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斯: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
2015/2/14 哲学园

     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

     斯密斯

     选自《中国人气质》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出斯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即《中国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1936年9月

     中国古典作品之一《诗经》曾这样表述农夫的祈褥:“先降雨于公田,再润及私田。”且不说周朝兴盛时以及以后的朝代是否有过这样的佳话,现在不会有这样的祈褥了。不管农夫,还是其他人,都不会让上苍“先”恩泽于“公田”。人们经常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是家长制,要求其臣民孝顺,服从。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人家讲:“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他没能准确地理解这句话,以为是说“人人为自己,上帝为自己”。黑奴对格言的解释道出了普通中国人思想的本质。“我,有责任照顾好自己。”即使他想到了政府,也认为:“政府强大健全,有能力照顾它自己,不需要我的帮助。”尽管政府是家长制的,它更忙于照顾家长,而不是家长的家庭。一般说来,不遇到危险,政府不会为其家庭做什么,可一旦危险降临,由于事先无准备,便不得不做许多事。老百姓清楚,赋税的损失是政府试图减轻河水泛滥造成的灾难的原动力,老百姓为避免这类灾祸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人们确认工作已做好,便避免了无数苛捐杂税,因为,随着政府能量在地方上的施展,随之而来的便是赋税。

     中国的公路状况最能说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忽略,和老百姓缺乏公共精神。石头铺砌夹在大树中间的道路曾经纵横交错,联接着帝国的各大城市。我们不只在北京,而且在遥远的湖南、四川等地,都看到过废弃的道路。道路的修建要花去大量的金钱,维修道路相对要容易得多。可是,人们却忽略了维修,遗弃的道路成为交通的障碍,不再是必要的交通要道。假定道路的毁坏发生在明末动乱年代,那么,扣除政治动荡年月,二百五十年的时间也足够修复交通干线。然而,从没有人这样做,连想也未想过,其结果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政府的态度与百姓的态度相辅相成。百姓认为,只要他们个人不遭受损失,就不关心,也没有责任关心公共财产的状况。事实上,一条路或什么东西是“公共”财产,中国人脑子里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河山”(即帝国)是当今皇上的,他想拥有多长时间,就拥有多长时间。道路自然也是他的,若需要修复,也是皇上的事。但是,与属于皇上的农田相比,从另外意义上说,道路在很大成分上并不属于皇上,道路仅仅是田间小路,是供那些想使用它们的人使用的,而不必获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使用道路是生活所需,皇上也未要求过臣民必须获得他的恩准才可使用。道路是属于农田的,同其他田地一样,要支付税赋。当然,皇上并不比他人从道路的使用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因而,农夫就要尽力限制道路,扩展沟渠和田埂,使人们只能往来于田间小路。若夏季的暴雨将耕田冲到路上,农夫就会到路上,掘出自己的耕田。这样一来,再加上自然的排水和尘暴,道路就成了一条水沟,中国人没有我们所说的“公共道路”的概念。

     游客乘坐船只,航行在津京之间的潮白河上,有时会看到河里的小旗。经询问,方知插旗的地方埋着鱼雷,过往船只都要绕行。中国炮兵在军事训练时,直接在交通干线上训练炮兵,结果,交通中断,牲口受惊,引起一场严重的混乱。

     车夫要想装卸货物,行到车水马龙的道路中间就开始卸货,大家只能等他卸完。农夫要想砍倒树,就把树放到在马路中央,来往行人只好等他把树砍断,搬开为止。

     农村自由自在的生活与城市道路的拥挤互相映照。北京宽阔的街道两旁摆满了货摊。货推本不应摆在道帝。若皇上经过,就立即挪开。等皇上过去了,再回到老地方。中国大多数城市里,狭窄的街道两边摆满了各种形式的手工做坊,屠夫,理发师,流动的吃食桃子,木匠、修桶工等各种工匠,都在小道两旁占有一席之地,溶进大都市生活中,并形成一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妇女也把被褥拿出来,当街一抻,小院子也不如街上宽敞。中国人没有不能拿到街上做的事情。

     各种小摊不只妨碍了交通,木匠在其推前留下一堆大块木头,染色工挂起长长的布,做面条的在大路上晒起面条,摊前的空地不是“公共的”,是推主的。但是,有所有权,就应负维修的责任,目前的中国人却不能接受这一点。一个人即使想修路,也没有时间和原料。许多人联手一起干更不可能,因为每个人都会斤斤计较,唯恐自己干得多,得到的少。当然,若地方官员把保证道路畅通的事情,交给沿路村庄去办,事情就要容易得多,可他们恐怕想都没这样想过。

     中国人不仅对属于“公共的”一切不感兴趣,而且,对这些财产,不加保护,使之成为偷窃的目标。铺路石不见了,城墙上的方砖不见了,某个港口外国人墓地的围墙也不见了,因为墓地那地方不属于任何人。不久以前,北京皇宫曾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偷窃案,紫禁城房屋上的铜顶不见了。中国人普遍认为,十八个省份中,皇上是最易受欺骗的了。

     我们经常提起这样一个话题:中国人到底有没有爱国心?这不是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回答的问题。中国人,尤其是学者,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轻视外国人。外国人的发明创造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最近几年,湖南省的反外国檄文如洪水涌来,作者们对外国人恶意诽谤,试图引起混乱,把外国鬼子赶出中国。在中国人看来,出版这些文章的动机,就如同我们看待反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是值得称选的。檄文的出现,一部分是由于误解,一部分是由于西方民族也有民族憎恨。许多中国人认为,这种攻击是爱国主义的充分体现。那么,这些人究竟是为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写,还是为报酬而写?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论证的命题,而不是让我们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相信他们是爱国的。我们并不是要说,不关心目前鞑靼朝命运的人才是爱国的。不过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对各朝各代的感情都如同现在———极度的冷淡。孔子曾在《论语》中,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表达了上述感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一半是结果,一半是原因,导致了中国人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事情不感兴趣。

     赫克(Huc)先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1851年,道光皇帝驾崩时,我们正好离京外出。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客栈饮茶,遇到一些中国人,我们想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讨论。我们谈到皇帝的驾崩,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会引起在场的人的兴趣。我们谈了对皇位继承的焦虑,当时,还未公开宣布谁来继位。我们说:‘你们说说看,皇上的三个儿子中,谁会继位?如果是大儿子,他还延用现在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小儿子,他还小。据说,大臣分为两派,他倾向哪一派?’我们又简短地提出了各种猜测,以引导这些良民说出他们的看法。但是,他们几乎无动于衷。我们一再抛砖引玉,想听听他们对继位一事的看法。然而,对我们的建议,他们只是摇头做答,继续喷云吐雾,大口饮茶。他们的冷漠渐渐激怒了我们。这时,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离开椅子,走过来,像父亲似的,把两手放在我们的肩膀上,冷笑着说:‘听我说,朋友,你为什么要让这些无聊徒劳的推测来劳心、劳神呢?大臣们关心此事,他们拿的就是这份俸禄。让他们拿他们的俸禄去吧?但是,别让我们操这份心。我们一无所得地关心政治,岂不成了最大的傻瓜?’‘是这么个理儿。’其余的人附和着,接着告诉我们,茶凉了,烟斗空了。”

     我们还记得,1860年,英国军队进攻北京时,用的是从山东人手里买的骡子。天津和铜川为了各自的利益,也签订了投降条约,只要英法联军不侵犯他们,他们同意向英法联军提供一切。连苦力也是从香港雇来的中国人,当这些苦力被中国军队俘虏,送回来时,他们的辫子被剪掉了———不难看出,如果说中国人有爱国精神和公共意识的话,其含义也不同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解释。

     当人们必须站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苛捐杂税时,总有一些人带领大家反抗,迫使政府妥协让步。事后,无论政府如何处理“愚蠢的”大众,带头的人都要为公正的结果付出自己的头颅。为事业冒风险、甚至毛掉性命是公共精神的最高体现。

     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年代,尤其是改朝换代时,忠诚勇敢的人往往挺身于危难中,义无反顾地献身于他们崇仰的事业。这些人不只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领导人带领下,可以表现出最无畏的英勇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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