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给儒学判了极刑，说儒学是“现代的游魂”！
2015/5/19 哲学园

     余英时儒学“现代游魂说”

     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中提出：“……但是儒学目前的困境也在于此。让我们用一个不太恭维但毫无恶意的比喻，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游魂了。”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儒学思想与日常人生》等文中，余先生数度谈及作为“现代游魂”的儒学。儒学如何“死去”以后就成为一个“游魂”了？儒学死了吗？“游魂”的现代儒学意味着什么样？现代游魂的出路又在哪里？

     儒学曾经死去了吗？儒学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它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现代才开始的。孔子之后有杨、墨，特别是墨家的挑战。孟子就以“拒杨墨”为己任，汉晋之际有新道家反周孔名教的运动，这次反儒家名教的运动一方面造成儒学长期的衰落，直至宋代方重新兴起，另一方面便利佛家思想开始长期占据甚至支配民间的信仰和思想。第三次儒学受到的挑战发生在晚明，宋明理学的思想禁锢引发了晚明以批判儒学为宗旨的思想解放运动，除了“三教合一”运动，李卓吾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可谓不让魏晋锋芒。但是从历史与文化的眼光看，这三次“非难”儒学的运动都没有撼动中国文化传统的大格局。儒学每次在经过自我更新与转化后，能够更新获得新的叙述方式并摆脱困境。

     而在晚清，儒学所面临的困境就不是前三次所可比的，堪为“三千提未有之变局”。余先生认为儒学在现代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全方位的，套用《大学》中的话来讲，在历史上对儒学产生最大冲击的外来佛教思想也不过是“八条目”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上部分，而现代西方思想对儒学的挑战不仅是“八条目”的上半部分，更深刻地体现在“治国、平天下”的事功部分。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人如冯桂芬只承认在“技巧”方面不如西方“船坚炮利”，清末甲午事件，才认识到政治制度落伍了，到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全面落后已成为共识，而作为社会思想中坚的“儒学”遂成众矢之的。在“新文化运动”这种由西方思想引发的对儒学的全面的“外在批判”之前，比如说全面反传统的胡适、陈独秀、吴虞、吴稚晖等人，其实在中国思想内部，大约从明末开始，已经有了一个长期的“内在批判”(余英时语)过程，这条线索从李贽到顾炎武到戴震黄宗羲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古文学派的章太炎刘师培。内在批判和外在批判，在儒学批判上的两相用力，使得有宋以来在中国思想界统治了近八百年的儒学走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这种“万劫不复”之境地是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面解体开始出现的。以往儒学的数次困境之所以能够“百尺之虫、死而不僵”，就在于儒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完全被摧毁。儒学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思辨性的哲学或宗教体系。经世践履性的性格一直是儒学从孔子以来的首要品性，并非仅“托之空言”而是“见之于事”，而是一整套安排人间秩序包括思想和社会、个体存在都在儒学关涉之内。儒学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的制度的确立，儒学伸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没有哪种文化能像儒学一样能够伴随着建制化(余英时语)而成为文化构成的主干。而晚清以来，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面临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的危险，这种崩溃首先从政治制度开始，然后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等到传统社会全面解体，儒学和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便完全断绝了，这种断绝使得儒学“死”去了，这种“死”的表现就是肉体死亡伴随“精神与思想”推动叙述话语失去效力。

     于是乎“魂”只能逸出“尸体“，成为“游魂。“魂”不再附体，没有了家，只能成为一种大学图书馆里的故纸堆以及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儒学转化为一种纯粹的哲学或宗教理论，放弃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全面企图。

     余英时进一步拿基督教在现代的命运来比较。同样，作为一种“进化史观”下的“前现代”意识形态，基督教同样取得过像儒学一样“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建制化存在。现代社会兴起后，已全面推出“公”领域转入“私”领域，基督教并非像儒学一样成为“现代游魂”原因何在？是因为基督教有自己完整的独有的组织系统，使得基督教在退出本不属于基督教的其他领域比如说政治、教育、经济后，基督教能够纯粹作为一种宗教而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但是儒学“建制化”是建立在整个社会上的，即使是作为一种宗教，它也不具备自己独有的组织结构系统。在内在批判和外在批判的双重夹击下，从思想到建制的双方面的衰落和坍塌，儒学成为现代游魂便万劫不复。

     “魂”已逸体只因“无体”可附，能否“借尸(体)还魂？这便是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但是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一开始就不是仅仅限于宗教层面。通过宣布“孔教”为国教，康有为、陈焕章诸人实际上在“儒学”死后重新建造“尸体”以便于已作为儒学的“游魂”能够借“尸”还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独秀打倒“孔家店”，儒学游魂悲悲惨惨戚戚，无孔而入。

     现代新儒害的兴起是除康有为之外以一次为儒学安顿灵魂的努力,只不过,现代新儒家们早已不是有清一代的遗老遗少,他们沐浴欧风美雨的现代文明，自知儒学同人间的全面建制化已经完全不可能，于是乎便转入“思辨”一途，企图把儒学完全改造为一种可以同西方相颃的思想与哲学体系，甚至借助于西方康德、怀特海、黑格尔等人的思想和方法为儒学制造“游魂”的暂时的“安顿地”，进而为“故国招魂”。且不论其“内圣”推出“新外王”之思想路线之得失成败，单就其把儒学改造为单纯的思辨体系而言，其努力就如同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新传”之虚弱不堪一样，现代新儒家的努力同样是不堪一击的。而至于当代大陆新儒家如蒋庆、陈明、康晓光之流重拾康有为“孔教”之余绪，通过重新“复兴儒教”以复兴“儒学”，如果说康氏之努力尚因先朝“体温犹存”或可哀矜扼腕，而当代中国大陆新儒家的努力无异于一场梦呓。

     余英时开出的药方是什么？是“儒学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历史上儒学的日常人生化在明清“心学”尤其是泰州学派一脉已发先声.在当时，以王阳明开始,从“得君行道”的上层路线进入“愚夫愚妇同的良知”，这种路线的转变当然也是有明一代政治压力使然。从程颐与朱熹开始的“得君行道”路线已告死亡。从内圣开出外王的路径已不可能,圣君圣贤既不可能,儒学于是乎转入下层路线，王阳明似乎重返原始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原始理想，重新回归《大学》的私领域，在日常私领域中寻求其实现，放弃其在公领域的企图。但是究竟如何在日常人生安顿“儒学的现代游魂”，余先生并没有拿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言之不精，语焉不详。实际上也很难说得很难清楚。

     余英时评其师钱穆宾四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其言也真，其义也切。文化与个体生命之维系，犹如王国维、陈寅恪诸往师先贤之文化生命际遇，令人唏嘘不已。凭藉深厚、用宏取精的儒学，或许不至于永远游魂的命运。端赖我辈，我辈不才，敢不竭竑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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