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演说与雅典民众政治认知
2015/6/15 哲学园
20世纪80年代，芬利(M.I.Finley)在描述雅典民主制运作时，曾经关注过政治认知的问题，他结合古希腊社会特征，从宏观层面上讨论了政治商议和决策过程中信息的获得与交流方式，但是对于演说在这方面的作用似乎并未给出积极评价。①随着古希腊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演说不仅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会现实。于是，演说本身的社会功能成为考察重点。在此趋势影响下，赫斯克(Jon Hesk)的《欺骗与古典时期的雅典民主制》(Deception and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一书于2000年问世，以崭新视角对古希腊演说中的“欺骗”问题给予了严肃的学术关注。作者指出，演说术一方面作为欺骗手段遭到揭露与批评，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捍卫真实和正义的作用。该书尽管没有对演说传播政治信息的具体方式进行细致分析，但已经开始从认知的角度关注古希腊演说的社会功能。数年之后，欧博尔(Josiah Ober)在其专著《民主与知识：古典时期雅典的创新与学习》(Democracyand Knowledge:Innovation and Learning in Classical Athens)中将公共知识作为研究主题，更完全地将研究视线转向认知层面。该书强调民主政治对社会整体所产生的普遍作用，重点在于考察雅典民主政治如何整合、传播并利用社会的公共知识。为此，他讨论了雅典民主政治多方面的具体运作形式，其中自然包括公民大会与公民法庭这两个重要的政治演说场合，并且特别对吕库古斯(Lycurgus)的诉讼演说辞《诉列奥克拉特》(Against Leocrates)进行了个案分析，说明信息是怎样通过法庭的诉讼演说而得以向公众呈现的，进而从公共知识的角度重新审视民众的政治参与情况。
有鉴于此，为了进一步考察雅典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家如何利用演说影响民众对政治事务的认知，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在检视古希腊演说辞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德谟斯提尼有关腓罗克拉底和约(Peace of Philocrates)的演说内容不失为颇具价值的分析对象。所谓腓罗克拉底和约，是“第三次神圣战争”的结果。该战争起因于公元前356年弗基斯(Phocis)对德尔斐的占领，其间，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乘机插手中南部希腊事务，支持忒拜攻打弗基斯，而雅典则站在弗基斯一方，对抗马其顿。公元前346年，腓力二世与雅典人订立腓罗克拉底和约，借此控制温泉关，威胁中南部希腊。这成为雅典与马其顿外交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德谟斯提尼从此开始逐步推行坚决的反马其顿政策。为了说服民众接受这一主张，他在后来的演说中一再将该和约作为关键例证加以渲染，引导民众回顾其经过，判断其是非，反思其意义，形成特定的政治认知。他的相关阐述主要集中于公元前343年的《使团辞》(On the False Embassy)和公元前330年的《金冠辞》(On the Crown)之中；而政敌埃斯基尼斯(Aeschines)也曾就此和约与德谟斯提尼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有演说辞存世，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佐证。笔者将通过对这些演说内容的文本分析，从动态过程、集体记忆和模式化叙述三个方面，考察演说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以期更为具体而生动地阐释古希腊演说的社会功能以及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
一、动态的认知过程
演说是雅典政治家的职责，也是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德谟斯提尼曾经提出：政治家应该如何接受审查(hōng’an ho rhētōr hupeuthunos eiē)？②原文中rhētōr一词本义是“演说家”，这里则特指政治家，hupeuthunos是由前缀hupo-与euthuna(审查)构成的形容词，意思是“有必要接受审查”，其中的“审查”(euthuna)是雅典城邦专门针对各类公职人员在卸任时进行的述职审查。但是，rhētōr并非一种公职，在制度上也不存在针对rhētōr的述职审查，③德谟斯提尼的表述其实是在考问政治家的公共职责。他自己给出了答案：对政治家述职审查的标准在于“了解那些刚发生的事务，提前认识它们并提前讲给别人”。④通常情况下，针对政治家的公共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这种所谓“述职审查”的作用。⑤德谟斯提尼在公元前330年的一次公共诉讼中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申辩，特别强调了演说方面的能力与贡献，反复声明自己了解事实真相和腓力二世的实力，并将信息传达给民众，有助于他们探讨公共事务，以及获得“有关城邦未来政治生活的经验”。⑥这也就是政治家在演说中必须履行的义务，他们有责任将自己了解的信息传播给民众，并使之形成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认知。而围绕演说的“述职审查”不仅会审视政治家的演说对民众认识相关政治事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反思民众从中所形成的政治认知是否合理，它还试图对这种既有的政治认知予以补充、修正乃至重塑。因此，政治家的演说与所谓的“述职审查”先后发挥作用，在持续的动态过程中共同构成了民众认知政治事务的主要途径。
公元前343年，德谟斯提尼就腓罗克拉底和约指控埃斯基尼斯的公共诉讼无疑是最能集中反映这一动态过程的案例。在起诉演说《使团辞》中，德谟斯提尼指出：埃斯基尼斯要以公民大会演说者的身份(tōn en tōi dēmōi legontōn)接受“述职审查”(euthunas hupheksei)，因为雅典的“政体是建立在演说之中的”(enlogois he politeia)，说谎(pseudēlegōn)是对民众犯下的最大罪行，如果演说不是真实的(mē alētheis)，民众就“无法安全地参与政治活动”(asphalōs…politeuesthai)。⑦正是在此意义上，德谟斯提尼向埃斯基尼斯提出了质问：“你汇报了什么？如果讲了真话，就让你活；如果说了谎，你就要接受审判。”⑧可见，此次诉讼将对埃斯基尼斯过去的公民大会演说进行审查，回顾演说的内容及其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同时，此次起诉演说本身也成为德谟斯提尼用以改变民众既有政治认知的工具。于是，从公民大会演说到公共诉讼演说，便形成一种动态过程，而《使团辞》则呈现了其中一个“横截面”，使我们得以清楚地看到，后来的诉讼演说是如何回顾和审视之前的公民大会演说，从而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不断重塑民众政治认知的。
依据演说辞陈述，最初在腓罗克拉底的斡旋与提议之下，雅典人决定与腓力二世磋商和约，德谟斯提尼和埃斯基尼斯共同参加了出使马其顿的第一次使团，又称“和平使团”。使团返回后，雅典人于当年埃拉菲博里翁月(Elaphēboliōn)18、19日先后召开两次公民大会，商议并通过了和约。⑨而后，于同月25日由雅典盟邦在公民大会上对和约进行宣誓。接下来，德谟斯提尼与埃斯基尼斯又共同参加第二次使团，前往马其顿获取腓力二世的宣誓，因此又称“誓言使团”。使团返回雅典后，于斯基罗佛里翁月(Skirophoriōn)15、16两日先后在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中进行汇报。⑩
以上便是制定该和约的主要步骤，发生于公元前346年。从中可见，该和约的制定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外交与政治事件，涉及多次公民大会商议过程。三年后，德谟斯提尼在《使团辞》中指控埃斯基尼斯出使马其顿期间收受贿赂，却将攻击重点集中于被告的公民大会演说。演说一开始就声明，指控针对的其实是埃斯基尼斯“在城邦政治活动中的地位”，这既包括他的所作所为，也包括他的公民大会演说(tois pepragmenois kai dedēmēgorēmenois)，尤其是他针对腓力二世的演说(logous kata tou Philippou dēmēgorein)。(11)
《使团辞》第10和11两节用五个并列的分词结构列举了埃斯基尼斯在参加“和平使团”之前的一系列政治行为：在公民大会演说中宣称，最早识破腓力二世；与伊珊德(Ischander)一同在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中进行演说(12)；说服雅典人派遣使团，准备对腓力二世的战争；出使阿卡迪亚(Arcadia)返回雅典后，复述自己在阿卡迪亚的演说；批评那些受到腓力二世贿赂的希腊人，备陈他们所造成的危害。显然，这些行为都离不开演说，德谟斯提尼使用十分夸张的形容词将它们称为“他那些美好而宏大的演说”(tous kalous ekeinous kai makrous logous)。(13)
据德谟斯提尼所说，埃斯基尼斯受贿是在跟随“和平使团”返回雅典之后被发现的，其证据依然是他在公民大会中的演说。《使团辞》第13—16节叙述埃拉菲博里翁月18和19日先后两次公民大会的场景。第14节直接引用埃斯基尼斯的演说内容，并使用强调的修饰语来形容他的演说：将埃斯基尼斯18日的演说称为“他那些简洁而谦逊的演说”(toioutous tinasbrakheis kai metrious logous)，到19日却变为“无比该死的演说”(pollōn akious thanatōn logous)，(14)因为埃斯基尼斯一反之前的做法，转而危害雅典盟邦。在14—16节叙述完两次公民大会的经过之后，德谟斯提尼表示，将向听众讲述埃斯基尼斯在随后的“誓言使团”中如何拖延时间、损害雅典利益。但是，接下来的第17节却直接跨越到“誓言使团”返回雅典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即斯基罗佛里翁月15日在议事会和16日在公民大会中的演说经过。这一叙述延续到第56节，(15)其中，第17—24节生动描述当时公民大会中的场景，第45—46节叙述德谟斯提尼在公民大会中与腓罗克拉底进行的辩论。随后第57—63节对以上叙述进行总结，详细列举前后的事件经过，指出明确的日期，目的在于证明埃斯基尼斯等人与腓力二世合谋毁灭了弗基斯。(16)第64—87节集中谴责埃斯基尼斯的上述罪行，并强调他给雅典造成的危害。第88—105节对埃斯基尼斯将进行的申辩演说加以反驳。第106—121节证明埃斯基尼斯被腓力二世收买，与腓罗克拉底同谋。第122节以后围绕对埃斯基尼斯的判决要求进行雄辩，直到第155节才转回到“誓言使团”。这种叙述打乱了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而将前后的演说场景集中在一起，同样强化了德谟斯提尼对埃斯基尼斯政治演说的关注。
在第17—24节描述斯基罗佛里翁月16日的公民大会场景之后，第25—28节解释为什么要复述这次公民大会中埃斯基尼斯的演说，德谟斯提尼给出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埃斯基尼斯在演说中用虚假的许诺欺骗雅典民众，并且阻止其他人讲出“事实”(talēthē)；第二个原因则是要借此让雅典民众懂得怎样辨别埃斯基尼斯演说的真伪。第29节强调，要让“事实”(pragmata)胜过埃斯基尼斯的“名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名望”一词的古希腊语原文为doksa，派生于动词dokeō(认识)，因此，doksa的本义是名词性的“认识”，在这里指民众对埃斯基尼斯的认识，转义为“名望”，其实正是民众政治认知的组成部分。它在前面第12节中体现为：当埃斯基尼斯参加“和平使团”时，雅典民众将他视为监督者，而不是出卖雅典利益的人。德谟斯提尼提醒民众，正是由于埃斯基尼斯“以前进行的演说”(tous proeirēmenous logous)，“你们所有人”才会持有这样的“认识”(tēn doksan)。在德谟斯提尼看来，这一“认识”不但会使民众相信埃斯基尼斯在“和平使团”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会使民众进一步信赖埃斯基尼斯，相信他在公民大会演说中所传播的其他信息，以及那些所谓的许诺。为此，德谟斯提尼才认为有必要指导民众辨别埃斯基尼斯演说内容的真伪。换言之，民众关于政治家个人的“认识”可能影响着他们对其他政治信息的接受与判断，从而使这种“认识”延伸为内容更广泛的政治认知，这一过程同样是通过政治家的公民大会演说而得以实现的。
接下来，德谟斯提尼斥责埃斯基尼斯在斯基罗佛里翁月16日的公民大会上以欺骗手段妨碍民众了解“事实”，使得雅典人在最终得知腓力二世占领温泉关的消息时，已经难以决定如何采取行动了。在这里，德谟斯提尼特别阐发了民众在公民大会中进行政治商议的正当程序：先要“听取关于事实的演说”(akousai peri tōn pragmatōn)，然后商议，进而“去做认为该做的事”(prattein ho ti doksai)。(17)引文中doksai是动词dokeō(认识)的不定式形式，表示民众在政治参与中的认知活动。这也就是说，了解“事实”(pragmata)是民众形成政治认知(doksai)并采取行动(prattein)的基本前提。德谟斯提尼指出，他本人曾在前一天向议事会说明实情，并提出自己对事态的预见。但是，议案却未能提交公民大会，民众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接受了埃斯基尼斯发布的虚假信息。其结果是，尽管雅典民众对腓力二世到达温泉关的消息感到震惊，并且为使节没有向他们汇报而气愤，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埃斯基尼斯所谓的许诺是能够实现的，因而拒绝听取德谟斯提尼的演说。德谟斯提尼进一步声明，如果在当天的公民大会上“真实”(tēn alētheian)得胜，他本来就可以立即提出反驳，向民众传达信息并且防止雅典民众错失采取行动的机会。然而，埃斯基尼斯却给出欺骗性的许诺，试图利用演说把雅典民众引向虚假的希望(phenakisthēnai tois logois toutois)，同时阻止民众从德谟斯提尼这里听到实情(talēthē mē…akousai)。(18)
在以上这些叙述中，德谟斯提尼着重强调公民大会演说对民众政治认知的重要影响，突出他本人如何力争向民众及时传达“事实”，而埃斯基尼斯却在公民大会中用谎言排挤“事实”，控制政治信息的发布，主导民众对政治事务的认识与判断。实际上，公元前346年埃斯基尼斯成功说服民众接受腓罗克拉底和约，这表明民众当时在其演说影响下普遍认为该和约是正当而有益的，直到公元前343年，民众的想法很可能仍未改变，德谟斯提尼在诉讼中面对着民众多年前所形成的这种政治认知，并试图加以改变，为此，他回顾了当年公民大会的商议过程，聚焦于埃斯基尼斯的演说，以及他们两人在传达政治信息方面的彼此竞争。通过这种回顾，德谟斯提尼将民众的既有认知(doksa)表述为受到欺骗的结果，而与他所提供的所谓“事实”(talēthē与pragmata)对立起来，并要求民众摒弃前者，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后者，从而形成新的政治认知。
二、民众的集体记忆
为了更加真实可信地回顾公民大会演说，德谟斯提尼往往诉求于听众的记忆。《使团辞》第9节，在叙述埃斯基尼斯参与和平协定的政治行为之前，德谟斯提尼首先要求听众回忆(hupomnēsai)埃斯基尼斯曾经进行的公民大会演说(dēmēgorein)，并且向听众强调，这些内容是“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记得的”(mnēmoneuontas humōn…tous pollous)。在叙述完斯基罗佛里翁月16日的公民大会场景之后，德谟斯提尼又指出，埃斯基尼斯善于否认自己做过的事情，这些事情包括汇报、许诺以及欺骗，显然都是指埃斯基尼斯的公民大会演说。德谟斯提尼为此特别向听众说明，埃斯基尼斯是“在你们这些了解一切的人们面前接受审判”(krinomenon…en humin tois hapant’ eidosin)。(19)可见，在德谟斯提尼看来，政治家曾经在公民大会中的演说是为陪审员所了解并且记得的，听众的这种记忆可以证实德谟斯提尼关于公民大会演说场景的再现，从而确保了对政治家公民大会演说进行“述职审查”的可靠性。笔者将由此进一步分析德谟斯提尼在叙述中如何具体运用这种对听众记忆的诉求，以及这种诉求在民众认识政治事务方面所产生的作用。
前文已经列举，《使团辞》第13—16、17—24和45—46节都是关于公民大会演说场景的生动描述，德谟斯提尼在这些地方均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复述政治家在公民大会中的演说内容，我们来看他是怎样强调听众的记忆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些叙述中对第二人称复数的使用：“你们商议”(ebouleuesthe)和平协定，埃斯基尼斯“在你们面前”(en humin)演说，“你们所有人听到”(pantōn akouontōnhumōn)他的演说，“你们喜欢”(humōn boulomenōn)埃斯基尼斯的演说内容而“不愿听”(ethelontōn akouein)腓罗克拉底的演说，使节“向你们进行演说”(pros humas edei legein)，“你们要试图共同回忆”(peirasthesundiamnēmoneuein)当时公民大会的场景，埃斯基尼斯“向你们汇报”(apēggeilen pros humas)，“你们哄笑”(humeis d'egelate)，“你们不愿听且不愿相信”(out'akouein ēthelete oute pisteuein eboulesthe)德谟斯提尼的演说，“你们要回忆”(anamimnēskesthe)公民大会中德谟斯提尼与腓罗克拉底的辩论场景，当时“你们不愿意听”(hōs d'akouein ouk ēthelete)德谟斯提尼的反驳，“你们嘲笑”(kai humeis egelate)。(20)
通过这一系列第二人称的运用，德谟斯提尼将公元前343年诉讼现场的听众表述为共同参加了公元前346年的公民大会。我们很难相信，这是对听众构成的真实记录，它实际上更是德谟斯提尼所使用的一种修辞策略。首先，在诉讼演说辞中，演说者会把诉讼现场的陪审员和其他听众视为雅典公民集体，(21)最典型的例子是，演说者在法庭陪审员面前将代表全体公民意志的公民大会法令称为“你们的法令”。(22)其次，在雅典人的观念中，公民大会也相当于公民集体，dēmos(民众)是ekklesia(公民大会)的代名词。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德谟斯提尼使用的第二人称复数“你们”并非专指诉讼现场的一部分雅典人，而是雅典公民集体，这个公民集体在民主制原则上是任何一次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的参与者，不受具体时空的限制。因此，可以说，德谟斯提尼所强调的听众的记忆其实是雅典民众的集体记忆，而公民大会就是这种集体记忆的来源。
“集体记忆”的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Halbwachs)提出，他认为，人们生活其中的那个群体能够为个人提供“重建记忆的方法”，这种重建就是通过集体记忆实现的，它使个人“转向他人，并采取了他人的思考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23)德谟斯提尼再现过去某次公民大会场景的时候，使用第二人称复数来表述当时听众的“听”、“哄笑”以及某种意愿的表达，将一部分雅典人对某次特定公民大会场景的记忆转化为雅典民众的集体记忆。其目的正是试图借助哈布瓦赫所指出的集体记忆的功能，为听众建构一种回忆过去的思维框架，在这种情况下，法庭中的陪审员即使未曾参加德谟斯提尼所提及的某次公民大会，也可能倾向于将他的描述作为集体记忆而接受。同时，这种集体记忆又是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原则及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肯定并强化了民众政治参与和掌握政治信息的平等权利，因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与权威性，能够为德谟斯提尼再现公民大会场景提供有力证据。但是，我们要注意，这种所谓的集体记忆在其可靠性方面其实是值得质疑的。
埃斯基尼斯的申辩演说有助于我们对该问题的讨论。首先，埃斯基尼斯同样强调民众关于公民大会演说场景的集体记忆。《论使团》(On the Embassy)第12—19节叙述第一次使团之前雅典人的商议过程，(24)埃斯基尼斯指出，“你们所有人都记得”(hapantas humas…mnēmoneuein)当时公民大会的场景，同时使用第二人称复数的表述方式，优卑亚使节“在你们面前进行汇报”(humin apaggeilai)，弗吕侬(Phrynon)“请求你们”(edeito humōn)向腓力二世派遣使节，“你们被说服”(peisthentes d’humeis)，科忒西丰“向你们汇报”(apēggeile pros humas)，“你们所有人都了解这些”(tauth’humeis hapantes iste)，俘虏的家属“请求你们”(edeonto humōn)提供援助。(25)第20—43节叙述第一次使团期间德谟斯提尼等人的言行时，埃斯基尼斯强调这些内容曾经在公民大会中向所有雅典人进行汇报(en tōi dēmōi saphōs apēggeilapros hapantas Athēnaious)，因此要求听众回忆(hupomimnēiskein)。(26)第55—81节叙述埃拉菲博里翁月18、19日的公民大会场景，也说明“所有雅典人和你们都记得”(pantes Athēnaioi kai humeis anamimnēiskomenoi)。(27)第81—86节叙述埃拉菲博里翁月25日的公民大会场景，仍然是“你们所有人都记得”(pantas humas mnēmoneuein)。(28)在此基础上，埃斯基尼斯对德谟斯提尼关于公民大会场景的再现进行反驳。根据德谟斯提尼《使团辞》的说法，埃拉菲博里翁月19日的公民大会中有许多雅典盟邦的使节在场。(29)但是，埃斯基尼斯援引公民大会法令，证明当时盟邦使节尚未到达雅典。(30)在这一反驳中，埃斯基尼斯不但诉求于民众的集体记忆：他对听众说，关于公民大会演说的场景，“你们是我的证人”(humeis este moi martures)。(31)而且，他还将公民大会法令作为民众集体记忆的保障，他认为，以公共文档的方式(en tois dēmosiois grammasi)保存公民大会法令(psēphismata)是雅典人一项最值得称道的举动，它可以杜绝有人在民众面前诋毁其他政治家。(32)但是，根据埃斯基尼斯的说法，德谟斯提尼却撒谎而无视这些公共文档，无视公民大会商议过程的事实(tōn dēmosiōn grammatōn…kai tōn ekklesiōn katapseudetai)，因此亵渎了民众的集体记忆。埃斯基尼斯进而批评道，德谟斯提尼所再现的公民大会场景既然都是不实的，那么他关于出使经过的叙述则更是毫无真实(alēthes)可言。(33)这说明，在埃斯基尼斯看来，是否遵循民众的集体记忆是衡量政治家关于政治事务的呈现是否真实的基本准则。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尽管德谟斯提尼和埃斯基尼斯都将自己关于公民大会演说场景的叙述诉求于民众的集体记忆，但是事实上这种集体记忆却并不完全可靠。无论二人当中谁的叙述更加符合公民大会的真实场景，他们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歪曲。我们可以说，这种做法与其是对民众集体记忆的诉求，毋宁是对民众集体记忆的建构。如前所述，德谟斯提尼为了突出雅典民众如何受到埃斯基尼斯的欺骗，于是不按腓罗克拉底和约制定过程的先后顺序，而先行叙述第二次使团之后的公民大会演说场景，并且反复使用第二人称复数来叙述当时公民大会参加者的行为，将公元前346年的这次公民大会场景建构为雅典民众的集体记忆。同样，埃斯基尼斯为了强调德谟斯提尼在和平协定制定过程中与腓罗克拉底的合谋，在《论使团》的第12—19节中重点叙述了第一次使团之前雅典公民大会的商议经过，也将当时的公民大会参加者用第二人称复数进行表述。更明显的例子是《论使团》第81—86节关于埃拉菲博里翁月25日公民大会场景的叙述，在此次公民大会上由雅典各盟邦向和平协定宣誓。根据埃斯基尼斯的说法，德谟斯提尼在当天作为公民大会主席拒绝色雷斯国王科索布勒普提斯(Cersobleptes)加入和平协定，因而引发民众不满的哄闹。对于这一说法，埃斯基尼斯本应遵循他自己所提倡的做法，提供当时公民大会允许科索布勒普提斯加入和平协定的法令作为最有力的证据，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哈里斯认为，当时公民大会的真实情况很可能是民众赞成德谟斯提尼的做法，允许科索布勒普提斯加入和平协定的提议没有得到民众的通过。(34)我们看到，埃斯基尼斯虽然在这段叙述中依旧提醒听众“你们所有人都记得”(pantashumas mnēmoneuein)，但是实际上却很可能是以有别于实际情况的叙述试图建构民众的集体记忆。
对民众集体记忆的这种建构，在内容上既包括以往公民大会演说的场景，更是针对着民众在当时公民大会中所形成的关于政治事务的认识(doksa)，这主要体现在埃斯基尼斯对公民大会法令的运用上。他一方面声称公民大会法令是民众集体记忆的可靠保障，而另一方面又将公民大会法令作为建构民众集体记忆的工具。这些铭刻于石碑上的法令不但是政治家在公民大会中提议行为的部分记录，而且是民众通过参与公民大会而获得的政治认识(doksa)的反映：公民大会法令的别名是dogma，它在词源上与doksa一致，同样派生于动词dokeō(认识)，词义则是指认识的内容或结果；此外，公民大会法令铭文的开头多为edokhsen tēi bolei kai tōi demoi(议事会与民众共同认为)这样的表述，(35)其中edokhsen也作edoksen，是动词dokeō(认识)的一种过去时态形式。这些都说明，公民大会法令被视为雅典民众政治认知的结果。因此，埃斯基尼斯在再现公民大会演说场景时，有选择地提供公民大会法令作为证据，其目的仍然是建构民众关于以往政治认知过程的集体记忆。针对埃斯基尼斯的这一举证方式，德谟斯提尼在公元前330年的《金冠辞》中有机会提出批评：埃斯基尼斯从时隔久远的公民大会法令中选出一些无人知晓更无人相信的说法，混淆事件的先后顺序，并且用谎言掩盖事实真相(prophaseis anti tōn alēthōn pseudeis)。(36)德谟斯提尼进一步向听众指出，埃斯基尼斯的这种欺骗手段在以前是不奏效的，因为那时“你们依然记得”(eti memnēmenōn humōn)事件经过，所有的演说也都是关于事实真相的(epi tēs alētheias)。(37)在德谟斯提尼看来，埃斯基尼斯对公民大会法令的援引非但不是为了保障民众的集体记忆，相反更是亵渎了民众的集体记忆。
可见，无论是诉求于民众的集体记忆，还是援引公民大会法令作为民众集体记忆的所谓保障，在政治家的演说中都被作为某种修辞策略来建构民众在政治参与以及认知政治事务方面的集体记忆，用以引导民众反思自身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形成的既有认知：哪位政治家在政治演说中曾经呈现过怎样的政治“事实”；其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民众由此获知的政治“事实”及其相关“认识”中又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而为此提供重要依据的集体记忆，由于是建立在民众平等参与政治活动的民主政治原则基础之上，故而在雅典人的观念中体现着民众的权威。因此，民众一旦接受了政治家所建构的某种特定集体记忆，他们便会不仅以此来判断政治家所呈现的政治事务是否真实，也会在这种集体记忆中重新考量自身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决定，并且在此前提下，接受新的“事实”。
三、模式化的“事实”呈现
接下来需要考察的是，德谟斯提尼针对腓罗克拉底和约向民众传达了怎样的“事实”。为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关注他的《第二篇反腓力辞》(PhilippicⅡ)，这是一篇公民大会演说辞，时间上应该属于公元前344年，稍早于《使团辞》，也是德谟斯提尼演说辞中最早涉及腓罗克拉底和约的一篇。这篇演说辞明确指出所要反驳的观点：有人对腓力二世的权力表示信任，认为腓力二世的军事准备并非针对雅典，不会给雅典带来危险。对此，德谟斯提尼强调自己的观点是与之“对立”的(tanantia)，并且指出应该将腓力二世视为敌人，进而列举腓力二世在制订腓罗克拉底和约之后所攫取的利益：控制温泉关和摧毁弗基斯。(38)总之，腓力二世的一切行动都是针对雅典的。(39)这些说法体现了德谟斯提尼所要表达的两种对立关系，其一是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与雅典及其盟邦之间的敌对，其二则是德谟斯提尼本人与其他亲马其顿政治家之间的对立，而腓罗克拉底和约则成为集中反映这两种对立关系的典型例证：腓力二世利用该和约欺骗雅典人，危害其利益，并摧毁其盟邦；亲马其顿的政治家又推波助澜，促成和约的订立，作为腓力二世的帮凶，共同损害雅典。关于前一种对立，德谟斯提尼给予的极力宣扬几乎贯穿于其所有涉及马其顿的演说辞之中，分别从道德、价值观、政体和意识形态多种角度表述了腓力二世与雅典之间的对立。而德谟斯提尼与亲马其顿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则是从腓罗克拉底和约之后才逐步得到强化，《第二篇反腓力辞》反映了这一趋势的开端。
对此，这篇演说辞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明确提出政治家的受贿行为(dōrodokia)。德谟斯提尼在演说的结尾部分严厉批评参与制订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其他政治家们，指责他们使雅典人放弃了弗基斯和温泉关，并使腓力二世掌控了通往阿提卡与伯罗奔尼撒的道路。他将这些政治家的行为解释为他们在出使马其顿期间收受了腓力二世的贿赂。(40)这里，德谟斯提尼并未直指这些政治家的名字，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重点针对的是腓罗克拉底。(41)不久之后，腓罗克拉底逃亡，公元前343年，德谟斯提尼将矛头转向埃斯基尼斯，借助公共诉讼的机会，在《使团辞》中把后者塑造为受贿政治家的典型，给雅典民众当作一个“范例”(paradeigma)。(42)《使团辞》第102—120节集中证明埃斯基尼斯被腓力二世收买。(43)其中，德谟斯提尼将埃斯基尼斯与腓力二世联系起来，指出，由于“出卖自己和收取贿银”，埃斯基尼斯在腓力二世面前是“高尚而正义的”，而在雅典民众面前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使节和公民”，(44)是唯一一个赞成腓力二世加入“近邻城邦同盟议事会”的雅典人。(45)
德谟斯提尼不仅要证明埃斯基尼斯的受贿及其与腓力二世的同谋，更要阐释受贿所造成的危害。在他看来，这种危害除了如《第二篇反腓力辞》中所指出的那样，雅典人因放弃弗基斯和温泉关而丧失自身利益；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妨碍了雅典人履行对所有希腊人所承担的责任，并且加剧了希腊城邦之间互不团结的局面。德谟斯提尼指出，正是由于受贿，埃斯基尼斯才会在公元前346年埃拉菲博里翁月19日的公民大会上阻止雅典人向任何其他希腊城邦提供援助，而当时正有其他希腊城邦的使节在场旁听。(46)事实上，关于是否有使节在场的问题，德谟斯提尼与埃斯基尼斯各执一词，而埃斯基尼斯所提供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德谟斯提尼“虚构”了使节在场的情节。(47)然而，在这里我们更应关注这一“虚构”的修辞作用：德谟斯提尼正是用它来突出埃斯基尼斯的受贿者形象，并强化其恶劣影响。在《使团辞》中，他将雅典称为“希腊人的保卫者”，(48)而通过使节在场的情节设置，他可以更加真切有力地表明，埃斯基尼斯的受贿行为使得雅典人在希腊人面前放弃履行自己所承担的责任。
按照这一思路，德谟斯提尼将雅典盟邦弗基斯的灭亡完全归咎于埃斯基尼斯等政治家的受贿。他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弗基斯被灭亡之后的悲惨景象，并且指出，希腊世界中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了，雅典曾经作为“希腊人的保卫者”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由于埃斯基尼斯等政治家，腓力二世却有力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49)事实上，这种说法很可能也是德谟斯提尼的某种“虚构”。他指控埃斯基尼斯导致弗基斯灭亡的理由是，后者欺骗雅典人将弗基斯排除于腓罗克拉底和平协定之外，从而使其丧失保护。但是，现代学者哈里斯从当时雅典与弗基斯的关系进行推断，指出弗基斯本来即不会被包括在和平协定之内，从而证明埃斯基尼斯并不对弗基斯的灭亡负有责任。(50)这样，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德谟斯提尼试图利用弗基斯灭亡的事件，通过指控埃斯基尼斯的受贿而为雅典民众建构出一种政治“事实”的模式：腓力二世贿赂政治家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政治家则因为受贿而促成腓力二世的强大，并进一步造成希腊城邦之间彼此出卖，互不团结。
因此，笔者认为，在德谟斯提尼这里，“受贿”不只是他指控政敌的实际罪名或借口，(51)而更是用以呈现政治“事实”的重要修辞策略之一。在《使团辞》的后半部分，德谟斯提尼进一步强化“受贿”主题，将受贿的危害引申至整个希腊世界，将它比喻为希腊世界正在流行的一种“可怕的疾病”：希腊城邦中的政治家们出卖自由，招致奴役，并且把这种奴役称作与腓力二世的友谊；其他希腊人非但不惩罚这些政治家，反而纷纷效尤。(52)在描述了这种“疾病”如何从贴萨利传至伯罗奔尼撒及其在伯罗奔尼撒各城邦中肆虐的状况以后，(53)德谟斯提尼特别将奥林图斯为腓力二世所灭的事件作为一个“明显而清晰的范例”详加阐释：奥林图斯人曾经有力量抵御强敌，但是，当政治家“开始受贿”，并且发展至“受贿行为成为强势力量”的时候，奥林图斯便被出卖给腓力二世。德谟斯提尼指出，这就是“受贿”所造成的“疯狂”。(54)
在之后不久(公元前341年)的公民大会演说《第三篇反腓力辞》(Philippic Ⅲ)中，德谟斯提尼以更加有力的表述重申这一“受贿”主题。德谟斯提尼明确指出，希腊人曾经追求自由，如今却追求奴役，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正是“受贿”。这里，德谟斯提尼将受贿的政治家称为“那些从企图统治希腊的人手中获取金钱的人们”，并且对他们予以强烈谴责，称受贿者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指控”，接受“最重的惩罚”。(55)然后，德谟斯提尼重复了“疾病”的比喻(56)，又更为详尽地列举了其他希腊城邦因政治家的受贿而为腓力二世所奴役的事例，其中也包括《使团辞》中曾经论及的奥林图斯。(57)在叙述这些事例的过程中，他有意突出受贿政治家与忠于城邦的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将前者称为“为腓力进行演说的人”(58)，而将后者称为“为民众进行演说的人”和“为了最好的建议进行演说的人”(59)。德谟斯提尼用这一对立关系来表述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歧，他解释说：民众之所以倾向于那些“为腓力进行演说的人”而不相信“为民众进行演说的人”，因为前者倡导和平，后者却主张与腓力二世进行战争。(60)这种表述方式将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转化为受贿者与忠诚于希腊的政治家之间的对立，把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和政见差异简化为非此即彼的两极化模式。
对于德谟斯提尼所呈现的这种模式，现代学者已经意识到它所产生的误导作用。例如，哈里斯曾明确指出，德谟斯提尼的说法会造成我们认识上的盲区，使我们过于简单地理解马其顿取得希腊统治权的原因；实际情况比德谟斯提尼的说法远为复杂，并非所有亲马其顿派都是被腓力二世贿赂收买的政治家，而腓力二世其实也从未表现出真要摧毁雅典的意图。(61)无论现代学者对当时历史事实的推断是否准确，或者现代学者对德谟斯提尼的批评是否公允，我们都不妨认为，德谟斯提尼所呈现的模式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事实”进行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的目的则在于影响当时雅典民众的政治认知，引导民众按照这种两极化的模式对各位政治家的主张和立场进行归类，而“忠实于民众”还是“忠实于暴君(指腓力二世)”之类具有明显道德与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价标准又很容易使民众在两极对立中选择一方，摒弃另一方。
同时，德谟斯提尼还特别强调了民众的认知能力在这种选择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在《使团辞》中叙述奥林图斯的事例时，他就曾指出：面对受贿的政治家，奥林图斯民众“由于愚蠢”(di’abelterian)而相信他们的欺骗；(62)相反，雅典民众则“应该是明智的”(eu phronein dei touspollous)。(63)他以此提醒雅典民众，要“明智”(euphronein)地认识政治事务，便不能相信受贿者。在《第三篇反腓力辞》中，德谟斯提尼则进一步指出，对受贿者的信任将给民众认识政治事务的能力造成巨大损害：民众最终屈从于自己的结局，不是因为他们的“漠不关心”(agonian)，而是由于他们认为(enomizon)自己比所有人都软弱。(64)这是更加深刻的提醒，在他看来，民众如果相信受贿者，就会完全丧失正确认识政治事务和认识自我的能力，这比“漠不关心”远为严重。于是，德谟斯提尼将“受贿”主题与政治家对政治事务的呈现以及民众对政治事务的认知紧密联系起来，他在攻击政敌受贿的同时，更是借助“受贿”主题来反驳政敌所呈现的政治事务，让民众接受他自己所建构的“事实”。
综前所述，在民主制的雅典，演说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是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借助对民众集体记忆的诉求与建构，并通过对政治“事实”的模式化呈现而逐步实现的。
德谟斯提尼和埃斯基尼斯围绕腓罗克拉底和约所进行的诉讼演说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分析案例，展现出本文所谓从公民大会演说到政治家的“述职审查”这一动态过程的具体运作方式。它在演说中的直接体现是演说者对之前演说场景的不断回顾。公民大会作为雅典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决策机构，实际上也就是民众获取政治信息、形成政治认知并使认知结果以法令形式影响政治现实的主要场所。因此，公民大会演说的内容及其场景便自然成为最常见的回顾对象。
这种回顾不仅出现在本文分析的诉讼演说当中，也同样运用于公民大会演说。例如，德谟斯提尼在其公民大会演说辞《第三篇奥林图斯辞》(Olynthiac Ⅲ)中就曾要求听众回忆(hupomnēsai)三四年前的一次公民大会场景，当时发布了关于腓力二世的哪些消息，“你们”是如何通过法令，结果又是因为什么消息而错失了抵抗腓力二世的机会的。(65)在《第二篇反腓力辞》中，德谟斯提尼要求传唤参与制定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其他使节，并且向听众指出，“你们记得”(mnēmoneuete)这些人曾经在公民大会中向民众提供的腓力二世的欺骗性许诺，同时，德谟斯提尼还声明自己重提此事的目的是告诉听众事实真相(talēthē)，让雅典人今后不再遭受腓力二世的侵害。(66)在另一篇公民大会演说辞《论和平》中，德谟斯提尼也曾向听众强调，“你们记得”(mnēmoneuete)，在雅典民众为虚假的希望所欺骗而放弃弗基斯时，他本人并未参与欺骗，甚至不曾保持沉默，而是“预先向你们提出警告”。(67)他在这里指出，记得(mnēmoneusantas)他之前的公民大会演说是为了让听众更好地评判他现在的演说。(68)这显然意味着，成功地说服并不是通过某一次演说而单独实现的，相反，正是在一个不断回顾和再现之前的演说内容与演说场景的持续过程中，政治家才能逐步呈现政治事务、阐述政策和说服民众。经由这一动态过程，德谟斯提尼成为一位成功的说服者，雅典民众最终认可了他的反马其顿政策。德谟斯提尼在《金冠辞》中自信地指出，雅典与忒拜的反马其顿同盟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失败之后，他本人虽然作为主战派政治领袖经历了多次公共诉讼的审判，但是均判无罪，这足以证明其政治行为的正确以及民众对其政策的赞成。(69)
民众对反马其顿政策的广泛认可，必然是建立在他们全面接受德谟斯提尼所呈现的政治“事实”的认知基础之上的。这种“事实”呈现的完整形式由于受到腓罗克拉底和约的影响而得以形成。在和约之前的演说中，德谟斯提尼主要强调了腓力二世与雅典以及其他希腊城邦之间的敌对关系，到和约之后，则进一步增加了“受贿”主题，着重指出腓力二世通过贿赂来实现自己的侵略目的，希腊各城邦中的许多政治家为其收买，欺骗民众，助长了腓力的势力和野心。这样便构成了“受贿者”与忠诚于雅典和希腊的政治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在此两极模式中，德谟斯提尼将埃斯基尼斯等政敌在腓罗克拉底和约中的表现塑造为“受贿者”的典型，把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的失败以及腓力的强大归咎于这些“受贿者”。
然而，最初在公元前343年针对腓罗克拉底和约的诉讼中，这种模式的“事实”呈现似乎并没有为民众所接受。我们看到的《使团辞》如果的确是当时德谟斯提尼控告埃斯基尼斯时的起诉演说，那么从诉讼结果来看，它实际是一篇失败的演说辞。不过有必要指出，某次个别诉讼的审判结果是由多种复杂的现实因素共同造成的，单纯演说本身对其并不具有决定作用，但是在对民众政治认知产生长期影响的方面，演说的作用却可以逐渐显现出来。在十余年后的诉讼演说《金冠辞》(公元前330年)中，德谟斯提尼依然以同样地模式呈现政治事务，并将自己、政敌埃斯基尼斯和雅典民众分别安排在他所建构的“事实”模式的相应位置上。他重申对埃斯基尼斯的攻击，称后者被腓力二世“收买”(misthoutai)，诱导“近邻城邦同盟”发动对安菲萨(Amphissa)的战争。(70)德谟斯提尼还指出，当雅典人在听从他本人的建议援助忒拜并取得成功之后，举行庆祝活动，而埃斯基尼斯却独自在家，闷闷不乐。(71)在这些表述中，埃斯基尼斯依然被塑造为损害希腊的“受贿者”形象，并被排除于雅典民众共同的责任、成功与荣誉之外，而德谟斯提尼则与民众一起成为希腊的捍卫者。到《金冠辞》接近结尾的地方，德谟斯提尼再次谴责了其他希腊城邦中的“受贿者”，将腓力二世的强大与希腊人所受奴役归咎于他们，并且将雅典民众表现为这些人的对立面：“我们在警告，在号召，在阐释最好的建议”(prolegontōn hēmōn kai parakalountōn kai didaskontōn ta beltista)。(72)尤尼斯认为，这里的“我们”(hēmōn)是指德谟斯提尼和雅典民众。(73)可见，德谟斯提尼试图以此表明，自己与民众共同承担了对全体希腊人的责任，而政敌埃斯基尼斯则属于“受贿者”之列，给希腊人带来灾难。
不仅如此，在公元前330年的这次公共诉讼中，作为起诉方的埃斯基尼斯似乎也深受德谟斯提尼所建构的“事实”模式的影响。哈里斯惊讶地发现，在起诉演说《诉科忒西丰》中，埃斯基尼斯关于腓罗克拉底和约责任问题的表述竟然与德谟斯提尼《使团辞》(公元前343年)中的模式相同，都试图表明自己在制订和约期间并未损害雅典盟邦，而是承担了雅典对希腊人所负的责任，维护了其他城邦的利益。(74)这与前文所述德谟斯提尼将弗基斯因和约而致灭亡的事实归咎于埃斯基尼斯如出一辙。可以想见，当雅典民众普遍运用德谟斯提尼所建构的模式来认识和判断政治事务的时候，作为德谟斯提尼政敌的埃斯基尼斯也只得服从于这一“事实”模式。
另一方面，德谟斯提尼在建构这种“事实”模式的同时，还特别对民众的认知能力予以关注，将他自己对政治事务的呈现与民众“明智”的认知联系起来，而将政敌对政治事务的呈现与民众的“愚蠢”乃至认知能力的完全丧失联系起来。这样，德谟斯提尼所建构的“事实”模式本身也就为民众提供了一种衡量标准，用于对政治家所呈现的政治事务加以评判，并作出选择。根据这一标准，民众会作出如下判断：德谟斯提尼的政敌是“受贿者”，是“为腓力进行演说的人”，愚蠢的人会相信他们的话；相反，德谟斯提尼忠于雅典的道德准则、政体和意识形态，是“为民众进行演说的人”和“为了最好的建议进行演说的人”，明智的人会相信他的话。此外，对政治家的这种评判又是在反复回顾之前公民大会演说的动态认知过程中不断进行的，在此期间，通过对民众集体记忆的诉求和建构，德谟斯提尼所呈现的政治“事实”很可能成为民众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便会以特定的模式去记忆某次政治事件的意义与得失，以及不同政治家在其中的各自立场。在此意义上，虽然《金冠辞》为德谟斯提尼赢得了那场诉讼，但是其成功却并不只在于这一篇单独的演说，它实际上更是德谟斯提尼历次公民大会演说与诉讼演说的结果，是他所建构的“事实”模式的最终成功。在公元前330年的法庭现场，雅典民众很可能正是运用这种模式对德谟斯提尼的政治生涯作出了评判，而《金冠辞》则无非是唤起了民众相应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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