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博弈论者
2015/8/13 哲学园
罗伯特·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经济学家，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合理性研究中心教授，犹太人。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与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共同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天才的博弈论者---罗伯特·奥曼
1938年的这一夜，纳粹借口一位17岁的犹太难民在法国巴黎枪杀了德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在全德国开始了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在二战之间，在欧洲全境，有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
在这场迫害的导火索被引燃之前，一对犹太夫妇，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幸运地逃离了德国…
曾涛：我看到资料讲，1930年那年您是出生在法兰克福的，我想对于那个年代的历史大家都是有非常清晰的记忆，我不知道在您儿时的记忆里是什么样子？
奥曼：我的童年很愉快，我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我的父母工作都必须非常勤奋地工作，他们给我的弟弟和我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时光，尤其是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教育，我对他们充满感激。那个时候的德国，直到1938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因为德国人以及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我对此记忆犹新。他们在很多商店的窗户上帖上标识，底色是棕色，字是黑色或白色的。那些字被用希伯来文的形状写出来，写着“禁止进入”，意思是个商店不喜欢犹太人，这是一种排挤。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排挤并不是说他们不喜欢我，而是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不喜欢。有的时候，在上学路上，我们会遭到纳粹团伙的殴打。有的犹太人会受到纳粹鞭打。
高中时代的罗伯特奥曼遇上了一位非常好的数学老师，于是，他选择了数学作为专业。1952年和1955年，奥曼在麻省理工学院分别获得数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这里，他遇到了数学家约翰纳什。
曾涛：我看到您的资料，您从学士到研究生到博士所学的专业都是数学，那么您个人对于博弈论的兴趣是怎么样开始的？
奥曼：当我在研究生院学习理论数学，并且在写关于“纽结理论”的博士论文的时候，“纽结理论”也是理论数学的一个分支，我遇到了约翰·纳什，那时他是个年轻导师。但是我从纳什那里听到了关于博弈论的一些东西，那是在波士顿的MIT(麻省理工大学)，那个时候我对博弈论并不感兴趣。
50年代初的约翰纳什风华正茂，当时，博弈论正处于发展阶段。而罗伯特奥曼对此并不感兴趣，他毕业后去了一家运筹咨询机构，研究的任务之一是如何保护城市免遭空中梯队飞机的袭击，这时，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找到了他。
奥曼：有一个问题来自贝尔实验室。那个时候贝尔实验室正在做一种放在导弹上的导航系统，当时美国正在完善这种导弹。对于这样一种导航系统，他们要求我们分析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城市在受到空中飞行梯队攻击的情况下，(梯队中)有一部分飞机是用作诱饵的假目标，而有一部分确实携带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使用这种导弹导航系统。
这个问题被分配给了我，我就意识到这个也许与我和纳什的曾经的谈话有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用博弈论考虑这个问题，然后用博弈论分析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我对博弈论开始感兴趣的时候。
由于这次偶然的机遇，罗伯特奥曼开始被博弈论这门学问深深地吸引。20 世纪50年代之后,奥曼已经成为当代博弈论领域著名的“四君子”之一，是国际经济学界一颗耀眼的明星。奥曼在权威的《帕尔格雷夫大辞典》中，对“博弈论”词条的解释十分精辟和凝练。他认为，博弈论描述性的名称应该是“互动的决策论”。因为人们之间的决策与行为会形成互相影响的关系，一个主体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反应。
奥曼：任何时候你去商店买东西，你为要买的东西讨价还价的时候，你就参与到了一种博弈当中，因为你想花最低的价格买东西，而卖家想要最高的价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试图达到不同的目的。相反地，这些目的也不是完全相对立的，因为我们双方都想做成这笔交易。所以这是一种博弈。
那么另外一种博弈，就是一种政治上的情形，比方说选举，或国际关系，不同的国家他们试图达到不同的目的，尽管他们的目的并不一定是相互对立的，我希望这些例子能够给你们讲出博弈论的一种味道。
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成功，可以毁灭世界的核战争，成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现实。1962年夏天，美国的间谍飞机发现古巴正在建造核导弹基地，这是由苏联人建设的。10月，肯尼迪采取强硬的路线，宣布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赫鲁晓夫立刻给与同样严厉的反应，他说“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一时间，加勒比海地区战云密布，大战似乎一触即发。每一方都希望对方让步，这一核僵持局面的博弈成为了博弈论中著名难题“胆小鬼博弈”的经典案例。这一事件最后以苏联的撤出告一段落。
双方的这一次博弈也使核威慑理论得以确立。核威慑的构成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自己拥有核武器，另一个是让对方知道自己有使用核武器的决心，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对方判断，你不敢使用核武器，就无法构成有效的核威慑。
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和苏联在核武器领域开始了长达几十年军备竞赛，在瑞士的日内瓦，两国也开始了漫长的裁军和军控谈判。与此同时，美国的学术界，出现了运用博弈论对核战略进行分析研究的潮流，奥曼本人也在60年代为美国军方作过一些战略性的研究。
曾涛：我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在1966年的时候，您曾经和马席勒先生一起写过一个给美国的武器和财经机构的开创性的报告，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建立了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的模型。那么我很想以这个报告为一个例子，您能不能透露一些其中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
奥曼：在60年代的时候，美苏之间的冷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当时冷战有很大的危险会演变成热战。那时美国和前苏联决定进入军控谈判。这一系列军控谈判是在日内瓦举行的，叫做日内瓦军控谈判，谈判反复不断地进行，谈了好多次。但是，它基本的一点，也就是马席勒教授和我本人意识到的，就是这次谈判不是一种完全信息的博弈，这种博弈是一种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因为这次军控的谈判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行的，那就是当时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对方有多少核武器。
因此，他们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游戏。在把武器控制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上，他们没能达成共识。大家只能在销毁多少武器的方面达成共识，那么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武器。所以这种博弈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马席勒和我本人，后来理查德·斯特恩先生也参与到这个研究中，我们发展了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我们展示了在这种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当中，一方可能了解到比另一方更多的信息。美国了解前苏联的军备水平，比前苏联了解(美国)得更多一些，而他们不可能在不披这些信息的情况下来使用它们。在一个重复的情境下，像在日内瓦大会，如果你使用这个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就被间接地透露出来。这个情况不是很明显，而这也是我们所展示的。你必须让博弈方知道有这样一种选择：要么使用这个信息，随之把它透露出来，要么忽视这个信息，于是这些信息就会被封存，他们最终必须要做出这样一个选择。所以了解多一些信息的确有一些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最终未必能构成一个良好的局面。
在双方的较量中，即使你知道对方的秘密比对方知道你的要多，也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能赢。因为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游戏，双方都需要看到未来的，长期的力量。双方真正需要达成的共同目的，是寻求避免两败俱伤的方式。在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谋，不战而驱人之兵”也体现了这种博弈论的思想。
曾涛：但是最后由于你们在这样在这份报告当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模型，那么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奥曼：我想可能影响了美国的政策。我们跟美国军控 “裁军”的机构有一个咨询协议，我们总是定期地跟这种机构的官员见面。给他们解释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用非常简单的话语给他们解释了一下，不需要讲非常深奥的数学语言。我想呢，就像刚才对你解释的那样。
运用博弈论研究全球安全问题，可以解释为何在二战之后美苏聚集了许多核武器却不使用，这一理论也使当时的许多军事专家和政治家多了一种战略武器。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数学研究院教授罗伯特-奥曼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国家政策学院教授托马斯-谢林。在谈到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时，奥曼给我们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奥曼：但是还有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既然你问了我，博弈论到底有什么实际用途。首先我们要把研究做得彻底，而不去担心政策的牵连。在理论的，基础科学研究和为了科学而科学的研究，以及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这些问题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而不一定非要看它的直接的实际应用。
1953年，罗伯特奥曼遇见了一个以色列姑娘，叫伊斯特，施莱辛格(Esther Schlesinger)在共同度过了44年无比幸福快乐的生活后，1998年伊斯特去世了。2005年的11月，大约在获得诺贝尔奖的一周以前，他娶了伊斯特的妹妹。
曾涛：我们在您的个人主页上看到您对自己有非常有意思的介绍，是这样说，我有五个子女，十七个外孙，还有一个曾孙，四代人，跟您的这些孩子们在一起是不是您非常快乐的时光？
奥曼：肯定的，我得告诉我的网络管理员帮我改一下，不是十七个，现在是十九个了。
http://www.duyih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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