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太理智
2015/8/23 哲学园

     原文标题为展望会聚技术(VISION FOR THE CONVERGING TECHNOLOGIES),是原美国众议院议长Newt Gingrich在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政界共同主办的一次NBIC会聚技术专题会议上的发言。NBIC会聚技术(NBIC CONVERGING TECHNOLOGIES),即为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交叉综合。虽是2002年的文章,仍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译注

     我要讲的主题是,当你在规划远景时不要太理智。

     大约六个月前,迈克·劳卡(Mike Roco)邀请我去参加一次会议,在会上有人慷慨激昂的反对过度夸张未来的前景,恳请不要许诺得太多太快,正是在那里我突然想到了这个主题。1945年,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写了一篇讨论计算能力未来的文章,其内容在当时看来颇不理智。爱因斯坦在1939年九月给罗斯福的信就更是极为不理智。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氢弹之父”——译注)最近告诉我,他曾经跟尼尔斯·玻尔就制造原子弹是否可行大吵过一架。玻尔当时强调,这可要消耗掉国家的全部发电量。特勒说他们俩直到1944年才在洛斯阿拉莫斯重逢,那时玻尔在走廊里嚷嚷“你看,我是对的。”以丹麦的标准来看,曼哈顿工程的确消耗了整个国家的电力。(玻尔是丹麦人——译注)

     范内瓦·布什的那篇经典文章影响深远,其概述的技术最终成为了ARPNET,Internet,以及今天的个人计算机系统。而这些技术在那篇文章成文的时候显然都是不可行的。因此,我想以此观点作为开头:在展望远景时,凡是那些能够觉察到科技潜在威力的人,他们有义务克服自身天生的谦虚抑或是保守,大胆为我们描绘出那些可能的成就。

     现在,这里你们正讨论能够提升人类潜力的会聚技术。也许你们应该找一面墙来,在上面贴上你们所认为的,在接下来的20年里各个学科分阶段所能达到的成果。然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成果将如何相互交叉,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交叉?

     想想纳米技术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因为你一旦可以在那个层面实现自组织和智能结构,你就真的改变了所有事物的可能性。因其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使人简直无法想象。如果你将生物技术的发展、接下来20年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以及我们对于人类认知的更深入理解都综合起来,其威力着实令人震惊。例如,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最终也无法据此设计出国人学习和思考问题的新方式。

     这你从各项体育运动上就能看出来。今天我们为运动员所作的一切与40年前相比变化极大,从科学营养配餐到新式训练方法,再到学习理解如何发掘出身体的最大潜力,这些在40年前都还是空谈。我们那时既没有相关知识也没有经验。我鼓励你先把各种可能性都贴出来,再把它们相叠加,最后再描述这究竟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因为影响实在是太惊人了。

     我在军队里长大,小时候一次随军前往法国。在那里为了往美国打电话,你先要到当地的邮局去打给巴黎的接线员,询问还要多久海底电缆才会闲下来。后来当我女儿在巴黎以南的地方做互惠生(au pair)时,我只要拿起家里的电话拨打她的手机就行了。想象有这么一个人,刚刚从ATM里取完钱,开车到一家自助加油站并用信用卡付账,然后一边听着CD一边打着手机,开着车沿高速公路去上班,却说到:“咦,科学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引出了我关于不要太理智的第二个观点。当你为国家,为个人,为社会,设计出潜在有效的改进方案之后,你就要用相对比较生动的语言把它传递出去。

     像艾萨克·阿西莫夫、阿瑟·C·克拉克和卡尔·萨根等这样的人在使公众确信科技的重要性上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范内瓦·布什在二战开始时也深知这样做的意义。但是如果那些知晓新科技的人拒绝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去向公众诠释,那么他们就应该停止抱怨那些还不知晓的人的无知。晦涩难懂的科学难以深入人心。你不能说:“这项技术开创了当今最伟大的事业,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才能运转。哦,顺带提一下,我可不打算详细讲给你听。”科学家和普通公民一样,都有走出去解释他们需要什么以及他们的工作会带来什么的义务。

     我58岁了,于是现在也开始关注阿尔茨海默病以及癌症了。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原甲壳虫乐队吉他手——译注)正是死于我这个岁数,这让死亡显得距我并不遥远。所以我保持着对于加速相关科研及其实际应用的兴趣。选民中最大的单个群体就是婴儿潮时出生的那些人,他们也自然会理解这一点。他们也许不明白等离子物理,或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高阶知识,但他们一定能区分自己得不得阿尔茨海默病有何不同。

     如果你不想得阿尔茨海默病,那就大量增加投资,不仅仅投给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国立卫生研究院),也要给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其他众多科研机构,因为那些支撑NIH的核心学科可全都是在NIH外面发展出来的,绝大部分NIH使用的技术也是在NIH外面研制的。技术总要由人来开发,如果学术圈拒绝研发某项技术,那你就不应该惊讶它为什么没有被研发出来。

     一旦你建立了总的愿景,让我从实际层面来说明接下来你的任务是什么。如果你把NBIC的四元素放在一起整体考虑,你会想要识别出其中缺失的环节。缺失的环节会是什么?可能是使能的(enabling)技术、网络、或是项目等。

     这里我要举出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所做的伟大工作。那里的科学家有意识的寻找在使得计算机简便可用的技术中缺失的部分,然后据此有针对性的资助一系列卓越的研究中心,最终帮助发明了现代社会。没有DARPA,再过30年你也不会享受现代计算技术。在他们所作的影响深远的工作中,其中一部分便是以展望愿景开始,找出那些“遮挡”愿景的地方,再据此有针对性的进行资助。

     没有这两点,Internet的前身ARPANET,就绝不会产生。一是DARPA自身有专项资金,二是意识到我们不应该在首次核打击中就失去指挥中心。人们常常忘记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在网上购物的便利也是拜由核战争阴影产生的恐惧所赐。

     去展望大的科技飞跃,关注那些需要长期持续资助的对象还是很有帮助的。最近3年我一直在提议,如果我们想要研究全球变暖,就应该拨出几十亿美元专项资金来建立像国际地球物理年(1957年七月至1958年底的一次大型国际地球科学联合科考项目,中国未参加——译注)那样规模的气候学科研力量。这一定会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极大地推进该学科的发展。京都议定书所带来的公共政策方面的影响,花费在40万亿美元左右,向合适的大气和气候学研究项目所要投入的钱与这个数字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用理论上为了满足京都议定书的花费百分之一不到的钱,就可以建立起大型气象学数据库,获得巨大的基础研究优势。

     不过这笔钱现在并没有编入预算,因为现有的预算都是为拉选票而设,而不是建立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我得说这样做后患无穷。所以对你们来讲,找出那些能够赋予我们绝对科技优势的大型项目非常重要。国际地球物理年和它对地质学基本认识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可能是20世纪最具决定性的范式(paradigm)改变,至少所有人都承认这样的大型国际合作其价值所在。再想想ARPANET的例子,这使得人们最终得以建立万维网(World Wide Web)。今天则是NBIC,为了再次创造出奇迹,现在就必须界定出哪些是必须实施的大型项目。

     就不要太理智,我想再说几句。科学家真的有义务以生动、简明的语言向公众诠释美好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这样总统、副总统以及其他各种不同背景的人才能在制定预算时意识到拨款不足将使其沦为泡影。公众认识到哪些问题才是迫在眉睫、亟需解决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我个人的经历看来,政客总是对未来的发展前景缺乏足够的认识。

     如果我们真的在航空领域投入了足够多的资金,现在就绝不会还在与空中客车缠斗了。我们会处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上。考虑到所有那些由纳米技术和大规模计算交叉应用可能会产生的巨大转变,我敢肯定只要愿意大量投资,我们定能创造出领先对手一代的、无可匹敌的先进航空工业。在阿富汗我们的军事优势与1979年的苏联相比,不是勇气、军事经验或是远在其上的组织技巧,而是科技优势的结果。我们需要重复强调这一点,一遍又一遍。

     最后两个论点结束我的发言。首先,我的最低目标是要将NSF的预算及其增长率增至目前的3倍。就任于众议院议长时我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仅仅将NIH的预算加倍,却忽略了其他相关学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严重失策,我们本应同步推进其他相关科研项目(大部分相对小一些)快速发展。接下来十年我会一直呼吁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以此作为补偿。其次,在媒体上有一些言论提议政府可以削减在科研上的支出以便通过当前的预算案。对此,我在公开场合要尽我所能的呼吁:疯子才会这样做。

     如果想要经济增长,我们的科技就必须领先全世界。如果想要在接下来的30年捍卫国家安全,我们的科技就必须领先全世界。如果我们想要在年老时保持身体健康,我们的科技就必须领先全世界。所以如果不加大科研投入那就是纯粹的疯狂。这里如果有谁是政府工作人员,请把我的这个观点带回去好了。我会在公开场合尽可能多的强调这一点,并愿意跟政府里的任何人就此辩论。

     议会光是为了拉选票就投入数十亿美元,相比之下主动对科技的投入却少得多。这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不是我们没钱,你看看议会上为了拉票推出了多少“惠民政策”就知道了。他们有的是“专项”资金,如果政治压力足够大的话。科学家和工程师至少应该学会和玉米农场主一样积极主动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一个给生物乙醇都能够提供任何你想得到的补贴的国家,我想我们应该学着接受这个现实。

     现在,有不少科学家都不屑于强烈要求政府资助他们的工作。OK,那你就得不到资助。又或者你得到资金了,那是因为有人替你呼吁了。我还是认为科学家也是公民,既然是公民就不能免除公民的义务:传递他们所了解的真相,斗志昂扬的为维护他们所信仰的理念而战。

     我对此仍然激情澎湃,因为我确信你们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感觉是如此真切,因为如果没有近半个世纪以来医疗科技的发展,现在那些还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的病人们有的上周就已经死了。今日的科技使得我们能够在阿富汗建立起一套燃料电池系统,避免了在这样一个山区间分散着众多小村子的国家里建立一套大型集中式电力配送系统的挠头问题。借助卫星科技,我们的手机可以在大多数国家进行实时通话,不用再求助于老旧的铜缆了。

     十天前我刚在罗马尼亚参观了一个速率为156K,将于2002年底正式启动的无线网络系统,他们认为在03年一月前就能在全国建立起容量为120万户的3G无线网络。实际上,我认为罗马尼亚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为自己的120万用户提供100% 3G网络覆盖的国家。

     我们应该谈论的,不是如何重建1973年的阿富汗,而是如何建立起一个新的、现代化的阿富汗,在那里孩子们能够自由获得任何知识和信息。我猜这绝不会只用钱就能办到。想想我们和其他国家在接下来的6年里在阿富汗要扔进去多少钱,再对比一下如此巨大的花费所换来的十分有限的改变。同样多的钱,如果用于改善我们的通讯网络,研发最好的医药,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管理结构,那我们就能极大的提高国家的“健康状况”,这甚至可以影响到每一个阿富汗人,改善他们的生活。

     我认为我们需要具备那种紧迫感,以及大规模协作的意识,这都是美国人所擅长的。我们擅长做大项目,我们擅长做那种非常紧迫的项目。如果项目看上去不够大,我们就把它交给相关机构去慢慢研究,常常以此来使其获得好几倍额外的时间和资金投入。这样,不理智的规划实际上是可操作的。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断涌现出新事物、新机会的大时代,如果我们把这个美好的愿景成功传递出去的话,科学定将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整个社会带来彻底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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