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死刑就一定要跟康德说再见?

反死刑就一定要跟康德说再见?
2015/10/8 哲学园

     Ulrich Klug(link is external) 在六〇年代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跟康德及黑格尔道别〉1，这是一篇批判应报法 (Wiedervergeltungsrecht/ ius talionis) 及死刑的文章，认为在讨论刑罚的意义时，矫正可以是更好的选择。这篇文章的回响之大，使往后无论在实务界或学界，只要讲到应报法及死刑，不免就要和这两位哲学家「道别」一下，这个道别本身不仅呈现出一个时代主流思潮的替换，背后其实也隐含了几个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值得再深究的观点预设。

     说来惭愧，虽然和我研究的内容相关，但直到前几年我才真正读了 Klug 的这篇论文。不过说实话，内容让我有些失望。先是在形式上，对我来说，这篇论文欠缺作为一篇学术论文的严谨格式：当中所有的引文虽然都加了引号，但却没有注明出处。康德的部分我自然知道出处，但黑格尔的部分却相对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一个有研究兴趣的读者，不会只看或只相信作者所言，很多时候为了要更清楚引文的内容，无论是为了再确认或是想了解某一段落的前后脉络关系，会需要回到被引用的原文里查看，没有注明出处，让这项原文查看的工作变得很困难，也让作者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被检视和对话的机会。

     再来则是内容上，黑格尔的部分因为我的所知有限，因此无法完全确定 Klug 的理解是否正确；但是在康德的部分，Klug 的理解确实不够深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讲到康德时，Klug 一开始就引了一段康德在《法权论》里对「惩罚权」(Strafrecht) 的界定：「惩罚权是领导者对属下的权利，即因属下之罪行而对他施以痛楚。因此，国家中的元首不能被惩罚，而是我们只能撤除其统治。」2对这段内容，Klug 说：「这实在是个充满时代色彩的、让人死心断念的开场白。」(Klug 1968, 36)

     Klug 说的有部分正确，因为康德的确在其时代背景下，说惩罚权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并且因此，在上位者实际上是不可能被惩罚到的；但这段论述除了描述当时的政治及法律情境外，重点其实是在「罪行」上，这是《法权论》里一再被强调的东西，也就是惩罚只能针对具体作为，而不能够针对一个人的内在思维(后者归道德而不归法管)，这其实是对当时宗教审判的一大反动，更遑论讲到撤除元首的统治时，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推翻统治者的意思(当然抵抗权的合法性基础那是另一个问题，在往后的文章中，我们会有机会讨论到这一点) 。

     总地来说，Klug 的这篇文章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例，从三个面向来批评这两位哲学家所属的应报法观点及维死阵营：

     1. 知识论面向的批评

     首先，在知识论的面向上，Klug认为，「刑罚的作用在应报」只是一项主观的认定，所以当康德认为如果应报的要求不被满足，正义就得不到彰显时，有什么理由我们一定得照他说的做，而不能够认为矫正才能彰显正义? 再说，什么叫做正当合理的刑罚? 实际上，罪行和刑罚之间根本是无法共量的。(vgl. ebd. 36f.)

     事实上，Klug 的这段批评涉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应报法在康德的法哲学思想中的地位究竟为何的问题。当 Klug 说，康德认为唯有满足应报的要求才能彰显正义时，表示他认为应报法在康德的法哲学思想中属最根本的规制性原则，但实际情况却非如此。所谓「最根本的规制性原则」在康德的设想中其实是定言法令式(kategorischer Rechtsimperativ) ，因为整个《法权论》的重点在于论证「法」—在国家法的层面中，则具体为「刑罚」—存在的正当性基础，而应报法则是他在论及具体刑罚的制订时，为了符合所谓的比例原则，所提出来的一个尺度判准。而且对康德来说，应报也不是一个结果指向的存有，而是一个在概念上必须存在的、针对违法作为的反制力，根据应报法而来的刑罚不能、而且也无法去考虑阻止罪行本身以外的事情。

     依此，我们会发现，虽然同样在讲应报法，但 Klug 着眼的是具体刑罚本身，康德着眼的则是刑罚存在的正当性问题，很明显地，这两者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再退一百步讲，难道矫正的刑罚就不是一种刑罚吗? 而如果矫正的刑罚也是刑罚，那有可能脱离康德所强调的「阻碍(自由) ─反制阻碍」的概念吗? (vgl. RL Ⅵ §C) Klug 说，应报法强调罪行和惩罚之间的等值关系，康德所以认为杀人者唯有偿命，就是因为他认为悲惨至极的生命再惨，也和失去性命不可共量，但依照同样的逻辑，难道谋杀和执行死刑之间就有正义存在的空间? 康德所以支持死刑，其实是因为如同 H.-G. Schmitz(link is external) 所说的，他在「符合比例原则」的这个要求下，混淆了「执行刑罚的正当性」和「刑罚的正当执行方式」这两个问题，而应报法所涉及的，其实该是前者，而非后者3。

     2. 逻辑结构面向的批评

     2.1. 定言令式的内容空泛

     Klug 提出的第二项批评，是从逻辑结构的面向出发，指出三点问题：首先，定言令式是一个欠缺具体内容的表达形式，所以不可能从中导出应报的原则(Klug 1968, 39) 。我的想法是，这个论述其实正好反证了 Klug 知道相对于应报法，定言令式才是康德法哲学思想中更根本的规制性原则，不然就没有后者从前者导引而出的问题。

     但是讲到定言令式是一个「内容空泛的程序」("Leerfomel")，这一点我并不同意。因为虽然定言令式不是具体的规范本身，但却是具体规范所依循的、涉及生命定向的基本原理，它直接回答的，是我们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成就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而不是我应该采取哪些具体作为来成就自己的人生、或是透过哪些政策来建立自己期望的国家和社会的问题。这不是因为后者不重要，而是因为定言令式的存在，是作为一项检验的尺度。每个人面对的处境各不相同，所以即便根据同一个原则，也有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定言令式的存在目的及价值就在这里：我们去想，怎样的一个行事原则是我们在理性上可以肯认的，然后努力循着这个原则采取具体作为。这样一个原则何以会是空泛的呢?

     2.2. 压迫不是维系社会和平的唯一方法

     Klug 说，「压迫可以反制压迫」的这个说法毫无必然性，因为压迫也有可能提高压力，而非压迫的存在则有可能解除压迫。换句话说，维持社会和平也可以采取疗愈的方式，而不是只能够以损害犯罪者权益的手段来达致 (ebd. 40) 。

     对此，我并非不赞同，但要看是在哪个脉络下做讨论，如果是执政者相对于人民，那我会认为不镇则不暴；但如果是针对刑罚本身做讨论，则只要刑罚的本质在于阻止罪行，无论疗愈或是矫正，就都没有脱离康德所主张的应报色彩，也就是没有脱离「阻碍(自由 ) ─反制阻碍」的相互关系。

     2.3. 刑罚不该仅是一种手段

     Klug 指出，在我们的思维中存在着一种既定之见，好像那些偏向物质层面的幸福、目的及效用的东西，是比较低层次且不重要的存在，而先验性的价值就比较高级，比较值得追求 (ebd.)。

     在此， Klug 其实是想表达：刑罚的存在，不该单是为了所谓的「维系社会和平」或是「促进整体利益」这样的目的。但事实上，这一点和康德的想法并无二致，因为康德也一再强调：「法官的惩罚绝不能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对于罪犯自己而言，或是对于公民社会而言)的手段而被施加于罪犯自己，而是得始终仅由于他犯了罪，而被施加于他，因为人绝不能被当作达成另一个人底意图的手段而被利用，而且被混杂于物权底对象之中。」(RL, Ⅵ 231f.)

     3. 道德批判面向的批评

     最后，Klug 认为，从道德批判的角度看来，应报的想法和做法不仅对犯罪者、对整个社会也没有好处，因为它伤害了人性尊严，也和现今的宪政体系相冲突。除了死刑之外，还有其他的制裁手段 (Sanktionen) 可以在顾及人性尊严的前提下，使犯罪者恢复理性，重新进入社会(Klug 1968, 41) 。我的想法还是如同前述，比方说罚款这件事，它作为一种制裁的手段，就算如同 Klug 说的，具有矫正的效用好了，但就不具备刑罚本身的应报特质了吗？关于此，我比较认同 Otfried H?ffe(link is external) 所说的，刑罚本身作为一种「恶害」(übel) ，根据的即是一种应报反制的原理，但它可以带来威吓及矫正的「附加作用」("Nebenwirkung") 4。至于让犯罪者恢复理性这件事，则就像康德所讲，犯罪者不是没有法则意识，他犯罪，是因为想自外于法则，或是心存可以自外于法则的侥幸心理。换句话说，犯罪者并非没有理性(vgl. RL, Ⅵ 321. Anm.) 。

     结论

     简述结论如下：

     (1) 应报法其实是个复杂的概念内容，即便同持应报观的人，其彼此之间的想法也不会完全等同。简单说，就是要讨论一个人的观点时，必须进到这个人的思维脉络中去理解。黑格尔的应报观和康德的应报观是否完全等同，以致于可以视之为立场一致？这一点我是存疑的。

     (2) 在一般的认知中，应报法和死刑根本就是双胞胎，但如果我们把康德的实践哲学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则这两者之间的必然连结一样可以加以挑战。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康德透过应报法想论述的，其实是刑罚的正当性基础，而不是死刑的正当性基础。

     参考书目：

     H?ffe, O. 1999: Vom Straf- und Begnadigungsrecht, in: O. H?ffe (Hrsg.), Immanuel Kant.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S. 213-223.

     Kant, I. 1979: 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 Erster Teil: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RL), in: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 von K?nig Preu?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Akademie-Ausgabe), Bd. Ⅵ, Berlin, S. 203-374.

     Klug, U. 1968: Abschied von Kant und Hegel, in: J. Baumann (Hrsg.), Programm für ein neues Strafgesetzbuch, Frankfurt a. M., S. 36-41.

     Schmitz, H.-G. 2002: Die Menschheit zum Scheusal machen. Zu Kants Auffassung der Todesstrafe, in: Perspktiven der Philosophie, Bd. 28, Amsterdam, S. 197-226.

     1.参见U. Klug (1968): Abschied von Kants und Hegel, in: J. Baumann (Hrsg.) Programm für ein neues Strafgesetzbuch(link is external), Frankfurt a. M. S. 36-41.

     2.参见 I. Kant (1797): 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 Erster Teil: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RL), in: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link is external), hrsg. von K?nig Preu?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Akademie-Ausgabe), Bd.Ⅵ, Berlin, S. 331. 关于康德的中文翻译系参照李明辉教授所译的内容。

     3.参见 H.-G. Schmitz (2002): Die Menschheit zum Scheusal machen. Zu Kants Auffassung der Todesstrafe, in:Perspektiven der Philosophie(link is external), Bd. 28, Amsterdam, S. 197-226.

     4.参见O. H?ffe (1999): Vom Straf- und Begnadigungsrecht, in: O. H?ffe (Hrsg. )Immanuel Kant.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link is external), Berlin, S. 213-233. 当中的页21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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