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美国讲学之旅-听北大教授娓娓道来
2015/5/7 哲学园

     再访威斯康星麦迪逊

     转自吴国盛老师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dc0620102vm3f.html

     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系成立于1941年,是美国第一个科学史系,曾经出现过克拉吉特(Marshall Clagett, 1916-2005)、林德伯格、南博斯这样的著名科学史家。4年前,2011年4月,我曾经在这里访问了一个月。那个时候,我的博士研究生李文靖在这里做交流学生,我执行国家留学基金委刚刚设立的博士导师探问博士生项目来这里探望她。科学史系有两个常设的学术活动,一个是每周五一次的Brown Bag,译成中文就是午餐会,通常是系内教师和学生报告最新研究进展,一个是半个月一次的Colloquium,通常是请外来的同行做学术报告。4年前来的时候,我在他们的午餐会上介绍过一次中国的西方科学史研究,引起他们的很大兴趣。上一个学年,刘华杰教授的博士生杨莎在这里交流,这个学年是我的学生王哲然,下一个学年,刘华杰的另一个学生刘星还将来这里。可以说,北京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在科学史学科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去年9月初我刚到MIT安顿下来,就接到威大科学史系的琳·奈哈特(Lynn Nyhart)教授的电邮。她邀请我在合适的时候来麦迪逊访问,在他们的Colloquium做一个报告,旅费食宿都由他们负责。我很高兴的接受了邀请,并且把时间定在今年4月24日这个周五的下午。

     4月23号上午11点从波士顿乘美航(American Airline)飞往芝加哥,再转飞麦迪逊。美航飞机上的设备不错,每个座位前都有触摸视频,其中的3D地图尤其值得称道,可以随时随意放大,精确定位。只见飞机先是北上,进入新罕布舍尔州之后一直向西,越过伊利和密奇根两大湖,约2小时的空中飞行后到达芝加哥。芝加哥是中部时区,与波士顿差一个小时。当地时间下午3点坐上美洲之鹰(American Eagle)前往麦迪逊。这是一架小飞机,一排只有3个座。飞机低空飞过威斯康星广阔的平原,农田、农庄、草地、湖泊清晰可见。麦迪逊很近,空中飞行半个小时就到了。下飞机,照琳的吩咐打车前往我的下榻地点Memorial Union。4点住定,一切顺利。我的另一个博士生蒋澈今年在美国斯坦福交流访问,我让他专门到麦迪逊来和我会合。安顿下来之后,我打电话王哲然,他很惊奇怎么这么快就到了。确实,美国的航班通常都比预定时间早到。

    

    

     左起:王哲然、博主、蒋澈

     师徒三人在异国他乡相见,心情都十分激动。这天阳光明媚,是麦迪逊少见的好天气。我建议一起到湖边去散步,边走边聊。威斯康星首府麦迪逊座落在Mendota(中国学生都译成“梦到她/他”)和Monona两个大湖之间。我下榻的校内招待所就在梦到她湖边。我们沿着湖边小道一直西行,不断有跑步的学生或者扑面而来或者从身边掠过。梦湖很大,东西长估计有10公里,南北有5公里。我们边走边谈他们二人的学业,以及来美之后的经历和感想。他们都觉得这里资料丰富、学术环境和气氛很好。哲然的博士论文做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学,蒋澈做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博物学。近些年来,我让我的学生们把研究重心放在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史,因为我认为,一方面,近代早期科学史是西方科学史学科过去半个世纪成果最丰硕的领域,我们从这里着手可以学到更多,另一方面,近代早期是西方科学史的大变革时期,所谓科学革命时期,因此具有最深厚最迷人的史学和哲学趣味。我多次说过,中国人要了解西方的科学,最好从科学革命开始。

    

     从半岛看到湖南岸,最高的圆顶建筑是州议会,照片偏右边的红房子是我下榻的学校招待所。

     1个小时后我们走到了半岛,这是威大所有的一个保护区,除了自行车和行人,车辆禁止进入。里面有烧烤设施,专供学生在这里露天野餐。我找到了4年前和李文靖她们烧烤的地方。从这个小岛往南望过去,可以见到湖南岸那座古老的红房子。那就是我们刚才出发的地方,没想到我们居然走了这么远。我喜欢走路,尤其喜欢在这空气清新、阳光明媚的湖边走路。两位年轻人都表示一点不累,结果从iphone记录的数据看,我们竟然走了差多10英里(16公里)。回到城里,快8点了。哲然领我们到了一家叫做FUGU的川菜馆吃饭。这家菜馆的川菜是我吃过的美国最地道的川菜,而且有啤酒供应。服务员要求两位学生提供ID,以确认他们过了21岁的年龄。不巧的是,蒋澈的ID上没有年龄,而且偏偏他长得像娃娃。尽管我证明他都读博士了,可以喝酒,华人女招待还是很认真的让蒋澈写下名字和出生年月,并且保证说,如果明天没有警察找上门来,这个条子就被销毁。我们各喝了两瓶波士顿的Samuel Adam,最后意尤未尽,又叫了一瓶。师徒三人酒足饭饱离开饭馆。

     24号,麦迪逊天阴。上午11点,我和琳约好在她的办公室相见。科学史系的现任系主任是托玛斯·布罗曼(Thomas Broman),是琳的丈夫。科学史系主任基本上在他们夫妻两个之间轮换。在美国大学里,系主任更多是一个服务的位置,大家通常选那些有能力同时有责任心愿意为大家服务的人来担任,不像中国是有行政级别的官员。托玛斯瘦高,搞化学史,是当年李文靖的导师。虽然是系主任,据说系的事情还是琳做主的多。在学术方面,琳也更强势。当年我来的时候,琳是教授,托姆还是副教授。现在托姆也是教授了,而琳现在是讲席教授。见面之后,她首先抱歉昨天晚上没有为我接风,因为她也是很晚从波士顿那边飞回来的。我首先向今年1月份去世的林德伯格(David C. Lindberg, 1935年11月15日-2015年1月6日)教授表示哀悼。我知道大卫患老年痴呆症,我4年前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丧失了近期记忆。琳说去年12月去看他的时候,大概是完全不认识她了,也不会讲话应答了,看起来很不好,但他去世得很平静、很安然,对他也是很好的结局。然后我们谈到我们的学生来交流的事情,她说哲然英语很好、人很nice。她还说有一个叫刘星的北大学生与她通过信想来这里,但不知是否拿到奖学金了。我告诉她,刘星同学是刘华杰教授的学生,与杨莎同出一门,已经拿到了国家奖学金,下学期就会过来。我说,我们已经或即将有4位科学史学生来此交流,但目前还没有威大的科学史学生或教授到我们那里去,下一步要推动这个方向的交流。她问我这个学年在MIT做什么方面的访问,我告诉是关于科学传播和科技馆方面的,合作者是MIT博物馆馆长杜兰特教授。她听说我正在主持设计湖北省科技馆新馆后,感到非常赞赏和羡慕,特别是听说我要把这个如此大规模的科技馆建成一个以科学史为主要展线的科技馆,更是兴奋和激动,并且希望将来建成之后有机会访问。我邀请她在合适的时候访问北大科史哲中心,以及未来的湖北省科技馆。

    

     琳·奈哈特教授在她的办公室里

    

     王哲然在午餐会上。右为琳,正准备吃自带的午餐。左背是香克教授

     12点,是科学史系Brown Bag时间。午餐会由琳主持,王哲然主讲他收集的文艺复兴时期关于透视学的著作,以及各个学派发展出来的不同透视方法。琳在午餐会开始的时候,摇了一下铃,这个铃正是我当年送给她做为小礼品的银质北京大学钟模型。会后,麦克尔·香克(Michael Shank)教授请我们几个中国人去吃中餐。美国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完全平等,一律互称对方的名字,而我们中国的传统,还没有到直呼教授名字的地步,所以麦克有时随我的学生称我为“吴教授”,有时称“国盛”。我则入乡随俗,直呼他麦克。4年前我来的时候,除了琳是系主任以及琳的丈夫托姆是李文靖的导师必须交往外,有直接交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南博斯(Ronald Numbers),一个是麦克。南博斯是科学史大家,也是学术活动家,当过国际科学史学会的主席,拜访他算是向大师致敬。麦克与我交往则是同行之间猩猩相惜。他主攻近代早期数理科学史,与我有相同的学术兴趣,这个方向在美国并不是热门,搞的人很少,因此他对我在中国大力鼓吹研究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史赞赏有加。这次王哲然来这里交流,就是以他做导师。据哲然说,他非常热情,刚来麦迪逊的时候亲自开车到机场迎接。这次我来,香克教授也准备去机场接我,但因为有课未成,还专门写电邮表示抱歉。中午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因此坚持请饭。

     午餐一共6个人,除香克教授、王哲然、蒋澈和我之外,还有一个中国学生,一个美国学生。中国学生叫王鲁平,现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生物学博士,辅修科学史。他是北大生科院的本科生,北大期间上过我的“科学通史”,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王哲然当年就是他的助教。美国学生叫Galen Poor,是历史系的学生,对中国科技史有兴趣,准备研究四大发明的来历。我告诉他,十多年前有一位德国汉学家阿梅隆在我们的科史哲论坛上讲过一次“四大发明的发明”,故事大致的原委是,“四大发明”这个概念完全是西方人发明的。17世纪的弗兰西斯·培根和19世纪的马克思都提出过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对于近代欧洲的决定性意义,但他们并没有说这三大发明来自中国。1884年,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在“三大发明”之外加入造纸术,正式提出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最终,是李约瑟把“四大发明” 这个概念炒热了,从而在中国深入人心。这位美国同学准备今年夏天先去一趟中国收集资料,然后在明年或后年去中国呆一个学期,做一篇扎实的论文。

     下午3点45,学术报告会在学校图书馆9层一间古色古香的特藏图书馆室举行。照例,报告会之前,与会者分享一些饮品、水果和小点心,就像我们的茶歇。王哲然介绍在座的几个华人女生,也是从北大毕业后到这边来读研的,而且据说在北大期间也听过我的科学通史课。看来在全校开设科学通史课还是非常必要的,其影响很可能是长远的。

     香克教授主持了今天的报告会,开场对我做了一个略有溢美的介绍。我报告的题目是“The Assimilation of Copernican Astronomy in China”(哥白尼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1543年哥白尼的著作发表,1588年第谷提出他的折衷宇宙模型,1609年开普勒提出行星运动第一和第二定律,1627年开普勒发布鲁道夫星表。天文学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从提出到完成,前后不到100年。然而,在中国,1635年《崇祯历书》第一次出现哥白尼的名字,并且引用了他的数据和部分章节,但对他的日心说只字不提。这部后来被清朝钦定的历书采纳的既非托勒密体系,也非哥白尼体系,而是第谷体系。1760年,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皇帝献《坤舆全图》,其中正式介绍哥白尼日心说,但官方对此毫无兴趣,束之高阁。1799年,蒋友仁的地图附解在民间出版和传播,但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或不置可否或直接拒绝。直到1859年,李善兰才明确主张哥白尼学说是正确的。从中国人知道哥白尼的名字到了解哥白尼的天文学说,花了约150年;从知道哥白尼的学说,到认同他的理论,又花了约100年。哥白尼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为何如此缓慢和艰难?我在报告中花了一半的时间介绍中国的天文学传统。这个传统与西方天文学大不相同。研究天象的动机不同:中国天文学动机是通天,因而具有头等重要性,西方天文学为了拯救现象以求得变化之中不变的logos;天文学家的社会角色不同:中国天文学为皇家所垄断,民间不得私习,皇家天文学家都是政府官员,西方天文学是私人活动,天文学家是真理的探求者;天文学的主要工作任务不同,中国天文学从事政治占星术和时间伦理学,本质上是天空博物学,西方天文学从事单纯的数学模型的建构和检验,本质上是数理科学;基本方法不同,中国天文学采用经验总结和代数计算相结合的方法,西方采用宇宙模型加几何推理的方法;与宇宙论的关系不同,中国的天文学与宇宙论脱节、互不相干,西方的天文学与宇宙论相互支撑相互制约。因为正是中国特有的天文学传统造成了中国人对哥白尼体系的漠视。极强的实用主义态度,使中国天文学家对西方的宇宙论革命毫无兴趣。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使有识之士痛感中国需要一个彻底的改变,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科学世界观之基础的哥白尼体系,才开始被正视、被正面介绍和传播。

     我准备的内容太多了,但临开始才搞清楚一般只讲45分钟,结果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尽管努力讲重点,还是讲了1个小时。报告之后,有人提问说,中国人接受了哥白尼学说之后,是否引入了实验仪器,我答说,实验科学的引入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19世纪人们只是从观念上接受了哥白尼学说,再说中国没有任何实验科学的基础。有人问说,中国人认为天是持续变化的,这是不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反驳。我答说,中国哲人主变,希腊哲人主静,这是基本哲学观念上的分歧,并不构成反驳关系。有人问,中国天文学家对不同的宇宙论抱有两可的态度,可总还是要选择一个,这不是矛盾吗?我说中国天文学家并不认为必须选择一个宇宙论才能有天文学。中国天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完全可以不依赖宇宙论来搞天文学,虽然他们有时偶尔也议论一下宇宙论,但大多不了了之。有人问,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哥白尼,如何讲?我说在20世纪新式教育兴起之后,学校里就开始讲哥白尼学说了。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之后,哥白尼学说通常是在政治课而不只是科学课中讲授,因为它代表了正确的科学世界观,所以你必须相信它。有人问,古代中国因为什么改历,是基于新数据吗?新历法新在哪里?我说,改历主要出于政治考虑,王朝更替就要改历,有时历法的内容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只是改一个名字。至于数据,由于持续不断的观察,每天都有新数据,这些数据不一定是西方科学意义上的,而是占星学和博物学意义上的。有人问,天气现象也包含在历法之中吗?是的。有人问,什么时候中国人意识到天的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中国人是否被天的规则性所吸引从而压倒了政治上的考虑?没有。在中国人看来,天是部分可预测的,不是完全可预测的。比如预测有日食但并没有发生,这不一定是预测错了,而很可能是皇帝的德性感动了上天,上天决定不蚀了。有人问,既然国家禁止谈论天文学,为何还有官方和民间之分?禁止私习天文学的规定从明朝开始有所放松,清朝是完全解禁了,所以官方和民间之分只有在清朝才有。有人问,既然历法不预设宇宙论,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意识到宇宙论很重要?我说,对中国人来说重要的宇宙论不是西方几何结构意义上的宇宙论,而是某种含有伦理意义的基本结构,比如天尊地卑,天上地下,人居天地之间、顶天地立等等,至于作为宇宙几何形状的宇宙论,中国人从来就不认为很重要。中国古代有没有引入阿拉伯天文学,包括他们对托勒密的评注?有的,元代就有阿拉伯天文学传入中土,并且元明两朝官方一直有两个天文台,一个是传统汉家的,一个是按照阿拉伯天文学的。直到清朝,西方天文学传入了,一举把这两个都灭掉了。

    

     准备讲演之前

    

     讲演开始

    

     香克教授主持问答环节

    

     会场

    

     合影左起:麦克·香克、王哲然、博主

     我的报告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他们大概都是第一次听说中国天文学跟西方的如此不同。事实上,不要说西方人,就是现代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也不甚了解。再说“天文学”这个词本来就是英文Astronomy的现代中译,现在人一说天文学就容易想到西方意义上的天文学。包括从事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人,他们通常也只研究与西方天文学相似的部分,有意无意地忽略中国天学看重和在意的东西。他们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表达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会后,科学史系的几位教授都过来向我的报告表示祝贺和感谢。

     晚上,香克教授代表系里请客,琳·奈哈特教授出席。他们选了南部另一家川菜馆。这家门面更大,价格更贵,但我觉得味道似乎不如昨天的FUGU那家地道。美国学生Galen也认同我的看法。当然我说dinner的质量不光是食物,更重要的是就餐者。席间,我又补充了一点西学东渐的故事,比如成功的说服顺治皇帝采纳西洋历法的汤若望,虽然一时受宠当上了钦天监监正,但康熙初年差一点被鳌拜处死,后来只是因为行刑前北京地震和出现彗星,才救了他的命。他们好奇的问,为什么崇祯皇帝那么不痛快的接受明显更精确的西法历书,而顺治皇帝就那么容易呢?我说顺治皇帝是一个外来入侵者,本来就是蛮夷,没有汉人那些文化包袱。后来,满族统治者全盘接受了汉文化,于是开始变得越来越保守。

     从下午开始,麦迪逊就开始下雨。晚餐毕,香克教授开着他的极其拉风的跑车送哲然和蒋澈他们回去,奈哈特教授则开车送我回招待所。雨中的麦迪逊十分宁静,空气中飘着甜湿的味道。我盛赞这个小城的美丽和安静。天气虽然很冷,但人很热情。琳说她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非常喜欢这个城市。告别前,我再一次向她表示感谢,再一次邀请她访问中国访问北大。

     25号一大早,5点半,王鲁平开车过来送我去机场。这个热情的小伙子出生在美国,8岁才回到北京,但是一口京腔京调。机场太近,我们还没有聊几句国内大事,就到了,只好匆匆别过。从麦迪逊到芝加哥的飞机仍然不大,一排4个座位。芝加哥今天在下雨。回波士顿的飞机还是美航的。前半段飞机下面是阴云密布。过了布法罗,天气晴朗起来,可以见到地面景色。波士顿如同来的时候一样阳光灿烂。这次我的座位靠窗口,拍下了几张波士顿的鸟瞰图。

     此次再访威斯康星麦迪逊,时间虽短,收获颇丰。

    

    

    

    

    http://www.duyihua.cn
返回 哲学园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