播进行综合判断。
而在今年6月份，某直播平台的数据统计显示：平均每位用户观看直播的时间仅为三分钟!这意味着：如果只靠无聊和打擦边球，无法有效粘住用户，更无法让用户为此付费。
毫无疑问，作为媒介和企业的直播平台必须承担一定社会责任。正如罗昕所言：“做了《快乐大本营》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要做一些向善的、快乐的内容，不能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责任编辑：朱丽
来源：中外管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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