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德的悖论:崇尚集体主义,却没有公共精神!
2015/5/29 哲学园

     转自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微信号SOPSYSU)

     鸣谢

    

    

     从“天人合一”到“天下为公”

     ——中国文化的悖论是如何形成的?

     主讲嘉宾:杨利川

    

     嘉宾介绍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学者型企业家,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专家委员。曾连续两届当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执行理事,现为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人文经济学会、红树林保育基金会、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等多个公益机构的发起人和理事。数十年来热衷哲学、历史、社会学研究,长期关注东西方文化比较、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等课题。著有《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2010),《纵横之变——中西文明碰撞中的历史哲学》(2015)。

     杨利川:感谢大家光临,特别感谢王硕老师、吴重庆教授。今天我其实特别诚惶诚恐,因为在座的都是专家、学者,都是学术中人,而我自己多年来虽然关注,但是我很久没有在学术环境里面呆过了,所以,我写的这个东西错漏之处一定会很多。当然好在我的特点是,关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我一直非常关注,在我的实践中,在我各行各业的岗位上,我都一直没有放弃读书和关注,在现实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引起的一些思考,我都会和它联系起来。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把我这几十年的心得和大家能够交流。

     今天在座的除了专业人士,可能还有一些非历史、非哲学甚至非文科的一些人士,或者一些公益界的人士,还有企业界的人士,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这样一个课题。本来我写这本书(《纵横之变——中西文明碰撞中的历史哲学》)的时候,我其实也是从现实出发,我所针对的读者也是希望思想比较活跃,关注社会,关注社会进步的这样一个群体,就是大家都能够在这方面找到共同语言。今天,我讲的哲学味稍微重一点,也希望大家能听懂。虽然现在是一个八卦的时代,大家都很关注区伯、老毕的事儿,但是也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引起一些共鸣。

     这是我这本书的一个简介。实际上,我写这个东西是想把东西方比较着来写它们的一个文化史,但实际上不仅仅是从文化角度,也有历史问题,也有经济问题,也有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变迁,当然最根本来说,因为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想按着一个逻辑的推演,按照我的一个可以自洽的体系,一点点把它推出来,但我现在讲,我只能从中间抽出一些可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点来说。

    

    

     一、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从地理环境(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成因)到文化特质(根本区别和内在逻辑)

     我在80年代的时候写过一个论文叫《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这本书是在社科院出版的,是2010年出版的,但实际上这个原稿是我的毕业论文,1981年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这个题目。当时我就在考虑东西方为什么走的是不同道路,它们的文化、它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价值理念为什么不同。我就想找到它最终的原因。当然那个时候它们这个问题也很多,比如亚细亚生产方式,还有金观涛在谈“超稳定结构”等等,我从哲学的角度上认为,地理环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本书出版之后,我就想写一本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书,来研究这个课题。为什么东西方的文化上有不同的特质,这个特质是如何产生的,它们的特质在什么地方。

     我们还是先从地理环境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就是我原来这本书它到底讲了什么东西。正好出版我书的那一年,我们去了一趟肯尼亚,在东非大裂谷,当时是跟沈志华夫妇一起去的,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正在创办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赖总是基金会的理事、捐助人,我就有一个比较文学的说法。因为这个地方七万年前据说只有几百人,是所谓智人,然后他们走向了世界。这是很惊人的一个发现,但后来为什么变成这么不同的种群、不同的文化,确实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也非常值得关注,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我想,让我们从这里开始。

     二、地理环境决定了什么

     在地理环境问题上,学哲学的人都知道,过去比较流行的是斯大林所批的地理环境决定性的影响。我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也是这么讲的。如果谈到地理环境有影响的话,一般都认为,越远古,影响越大,越近,影响越小。我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我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看的,因为人类的社会的历史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历史,这是一个基本面。除了人和自然,没有别的东西。

     在人和自然的博弈中,有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管它叫“肉体的人”的阶段。也就是说,在远古的时候,在采集和狩猎时期,人是靠自己的躯体,靠自己身体的力量,扩而大之,靠自己氏族的部落的、种群的力量和自然搏斗。那时候主要的生产资料是我们人自身,而且是我们肉体的人,所以才形成了血缘社会,非常符合逻辑,到处都是氏族社会。而那个时候地理环境,我认为是不起作用的。

     第二阶段才到了自然界起作用,也就是地理环境起作用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当人类定居下来以后,我管它叫大农业时代。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靠的是自然界。什么叫地理环境?从哲学的角度说,是走进我们生活的自然界,也就是说,在古希腊的时候,就算我脚底下有石油,它也不起作用。这个自然界不是地理环境。走进我生活的,和我们的生产生活发生互动的,这个自然界才叫地理环境。这个时期非常重要。

     第三个阶段,又回到了人的阶段,有点像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是智力的人的阶段。后面还要讲为什么这么说。是人和自然达到新的高度的统一和一致的阶段,人通过自己的智力,能够改造自然界,把自然界作为材料。而这个时候地理环境不起决定作用,是我们的头脑在起作用,我们的智力在起作用。

     这样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氏族社会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地理环境起决定作用的农业社会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我们智力的阶段、工业的阶段、信息化的阶段、网络化的阶段。所以,地理环境的作用不是像人们以前想的那样,就是所谓递减式的(即越往远古越大,越往现代越小),从前的人力量很小,远的时候它就很起作用,近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坐飞机,可以不用起作用。我不是这样看的,它是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产生作用。这是地理环境的作用,所谓递增也好、递减也好,没有意义。而这个作用,我看到的不是它的量的作用,而是它质的作用,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对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影响,才是讨论地理环境作用的真正意义。这在我的《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那本书中我论述得更清楚,甚至我还用了一些更哲学的方式,但是现在我要非常简单地来讲这个事儿。如果是喜欢哲学的人,我就会再讲得更细一点,蛮有趣的一种逻辑。

     为什么要论证这个问题?正因为人类历史走了一个差异性的、多线式的发展,所以我们才承认东西方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社会结构不同,文化不同,因此,到了第三个阶段,我刚才讲的智力人的阶段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化的阶段,因为这个时候地理环境不起决定作用,人类开始摆脱了地方性的发展,只有在农业社会,人类的发展才形成了古老的民族界限,是地方性的发展。只有地理环境不再起决定作用了,人的智力和人创造的东西可以满世界跑,根本不用受你当地的环境所限,比如我在海边我只好受海的影响,在河边受河的影响,在山里边受山的影响,没有羊我就不能养羊,没有铁我就打不了铁器,这种限制没有了,你的科学、你的头脑、你的图纸可以满世界走。所以,地理环境不起作用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时候。那么,我讲地理环境,肯定差异是为了坚持开放和世界融合,摆脱文化相对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甚至站在现在说,我可以说得更明确一点,给普世价值证明,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反对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西方没有什么不同,你外国有的我也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约瑟问题。李约瑟,他写的中国科技史,认为中国也有科学,甚至中国也有现代科学,中国的科学不比欧洲落后。当然古代的时候会举出一些例子来,比如造纸术等等,但是总体上说,不像李约瑟说的,欧洲有的,中国也有。这个观点我是反对的。还有一种观点,干脆说东西方是有差别的,但是你有你的现代化,我有我的现代化,你不是讲民主吗?我也讲民主。你不是讲人权吗?我也讲人权。你是欧洲人权,我是中国人权。你是美国现代化,我是中国现代化。这样如果以此类推,那就完全否定了这些概念的历史渊源和逻辑内涵,使得人类失去了共同的语言,拆毁了交流的平台。人类还有什么共同理想呢?甚至失去了世界融合的可能了,这才叫相对主义。

     所以,什么叫文化相对主义,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现在有些“帽子”乱飞,其实本意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就是刚才我所讲那两个观点。所以,它们的后果都是一样的,叫殊途同归。后果是什么呢?否定了世界历史的多线发展,陷入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使得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没有意义了。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成为固守民族特性和拒绝融入世界的借口。我曾经开过玩笑,我说,一个人牵出一头鹿来说,我这个鹿好,比你的马还好,你的马的特点,我这个鹿都有。再有一个人牵出一头鹿来说,大家看,我这是一个带梅花的马,我这是一匹好马,我这也是马。这两种观点就是我所说的这两个意思。

     三、大地母亲的伟大遗产

     农业社会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影响,也就是地理环境起决定作用的时候,这个时代实际对人类有着非常长远的、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我叫“大地母亲的伟大遗产”。而在这里面,在这个时期,其实这个时期很长,人类定居是什么时候?当然我前面讲了,我说,从轴心时候开始,我大概测算了一个粗的时间段,就是从以前哈贝马斯讲的“轴心时代”,大概应该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这段时间应该是东西方分化的一个分水岭。从那时候开始,其实从人类学来讲,人类应该是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主要是在六千年到八千年左右开始定居下来了,从这个时候逐渐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但在这个过程中,封建社会是在地理环境起决定作用的大农业历史时期一个主要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封建社会它非常非常重要。它的主要遗产包括,确立私有产权、分封制,契约制度,大家知道,封土封臣,君臣,贵族和国王,贵族和他的附庸,一层一层的契约,一直到农民,还有分封制下多元自治的社会结构,以及政教分离的传统,中世纪的时候政教之间的斗争,这个历史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这里面所有东西归结为一条,封建社会具有向现代社会和平长入的基因,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社会在向新的社会转型的时候,它没有被完全否定掉,没有被完全抛弃掉,不是用革命的方法和否定的办法,而是吸收了原来的旧的传统中的积极因素。这跟西方的哲学非常相象。比如中国人讲二元论、阴阳、互转等等,但西方的哲学讲的是辩证的,辩证的是一种三段式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时候,它吸收了前面的正题、反题,合题,它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实际上它反映了欧洲历史发展的特点。我把这个“和平长入”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整个历史上。

     四、中国的文化悖论

     我为什么出这个题目:从“天人合一”到“天下为公”。中国文化中,这两个概念是大家非常的耳熟能详的。天人合一是我们的文化之根,天下为公是我们的制度之根。现实中的问题,有很多我们看起来是悖论的东西。

     我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东西甚至在一百多年来不断地被人提起。为什么号称最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民族实际上是一盘散沙,没有合作精神。为什么号称礼仪之邦的国民,却最缺乏公共素质。我们经常讲,我们出国以后为什么大声喧哗,为什么毁坏人家的公物,为什么爬人家的古迹,为什么满地扔垃圾,我们在国内任何一个节日完了以后,满地都是,任何一个漂亮的赏花的地方,等人走了以后,满草地都是垃圾,甚至天安门广场上也扔得遍地都是垃圾,沾得到处都是口香糖。

     为什么一个最服从威权管制的民众却最不守规矩?说中国人不守规矩。可是,实际上中国人管制最严啊,最听话啊,怎么到这儿就不守规矩了呢?为什么自以为最爱国、最有民族性的国民,却最不爱惜自己的家园和公共资源?我有一次到云南一个什么湖去旅游,这是真事,那一天是9·18。9·18是什么日子大家知道吧。我就在湖边上,离我大概几米远有两个这么大的垃圾箱,围着那个垃圾箱满地都是垃圾,还有人在地上扔呢,我当时就这么喊,我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有本事把垃圾扔日本去。”我就这么喊的,确实让人愤怒。

     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在毁,但是说起民族、说起爱国,谁的嗓门都大,能游行,砸人家丰田的汽车,砸人家日本的拉面店。为什么最爱面子的中国人却没有自我尊严?面子和尊严有区别吗?有关系吗?大马路上插队、不排队,汽车挤来挤去的。从来没有人说这太丢人了,这不好意思。没有。谁抢了是谁的。

     为什么最重视道德教化的国民,却最讲究实惠、迷恋物质,缺乏精神生活?中国人不是道德礼仪之邦吗?但是中国的物质主义最强,没有信仰。其实很多人艺术品位也很低,有人说得就比较激烈,比如高晓松,中国人哪懂音乐?没有艺术。他就是搞艺术的,但是他批得非常狠,他是有道理的。

     总之,崇尚集体主义,却没有公共精神,这就是中国道德的悖论。集体主义和公共精神是分开的,是两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西方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个很简单,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和哲学,它反映了什么?个性、主体精神和理性的发育,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和民主的雏形。古罗马的司法精神,十二铜表法,对个人财产的确立以及法律的独立,法官系统的建立,当然更详细的还有很多,包括程序正义、实质正义这个概念在古罗马的时候都有。

     封建制度与基督教,刚才我讲了,信仰、政教分离和社会的相互制衡。

     到了近代,就是社会转型的不同路径,当然现在一般把它分成三条。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说法。以前我们知道,所谓启蒙时期,主要是讲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社会契约等等,但是现在对法国大革命有一些新的解读,比如托克维尔等等很多。但同时我们就找到了在北欧尤其是在英伦三岛的英国的道德哲学,普通法的传统,议会的传统,和市场机制(由亚当·斯密提出),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更加顺应人性的、更加平和的一条转型道路,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被称为美德社会学或道德哲学。亚当·斯密提出来天然的自由体系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而亚当·斯密是一个伦理学家、道德学家,他不是经济学家。

     当然,最后还有美国的,美国的自由法制和对制度的主动选择。为什么?因为它是借鉴了欧洲的人类文明成果,到了美洲大陆上,人为地设计出来,通过制宪会议等等设计出来。当然,这里面我又会回到地理环境,但是这说起来会有很多,因为美国就已经不是地理环境所影响的国家了。因为美洲大陆是没有产生现代文明的,是英国人带过去的,建了美国。这要说起来,很多人就讲,你讲欧洲的地理环境特点,中国地理环境的特点,还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为什么澳大利亚是这样,为什么印度尼西亚是那样的,为什么新西兰是这样的,为什么美洲大陆是这样的。其实这些现代产生的这个社会,都不是当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都是移植过去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中国的道路是一个从“天人合一”到“天下为公”的道路。从哲学上说,在古代的时候,中国的哲学是一个主客不分的本体论的哲学,其实很早冯友兰就说过,中国的哲学从来就没有走进认识论。为什么?我们说,人类的哲学史首先从本体论,本体论当然也有偏向于主观的本体论和客观的本体论,然后才走向认识论,从认识论到最后走向实践的自由的哲学。而中国的哲学就没有走出本体论的范畴。为什么?因为它主客不分,也就是说,它的主体在哲学中就没有独立出来,当然它反映了一种最早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人的个体得不到发育,人的主体得不到独立,它不能跟客体变成一种对立的,不能够反过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因此,它形成了一个整体主义的价值观。整体主义,必然伴随的是一种道德主义,就是道德治国。我们知道,什么叫道德?一般认为,利他的、整体的,是道德。自私的、自利的,甚至损人利己的,是不道德。这是对的。但是怎么样实现利他?怎么样能够保护利己?这些在东西方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形成一种道德治国,必然形成一种轮回的历史观。因为你不能够真正认识自然,不能够从自然中跳出来,那么它也必然形成一种原始的唯物主义,它跟西方的形而上的、崇尚唯心主义的、崇尚精神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同时,它有一种无神的宗教,其实就是我们的佛教。我们的佛教是从印度教过来的。但是印度教和西域的佛教最早是小乘佛教,但是到了中国以后,通过一再的改造,最后变成禅宗以后,就越来越变成一个大乘佛教,有些人很骄傲地说:你看我们大乘佛教,普渡众生。我不做褒贬。但是普渡众生,它和小乘佛教的特点恰恰是,个性的谱系是不一样的。小乘佛教更注重个性的张扬和独立,而大乘佛教淹没了个性。

     那么,在政治结构上,在社会结构上,就形成了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我书里专门有一章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讲若干从思想到文化到政治体制,怎么样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天下,当然主要是在秦汉以后。

     中国的历史就形成了一个个性不发育的历史,从思维方式上,最早是从天人合一开始的。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天人合一多生态啊,多环保啊,和宇宙共生共灭、一体。但是它的本质不是这个意思。天人合一的本质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主客不分的思维方式。当然,在政治上,它甚至反映了一种内圣外王、皇权政治的这样一种逻辑,比如说天子、皇帝的绝对权利,它都是从天人合一中来的,它在政治上也是用天人合一来做的解释。

     在这个条件下,就形成了一种民族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就是奴性和伪善。当年严复说了八个字,他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到现在我都认为是对的。当然,我们的民族还在开放,还在进步。但是,其中我说的是“劣根”,咱们不做太大的“政治正确”的说法。确实是,非常严重。比如现在我们的毕老爷的事件,你说他是讲了真话好,还是讲了假话好,是告密好,还是不告密好?现在也传得一塌糊涂。其实,任何一件事大家都在这里讨论,都反映了这种风气。

     当然,这里面逻辑上是可以推导出来的。比如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中国人讲人性善,西方人大部分讲人性恶。当然,中国也有讲人性恶的,比如杨朱。但总体上最后以人性善为主流。人性善就是刚才我说的,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必然伴随着道德至上。但是实际上,人性善的结果是抹杀了人的天性,人的利己主义的自然本性,人的欲望,所以才“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它是抹杀人性的一种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发展就会使人变成一种伪善。我在这个书里面也做了一个详细的论证。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我引用了黎鸣先生的论述。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看过黎鸣的《中国人性报告》。当时他就这么几句话对我非常有启发,“中国的人性善导出了一个恶的社会制度,西方的人性恶、承认人的天性,导出了一个法制的、善的结果。”

     西方是主客分离,我们是主客不分。西方的逻辑思维,它的理性主义,它的信仰,它的科学精神,其实都是来自这儿。没有主客分离,就不能够反观现实,就不能够改造自然,就不能够认识自然界,就不能产生理性、逻辑和科学。所以我说它标志着人的本质性的东西:精神萌动了,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他的精神,他的理念,他的自由意识。自由意识苏醒了,主体性就出现了。

     主客二分使得本体论有了内在的丰富性,使得事物有了内在的对立,矛盾的转化,从而有了发展的动力。我们讲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也是从古希腊,一直到康德,这么过来的。只有对立,才能产生新事物,这是它对立统一的最核心的精髓。所以主客二分才使人产生动力,所以西方历史是一个进步的历史。

     而中国由于主客不分,思维停留在一个原始自然的状态,要我说就是老鹰没有飞出这个大森林,正像一个幼年没有把自我和自然界分开那样。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小孩一开始是不会说“我”,我那个孩子小名叫莎莎,“莎莎要吃”,“莎莎要吃”,我不记得什么时候会说“我要吃”了,但是她是有一个过程的,当她把自然界和自己分开的时候,她就会说“我”了。

     中国的哲学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本体论的范畴。这个,很多哲学家都讲过,只不过我把它串起来做一个新的解读。所以我说,我们的祖先似乎特别留恋人类的孩提时代,尽管它曾经是那么的早慧。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制度丰富多彩,确实是,但是就像老子说的,“我们要回到婴儿时代”。

     所以我说,主客分离的重大意义在于向认识论进发,人类的思维才能往前走。

     我把它和地理环境又联系起来了,“冥冥之中我们总是感觉到那个亚细亚的原始公社在血缘纽带和土地纽带上,像孩子手中那根无法挣脱的引带,牢牢地束缚着我们的先人,而古希腊的先哲们,面前的地中海却给了他们更多扬帆远航的诱惑。”“引带”这句话是一个典故,这是讲地理环境的作用,在某些地理环境中,由于它太丰富了,比如说非洲(当然我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它确实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我分析了中国地理环境的最大特点:第一,硕大的大陆板块,完整板块;第二,海洋的边缘化,就是海洋对我们没什么用,非常遥远;第三,我们的河流基本不是航道。为什么?中国西高东低的地理落差,加上季风气侯,雨季旱季不均匀,河流西高东低,水位是干涝两个极端,对于人类的交往、贸易、商业是非常不利的。而西方是一个破碎性的地理环境,它便于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再加上地中海的海洋的地形,促进了西欧地中海文化的发展。我这是简单地说一下。所以我老是在提我们的黄土地。它曾经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束缚。

    

     主体、努斯,理念、自由意识、道德律,大家知道这都是谁说的,绝对命令,这些在西方思维的发展史上,看出来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强调精神的、强调主动性的、强调自由性的、强调主体意识的一种思维方式。如果没有所有这些唯心主义的发展,那么一个大写的“人”就不能确立,历史就不可能进步,世界就不可能被认识和把握。我在书里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关系。以前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教学说,人类历史是一个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历史,因为我多年没有上课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么讲,然后人类是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从错误走向正确的,完全是瞎扯。甚至马克思也不是这么说的吧,马克思到了19世纪,他批判18世纪的机械唯物论费尔巴哈,在研究批判黑格尔的时候,他对黑格尔更是情有独钟,认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没有看到人的能动性,甚至对唯心主义的这种精彩、这种伟大都加以赞叹,连马克思都是这么讲的,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的精神。

     最终我想讲,人的个性,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人的天性,最后怎么走向成熟呢?在于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致。我讲个人主义,讲个人权利,为了什么?是为了讲个人和社会、个体和整体,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和法制民主是顺应人性发展的结果,也是人性成熟的重要条件。其中,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是最核心的东西。

     人性成熟的标志就在于,个人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个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中实现了与公共利益的一致。并不在于说个人可以无限制地张扬,无限制地发展,那么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你不侵害别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当它进入到一个体系中的时候,它就和公共利益一致了。这个体系是什么?亚当·斯密说,叫天然的自由体系,就是市场机制。当时他可能用了“贸易”、“商业”、“交换”,但是是一个商业体系。很多人论证了,甚至说得更绝对一点,说个人的恶,通过这个体系,达到了公共的善。他们找到了,其实也不是他们设计的,是人自然发展的。因为这个贸易、交易从古代就有,但是到近代,到工商业时代的时候才真正成熟。他们找到了公共利益的一致。

     回过头来再看中国。中国有阶级吗?

    

     中国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下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最重要的是单一小农经济,就是由于我们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这样一种在当时农业时代应该有的一个经济模式。它和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方是庄园制,我们是小农经济。单从经济模式来讲,西方在奴隶社会的时候就是庄园制,到了封建社会更是庄园制,而中国不是。

     第二是阶级问题,中国当代以来阶级斗争搞得特别热闹,但是实际上中国没有阶级。虽然过去我们讲社会发展形态的五个阶段,认为中国有奴隶社会等等,实际上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因为它是单一小农经济。它不像西欧有贵族,有分封,有契约制,形成了一个法定的阶级,中国没有。但中国有地主,地主是阶级吗?地主不是阶级,或者说,地主就没有形成真正的阶级。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你看中国的历史,历次变法都是打击地主。地主豪强在中国是舅舅不疼,奶奶不爱,它是一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国家要打击它,农民也要打击它,为什么?它破坏小农经济。它一旦富有了,就会兼并,兼并了就会破坏以单一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稳定的社会状况。所以,不是农民起义,就是国家变法,从商鞅,到王安石,到张居正,全部都是打击地主豪强,当然更不要说柳宗元论证的《封建论》,所谓《封建论》就是反封建论,就是告诉皇上,你要知道,中国绝对不能搞封建,一搞分封,肯定出问题,但是后来一些遗留的也有,甚至一直到明末清初吴三桂西平王,都会出事。同时,不能够鼓励商业。商人一旦做大,富可敌国,肯定分割你的中央权利。《盐铁论》怎么说?这个叫官控经济。

     第三是继承制度,西方是长子继承制,而中国是诸子均分的土地析产制度,除了女孩,包括私生子在内,嫡出、庶出,一律均分,这是历代王朝的法律规定的,从商鞅开始的。很简单地说,这种东西是非常破坏资源的。而中国人说,多好啊,多平等啊。但是你想想,上一辈攒了一大块地,经营得好好的,非要把它分开,有恒产吗?没有恒产,有恒心吗?资产得不到积累,地主能做大吗?地主做不大,怎么能成阶级啊?当然就没有阶级了。然后,每个孩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兴趣是不一样的,有的想做手工,有的想出去跑买卖,有的还想去当和尚,均分也不合理的。最能经营的人最受打击,你为什么不全给我,我能经营得好好的,对不对?过去人们总说中国的私有制如何发展,他们会说,你看看西方长子继承制,土地不能买卖,而且不能分割,必须整块地继承,它那个多不自由啊,而中国的土地可以随便买卖,然后均分,你分到以后说我不想干了,就抽大烟,抽得没钱了,土地就卖了,因此中国的土地流转非常快,但是它恰恰证明了中国土地产权制度的不稳定。恰恰不是私有制,恰恰不是产权稳定的表现,而是产权不稳定的表现。

     第四是关于婚育制度,西方是先立业后成家,父母一般不包办,当然它也有宗法制度,古代人的血缘关系往往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他的结婚年龄一般比较晚。中国是早婚早育,父母包办,先成家后立业,它使得孩子没有独立性,生育多,生育得频繁,就是三代就能多出一代来,然后形成一个多子多福的文化习俗。当然这个东西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由于单一小农经济、中国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农业生产方式的一种劳力集约型、劳力密集型。劳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它必须要不断地在土地里面投入,所以要不断地生孩子,生劳动力。但是它形成恶性循环,他越生,他的土地越稀薄,土地越稀薄,产出越少,产出越少,他就越往里加劳动力,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人说,你成天讲西方怎么着,中国人口多,没办法。我说,中国人口是英国人给你生的,还是美国人给你生的?你不是自己生的吗?自古以来多子多育,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人性的发展它需要找到一个载体,找到一种社会形式,使它成熟。成熟的标志是什么?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能够和公共利益和谐。这是我们人类的发展方向,也是我们的愿望。当你社会不和谐的时候,每个人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但是它的前提、它的目的、它的出发点,是个人的权利,是人的自然本性。整个西方的历史就表现了这样一个历史,它在市场经济中,在民族法制中,找到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的点。

     所以刚才我说,实际上东西方在目的上很不同。西方是以个人为目的,中国甚至包括一些东方社会都是以整体为目的。以整体为目的,因为整体主义,它的价值理念一定是所谓“道德”的,这个道德其实是打引号的,就是它认为只有有利于整体的道德,但是它只是一种愿望,它的实际效果不一定是道德的。

     这里我论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在学术界据我了解没有人说过,中国的道德我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远古文明到孔孟,表现了自然之人性。第二个阶段是从汉武帝董仲舒开始,叫独尊儒术,它借助国家教化,董仲舒写的《春秋繁露》核心就是讲大一统,然后讲,接受秦始皇的教训,光靠所谓法家的暴政是不行的,必须要进行国家教化,那么国家教化的工具、思想体系是什么?是儒家、儒学,所以叫“独尊儒术”。独尊儒术的目的就是把意识形态变成国家教化,说白了,政教合一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第三个阶段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从某种角度说,它强调人的内心,甚至强调一定的个人的修养,个人的主动性,但是它实际上强调的是修身养性,我把它叫做“整个民族的精神改造”。从这时候,尤其是我们的士人所谓的“修齐治平”,所谓的“横渠四句”,是从宋明理学以后,我们士人的精神世界就变成了一种修身养性的、道德自觉的意识形态,就是说它从国家教化变成了一种大众哲学。实际上它对我们内心的这种改造更彻底。

     这三个阶段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到了董仲舒的时候,主要用儒学的教科书,儒学的经典是什么呢?是五经,即《大学》《中庸》《周易》等等。这一套东西基本上是春秋战国之前的,包括《诗经》,反映了远古人的心态和文化的东西,我把它看成是自然人之本性。当然,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做了一些改造,因为它要变成国家教化,要进行洗脑,你的人本来是善的,但是你这个善被你那些恶给掩盖住了,被你个人的欲望给掩盖住了,那么我要教化你,像剥谷子一样,把你的外皮去掉,把里边的大米暴露出来,这就叫国家教化。国家教化的任务由谁来完成呢?是由君主、由圣王来完成的。我说的这是真理,你就按着我的,你要忠于我,你要听我的话,你才能够改变你的本性,去掉你的那些自然本性,然后变成善。

     到了宋明理学,朱熹、王阳明这些人,尤其从朱熹开始,就编著了四书,把五经就降低位置,然后把四书就变成了主要的经典,也是科考的主要内容。这个四书里面更重要的都是在春秋战国以后的汉以后的文献,或者经过人为改造挑选过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一个大的转折。

     我有一章专讲道德治国的基本模式,有一个很雷人的题目叫“道德治国是专制主义的逻辑起点”。你要搞教化,就是要把你所谓的内心的善给你启发出来,你本来人性的东西,他要把你去掉,把你内心所谓的善启发出来,你的善,什么叫善?我说了算,因为我作为权利者,承担着教化的任务。我为什么能承担呢?因为我是王。为什么是王?因为我是圣。我内圣,所以我才外王。我外王了,证明我内圣了。既然我是圣,当然你要听我的。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有权力,你不听也不行。这种道德教化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的一种反映。

     我这里用了一些现代的哲学,比如说波普尔。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波普尔的名言“凡是善良的愿望,一定导致人间地狱”,还有类似的一些话,我们的道德的革命的理想,我们人类的设计,我们总想用唯理主义、理性主义的主观愿望,这种设计,甚至革命的方式,来建造一个社会,当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界以后,我们忽然发现我们的能力很大了,我们懂得改造世界,我们上天入地,我们无所不能,我们可以做出任何改造大自然的行为,甚至移山填海,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一个社会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设计一个社会呢,为什么不能搞一个社会工程呢?这就是一个集权主义的理念。这种东西又带着非常美好的、非常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我去年年底去柬埔寨就为了看波尔布特他到底怎么想的。太平天国男营女营那一套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制度,能够消灭人的欲望,能够回到大自然的,波尔布特把朗诺轰走了以后一个月内,就把几百万人赶到农村去,他要建立一个朴素的、原生态的、最理想的人间社会。还有一本书叫《国家的视角》,这本书非常非常重要,作者是詹姆斯·C·斯科特,他跟波普尔、哈耶克这些人都是非常知名的,当然还有汉娜·阿伦特,专门给集权主义提出了一些观点。他们都讲了这个东西,人类伟大的理想,人们自以为得意的这种设计,他们的后果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说,道德治国的基本模式,第一就是革命理想,第二是父爱主义和福利专制,实际上这两个问题也是一个问题。这个“福利专制”的词儿大家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吗?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当然是一个科技幻想,由于科技的发达,我们可以把每个人按照我需要他在的岗位把他制造出来,有的人适合做领袖,有的人适合掏阴沟,有的人适合去唱歌,然后改变你的基因,做训练,而且每个人都很幸福。但是他说,这所有的一切,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福利专制”。其实我用一句话来说,专制主义者说,请你把权利交给我,我会平等地给你们分配福利。按中国的话说就是,我宁肯给你鱼,也不能给你渔,就是说把资源都给我,把权力都给我,我会给你们平均分配的,这就是伟大的社会了。我不是单讲这个,只是整个逻辑它必然是到这里。

     一个发人深省的悖论就是,你如果承认人的个人利益是天然合理的,如果顺其发展,并且确立它的合法性,你就找到了那个可以安放它的社会载体。相反,你越是不承认它,越是企图压制它,它就恰恰以自私自利和一盘散沙的魔鬼形象冲击公共利益。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悖论。我刚才讲,集体主义为什么造成一盘散沙?道德、礼仪之邦,为什么大家反而只追求物质,反而没有什么道德感?然后成天讲共产主义,结果实际上谁也不关心公共利益,因为你没有找到这个载体,而且你不断地去压制和阻碍这个人性,就像扫黄打非一样,你不建立法制,成天打来打去,永远也打不完。

     相反,如果你承认人的利己本性,以个人为目的,鼓励个性的发展,也就走出了一条自由主义的道路,就将形成一个横向的社会。在这里,社会治理形式它是手段,而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人的自由,使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发展,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满足,也包括具有道德感的社会性公益目标,因此,个人和社会就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所以,中国由“天人合一”导出了善,而西方由“人与上帝的分裂”导出了罪。其实我有一段是讲《圣经》的,我今天没有讲,《圣经》反正弄得我头疼,我写了那么一段,其实我也没研究透,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就是说,西方人的这种罪感到底怎么来的?我是把它和中国的“善”结合在一块。中国人从“天人合一”导出来“人性善”;而西方人说“人和上帝的分裂”,因为不听上帝的,你和上帝分裂,变成了原罪,但西方人并不是说他的恶是罪,说他的利己、欲望是罪,不是!是因为你没有听上帝的,这才是罪。结果,来自“天人合一”的这个道德体系,却将人性与社会对立起来,它的结果是悖论。反而,来自“人与上帝分裂”的原罪说却追求一种更本质的社会关系。因此,形成了两种社会。

     其实,我在这里讲的核心就是,我们不是老讲“天下为公”吗?实际上是有两种公,一种公是纵向型的,一种公是横向型的。纵向型的社会是以整体为目的,横向型的社会是以个人为目的的。纵向型的社会,它的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叫做管制型社会。横向型的社会,它的管理模式是法制的、民主的、宪政的,是契约型社会。

    

     这一点我个人特别有体会。最近这一年多我在加拿大买了个房子住,不瞒大家,我不是为了投资,为了移民,或为了逃避财产什么的,我就是想体会人家的那个公民社会。温哥华隔着乔治亚海峡过来,是一个岛,这个岛有三万一千平方公里,台湾岛是三万四千平方公里,台湾人是两千三百多万,这个岛是七十五万到八十万,它由一个一个的小镇,一个一个的家庭农场,一片一片的森林,一块一块的湖泊和整个一个美丽的海滨组成。我买的那个房子在一个七千人的小镇上,我忽然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托克维尔笔下写的那个19世纪的美国小镇,太和谐了。所以我跟别人说,这个地方是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是原生态的人文环境,我懂得了什么叫社区自治,什么叫尊严,什么叫“法治自觉”。

     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那个地方限速80公里,你开到90行不行?开到100行不行?我说行,但是你不要:第一,你要是开在第一个的时候你就尽量不要超速太多;第二,你不能超过别人又钻来钻去,但是你只要随大流时,超速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会有摄像头管你。难道它没有法治了吗?不是,它就是符合人性,它的前提就是不要影响他人。每个人都会觉得影响他人是个非常不尊严的事,是非常丢人的事。有一次我去商店,我们进门的时候,进去了开始要买东西了,忽然有一位女士过来跟我们讲话,我英文不太行,我弟弟在旁边,我说她讲什么,他说她来给我们道歉,为什么道歉?他说,因为我们进门的时候那个人出门,她没有注意,跟我们有点好像挤着过去的,她觉得非常不好,所以来道歉。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可能我们很多人在国外呆过,可能都看过拉链式的排队,一个咖啡厅只有一个服务员,但进去了五个人,大家怎么办呢?中国式的就是呼啦全拥上去了;还有一种办法,排一个长队,人家就全在门口站着,那个人走了,大家都知道谁该到前面去,或者两个队拉链式的。这种东西怎么形成的?我说,中国人在现代这种局面下永远学不会,当然还有垃圾分类、循环经济,他们那个二手店、旧货店,让你感觉到这个社会太廉洁了,简直太绿色了,太符合人性了。所以,我们去交税的时候兴高采烈,高高兴兴的,哎呀我们真的是纳税人,因为我们买了一个永久产权的房子,真的是这种感觉。我们想,我们都60多岁了,我们一定要体会一下什么叫公民社会,不然这辈子白活了。

     接下来我要说,因为是管制型社会,所以它只有刑法和王法。中国自古以来是重刑法的,而西方是重私法的,私法就是民法。所以,我最后落脚是两种不同的“公”。为什么有前面那些所谓的悖论,我们成天讲“公”,为什么不守规则,一盘散沙,又没有道德?其实是两种公,一种叫纵向的公,一种叫横向的公,我们所提倡的是横向的公,这是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而集体主义它不是公,只有公共精神是公。所以有人老说,集体主义和公共精神是什么关系?就是这个关系。它本质上是不同的,有人老把它当一回事,说集体主义不就是公共精神吗?不是,完全是两回事。有些人在纵向的维度上,他们很公,很懂得听上级,老老实实,唯唯诺诺,但是一到横向的时候,横得根本不懂得跟人合作,又不讲诚信。在中国很多是这种现象。然后在单位可能五好员工,到了马路上开着车“啪”一口痰就吐出去了,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五、社会转型综合症

     其实目前的很多问题都跟我们的历史传统相关,尤其是政府垄断资源,自营牟利,这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最近吴敬琏讲了一个比较雷的话叫“党国大公司”。上个月北京的一个叫吴海的酒店老板写了一个“给总理的一封信”,说做私营企业几十年太憋屈了,《经济观察报》把它登了出来,并且做了一个长篇的解读。其实这是老问题,但居然在北京还能有。

    

     这些都是个人产权得不到保护,私人权利得不到确认的一些表现,还包括NGO的发展,包括社区自治。个人所有权的不确立是一切功利悲剧的总根源。从目前环境问题来说,没有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没有一个权利的制衡,环境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环境保护不是靠天人合一。有人说,“天人合一”,你看中国多生态啊。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靠权利制衡,惩治腐败也不是靠“天下为公”,而是靠司法独立。

     多元化的的权利制衡和对公权力的制约,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机制。我经常讲,没有公民社会,哪有垃圾分类?在广州,巴索风云、张立凡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合作的,那么多年了,他们的垃圾分类进展非常艰难。所以我说现在应该改一改了,天下为公,公司的公,公民社会的公。

     六、酒神与日神的共舞

    

     最后我想说一说,中国文化还有什么好处吗?有什么积极的地方吗?有。所以我就写了第九章,叫“酒神与日神的共舞”,从尼采开始说起。我认为,中国的这种东方神秘主义,中国的这种整体主义,当它进入到现代、后现代的时候,它仍然有它积极的方面,它和整个人类发展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可以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个现象大家看到了,其实从19世纪开始,西方人就开始观察东方,把眼睛朝向东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尼采、叔本华、歌德、雨果,后来一系列的,海德格尔、萨特、哈贝马斯等,其实都是带有强烈的非理性主义色彩,甚至包括米塞斯、哈耶克、波尔斯、阿伦特等。

     为什么讲非理性主义?其实在人类远古时代,非理性主义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到处都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比如多神教、自然崇拜、模糊性、整体性的思维,浪漫的、感性的和直觉的认知方式,这些都属于非理性的。而中国一直停留在非理性主义,它的理性主义没有得到发展。

     现在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非理性主义的阶段的时候,忽然发现中国文化正好合拍了。

     那么非理性主义的集中表现是什么?互联网。我建议大家读一读段永朝的书《碎片化生存》,这本书我最少读了四遍,我才把它解读出来。这是一个工程师,但是他的哲学头脑非常好,文笔也非常好。就像“云计算”的这个“云”,这是波普尔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概念,“云”就是非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终止于理性主义的、刻板的、规律化的逻辑的思维方式。

     互联网最大特点就是两个,一个叫碎片化,一个叫虚拟化,它是个体充分张扬,同时整体充分和谐的一个现象。互联网它是偶然性的,是不确定性的,而且是非线性的。理性主义它认为历史是进步的,而非理性主义认为历史是停滞的、循环的。过去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就是这样。而现在又回过头来了,说历史不是线性的,是非线性的,它充满了偶然性,不是必然性的,比如大家常说的“蝴蝶效应”。

     互联网中主客混淆,精神和物质颠倒。精神不是精神,物质不是物质,主体不是主体,客体不是客体,互联网是不是这样?在整个的虚拟世界中你完全颠倒。

     同时,我们在寻找一个答案的时候,理性主义是用逻辑推演,非理性主义是用直觉。现在是不是回到直觉了?电脑、互联网、计算机里面有个词叫“遍历”,因为速度太快了,它搜索就行了。这件事怎么回事,我就用人肉搜索等等,最后我就把这个事儿搞明白了,我不用逻辑推理了,计算出来了,人类又回到了古代的数数。它这个直觉,这种搜索,从某种角度代替了你的逻辑思维。

     尼采为什么说上帝死了?因为真实死了,比特化的真相就是舍弃真实。星星已经不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再是那个月亮,没有自然界了,都是人工界,所有的东西都被人工所雕刻过、所改造过。

     然后,主客模糊,水乳交融,世界颠倒,关系完全置换。那么,新“庄生梦蝶”,庄生是我,还是我是庄生?蝴蝶是我,还是我是蝴蝶?庄生梦蝶的故事就是这个意思,它实际上就是虚拟和现实颠倒,现在真的又是这样。

     研究虚拟现实技术的人们,他们忽然发现,究竟是现实被虚拟了呢?还是虚拟的才是现实呢?当你在电脑上复制的时候,是那个原版是原版呢,还是复制的是原版呢?复制了一大堆,最后找不着原版了。孙悟空拔了一根毫毛一吹,吹出来以后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了。这就是现在的世界。它意味着古典哲学的终结,正像牛顿力学终结一样。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理性主义是在人类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过程中的产物,而现代的非理性主义,是在人类超越自然时代的产物,尤其是当人类有了化学,有了物理以后,把自然界的形态彻底地解构了,而我们所有每一样东西,你都找不到它原来是什么,甚至你会问这个手机是什么做的?古代新石器、旧石器一看就明白了,农业时代的篱笆、弓箭、铁器,所有东西都能知道是拿啥做的,而你说手机,你根本不知道,更不要说航天飞机、原子弹等等所有这些,彻底地解构了。人类已经超越自然了。在这个阶段,人类真的疯掉了,所以才出现了尼采。

     西方文明经过数千年的个性发展,现在又回到了新的整体主义,个性更张扬,更疯狂,更独立自主,更多的差异,更富有创造性,这是从个性上说。但是整体上也有更大的系统,容量更大,传播更快,联系更密切,就是新个体主义、新整体主义的一个结合,它是更高境界上的整体主义。所以它回归了。

     所以,它是东方主义的复归吗?其实我不懂,说真的。但是,理论对无序状态和非线性因素的自然之美,这些东西都反映了非理性主义的特点。

    

     人类现在有两个危机,从科学技术方面,核技术、基因工程、智能机器人、空间技术等等,涉及到伦理,涉及到社会问题;从社会角度来说,集权主义、恐怖主义、人类的心态、人类的心智发展到了疯狂阶段。为什么现在出的美国电影都是科学狂人?这不是瞎编的。希特勒已经在先了,现在恐怖主义又在后,斯大林也有过,波尔波特也有过。人类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心态,对于人类是造成危机的,再加上有那么高的科技手段。

     只有用公共制约,才能使人性更加成熟。这种公共制约还必须是国际化的。因为人类已经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融合。世界法律的思想是谁提出来的呢?是阿伦特。她说,“帝国主义、集权主义,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更野蛮,这说明人类尊严需要一种新的保障,这种保障只有在一种新的政治原则,在一种新的世界法律中才能找到。”

     国际法的公共制约,这是人类走向成熟的最终的标志。那么东方的文化,我又讲到了,它必须是在一个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高度结合的,非理性主义只是它的一个外壳,它必须要充分吸收人类的非理性主义的全部成果,不能说,现在到了我东方的时候了,我就可以坐享其成,不是这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倒退。所以我也用了一个哲学的词儿,“整体的价值只有通过个体的发育才能得到证明。”

    

     那么东西方的关系是什么?我提了几个,一个叫“中学为私,西学为公”。其实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有的学者讲的,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尤其是传统的儒学,它在私人领域有它的积极性,和谐、修身养性、家庭幸福等等。但西学是在公共领域、公共治理方面。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开放,对待西方的价值理念,有的人老说不能让西方进来,中国的民族特色不能丢,我就提了一个叫“中学为存,西学为取”,就是西学是我们应该取得的,所学习的东西,我们只要努力学习,中国的东西自然就留下了,留下什么是什么,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你越是想我要留什么,最后你恰恰要封闭自己,就是学不到真东西。你看新加坡、台湾,包括香港,中国的东西都非常多,它们都是因为对外开放,学习了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法制的这样一些价值理念,然后中国的东西自然就留下了,不仅留下了,而且非常丰富多彩,比中国还要多。中国越封闭,在现代社会中反而问题越多,反而把中国应该有的传统全部都灭掉了。

     有人说,你这种观点是不是西方中心论呢?我说不是,或者说我也不避讳这些,不要拿这些来扣帽子。我说,什么叫现代化?对于西方人来说,现代化就是发展化,因为西方从古希腊来,他们发展到现在,他们就现代化了。对中国来说,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世界化。

     我们的道德要回撤到私人领域,它才是天然合理的。所以我认为,道德的真正意义在于公共精神,没有公共精神是不道德的,但是中国的道德恰恰在私德领域里面,这是梁启超当年提的。所以,实际上中国是没有道德的,中国的道德其实都在私德里面。私德领域里严格来说是不能成为道德的,表面看它是道德的,成天“天下为公”,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盘散沙,非常自私自利,非常物质化,它反而是走向不道德的。所以,特别有辩证意味的是,中国的道德内容虽然是非常私德的,但是它却被公器所统治,而道德越是被公器所统治,它就越被压缩在私德的狭窄空间,离公共精神越远。

     只要国家权力还是作为道德的机构,干预个人的“道德”(后文解释为何道德加引号),这个社会就一定是不道德的。比如咱们中宣部它肯定就是一个管道德的机构,来干预个人道德,它越干预,这个社会就越是不道德的。这句话是来自哈耶克的,我把它解读了,哈耶克说“政府不再是一个旨在帮助个人充分发展其个性的使用的机构,而成为一个道德的机构。”他是在批判这种现象。这里的道德一词,不是作为不道德的反义词来使用的,而是指这样一种机构,它把一切道德问题的观点都强加于成员,而不管这种道德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欢迎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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