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小国，哲学大国
2015/10/31 哲学园
人口小国，哲学大国
——芬兰哲学散记
陈波
1997年至1998年，我应邀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作访问研究，对芬兰这个国家及其哲学研究有所了解。芬兰地处北欧，历史上曾分别附属于瑞典和俄国，1917年获得独立；现有陆地面积33.8万平方公里，仅有人口500多万，堪称小国。但在逻辑和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方面，却足称大国。这是因为，芬兰哲学在20世纪突兀崛起，在归纳逻辑、哲学逻辑、语言哲学、科学技术哲学、行动理论、文化哲学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出现了一批世界知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冯·赖特(Gerog Henrik von Wright, 1916~)和亨迪卡(Jaakko Hintikka, 1929~)。在从世界各国遴选100位哲学家组成的国际哲学学院中，目前芬兰有六位哲学家，而中国只有一位。芬兰人还先后担任过或正担任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院主席或副主席，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逻辑、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分会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国际符号逻辑学会副会长，美国哲学会太平洋分会会长等要职。一句话，在当今世界哲学舞台上，特别是在逻辑和分析哲学圈内，芬兰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分量很重。
一、源流和代表性人物
1640年，芬兰第一所大学在土尔库(Turku)成立，有理论哲学(包括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包括道德和政治)两个教授席位。直至20世纪前，出现过两个比较重要的哲学家：一是斯内尔曼(Joham Vilhelm Snellman 1806~1881)，记者、教授和政治活动家，享有芬兰“民族哲学家”的美誉，属于当时黑格尔学派的左翼；另一是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k 1862~1939)，曾任赫尔辛基大学实践哲学教授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属于英语国家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不过，埃诺·凯拉(Eino Kaila 1890~1958)才是把芬兰哲学推上世界哲学舞台的头号功臣。
凯拉曾任赫尔辛基大学理论哲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芬兰科学院12名院士之一，是一位美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他与著名的维也纳学派有过交往，和卡尔纳普、石里克等人一度过从甚密。他把当时新兴的符号逻辑、逻辑经验主义(据说是他最先使用这个词)、现代科学哲学、归纳逻辑以及实验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介绍到芬兰，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雄辩的讲演才能和深刻的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芬兰人文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他试图建立一种“整体论的”世界观，为此开始了范围广泛的学习与研究，但最终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并未完成。他的著作生前曾在芬兰、瑞典和德国出版，其四项最重要的、探讨实在概念和感知本性的研究，1979年以《经验和实在》为题用英文发表。1990——1992年，为纪念他的百年诞辰，用芬兰语出版了他的两卷本选集，并用英文出版了纪念文集《凯拉与逻辑经验主义》。凯拉培养出三位有影响的学生，他们是司滕纽斯(Erik Stenius 1911~1990)、凯托伦(Oiva Ketone 1913~)和冯·赖特。前两人有数学和自然科学背景。司滕纽斯研究逻辑学、认识论和语言哲学，凯托伦则从事数理逻辑、科学史、科学哲学、大学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并曾讨论科学伦理学、医学哲学、精神疗法以及人类的命运等多种课题，著作有二、三十部之多。但凯拉最杰出的学生无疑是冯·赖特。
冯·赖特师从凯拉获得博士学位，一度与维特根斯坦、摩尔过从甚密，是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的教授职位继任者，其三位遗嘱执行人之一，后任赫尔辛基大学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无任所教授，芬兰科学院研究教授、院长等职。其研究领域涉及归纳逻辑、哲学逻辑、伦理学与一般价值和规范理论、行动理论、人文科学方法论、文化哲学、心智哲学、维特根斯坦研究等，是道义逻辑的创始人。其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国际性影响，并给他带来很大的国际性声誉：先后被授予14个博士或名誉博士学位，是15个国家、地区或跨国科学院的院士，并曾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会长，国际哲学学院主席。1989年，美国《在世哲学家文库》出版了《冯·赖特哲学》卷。冯·赖特是第一位真正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芬兰哲学家。
冯·赖特又培养了一位非常杰出的学生——雅各·亨迪卡。亨迪卡先任赫尔辛基大学教授、芬兰科学院研究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兼职教授，并于1978年移居美国，任弗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波士顿大学教授。曾任或正任美国符号逻辑学会副会长、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会长、国际哲学学院副主席、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副会长等职。其研究领域异常广泛，几乎涉及逻辑和哲学的所有领域，在数理逻辑(分配范式、模型集、无穷深度语言)、数学基础(IF逻辑及其革命性意义)、哲学逻辑(可能世界语义学、认知逻辑、命题态度、游戏论语义学)、方法论(归纳逻辑、语义信息)和哲学史(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儿、康德、皮尔士、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众多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先后出版个人专著20多部，发表论文300多篇，编辑著作20多种。亨迪卡是当今国际哲学舞台上极为活跃且极富影响力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
正如有人指出的，“亨迪卡总是精力充沛，充满新思想，在促进哲学研究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他是国际性杂志《综合》和国际性大型丛书《综合文库》的主编，后者已出版学术著作270多种。他教育、培养了整整一代芬兰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后者目前正活跃在世界和芬兰的学术舞台上。下面这些人大都是他的学生：托梅拉(Raimo Tuomela 1940~)、希尔匹伦(Risto Hilpinen 1943~)、 皮塔瑞伦(Juhani Pietarinen 1938~)、尼尼罗托(Ilkka Niiniluoto 1946~)、兰塔拉(Veikko Rantala 1933~)、萨瑞伦(Esa Saarinen 1953~)、卡尔松(Lauri Carlson 1952~)、桑朵(Gabriel Sandu 1954~)等，亨迪卡的影响贯穿在所有这些人的工作中。托梅拉现为芬兰科学院研究教授，早年与亨迪卡一起研究归纳逻辑和科学哲学，后研究社会行动理论、心理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等，在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方面有国际性声誉。希尔匹伦现为芬兰土尔库大学和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1983——1991年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归纳逻辑、科学哲学、哲学逻辑和皮尔士研究等。尼尼罗托现为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副校长兼哲学系主任，自1975年起任芬兰哲学会会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归纳逻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文化哲学等。 皮塔瑞伦现为芬兰土尔库大学教授，早年与亨迪卡一道研究归纳逻辑，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社会哲学、早期现代哲学。兰塔拉现为芬兰坦布雷大学教授，与亨迪卡一起提出所谓的“瓮模型”，主要研究逻辑、科学哲学和艺术哲学。桑朵在亨迪卡指导下于1991获得博士学位，并与他一道创立了“友好独立的一阶逻辑”(简称IF逻辑)，很受亨迪卡赏识，最近已被晋升为赫尔辛基大学教授。
目前，芬兰6所大学中共设有12个正、副教授职位。除上面提到的那些哲学家外，比较重要的哲学家还有：坡恩(Ingmar Porn 1935~)，冯·赖特和司滕纽斯的学生，长期在英国执教，现为赫尔辛基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哲学逻辑、社会哲学和健康哲学；赫兹伯格(Lars Hertzberg 1943~)，一度在美国执教，现为芬兰艾布科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属于新维特根斯坦学派传统，包括行动理论、心理学哲学、归纳、伦理学和语言哲学；艾拉克塞伦(Timo Airaksilun 1947~)，赫尔辛基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如社会权力、职业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等；克努提拉(Simo Knnuttila 1946~)，赫尔辛基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古代和中世纪哲学，最近主持把亚里士多德全集译成芬兰语出版；艾拉伦(Lilli Alanen 1941~)，现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早期现代哲学、认识论等。
二、主要研究领域
⒈ 哲学逻辑 冯·赖特把“哲学逻辑”理解为：利用现代形式逻辑的技巧和方法，去分析传统上哲学家们感兴趣的概念、范畴及其结构，从而构建出新的形式系统。他在哲学逻辑领域是举足轻重的大师和权威，做了许多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具体包括：早在1950年，他明确认识到量词、模态词、道义词、认知动词、时态词等等之间的类似和差别，提出了广义模态逻辑的系统构想，并构造了三个模态系统M、M￠、M￠￠，后来证明这三个系统与刘易斯系统T、S4、S5等价；他是道义逻辑的创始人，几乎毕生都在从事道义逻辑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建立了一元道义逻辑和二元道义逻辑，并把它们与规范逻辑、行动逻辑、变化逻辑、优先逻辑、时间逻辑相结合，在后面这些逻辑的创立和发展方面也做了不少原创性工作。此外，他还研究了语义悖论、衍推、逻辑真理、分配范式和实践三段论等课题，提出了不少创见。
亨迪卡同样是哲学逻辑领域的超级大师，尽管他本人总是不太喜欢“哲学逻辑”这个词。他从冯·赖特的有关思想出发，建立了一阶逻辑的分配范式及其基本性质，并在推广分配范式的语义基础上发展了模型集(现被称为“亨迪卡集”)技术。他把模型集用于研究模态逻辑特别是认知逻辑和道义逻辑的语义学，以及它对于一系列内涵性概念如命题态度词和感知动词的应用，因此成为认知逻辑和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知识和信念》(1962)和《模态词的模型》(1967)两书已成为这方面的经典性著作。他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出发，对逻辑和自然语言的语义学进行新探索，发展了“游戏论语义学”，并在此基础上与他的学生桑朵一道创立了所谓的“友好独立的一阶逻辑”(简称IF逻辑)，在《数学原理的重新考察》(1996)一书中系统探讨了IF逻辑可能产生的影响，称后者将导致逻辑和数学基础研究中的一场革命。
在一次与笔者的谈话中，亨迪卡提到了芬兰的数理逻辑传统，主要包括下列成员：列万琳娜(Rolf Nevanlinna)，此人是亨迪卡在赫尔辛基大学的数学教师，亨迪卡受到她很大的影响；凯托伦，研究证明论；司滕纽斯，研究逻辑和集合论中的悖论以及数学基础问题；亨迪卡本人，以及他的两名学生尼尼罗托和桑朵。
⒉ 归纳逻辑 凯拉受维也纳学派影响，比较重视归纳逻辑，于是后者就成为他的学生冯·赖特最早投身的学术研究领域。冯·赖特的博士论文题为《归纳的逻辑问题》(1941)，这也是他的第一本书，出版后受到当时剑桥大学道德科学系主任、归纳逻辑权威布劳德教授(C. D. Broad)的好评，后者在《心灵》杂志上连续发表三篇长文推介此书。后来冯·赖特又写了《论归纳和概率》(1951)一书，改进自己早年的工作。总起来说，冯·赖特在归纳逻辑方面主要研究下述四个问题：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和其他人关于此问题的各种辩护方案，归纳概率演算及其解释，确证理论和确证悖论，排除归纳法的条件化重建。冯·赖特对后一问题的处理已进入现行的各种逻辑教科书。
60——70年代，亨迪卡把他的分配范式理论用于研究归纳逻辑的概率测度问题，提出了归纳方法的二维连续统、K维连续统、归纳接受理论和归纳语义信息理论。他的一些学生如希尔匹伦，托梅拉， 皮塔瑞伦，尼尼罗托，冯·柏拉图(Jan von Plato 1951~)等人，参与、发展了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形成了所谓的“归纳逻辑的芬兰学派”。芬兰学派属于逻辑贝耶斯派，主要是在修正卡尔纳普归纳逻辑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具体进行了下述两个方面的修正：一是使归纳概率主观化，二是使归纳逻辑局部化，由此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概率逻辑系统，提出了归纳确证理论，还研究了全称假说的语义信息问题。
在60年代晚期，亨迪卡指出：他的归纳逻辑系统所强调的是排除归纳法，因此能够表达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的证伪主义所特有的那些观念。尼尼罗托和托梅拉在《理论概念和假设—归纳推理》(1973)一书中着手探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因此认为卡尔纳普和亨迪卡所发展的概念工具可以用于精确阐释波普的逼真性概念。希尔匹伦沿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他根据可能世界语义学(其中把世界之间的距离作为初始概念)定义近似的真理。尼尼罗托意识到，假若用亨迪卡的构件代替可能世界，则可以明确定义世界之间的距离。这种“类似性探索”导致了关于逼真度的定义。逼真度适用范围很广，从单称语句、概括命题、量化规律到一阶理论。尼尼罗托在《似真性》(1987)一书中还提出了一种把逼真度看作相对于认知概率的期望值的理论，它是波普的逼真性理论、卡尔纳普和亨迪卡的归纳逻辑以及莱维的认知决策理论的综合。
⒊ 科学技术哲学 自从凯拉以来，科学哲学在芬兰的学术共同体中就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这表现在此领域内活跃的学者占据了芬兰哲学的主要席位，如希尔匹伦、托梅拉、皮塔瑞伦、尼尼罗托、兰塔拉、欣托伦(Matti Sintonen 1951~)等人自70年代以来先后成为教授。许多系科的学生都要学习方法论和科学哲学方面的课程，尼尼罗托等人所撰写的有关教科书被广泛使用。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受到国家和各种基金会的赞助。他们在此领域内做出的具体工作撮要列举如下：
70年代，亨迪卡把他的认知逻辑和游戏论语义学相结合，用于研究关于问题、回答和问答对话的理论，并逐渐发展出“探究的询问模型”(interrogative model of inquiry)，在科学哲学界受到很大重视。简单说来，这一模型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设问法，它把探究看作是研究者不断向自然发问，自然给出回答，研究者再根据回答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以获得成功的过程。在探究的询问模型中，亨迪卡把探究看作是数学博弈论意义上的二人零和游戏，其中一人是“提问者”，他是主动的；另一方为“自然”或“信使”，只作为答案之源。自然所给出的答案又成为后来的探究可资利用的前提。最好的寻求信息的策略取决于所允许的问题的复杂性程度。询问游戏可以用贝思语义表列的变体形式化。亨迪卡本人认为，这一模型揭示了科学推理的真正逻辑，可在许多领域内获得重要应用。他本人已把它用于逻辑教学，与人合著了一本逻辑教科书《假如……会怎麽样？——走向卓越的推理能力》(1991)，现在此书很受欢迎。
芬兰哲学家还讨论了理论的结构和动态发展机制问题。托梅拉和兰塔拉具体探讨了用观察术语去定义理论概念的可行性，如兰塔拉在《可定义性的各方面》(1977)一书中，发展了测度一个理论在解释其概念时所能允许的不确定性的系统方法，并把这些结果应用于计量经济学的“可识别性(identifiability)”问题。尼尼罗托论证说，理论术语对于归纳的系统化来说是逻辑上不可缺少的；如果把科学理论看作是归纳论证的前提，则可以在归纳逻辑的框架内给出关于此一论题的证明。兰塔拉在一系列论文中对元科学进行新探索，他使用抽象模型论以便允许灵活选用逻辑工具。作为精确刻画理论之间关系的框架，对理论结构的这一探索已证明了它的灵活性。1977年，芬兰哲学会在赫尔辛基还组织了一次题为“科学变化的逻辑和认识论”的国际性讨论会。
芬兰哲学家捍卫了科学实在论的两种不同形式。尼尼罗托在《科学是进步的吗？》(1984)一书中，把“似真性(truthlikeness)”概念建立在塔斯基的符合论真理观上，并把科学进步定义为似真性的增长。托梅拉在《科学、行动和实在》(1985)一书中，拒绝了本体论、语言学和认识论意义上的“所与神话”，发展了一种可称之为“因果内在实在论”的见解，其中根据“最好的说明(best explanation)”来刻画“真”。欣托伦则使用结构主义或语义学的理论概念作为背景框架，去讨论有关说明、理论选择、简单性和应用科学的问题。他把科学实在论精神与对探究的问题—理论方面的敏感性结合在一起。
除一般科学哲学外，芬兰哲学家和有哲学偏好的科学家还讨论了各专门科学中的基础问题，所涉及的专门领域有：希腊几何学，中世纪科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生物学，医学哲学和医学伦理学，认知科学，语言学，人文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行为科学，教育学，经济学，媒体和大众传播，法哲学，妇女研究和女权主义，等等。此外，他们还探讨了有关技术的哲学问题，如技术的变化，技术和人类价值，技术和环境，合理性和现代性等。他们还就某些公众感兴趣的问题展开论战，有些争论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
⒋ 行动理论和社会科学哲学 道义逻辑引发了冯·赖特对行动理论的兴趣，由此展开他对行动的哲学或逻辑的研究。他认为，行动就是“有意识地造成或阻止世界中的变化”，行动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意向性，描述行动时要考虑到如下三个因素：(1)初始状态，即行动实施之前世界所处的状态；(2)终止状态，即行动完成之时世界所处的状态，包括行动的结果(result)和后果(consequence)；(3)假如该行动没有发生，世界仍然会处的状态。基于此种观点他建立了行动的逻辑。他还讨论了说明行动的因果论模式和意向论模式，认为两者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说明人的行动时，是否需要如下形式的法则性陈述：
(α)无论何时，如果某个人打算实现p，并且相信q对于实现p是因果必然的，他就去实现q。
他本人主张意向论模式，并把后者称为“实践推理”或“实践三段论”，讨论了它的各种形式。后期他越来越重视社会制度性因素对人的行动的影响。
行动理论又导致冯·赖特进一步去研究与理解、历史解释、决定论、因果性相关的问题，也就是导致他去研究人文主义、人文科学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他认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方法论差异。前者根据原因和结果去解释现象，它寻求一般规律，是“因果论的”。人文科学则根据现象存在的理由去理解现象，它们是“诠释学的”或“解释性的”。冯·赖特实际上奉行一种关于人的行动和人文科学的反实证主义观点，其论述在芬兰以至整个斯堪的那维亚地区引起了广泛关注。赫兹伯格、托梅拉和坡恩等人不同意冯·赖特的观点，为因果论模式辩护，认为人的行为还是可以用需求和意向从因果关系上加以说明，由此引发了一场相当热烈的论战。
⒌ 维特根斯坦和哲学史研究 冯·赖特因某种特殊的机缘与维特根斯坦相识，后来成为他的教授职位继任者和三位遗嘱执行人之一，在维特根斯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著有《维特根斯坦传略》；搜寻和保管维氏遗著，并作了分类和编目；单独或参与编辑出版维氏遗著13种，主持编辑的《维特根斯坦全集》(文字版和手稿光盘版)正在出版中，并对两部重要的维氏遗著《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作了文本考证和研究，；还著有研究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多篇论文，并结集为《维特根斯坦》(1982)出版，如此等等。冯·赖特在维特根斯坦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和重要地位。亨迪卡和他的妻子迈瑞尔(Merill B Hintikka 1939~1987)合著了《探究维特根斯坦》一书(1886)，此书已用三种语言出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亨迪卡还著有多篇维特根斯坦研究论著，也是一位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另外，司滕纽斯的《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60)也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
在芬兰，哲学史受到广泛的重视。亨迪卡就曾指出：“芬兰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生动的历史感和对哲学史以及一般思想史的极其尊重。”此话确实不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集都已译为芬兰语出版，亨迪卡的《时间和模态》(1973)一书对亚里士多德的模态理论的解释新意迭出。对中世纪哲学和逻辑的研究甚至也是芬兰的一个强项，这方面有克努提拉的《中世纪的模态理论》(1993)等著作出版。此外，笛卡儿，斯宾诺莎、霍布斯、莱布尼兹、狄德罗、里德、康德、克尔凯郭尔、黑格尔、马克思、哈特曼、布拉德雷、布伦塔诺、马赫、弗雷格、胡塞尔、尼采、罗素、布劳德、卡西尔、柯林伍德、斯宾格勒、汤因比、甘地，以及芬兰历史上重要哲学家如魏斯特马克、凯拉等人的思想都有人研究，并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出版。总而言之，芬兰尽管是一个小国，但从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当代哲学一直到芬兰自己的哲学史，都在他们的哲学家的关注范围之内。
⒍ 文化哲学 芬兰哲学有一个传统，哲学家们不仅从事自己的专门研究，而且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公众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例如司滕纽斯论自由思考，凯拉论生活的意义，冯·赖特论人权，凯托伦论大学政策，近期的例子是冯·赖特对西方科学技术文明的批判。
冯·赖特从青年时代就被历史和历史哲学所深深吸引，通过阅读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的著作，他逐渐获得下述见解：历史的大单元是文化或文明，西方文明只是几大文明之一，并且正在衰落，在其科学技术成就“全球化”的过程中正走向他自己的终点。从60年代起他着手批判当代文化，一开始就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对自然的科学理解肇始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导致了造成19世纪“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发展。这引出了许多生态学问题。技术改变了生活方式，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西方，但逐渐地发生在整个地球，由此对物理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毁灭性后果，并逐渐对人种的生存造成威胁。紧随这些发展而来的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恶，例如由工作的自动化和机器化造成物质生产过程需要越来越少的人工劳动，并由此造成大量失业。社会正经历着分裂的危险：一面是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另一面则是贫困化和被边缘化的多数。这最终会对民主和公正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这些现象是冯·赖特的文化批判一直关注着的我们时代的某些恶。他在四本书——《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态度》(1981)、《科学和理性》(1986)、《进步的神话》(1993)和《理解一个人的时代》(1995)——中表达了上述观点。
冯·赖特对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的批判态度引起广泛关注，许多哲学家如皮塔瑞伦、尼尼罗托、艾拉克塞伦和沃尔格仁都参与到相应的论战中去，讨论有关人、机器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论和伦理学问题。由于苏联—东欧体系崩溃导致芬兰前几年经济衰退，由此引出一些社会问题，芬兰哲学家们又讨论有关价值和正义的问题。有的哲学家还在社会上扮演着多产的文化评论家的角色，讨论从性、崩克摇滚、诗、美国生活方式、大众传媒、经营管理到“有意义生活的哲学”等范围广泛的问题。从80年代以来，芬兰哲学会曾组织一系列主题为一个英文词的哲学讨论会，这些主题包括：真理(Truth)、价值(Value)、爱(Love)、事物(Thing)、自由(Freedom)、自我(Ego)、美(Beauty)、变化(Change)、意向(Intention)、艺术(Art)、意义(Meaning)、自然(Nature)、情绪(Emotion)、理性(Reason)、意志(Will)、知识(Knowledge)和共同体(Community)。《爱的哲学》(1984)一书就是其中一次讨论会上由21位芬兰哲学家所提供的论文的合集。
三、 成功的原因
芬兰作为小国，其哲学在本世纪取得如此成功，在我看来，至少归功于下面四个原因：
⒈ 广泛的国际交往 这里首先要说到语言问题。芬兰的官方语言是芬兰语和瑞典语，也许是意识到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口太少，若不会英语这样的国际性语言，就等于把自己囚禁在一个异常狭小的圈子里，这无异于自杀，因此几乎每一个芬兰人都会英语，更别说学术圈内的人士了。这就为芬兰人参与到国际学术圈中去扫清了障碍，如进行跨国人际交往，用英语发表研究成果，对于芬兰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事，但对于很多中国人或俄国人来说恐怕就并非如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芬兰也是很封闭的，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在40年代前后，情况开始发生改变。芬兰优秀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如此少的人口以及由此而来的异常少的学者数目，对于从事哲学之类的学术研究来说是存在危险的，如易造成狭隘、嫉妒、宗派主义、恶性竞争等。解决之道就是融入国际性的学术共同体，在国际大舞台上去表演；具体办法同样是两条：“走出去”和“请进来”。在“走出去”方面，凯拉参与了维也纳学派的活动；冯·赖特担任过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和美国康奈尔大学无任所教授；亨迪卡长期奔走于芬兰与美国之间，在担任赫尔辛基大学教授或芬兰科学院研究教授的同时，于1965——1978年间兼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并于1978年移居美国，先后任弗罗里达州立大学和波士顿大学教授；希尔匹伦正任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如此等等。这些人还在国际哲学团体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职位，如国际哲学学院、世界哲学团体联合会的主席或副主席等。尽管如此，他们都仍然保留着芬兰国籍，并与芬兰国内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甚至还可从芬兰科学院得到研究经费，在所发表的论著上也注明自己的芬兰国民身份(好几代在国外任职的各个领域的芬兰学者几乎都是如此。)在“请进来”方面，经常在芬兰举办国际性会议，大学讲台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外国教授的身影。以我在那里一年的经历为例。这一年间，举办了芬兰—俄罗斯逻辑圆桌会议(每年一次)和主题为“现代逻辑的发展”国际讨论会，参加者为欧美逻辑学家；先后有法国、奥地利、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的近十位逻辑学家或哲学家在赫尔辛基大学讲学，短者讲一次，长者讲十几天或一学期。这种高频率或高效率的“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把芬兰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紧紧地连在一起。
⒉ 第一流的学术带头人 对于芬兰哲学的发展来说，有三个人功不可没，即凯拉、冯·赖特、亨迪卡，是这三个人把芬兰从“人口小国”变成了“哲学大国”，他们是是芬兰哲学界当之无愧的大功臣。凯拉通过他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把当时的许多新学科或新信息介绍到芬兰，如数理逻辑、逻辑经验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实验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并以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整整一代芬兰学人，还培养出三个杰出的学生：司滕纽斯、凯托伦和冯·赖特。冯·赖特以其在哲学逻辑方面的创造性工作以及与维特根斯坦的特殊关系，当上了国际哲学学院主席、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会长，至此芬兰人第一次走上了世界哲学的前台。在他从这些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他的学生亨迪卡成为国际哲学学院副主席和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会长，他的秘书希尔匹伦后来成为该分会的秘书长。亨迪卡更是一个思想富有冲击力和创新精神的人，其活动组织能力极强。他除担任许多国际性学术团体的重要职位之外，还长期任国际性期刊《综合》以及大型国际性丛书《综合文库》的主编，他为芬兰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并把他们推上国际舞台。这三个人共同的特点是：开阔的知识视野，极强的创新精神，国际上良好的人际关系，很强的活动组织能力，以及优秀的教师，等等。
⒊ 宽松、宽容的学术研究环境 宽松、宽容可以从两方面说：一是政府方面，由于芬兰是自由民主国家，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控制，学术研究相对自由。二是学术界内部，大多数学者的视野都相当开阔，研究领域非常广，经常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或研究课题之间窜来窜去，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了派别和门户之争以及由此造成的内耗。正如尼尼罗托所指出的：“作为一个小国，芬兰未能在哲学领域内从事狭窄的专门研究，因此，芬兰最优秀的学术代表人物也很容易从哲学的一个分支转到另一个分支。同时，芬兰的地理和文化位置也有助于建立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联结。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不同哲学思潮令人感兴趣的相互融合，以及在以往相互孤立的哲学流派之间彼此沟通。1984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国际黑格尔会议表明，辨证传统和分析传统是能够汇合的，并发现至少能部分地互译它们各自的哲学‘行话’。例如，科学实在论作为分析的科学哲学的一种倾向，结果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有有趣的亲近关系。冯·赖特的‘分析解释学’、亨迪卡关于康德和胡塞尔的新见解以及哈帕兰达有关现象学的工作，已经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建立起联系。”根据我在芬兰一年的感受，对于芬兰哲学家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你研究什么，而在于你怎么研究；一切诚实的研究工作都会受到他们的尊重，并且他们可能随时参与其间。例如搞证明论研究的凯托伦也研究大学政策、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伦理学、医学哲学、精神疗法以及人类的命运等多种课题。冯·赖特的学术理路是这样的：归纳逻辑?广义模态逻辑?道义逻辑?伦理学和价值理论?行动理论?人文科学方法论?文化哲学?心智哲学，以及维特根斯坦研究等。亨迪卡的学术理路则是：一阶逻辑的分配范式?模型集?认知逻辑和可能世界语义学?归纳逻辑?维特根斯坦研究?游戏论语义学?探究的询问模型?IF逻辑?数学基础和数学哲学等等，其间伴之以大量的哲学史和逻辑史研究，涉及的人物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儿、莱布尼兹、康德、皮尔式、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这种研究方式的好处就是思想不板滞、不僵化，常常从不同领域获得启发和灵感。亨迪卡曾深有体会地说道：“我发现，我的历史研究与我在某个专门课题上的建设性工作是相互促进的。新的理论或技术常常有助于揭示、显露某些历史理论隐含的预设，发现人们从未意识到的新方面或新特征，从而提高历史研究的精确性和质量。……另一方面，从历史研究中所获得的洞见又反过来启发或促进我在某个专门问题上的建设性工作，……正是从对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中，我发展出我自己的游戏论语义学。”
⒋ 相互切磋、合作的团队精神 不同的研究方式和研究领域，如果能相互宽容和相互尊重，反而能造成相互补充与相互促进，形成一个高效率的学术团队集体攻关，从而使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具有某种继承性和累积性。亨迪卡曾指出：“由较年轻一代芬兰哲学家的几个成员所做的所有这些工作，体现了他们赖以弥补在一个人口数量很少的国家工作所造成缺陷的另一种方式。与芬兰上一代学者相比，甚至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可资比较的当代团体相比，在所提到的这些哲学家——亨迪卡、希尔匹伦、托梅拉、 皮塔瑞伦、尼尼罗托、兰塔拉、萨瑞伦、卡尔松——中间已出现了更多的协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合作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冯·赖特，他认为他的早期工作直接源自于凯拉关于归纳和概率的工作，而他本人的分配范式技巧又启发了亨迪卡。这种协作精神仍在起作用，并且与人文科学领域内芬兰学者传统的孤立的研究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芬兰较年轻哲学家之间的合作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主题和兴趣的连续性或一般的相互启发，他们的合作以及受共同权威指导的程度是罕见的。”亨迪卡本人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突出。他在自传中谈到：他的长处和短处之一是他有太多的主意和想法，远不是他自己的时间、精力、耐心，甚至常常是背景知识允许他自己去完成的。于是他就把这些主意或想法教给他的芬兰学生或年轻同事，与他们合作研究，一道取得成功，由此带出了一批国际知名的芬兰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形成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芬兰学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芬兰哲学界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中国同行借鉴，以便使中国当代哲学早日走向世界，让国际哲学舞台上也能听到中国哲学家的声音，看到中国哲学家的身影。
参考文献
Hintikka, J., ‘ Philosophy in Finland since 1945’,in J. R. Burr (ed.), Handbook of World Philosophy: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since 1945,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 1980, pp.15-32.
Niinuotuo, I.,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Finland:1970-1990’, Journal for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24 (1993), pp.147-167.
Niinuotuo, I., ‘From Logic to Love: The Finnish Tradition in Philosophy’, 1997, forthcoming.
陈波，《逻辑、哲学和维特根斯坦——访冯·赖特教授》，《哲学动态》，1998年第2期。
陈波，《在逻辑和哲学之间——访亨迪卡教授》，《哲学动态》，1998年第7期。
陈波，《冯·赖特》，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
熊立文，《芬兰学派的归纳理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14卷，增刊。
http://www.duyihu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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