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感官的竞争（名家好文）
2015/4/14 哲学园
埃尔温·薛定谔著 张卜天译
本书是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两部作品《自然与希腊人》《科学与人文主义》的合集。两部作品主题密切相关，关注的都是实在的本性以及自古以来人类如何感知存在。讨论了一些与科学和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有关的社会议题，更关心的是历史上的大思想家是如何处理这些议题的。《自然与希腊人》着重从理性与感官的竞争、毕达哥拉斯学派、克塞诺芬尼的宗教、原子论者等展开论述；《科学与人文主义》则从科学对生活的精神影响、我们“模型”的本性、连续体的复杂性等方面展开论述。本书对于物理学以及相关专业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理性与感官的竞争
(节选)
上一章末尾引用的伯内特那段较短的话和贡佩茨那段较长的话仿佛构成了本书所选择的“文本”。后面我们还会回到它们，那时我们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那种思考世界的希腊方式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目前的科学世界观中，有哪些特殊特征是源于希腊人的？这些特征是希腊人的特殊发明，因此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仅仅是历史的产物，因而能够加以改变或修正。我们出于根深蒂固的习惯，很容易把这些特征看成自然而然的、不可剥夺的、看待世界的唯一可能方式。
然而，现在我们不准备讨论这个重要问题。在准备回答的过程中，我想向读者介绍古希腊思想中我认为与这里的主题相关的内容。对此，我不打算按照时间顺序来讲，因为我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撰写一部希腊哲学简史。读者现在可以看到许多优秀的、引人入胜的现代著作(特别是伯特兰·罗素和本杰明·法灵顿的著作)。我们打算按照主题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时间顺序来叙述。这样一来，汇集在一起的将是不同思想家关于同一问题的观念，而不是某一位哲学家或一群哲人对各种不同问题的态度。这里我们希望重建的是这些观念，而不是个别的人。因此，我们将会选择两三种最重要的观念或思想动机，它们产生于早期阶段，使古代人在数个世纪里保持警觉，并与时至今日一直在激烈争论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即使与之并不完全等同)。通过把古代思想家的信条围绕这些最重要的观念进行组织，我们将会感到，他们在理智上的快乐和不满要比有时猜测的更接近于我们。
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与感官的可靠性有关，它的整个古代自然哲学中都很突出。无论如何，在现代学术著作中，它就是在这样一个标题之下得到考察的。这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们注意到，感官有时会“欺骗”我们——比如一根斜着半插入水的直棒看起来就像断了一样——而且同一物体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影响。古代常举的例子是，黄疸病人会觉得蜜是苦的。直到不久前，一些科学家仍然习惯于将物质的性质分为两类：一是所谓的“第二”性质，如颜色、味道、气味等等；二是所谓的“第一”性质，如广延和运动。这种区分无疑是古代争论的现代产物，是一种尝试性的解决方案：第一性质被视为精确的、真实的和不可动摇的，由理性从我们直接的感觉资料中提炼出来。当然，这种观点已经不再能够接受，因为我们从相对论中得知(如果我们以前不知道的话)，空间和时间以及物质在时空中的形状和运动，都是心灵的一种假想的精致构造，绝不是不可动摇的。要说不可动摇，它们远不如直接感觉到的东西，后者倒有可能称得上是“第一”性质。
但感官的可靠性仅仅是更深层问题的序幕。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而古代思想家对其中一些问题已经认识得非常清楚。我们试图描绘的世界图景仅仅基于感官知觉吗？理性在世界图景的构建中扮演何种角色？仅仅基于纯粹理性，能否最终真实地建立世界图景？
当实验发现在19世纪取得节节胜利之时，任何带有强烈“纯理性”倾向的哲学观点都会得到主流科学家的恶评。但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已故的阿瑟·爱丁顿(ArthurEddington)爵士后来变得越来越喜欢纯理性理论。尽管很少有人会跟着他走到极端，但他的阐述因为巧妙和富有成果而倍受称赞。马克斯·玻恩(MaxBorn)认为有必要写一本小册子进行反驳。埃德蒙德·惠塔克(EdmundWhittaker)爵士至少非常认同爱丁顿的一种说法，即某些表面上纯经验的常数，如宇宙中基本粒子的总数，可以纯理性地推断出来。如果忽略细节，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爱丁顿的努力(这种努力来自于坚信自然具有合理性和简单性)，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思想绝非孤立。甚至爱因斯坦奇妙的引力理论，虽然是基于可靠的实验论据，并且得到了他所预言的新观测事实的有力确证，但只有一个能够强烈感受到思想的简单性和美的天才才能发现它。他试图对其大获成功的想法加以推广，以把电磁学和核子的相互作用包括进去，因为他希望尽可能地“猜测”自然的实际运作方式，希望从简单性和美的原则中获得线索。事实上，这种态度已经渗透到现代理论物理学的工作中——也许渗透得有些太过，但这里我们不作批评。
关于尝试通过理性先验地构建自然的实际行为，最近有两种极端观点，其代表人物分别是爱丁顿和恩斯特?马赫。至于这两极之间的任何可能态度，以及充满活力地秉持某种观点并为之作辩护，攻击和嘲笑其他遭到拒斥的观点，在古代的大思想家中都有著名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他们凭借着关于实际自然定律的极为贫乏的知识，竟然就这些定律的基础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并且狂热地捍卫自己所偏爱的观点；另一方面，虽然我们自那以后已经获得了更为深远的见解，却仍然没能平息这场争论。这两点同样令人惊讶。
在公元前480年左右(大约比苏格拉底在雅典出生早10年，比德谟克利特在阿布德拉出生早十几年)活跃于意大利埃利亚(Elea)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是最早提出一种极端反感觉的、以先天方式构想的世界观的人之一。他的世界包含的东西很少，而且这很少的东西与观察到的事实完全矛盾。虽然他连同“真的”世界观对“世界实际的样子”，对天空、太阳、月亮、星星和许多其他事物作了(应当说)引人入胜的描述，但他说，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我们的信念，都是由于感官的欺骗。实际上，世界上并没有很多事物，而只有“一”。这个“一”就是存在的事物，与不存在的事物相反。从纯逻辑上讲，后者并不存在，因此存在的只有“一”。此外，空间中不可能有任何位置，时间中不可能有任何时刻使“一”不存在——因为存在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能有相反的谓词说它不存在。因此，“一”是普遍的和永恒的。不可能有变化和运动，因为没有空的空间(在那里“一”是不存在的)使“一”能够移进去。所有我们相信亲眼见到的与此相反的东西都是欺骗。
读者会注意到，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宗教(顺便说一句，是用优美的希腊诗句吟诵的宗教)，而不是科学世界观。但在当时，这种区分还没有出现。对巴门尼德而言，宗教或面对诸神的虔敬无疑属于表观的“意见”世界。他的“真理”是所能设想的最纯粹的一元论。他成了埃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柏拉图非常重视埃利亚学派对其“形式论”的异议。在这篇以先哲命名并且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出生之前(那时苏格拉底还是一个青年)的对话中，柏拉图阐述了这些异议，但几乎没有尝试作出反驳。
我要补充一个也许不只是细节的细节。前面我根据通常的说法作了简要描述，由这种描述可以看出，巴门尼德的教条主义观点涉及到了物质世界。他根据自己的喜好，用与观察完全相反的其他某种东西取代了物质世界。在第尔斯(Diels)引用的一段文本中，[1]在巴门尼德的残篇5：
“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
之前(暗示含意的相似)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一句话——“思维与行动具有相同的力量”。同样，在残篇6的第1行我们读到：
言语和思维都是存在的东西。
而在残篇8，第34行我们读到：
思维与思维的目标是同一的。
(根据第尔斯的解释，我不再坚持伯内特的异议，即需要有定冠词才能使被我译成“思维”和“存在”的希腊语不定式成为该句的主语。在伯内特的翻译中，残篇5失去了与阿里斯托芬说法的相似性，而残篇8中的句子在伯内特的译文中则成了完全的重言式：“能被思维的事物与思维的目标是同一的。)
我想补充普罗提诺(Plotinus)的一句评论(第尔斯为残篇5而引用)，他说巴门尼德“将存在与理性合而为一，而不把存在置于感官之中。他说‘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还说存在是不动的，即使在把存在与思维联系在一起时，他使存在失去了所有像身体那样的运动。”
巴门尼德反复强调存在与思维或思想的同一，古代思想家对其断言也屡有提及，由此必定可以推断，巴门尼德所说的那个静止的、永恒的“一”并非关于我们周围实际世界的一种古怪的、歪曲的、不恰当的心灵意象，仿佛其真正本性是一种同质的静止流体，永远充满于无边无际的整个空间——现代物理学家可能会把它称为一个超球的(hyperspherical)爱因斯坦宇宙。他并没有把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看成一种理所当然的实在。他把真正的实在置于思想之中，置于我们所说的认知主体之中。我们周围的世界是感觉的产物，是感官知觉“经由意见”在思维主体中制造出来的意象。这位诗人哲学家在其诗作的后半部分表明，他认为这值得思考和描述。但是，感官为我们提供的并非真实的世界本身，并非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自在之物”存在于主体中，在于它是一个主体，能够思维，至少能够实现某种心理过程——能像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说的那样持久地意愿。我毫不怀疑，这就是我们这位哲学家所说的永恒不动的“一”。它始终不受感官所展示的短暂易逝的现象的影响和改变——如同被叔本华等同于康德“自在之物”的意志。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诗意的(不仅是就诗体形式而言)尝试，要把心灵(或者灵魂)与世界和神统一在一起。面对着已被深切觉察到的心灵的同一性和不变性，我们不得不认为，世界表面上的千变万化仅仅是一种幻觉。这显然导致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扭曲，巴门尼德诗作的第二部分仿佛纠正了它。
的确，这第二部分蕴含着一种严重的不一致，任何解释都无法消除它。如果感官的物质世界被取消了实在性，那么它是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吗？于是，第二部分完全是一个关于不存在事物的童话故事吗？但是至少，据说它所讨论的是人的信念；信念在心灵之中，被等同于存在；那么，作为心灵的现象，信念难道没有某种存在性吗？这些是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和无法消除的矛盾。我们只能提醒自己，一个人如果第一次触及一种隐藏在深处、与普遍接受的看法相反的真理，他通常会以一种可能使其陷入逻辑矛盾的方式作出夸张的表述。
现在我们准备简要考察另一个人的看法，他代表着对如下问题的另一种极端态度。这个问题是，能够充当真理的主要来源、从而有充分的甚至是唯一的权利来声言实在的，究竟是直接的感觉信息还是人的理性心灵？我们以伟大的智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作为纯粹感觉主义的一个突出例子。他于公元前492年左右出生在阿布德拉(一代人之后，大约在公元前460年，阿布德拉诞生了伟大的德谟克利特)。普罗泰戈拉认为感官知觉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是构成我们世界图景的唯一材料；从原则上讲，必须认为所有感官知觉都是同样真实的，甚至当它们由于发烧、生病、喝醉或发疯而遭到改变或歪曲时也是如此。古代常举的例子是，黄疸病人觉得蜜是苦的，而其他人觉得是甜的。无论是哪种情形，普罗泰戈拉都不认为有什么“外表”或错觉，尽管他说，我们的责任是尝试治愈受类似反常支配的人。他并不是一个科学家(巴门尼德也不是)，虽然他对爱奥尼亚学派的启蒙(我们后面会谈到)有浓厚兴趣。根据法灵顿的说法，普罗泰戈拉的努力集中于维护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权利，推进社会制度的公平公正，使所有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简而言之就是真正的民主。当然，在这方面他并未成功，因为古代文化直到衰落为止，所基于的经济社会制度一直都依赖于人的不平等。他最为人所知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通常被用来指他关于知识的感觉理论，但可能也包含了对待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完全人类的态度：应当通过符合人性的法律和习俗来管理人类事务，不要因为传统或任何迷信而产生偏见。他对传统宗教的态度可见于下面这段谨慎而机智的话：“关于诸神，我无法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有太多东西会妨碍可靠知识的获得，如主题模糊不清，人生短暂无常。”
据我所知，德谟克利特至少有一个残篇清晰而富有意义地表达了古代思想家最高明的认识论态度。稍后我们将把他作为伟大的原子论者来讨论。这里只需说，他肯定相信物质世界观是恰当的，和当今所有物理学家一样坚信这种世界观：坚硬不变的小微粒在虚空中沿直线运动、碰撞、反弹等等，由此产生了我们在物质世界中观察到的种类繁多的现象。他相信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都可以还原为纯几何形象，这种信念是对的。当时，相比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候，理论物理学都要远远超前于实验(当时实验几乎还不为人知)，更不用说认为实验在理论物理学后面亦步亦趋的现代了。但德谟克利特同时意识到，在他的世界图景中，虽然纯理智构建已经取代了光、颜色、声音、味道、甜味、苦味和美的现实世界，但它实际上仅仅基于表面上已经从现实世界中消除了的感官知觉本身。在残篇D 125中(该残篇出自盖伦，大约50年前才被发现)，德谟克利特让理智与感官进行竞争。理智说：“从表面上看，有颜色，有甜味，有苦味，它们实际上只是原子和虚空。”对此感官反驳说：“可怜的理智，你难道希望从我们这里借去证据来击败我们吗？你的胜利就是你的失败。”这简直说得没法更简洁、更清楚了。
这位大思想家的许多其他残篇很像是康德著作中的段落：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真理深深地隐藏于黑暗中，等等。
单纯的怀疑是廉价而没有结果的。只有当一个人比前人更接近真理、但清楚地认识到其心灵构造的狭窄限度时，这样的人所持有的怀疑才是重要而富有成果的，它不会减少而会成倍地增加各项发现的价值。
[1]Diels, 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Berlin, 1903), 1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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