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制(new democracies)
2015/8/10 哲学园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1974年即已开始,我们目睹了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右翼专政统治的倾覆,拉丁美洲将军们的下台,以及最重要的,共产主义的崩溃。1989到1991年间东欧革命中共产主义的崩溃,释发了追寻西方民主模式的民主化进程,其中心特点是采用多党制,引入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改革。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大多数(有人会说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正在经历一个转型,最终将会与西方多头制没有什么区别。但至少现在看来,我们仍有理由认为这些体系具有独特之处。首先,共产主义的遗产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被完全放弃,特别是象俄国这样共产主义持续70年的国家。其次,转型过程本身所释放的力量和产生的问题,与西方多头制所面对的问题有很大不同。基于这些原因,将这些国家划入新民主制或半民主制可能比较恰当。

     后共产主义政权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要处理共产主义统治遗留下的政治和文化后果,特别是斯大林主义极权统治的影响。严酷的新闻审查制度及对反对派的镇压,曾巩固了共产党的权力垄断,并使重视参与、妥协和共识的公民文化难以茁壮成长。在俄罗斯,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种脆弱且破碎的政党制度,显然无法表达或凝聚俄国社会的主要利益。结果是,共产党(或说前共产党)经常继续发挥保持稳定社会的作用。例如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昔日共产主义制度在后共产主义时代依然延续存在;而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等国的共产党现在也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敞开怀抱(信奉程度可能不同),并在选举中东山再起。

     问题之二来自经济转型过程。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自中央计划向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过渡的“休克疗法”,导致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社会不公,造成了高度的不安全感。从1990年代初开始,由于社会对市场改革的强烈反应(常表现为支持共产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经济自由化有时会大幅放缓步伐。最后的问题来自国家权力的弱化,尤其是国家现在面对共产主义时期曾被有效压制的离心力时再难有对应之策。族群和民族主义对立的死灰复燃最能说明这一点。伴随苏联共产主义崩溃的,是老苏联帝国的瓦解和15个新独立国家的建立,而且其中某些国家(包括俄罗斯)仍在受族群冲突之苦。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不复存在,分裂成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的族群冲突最激烈,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在1991年突然爆发全面战争,还导致1992到1996年的波斯尼亚内战。

     我们也已发现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重要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是下面两类国家的区别,一是工业较发达和较西化的中欧国家,如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二是较为落后的东欧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某些方面还包括俄国。前一类国家的市场改革进展迅速且相对顺利;后一类国家的经济改革若非勉为其难和未尽全功,便引起激烈的政治冲突。同时,前一类国家也期待尽早加入欧盟,以进一步证明其民主的巩固。另一个不同是,有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是二战结束时苏联红军强加的,而另一些国家当时就为苏联的一部分。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的情况较为特殊,这几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曾经受长期的共产主义统治,也是沙皇时代和苏联时期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人会非常支持俄国例外论,理由是俄罗斯拥有帝国传统,俄罗斯民族主义具有威权和扩张的性格倾向;或认为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就因西方和斯拉夫两种不同认同而分裂,其文化传承与政治命运亦含混不明。

     东亚政体

     20世纪后期东亚的崛起,或可最终证明是比共产主义崩溃更为重要的全球历史事件。当然,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的平衡点也明显地由西方移向东方。20世纪最后20年,太平洋盆地西缘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要比欧洲和北美的“发达”经济体高二至四倍。但存在一种独特的东亚政治形态的说法,却不为人所熟知。现代化意味着西化是人们的一个普遍假定,转换成政治术语,也就是说工业资本主义经常伴随自由民主。持此立场者会援引某些例子作为证明,如日本1946宪法的成功(美国离开时所遗留),以及泰国、韩国和台湾在1980和1990年代推行多党选举等。但是,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多头制在亚洲与西方背景下运作的差异程度,最重要的是它忽视了受儒家思想和价值与自由个人主义影响的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同。人们由此认为存在一种不同于西方价值的特殊的亚洲价值。

     东亚的政体常有类似的特征。首先,它们重视经济发展甚于政治目标,优先考虑促进经济增长与繁荣,而不是扩大西方公民自由意义上的个人自由。这种非常实际的考虑在东亚和东南亚(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虎”经济体中表现明显,中国1970年代后建立起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也表明了这一点(尽管共产党仍然执政)。其次,人民多支持“强”政府,往往会容忍强势的执政党,普遍尊重国家权力。尽管由于低税收和相对较低的公共开支(通常低于GDP的30%),这些国家没有多少空间去推行西方福利国家模式,但是人民仍广泛接受具有“父亲”形象的国家应该指导个人和公共的决策,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第三,与特征二相联系,由于儒家思想强调忠诚、纪律和义务,民众也普遍倾向于尊重领导人的权威。从西方的角度看,东亚政体因而隐约具有威权主义性格(有时候这种特点很明显)。最后,东亚地区非常重视共同体和社会的凝聚力——表现为家庭被赋予核心角色,结果是强调日本人所称的“群体思考”(group thinking),这势必会对吸收个人主义和人权等观念的空间构成

     和民族主义对立的死灰复燃最能说明这一点。伴随苏联共产主义崩溃的,是老苏联帝国的瓦解和15个新独立国家的建立,而且其中某些国家(包括俄罗斯)仍在受族群冲突之苦。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不复存在,分裂成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的族群冲突最激烈,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在1991年突然爆发全面战争,还导致1992到1996年的波斯尼亚内战。

     我们也已发现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重要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是下面两类国家的区别,一是工业较发达和较西化的中欧国家,如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二是较为落后的东欧国家,限制——至少西方会这样理解。

     东亚各政体之间的差别部分源自文化差异,中国人占绝大多数的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日本以及多族群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文化上有所不同。例如,新加坡计划将儒家的信条引入学校教育,但因害怕触犯马来西亚人和印度人而作罢。与此类似,马来西亚则一直蓄意地削弱华人的影响,试图巩固其与众不同的伊斯兰马来文化特点。另外一个因素是,尽管中国接受资本主义模糊了它与其他东亚政体的不同,但肯定没有完全消除它们的差异。比如,中国盛行的“市场斯大林主义”(market Stalinism)与日本业已确立且成功的选举民主,形成鲜明对照。再有,其他东亚国家现已工业化并迅速城市化,而中国仍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与台湾和新加坡等“虎”经济体现在多靠技术创新以及重视教育和培训来推动经济增长,而中国在某些方面仍然靠其庞大的农村人口提供廉价和充足的劳动力。

     伊斯兰政体

     伊斯兰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崛起,深刻地影响了北非、中东和部分亚洲地区的政治。好战的伊斯兰团体在某些情况下对现存政权构成挑战,随着1970年代以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希望的幻灭,它们经常以城市贫民代言人自居。但在其他情况下,某些政权却按照伊斯兰路线进行建设或重建。沙特阿拉伯1932年以来一直属于伊斯兰教国家。伊朗1979年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 1900-1989)领导下的伊斯兰共和国,苏丹和巴基斯坦也紧随其后。在某些国家,如卡扎非统治的利比亚,对伊斯兰教更为个性化和具争议性的阐释变成了政治实践。

     伊斯兰教不是且从来不纯粹是一个宗教。准确地讲,它是一种彻底的生活方式,为个人和民族规定正确的道德、政治和经济行为准则。“伊斯兰方式”建立在先知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的教诲和传教中的“圣行”(Sunna)基础上,前者被所有穆斯林视为神的启示,后者根据的是先知自己的生活,是为虔诚的穆斯林所遵守的传统习俗。因此,政治伊斯兰主义旨在建立神权政治,按照“高级”的宗教原则来安排政治和其他事务。不过,政治伊斯兰主义表现为明显不同的形式,从一端的原教旨主义到另一端的多元主义多种多样。

     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形态最常与伊朗相联系。霍梅尼在1989年去世之前,领导着一套制度化的教士统治体系,该体系通过15名高级教士组成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Islamic Revolutionary Council)运作。伊朗建立了名为伊斯兰咨询会议(Islamic Consultative Assembly)的民选议会,但所有立法都要经宪法保护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的批准,以确保与伊斯兰教义相符。拉夫桑贾尼(Hashemi Rafsanjani)在1990年代采取了一些较为务实和淡化意识形态的

     size:12.0pt;font-family:宋体;mso-asci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mso-hansi-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font-weight:normal;mso-bidi-font-weight:bold'>年不复存在,分裂成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的族群冲突最激烈,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在1991年突然爆发全面战争,还导致1992到1996年的波斯尼亚内战。

     我们也已发现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重要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是下面两类国家的区别,一是工业较发达和较西化的中欧国家,如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二是较为落后的东欧国家,措施,但伊斯兰教教法作为法律与道德准则,继续在全伊朗得到严格遵行。革命原教旨主义势力又通过1997-2001年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再次登台亮相,其特点是实行严格的神权统治,将妇女排除在教育、经济和一般公共生活之外。尽管沙特阿拉伯保守的逊尼派政权较为温和,明显不同于伊朗什叶派的革命民粹主义,但仍具有类似的专制主义色彩,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仍不可小觑。

     不过,穆斯林自己经常反对把任何伊斯兰政权划为原教旨主义,理由是这会使西方存在已久的对“奇异的”和“压制的”东方的偏见长期存在。马来西亚是伊斯兰教和政治多元主义相容的一个例子。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官方国教,最高领导人既是宗教领袖,也是国家元首;该国推行“指导性”(guided)民主,首相马哈迪尔领导的“巫统”(UMNO)在多党制的框架内掌控马国政治。1981年以来,马哈迪尔政府推行一种与明确的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的狭隘的伊斯兰和亲马来人战略。从1988年开始,由于司法独立的崩解,政治拘捕和强制新闻审查也紧随其后,威权主义倾向又在马来西亚重新抬头。

     军事政体

     大多数政体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但某些政体却通过操纵军权和进行系统压制而得以生存。军事政体(政权)在这种意义上属于较宽泛的威权主义类型。军事威权主义在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和东南亚最为普遍,但1945年后也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出现。军事政体的主要特征,是根据某人在军事指挥链条中的位置来确定其政府领导职位。正常的政治和宪政安排常被搁置,表达反对声音的制度,如民选议会和新闻自由,不是被弱化就是被废除。

     尽管所有军事统治都具有高度强制性,但它仍包括多种政体类型。在某些军事政体中,武装力量直接控制政府,最典型的就是拉美最常见的执政军官团,这是一种集体性的军政府,核心是通常代表三军的军官指挥会议。军官团政体常以各军种和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对立抗争为特征,结果是正式的权力职位往往相对频繁地变动。

     第二种形式的军事政体,是军队支持的个人化专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经常在意图制造克里斯玛型权威的人格崇拜的支持下,在军官团或政权中获得卓越地位,如1974-1980年希腊的帕帕佐普洛斯(Papadopoulos)上校,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后的皮诺切特(Pinochet )将军,以及1993-1998年尼日利亚的阿巴查(Abacha)将军。在最后一种军事政体中,武装力量的忠诚同样是支持政权的决定因素,但军事领袖乐于幕后操纵。例如,1945年后的巴西军队认识到继续保持文职和军职的界限将会增强政权的合法性。但是这种界限区分可能会鼓动人民要求实行宪政和代议政治,压缩直接军事干预的范围,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促进多头政治发展的趋势。第18章将会更详细地讨论军事政体的这一特点。

     总结

     ◆政府包括所有秩序性规则得以维系的机构,其中心特点是有能力制定和执行集体决策。但是政治体系或者政体则不仅包括政府机构和国家制度,而且还涵括这些机构与更大社会发生互动的结构和过程。

     ◆政治体系分类服务于两个目的。首先,它使比较成为可能,有助于在纷杂的事实中发现相似点和差异性,从而辅助我们理解事物。第二,它帮助我们评估不同政治体系的效能和成败。

     ◆政体可根据不同的基础进行分类。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分类,专注于宪政安排和制度结构,而“三个世界”的取向,则强调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共产主义“第二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三种政治体制在物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

     ◆共产主义的崩溃和民主化的推进,使辨识现代世界的政治轮廓更加困难,而传统的分类体系也陈旧落伍了。虽说所有的体系分类都只具有暂时的生命力,但我们仍可根据政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在实践中的交错结合,来对其进行区别。

     ◆“历史终结”理论宣称历史已经结束,或者随着西方自由民主在全球范围的胜利而注定要结束。现代世界最普遍的政体形式的确是某种民主形式。然而,仍有证据表明政体类型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西方多头政体、新民主制、东亚政体、伊斯兰政体和军事政体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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