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社会问题
2015/4/15 哲学园
冉按：这是去年年底省载于腾讯大家的专栏文章，原名为《社会学家如何看透社会本质》，今易为此名全文刊载于敝公微。这虽是一篇对社会学者阎明所著的《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的书评，但却蕴含着自己的一些思考和辨析。观察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管控与运营，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合力完成，才能得到一点近于真相的解释。因为档案的不开放，信息的摒蔽，使得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程度上成为盲人摸象的一个合唱。2015年4月14日于成都
水不可能倒流，历史也不可能倒着发生，但我们的考察角度，不妨把二十世纪事关社会学的一个著名变动直接晾出来。因为社会学这个学科被取消，本身就是社会急剧变化、社会变迁的一个结果。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的主题之一，但社会变迁却最终取消了社会学，这个悖论有点让中国的社会学喘不过气来。有人也许会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思，这是我们这些后来者“马后炮”情绪及思考路径作怪，其实不然。“李约瑟难题”自然是个“马后炮”议题，可谁能否认它有很大的思考必要与价值呢？
“1952年，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被撤销。这一年，所有大学的社会学专业被取消，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有人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社会问题。”(彭秀良《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P23—24，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你想那时就有人有这样“伟大”的想法，后来那一系列的“有人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举措，乃至饿殍遍野，其实就是此种现实治理的逻辑延伸。
有这样的大前提，然后用政治放大镜去勘察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那就不难找出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尽管很多说法一看就毫无逻辑。不过逻辑在他们那里有什么大了不呢？连逻辑学都直接取消或者变成“中国逻辑”，不就得了么？事实正是如此，逻辑学是四九年后所取消或改造的学科中——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至今没进入公共领域的学科之一。因为如果所有大学生必修真正的逻辑课的话，那么有很多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说辞，就立马会冰消瓦解。
但颇可玩味的是，在1949年后国共分治的情况下，社会学家余天休、黄文山、许仕廉、李树青、杨庆堃、杨懋春(1958年后定居台湾，并为台湾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不小贡献)到美，只有龙冠海一人到了台湾——社会学者阎明所写比较扎实的《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一书，没有丝毫论及台湾的社会学发展历史，自然没有一点提及杨懋春与龙冠海的贡献。其实就算未到台湾之前，龙冠海在金陵大学成都时期指导学生所做的一系社会调查亦非常精彩——其余比他们更有名的人如陶孟和、李景汉、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吴景超、费孝通、杨开道、雷洁琼、严景耀、言心哲、李安宅等都留在了大陆。这当然与陶孟和所主政的中研院社会学所主张留在大陆，有很深的关联。但与他们的思想，以及对社会学在改进社会中的作用之认知，亦有相当的瓜葛。
没有一个留在大陆的社会学家，能想到社会学会最终被彻底取消——当然被取消有一个过程，不乏温水煮蛙的意味——因为以他们的常识揣度，任何一个社会不可不研究社会问题。研究社会问题必然需要社会学，使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自然社会学系会被保留。我承认他们的家国情感，期望能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研究学问的机会，更兼他们的思想里大多对计划经济有好感——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却过分追求平等，甚至相信计划经济能带来繁荣与稳定，这既是二十世纪世界性思潮所致，更是中国知识界洋洋大观的主流思想——自然就留下来了。
他们以为不可能有比国民党更坏的政府了，这说明他们对社会的极端形态缺少真切的研究，自然也缺少像奥威尔、哈耶克、波普尔那样的洞穿力。虽然许多社会学家如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等也参政议政，但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家中，大致区分有历史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都市社会学家(吴景超、严景耀)、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李景汉、费孝通、蒋旨昂)、文化社会学家(孙本文)、人口社会学家(陈长蘅、许仕廉、言心哲、吴景超、柯象峰等)、宗教与边疆社会学家(李安宅)，没有一个是研究政治社会学的。当然要认清现实社会的残酷，并不受残酷现实的桎梏，单有学问是不行的，还受制于很多的东西。譬如阎明的《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一书里对吴文藻在日本想回国又怕回国，最终又不得不回国的不得已，写得非常细腻，至今读着还感其抉择之艰难。
民国社会学家，鲜有纯粹的理论研究者。从开创性上讲，也没有方法论上的特别创获。他们只不过是把西方所学的方法与理论，能加上切实的社会调查，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做出较大的贡献，这已属难能可贵。民国社会学家最让我佩服的是，能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研究真切的问题，而不像让现在的社会学研究者胡扯狗皮膏药，一点不接地气，与他生活悬隔十万八千里。社会学的本土化之一，就是用社会学理论指导社会工作(社会行政、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自治等)，使得社会学对民众的实际事务，也有较为符合他们需要的关注。这当然缘于社会学服务社会的意识，而这意识，不能说没有受到基督教青年会服务社会的影响。当然其实民国时期的社会服务并不只是社会学才有，很多所大学的校长——如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金陵大学的陈裕光、中山大学的邹鲁、浙江大学的竺可桢等，更不用说著名的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吴雷川了——治校理念的核心之一就是要服务社会。
正是因为深受服务社会意识的影响，所以才让一些社会学家，还有如下令人颇感滑稽的看法。“更有人根据‘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预测社会学或许会受到重视。为此，学校准备多开几门训练社会工作者的实际课程，并增加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课程，为的不是不但要训练‘社会技术员’，还要培养‘社会工程师’，来指导实际工作者。社会学系及经济学系同北京市政府合作，着手进行社会调查，希望‘能为国家的重建服务’。”(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P278—279，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人民”是个所指与能指都不甚清楚、不包含具体个人的意识形态泛指，这和社会学家所强调的、根植于具体个人或者需求很明准的服务，有很大的不同。有强烈的家国情怀的社会学家，加上政治认知上的天真，故有这样的判断，并不让人觉得意外。
一些学者看中国政府对苏联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不感到奇怪，甚至充满理解。这样说，并不表明他们内心就没有想法，因为不少人都是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学者。但他们知道政权的力量太过强大，胳膊肘拗不过大腿。但他们对包括学科设置在内的一系列教育事宜，官方完全照搬苏联，准备得并不充分。正是教育上对苏联的亦步亦趋，成了压垮中国社会学最有力的一根梁木。1950年苏联专家阿尔辛捷也夫在全国第一次高教会议发言中，在学系设置里特别提到社会学：“什么叫作社会学？在科学的领域内根本就没有这种科学。它如果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科学，那应该是历史唯物论的任务。社会学这一名词是不能成立的。在我们的大学里不应该有两种思想并存，我们在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学或者历史唯物论之间，只能取其一”(转引自阎明《中国社会学史》P296—297)。而社会学里的劳动组他主张合并到经济系，这样社会学系存在的理由就彻底没有了。
还有一点就是，社会学家对四九年后政府对国家资源的完全垄断，缺乏真正的认知。这也不怪他们，因为在此前中国几千年的社会里，没有这样的社会模板。有不少社会学家路过苏联，但由于时间有限，对苏联的社会型态完全属于雾里看花，无法识透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也就是政府完全垄断所有资源，做“波将金村”样板工程，给经验主义者和到此一游者以莫大的迷惑能力。而这些到此一游者，无法识透在“眼见为实”之外，还有另一重不被他们所知晓的迷障。这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美两国建交之前，中国官方邀请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及学者如杨振宁、王浩、赵浩生、蒋彝、何炳棣、许烺光等人前来，一定有专职“导游”跟随，将细致入微的服务与密切监视的汇报烩在一起，形成著名华人返(访)华的一景。有的人返美后，做出了官方喜闻乐见的宣传，只有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后来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里，对此事有忏悔。
一些社会学家开始认为社会学不仅不会取消，还会得到重用，甚至认为政治学、法学这样的学科才是直接服务“反动政府”的，它们被取消并不让人意外。他们对政治学、法学的看法，其实也注定了他们无法看清社会学终要被取消的命运。有这样的认知，在社会学被取消后，他们才会找出如下不乏庸俗实用主义的理由，让人读来深感无奈。说明一个人没选择时，他必须找个理由说服自己，此中伤痛，不足为外道也。“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列主义原理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社会学者提出的各种理论学说及调查成果，却未能改善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这难道不能说明前者对中国社会把握得更准确吗？!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不但主流舆论界持这种观点，就连不少社会学者也接受了这一看法，而这正是导致社会遭到否定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阎明《中国社会学史》P291)。
取消社会学，瓦解社会工作，当然有许多大家都看得到的理由。如社会学家基本上是改良主义者，有统计称1932年至1947年15年中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研究生，没有一个参加革命的(见阎明《中国社会学史》P281)。而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都不是什么唯物史观研究方法，于是所做的研究，不是为反动政府服务，就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辩护，乃至所做的社会调查，都被视为替帝国主义搜集材料。这些都是现在的人们能猜想得到的帽子，并不让有历史经历的人们感到惊讶。但让我奇怪的是不少社会学家们都参加了土改，看到为了罗织罪名，把学田、族田、祠堂等宗族财产，都算在地主、富农身上，他们却看不透这里面包含的对资源整肃性搜刮与完全垄断。这种垄断，破坏了费孝通意义上的“皇权”与“绅权”的张力，也破坏“皇权不下县”的相对自治的社会管理格局，如此对社会的大起底和翻烙饼，才是一九四九年这场革命真正异于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各种鼎革的实质。
换个学术界通常的说法，以前的改朝换代或者社会鼎革，都是政治革命，但并非殃及底层社会秩序与生态的社会革命。可是一九四九年这场革命，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以至于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场革命对整个中国至今为止的后果。政府对资源的完全垄断，使得它成为整个国家唯一的买家，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成为唯一买家后，对民众的控制就会无孔不入，因为控制了你的胃，控制了你肉体的生命，生命系于得食与否，自然不难控制你的精神。在这样的政体和生存空间里，最终完成了哈耶克所说的，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是不听话者不得食的控制局面。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阿玛蒂亚.森在谈到饥饿与政治，以及印度与中国大饥荒的区别时，说印度很贫穷，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像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那样多人的大事件，其原因在于印度的闻自由，信息是自由流通的。我认为这符合他“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念，也算是看到了饥荒与政治之间的实质。但问题并非完全是他所说的那么简单，如果饥荒突然发生，让信息自由流通，固然会减少很多人饿死，因为信息自由流通促使资源重新配置，使多余地区的粮食，能到缺粮地区去出售，或者官民赈济以救急。但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把所有的资源都齐齐地上缴给生产队与公社后，所有人都同样贫穷，破坏自然所存在的贫富差序化格局——再好的制度也有贫富差序，只不过是要保证获利的正当性，需要机会及过程平等，而非结果均等——没有乡绅与大户对贫户的帮助，亦即没有义仓、社仓传统的类同于NGO的救济体系，而官方根本就没有救济(何况彼时救济与运输道路并不发达，不可能解决全国大规模的缺粮问题)渠道，那么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形，就不可能避免。
我认为1952年取消社会学系及社会工作后，截至1979年，官方管控社会的方式采取的都是恩庇—侍从垂直二元模式，但也有社会工作研究者，如社会学家雷洁琼的学生、北大的教授王思斌把这个时代的社会管控称之为“非(半)专业行政化的社会工作”(见其所著《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北大出版社2010年版)。在我看来，把这个充满高压与管控时代的社会管理，称之为“非(半)专业行政化的社会工作”，很难逃脱把失业说成是“下岗”这种“奥威尔新话”的窠臼。对一件事情的命名，如果不能真实反应其本质，那么这个命名就有很大的遮蔽作用，甚至不乏愚民色彩。我认为王思斌这个命名，难逃这样的责难。
王思斌也认同社会工作的核心是服务而非管理，是有助无类而非分个地富反坏右之三六九等。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的看法，那么别说1952至1979年是恩庇—侍从时代，就是当下，有很多本属社会工作的领域都还处于恩庇—侍从状态。恩庇—侍从的实质是管控，是皇恩浩荡，是听话者才得食，而不是平等的服务。只要我们不睁眼说瞎话，那么就不能不承认这个让人难过的现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历史与社会学的人，都没有从制度上认知三年大饥荒的实质之所在。研究历史的人，没有看到如果社会还保留民间组织，那么死亡人数会减少到很低，而当今研究社会学的人根本就绕着现实问题走，不接地气，对于这样的历史社会学领域大问题视而不见。
(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
2014年9月23日至26日于成都
转自冉氏艺文志
鸣谢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哲学园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