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人生是哲人无从逃避的命运？
2015/11/1 哲学园
三、“谎言人生是哲人无从逃避的命运”？
刘小枫认为：“哲人的‘危险’来自高贵的沉思天性(一种特殊的权力意志)与民众的权力意志的冲突，如果哲人的求真意志非要支配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必然害人又害己。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是哲人的事，而不是榜样〔22〕，柏拉图为这个问题思索了整整一生。既然天生我为沉思人，为了不至于害人又害己，谎言人生就是无从逃避的命运。”
然而刘小枫居然没有回答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有求真意志的哲人要自愿选择“谎言人生”？如果哲人通过沉思得到的真理一旦宣之于口真会害人害己，为什么不能闭上鸟嘴，到一边或沉思或陈尸去凉快凉快？为什么找到了骇人真理的哲人一定要撒谎？难道哲人连“你有权保持沉默”都不知道？是谁对哲人进行了刑讯逼供，逼得哲人如此违背求真意志而撒谎？你现在宣谕的谎言，难道就益人益己？最后，刘小枫的哲人真正“无从逃避”的问题是：金银铜铁之说，究竟是真理还是谎言？如果是真理，为什么柏拉图承认是谎言？如果是谎言，为什么刘小枫要故布疑阵，诡称这是哲人欲言又止的真理？〔23〕
其实金银铜铁之说既非纯粹的谎言，更不是什么真理，而只是符合万物之不齐〔24〕也符合每个人基本直观的一个非常粗糙的比喻：人的资质天生有高下——这是没有人会否认的客观事实。对于这一客观事实，可以有无数种比喻性的表达，可以用四分法(除了金银铜铁，古代中国有士农工商四民，印度则有四大种姓，更有比柏拉图远为高明的冯友兰的四境界说)〔25〕，也可以用三分法(如法国的三级会议)、五分法(如金银铜铁锡、工农兵学商、印度的四大种姓外加“不可接触”的贱民)，更可以用七分法(如日月加五星)、八分法(如天龙八部)、九分法(如龙生九子)、十分法(如元代的人分十等，现代中国的红五类加黑五类)、十二分法(如十二生肖)、十三分法(如红五类加黑八类)、三十六分法(如三十六天罡)、六十四分法(如六十四卦)、七十二分法(如孙悟空七十二变)、一百零八分法(如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当然还可以依任何自然数凑出无数种划分法，稍有巧智者，都可以给出自以为圆满的说法。
可见金银铜铁之说，其实是似是而非的“系统”胡说〔26〕。试问，迄今为止哪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不自视为赤金纯银？迄今为止哪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被或隐或显地视为废铜烂铁？虽然柏拉图不得不留有余地说也许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甚至铜铁父母也会生金银之子(因为人人皆知统治者的子孙也有天赋不厚者，而卑贱者的子孙也有不世出的超级天才)，似乎意味着最高统治者的尊位不该世袭，然而最高统治者并非只有一个儿子，他大概总是能够在自己的众多子侄中找到一个纯金之子来继承自己的尊位。说到从平民中选拔优秀者，中外哪一个朝代的帝王不曾给予某些渴望恩宠的谄媚平民以登龙门的机会？中国自古就有布衣入卿相，英国女王至今还在册封新爵士——难道一个凡夫俗子一被世俗权力册封为贵族，立刻就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了？在民主制的美国，难道两院的议员、各州的州长、更不必说总统，不自视为赤金纯银吗？难道美国公民不认为自己选出的是杰出者，反倒认为自己的选票是投给废铜烂铁的吗？由此可见，这套“高贵的谎言”几乎可以为一切政治体制的统治者(当然包括而且尤其是为专制统治者)提供合法性，因而没有任何真理性。
事实上，金银铜铁之说一点也不骇人，远没有刘小枫故作惊人之语夸张的所谓“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那么可怕，类似的话头人们在讲课撰文乃至茶余饭后评品人物高下的无数场合都在言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出来，没有引起任何真正的反响。现在刘小枫胆战心惊地说出来，自以为祸从口出，会激怒大多数人，所以要大兜圈子，结果也没有引起铜铁之质的普通读者的惊人反响。不过他早就做好了没有反响的准备，而且早就为自己留好了退路：没有反响是因为他故意“含糊其辞”，而他故意“含糊其辞”是“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真是怎么说怎么通，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确实高明或圆滑。
聪明绝顶的刘小枫是这么说的：“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讲些含糊其辞的话，说东道西，这是‘高贵的谎言’。‘高贵的谎言’并不迎合人，而仅是不说穿真理。”刘小枫自以为“高贵的谎言”没有迎合人，只是“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然而“安定团结”如果不是迎合意志薄弱、苟且偷生的人，又是迎合谁呢？更何况正因为这种谎言是“含糊其辞的”，因此恰恰是迎合了大多数人心里潜藏着的自大和自恋。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自欺欺人地自作聪明，在自我幻象中拔高自己的资质品级，不仅铜质人会自视为银质人，甚至铁质人还会自视为金质人——以金质人自居者也未必不是如此。大多数人虽然不敢以聪明绝顶自居，但起码认为自己比那个自作聪明的博士、那个自作聪明的上司、那个自作聪明的暴发户、那个自作聪明的邻居要更聪明些，所以废铜烂铁中的大多数人都欢迎这类“高贵的谎言”，并且把这种谎言视为对自己有利的真理。
刘小枫说：“很清楚，谎言之所以‘高贵’，正当理由在于人的资质不同，一个国家的良好公正的秩序基于人按其资质的高低被安排成一个等级秩序。低资质人应该受高资质人统治，美德总归出自黄金人而不是废铜烂铁。依据人民的天性(如今称为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能产生出道德的社会。这话当然不能明说，不然，人民会不高兴、甚至会起来造反——‘奴隶道德’起义。”
所谓“这话不能明说，否则人民会不高兴”，要看怎么说，如果像柏拉图那样抽象而含糊其辞地说，人民不会不高兴，因为没有几个人把自己看作“人民”，尤其是如果“人民”等同于愚民的话——不过在“人民”意味着“卑贱者最聪明”的特殊时期，当然就人人争当“人民”。因此只要哲人抽象而含糊其辞地批判群氓和庸众，群氓和庸众中的大多数一定高兴或起码会假装高兴——以此表明自己不是群氓和庸众中的一员。只有当哲人明确地说出类似于“只有得过博士学位的教授(或其他任何明确的界限)才是金质人，除此之外都该受奴役”(其谎言特性也立刻昭然若揭)的昏话时，没有博士学位和教授职位的人民才失去了心理防空洞，真正地不高兴起来乃至造反。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哲人说过这种昏话(原因之一是大部分伟大哲人都不是博士和教授)，要是有人这么说，人民也一定不会不高兴，更不会造反，只会嘿嘿一笑：这人傻得像博士，笨得像教授，一定不是哲人。
金银铜铁之说的真理成分是：人的资质先天有高下——然而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老生常谈，不配作为真理郑重宣布出来；金银铜铁之说的谎言成分是：人类社会应该“损不足以奉有余”，用后天的制度设计强化先天的不平等；而不是“损有余以补不足”〔27〕，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启蒙尽可能弱化(但永远不可能消除)先天的不平等。除去了其中的老生常谈，金银铜铁之说就是彻头彻尾的丛林原则，在文明社会中只能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没有任何“高贵”性和“真理”性可言。如果金质哲人自作多情地以为，他的使命就是从古代丛林赶到现代城邦里来向废铜烂铁们宣布这谎言，那就请哲人离开城邦，滚回丛林里去吧!〔28〕
四、哲人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著作中撒谎
人皆或多或少要撒谎，这才使少撒谎或在关键场合不撒谎成为一种品德。那么哲人是否也撒谎？是的，这是肯定的。由于我并非哲学史专家，更不像刘小枫那样精通尼采著作，所以我就偷偷懒，用刘小枫引用的尼采的话来反驳刘小枫自己：“为什么日常生活中人们处处说真话？——肯定不是因为上帝禁止撒谎。毋宁说，首先，因为说真话舒服，撒谎得有发明、编造和好记性。……可是，一个小孩在扯不清的家内纠纷中被拉扯大，撒谎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总会违背意愿地说自己想要的东西……全然无辜地撒谎。”
尼采说得再明白没有，非常想在日常生活中说真话的哲人，在朋友中间或人类大家庭中，就像原本非常想舒舒服服说出真话的小孩，仅仅是由于扯不清的家内纠纷——在朋友中就是无休止的争论和恩怨，他在日常生活中就总会违背意愿地、全然无辜地被迫撒谎。尼采说：“和人们一起生活是难的，因为沉默很不容易。”〔29〕然而出于追求真理的高度真诚，在日常生活中撒谎，哲人的精神压力远远大于非哲人，因此尼采在著作中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撒谎加以辩解，然而这种辩解竟然会被刘小枫误以为或故意反其意而用之地解释成尼采乃至所有哲人在其哲学著作中也总会违背意愿地撒谎，让我深刻领教了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再就地取材地转引一段刘小枫引用的尼采关于撒谎的议论来反驳刘小枫：“一个出于本能需要把想说的话咽回去隐瞒起来、千方百计逃避推心置腹的隐匿者，想要、而且要求一副面具在朋友们心目中晃荡。”
尼采的意思同样十分明白，哲人有两部分生活，一是孤独的几乎没有对话者的精神生活。由于没有对话者，他只能与想象中的自我影像对话。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就坦白承认：“我与我自己常在太热烈的会话中。”〔30〕“我对我自己说起我自己。”〔31〕二是必须过吃喝拉撒、与朋友交往的世俗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哲人也有朋友，而哲人的朋友未必达到哲人的思想高度，不大可能真正理解哲人，因此如果哲人把自己离经叛道的思想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表述出来，就会惊吓朋友们，包括异性朋友。如果哲人把对现实生活的全面批判直言不讳地具体落实到朋友身上，就更会成为对朋友的严厉斥责，那么哲人就会完全失去朋友，乃至失去性爱机会，却惹上无穷的麻烦。无论是出于情面还是怕麻烦，哲人都难以做到直言不讳，而常常只能全然无辜地撒谎。所以尼采认为，哲人在生活中、在朋友们面前必须有一个面具，必须常常把想说的话咽回去、隐瞒起来，必须逃避推心置腹〔32〕。
著作时的尼采是哲人，他说真话，即便用寓言手法并虚构对话者；生活中的尼采不得不扮演俗人，甚至常常要不为人察觉地故意“自污”，让朋友们觉得这个人虽然有些怪僻和狂妄，但还是亲切可交的朋友。“人是一条不洁的河，我们(指超人，即尼采自指)要是大海，才能接受一条不洁的河而不致自污。”〔33〕所以哲人的自负是，我可以降低高度甚至有限度地自污，接受你这个废铜烂铁的朋友，但我是大海，我在生活中的有限度的自污和无辜的谎言，最终无损我人格的清澈和著作的真诚。
除了礼貌或免于纠缠的原因，我认为哲人全然无辜地撒谎还出于慈悲和同情心——但尼采是个例外，他完全不懂什么叫慈悲和同情。富于同情心的哲人在生活中不愿伤害别人，尤其不愿伤害那些与他亲近的朋友，他知道他期待的“超人”在生活中还极其稀有，甚至“超人还不曾存在过”〔34〕，他不能以这种至高标准苛求每一个朋友。但在著作时，哲人却是直言不讳的：“猿猴之于人是什么？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人之于超人也应如此：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35〕“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36〕尼采乃至其他哲人能对每一个朋友这么说吗？他能够如此毫无顾忌地给予每一个人以讥笑和羞辱吗？只有当忍无可忍之时，比如尼采对后期瓦格纳，他才会哲人脾气大发作，在生活中不惜给过去的好友以无情的讥笑和羞辱〔37〕。但当哲人在生活中给予朋友以讥笑和羞辱时，哲人面临的却是无数个讥笑和无数个羞辱。尼采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人群里，我遇到的危险比兽群里还多些。”〔38〕这就是哲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非哲人必须“无辜地撒谎”的理由，但他惟一不撒谎的，是在著作里。
可见刘小枫完全把尼采乃至一切哲人的撒谎领域弄反了。这样的尼采解释或哲人解释，实在颠倒得令人啼笑皆非。即便哲人的前后期著作观点不一致，也仅仅是因为哲人的思想在发展和修正，或原本就没有全然打通——毕竟没有人像上帝那样全知全能。因此决不能根据哲人前后期甚至同期著作中的矛盾而认为是在撒谎。一个在著作中故意撒谎的人，一定不是真正的哲人，更不可能是伟大的哲人。伟大的哲人必然是大无畏的，除了有头脑，更有胸膛〔39〕。只有并非哲人的怯懦的犬儒主义者，才会想象伟大的哲人像他自己一样胆小，胆小到不敢说真话而只敢用谎言来苟且偷生〔40〕。刘小枫所知道的柏拉图思考一生的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问题，正是因为伟大哲人苏格拉底终其一生直言不讳地在雅典街头把真话告诉每一个以金质人自居的废铜烂铁，结果废铜烂铁们判了金质哲人死刑〔41〕。于是相对怯懦一些的柏拉图不敢再像乃师那样在街头直言不讳地说真话，而把真话藏在著作里，并且还假借苏格拉底的口吻，所以他得以安度余生。但柏拉图毕竟也是真正的哲人，他仅仅是不再鸡蛋碰石头地蛮干，他顶多也就是在街头即日常生活中说一些“无辜的谎言”，他毕竟没有怯懦到在以伟大先师苏格拉底做主角的著作里公开撒谎，来玷污伟大先师以及所有哲人的求真意志。当他在著作中提出一个明知不真实但他认为很可能有益的观点时，强烈的求真意志和所有伟大哲人皆有的自我质疑精神，使他坦然承认那是一个“高贵的谎言”。〔42〕
刘小枫说：“仅从字面来感觉，‘无辜的谎言’显得说谎者要为自己撒谎辩护，‘高贵的谎言’却不存在自我辩护问题。”一点不错，“无辜的谎言”正是指日常生活中的谎言，“高贵的谎言”却是指著作中的谎言。哲人们在著作中的谎言是什么呢？就是生命根本没有先验的前定的意义(这是哲人与神学家不同的地方，神学家会假借上帝之口给出一个先验的前定的意义)，但哲人要给出一个意义；由于这个意义是哲人主观赋予的，而非客观前定的〔43〕，因此出于高度的真诚，哲人必须承认他所赋予的意义是一个“谎言”；由于这个谎言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是出于为人类生命“立法”的公益目的，因此哲人认为这个谎言是“高贵的”。但每个哲人为生命“立法”只是众多哲人的“立法”提案之一，他的提案是否通过由每个自由人自己决定，人民固然不过沉思生活，也没有能力沉思，但人民需要哲人提供众多提案供他选择〔44〕；哲人过沉思生活仅仅因为他有这能力，仅仅是一种分工，哲人也可能没有能力做鞋，但鞋匠做出各种鞋子给哲人挑选哪一双更合脚，所以哲人与鞋匠只是依其能力大小和先天倾向的分工不同，没有金银铜铁的等级之分。雅典哲人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出于对混乱无序的民主雅典的痛恨和对等级分明的非民主的斯巴达的美好想象，才设想出金银铜铁之说，试图让各色人等各安其位。虽然这一愿望难以实现，其方案也过于简单甚至反动，但在古代世界有其时代合理性，因此现代人可以一笑置之，犯不着对古典哲人的时代局限性求全责备——现代人应该汲取的是这些古典哲人的思想中对于现代文明乃至未来文明依然有价值的成分。正如尼采思想中也有反动和消极的一面，但真正的哲人应该从他的思想中挖掘有益的成分，而扬弃其糟粕，决不该反过来。
五、“只有哲人才有资格当社会的道德立法者”？
刘小枫在文章最后一节一开头就大放厥词：“施特劳斯的‘魔眼’看得很准：尼采最关心的是哲人在现代处境中的位置。只有哲人才有资格当社会的道德立法者，因为只有哲人沉思什么是美德、什么是美好(幸福)的生活、应该过的生活。……哲人沉思首先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生命，不是为了人民(遑论国家、民族)才去沉思。启蒙之后，哲人成了首先为人民服务的人，而不是首先关心自己的德性生命；哲人已经不思‘何为高贵’，而是为国家、民族、人民出谋划策，纷纷跑去引导人民起来争自由、平等、民主，忘了自己的本分是过沉思生活。……不是吗？如今那么多的有了‘制度经济学’、‘分析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批判理论’、合乎国际学术规范的‘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的人，真以为自己就是国家医生，要引导人民甚至给国家、民族治病(殊不知不过一个现代工匠，在苏格拉底的人谱中算铜质人)。”
原来对现代社会的弊端的批判可以用金属来定性，真是新鲜得很。如果哲人对社会的批判如此简单，那么根本不需要什么金银之质，由铁匠来干就行了。刘小枫反对哲人“纷纷跑去引导人民起来争自由、平等、民主”，真想问一句“干卿底事”？你有什么资格对别的哲人多嘴多舌？你以为你是谁？哲人王？超级哲人？你不喜欢这么干，完全可以去过你的沉思生活，沉思你的美德，过你应该过或愿意过的任何生活——没有人会干涉你。你如此气急败坏，无非是发现铜质人抢了你的饭碗，成了国家医生，社会的道德立法者，没你这个金质人什么事了，所以你要来宣布，你才是真正有资格的道德立法者，你才是真正有资格的国家医生——我不知道究竟是谁给了你这块镀金的开业执照？〔45〕你不按你的本分去过你的沉思生活，却跳出来说东道西，说明你还是不甘寂寞，说明你其实并不真爱沉思生活。不甘寂寞、不爱沉思生活也没什么可羞，那就请你拿点新鲜货色出来，别再炒柏拉图、尼采、海德格尔的冷饭、馊饭、隔夜饭。
刘小枫居然说：“‘高贵的谎言’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撒谎为了人类，颓废的谎言刚刚相反。”因此反启蒙哲人的蔑视人民的“高贵的谎言”是好谎言，而启蒙哲人的尊重人民的“颓废的谎言”是“坏谎言”。“启蒙哲学的‘坏谎言’从斯宾诺莎开始，到康德完成。……从斯宾诺莎到康德的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现代谎言哲人就是鼓吹平等主义、写市井文字的卢梭。……‘废铜烂铁’说被自由平等主义哲人铲除之后，‘高贵’的谎言变成了颓废的谎言。”
你的非市井的“高贵”谎言如此侮辱人民、如此蔑视人民，居然是为了人类？亏你说得出口!你反对启蒙哲人“为了人民”争自由、平等、民主，你却要来“为了人类”撒什么高贵的谎，这算哪门子高级逻辑？难道人民不属于人类？难道废铜烂铁不属于人类？你是金质人，有统治者皇恩浩荡恩赐给你的特权性自由，所以你不想给废铜烂铁以同样的自由。你是金质人，在宣扬并强化不平等的“苏格拉底的人谱”中占据着最高等的位置，所以你不想给废铜烂铁以最基本的尊重。然而历史的潮流、文明的脚步不可阻挡，你失去了你的高贵，终于变得如此颓废——成了不说人话的、只会鹦鹉学舌的、如此学究气的废金烂银。
刘小枫在阐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个片段(文长不引，参看《如是说·幻象与谜》)时几乎赤膊上阵了：“那种可以被称为贵族制理由的自然秩序，近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被颠覆了。谁颠覆的？民众吗？不是!恰恰是本来因有‘深邃的思想’与百姓不在同一个存在位置的哲人。哲人放弃了自己本来应该过的沉思生活，到市上来搞什么启蒙——其实是抹平人的资质，甚至抬高苏格拉底的人谱中的资质低的人。近代哲人发明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取代了自然秩序，再按高低不同的金属来划分人的资质并安排社会秩序，就成了不道德、甚至反动。这一所谓‘现代性’事件导致的后果是：‘高贵的谎言’的正当基础不复存在，国家秩序的基础根本变了——‘废铜烂铁’也可以统治至少参与管理国家。”
刘小枫自己也知道这段话的不道德和反动，这不会因为他以反讽的口气故示闲暇地先自己说出来，就改变其性质，就能堵住普天下悠悠之口。推翻贵族制度、废除血统论的等级制度、开展全民教育的道德价值和进步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从理念上还是实践上，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都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进步和发展，只有难以忘记自身相对智力优势的自大狂才会对此忿忿不平，像个破落户一样丧心病狂地信口雌黄。某些自以为智力优越者想象在古代贵族制中，自己可以享有巨大的特权，这种想象的特权被他当成一个必有的事实，认为他的天赋特权被近代社会的平等主义所剥夺，所以牢骚满腹。事实上在古代贵族制社会中，所谓的优越者或贵族的特权没有任何保障，最高统治者随时可以对之生杀予夺，但以金质人自居的自大狂总是在想象中认为自己可以幸免于暴君的暴政，独享暴君的恩宠。出于自恋，他们甚至愿意与“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反，宁可自己的权利被专制制度和暴君剥夺得所剩无几，但只要专制制度和暴君能够对他蔑视的低资质人剥夺得更多，剥夺到一无所有，与自己的有限权利拉开差距，他就心满意足。也就是说，只要贵族制度能够保证我金质人比你废铜烂铁优越许多，哪怕在贵族制下我金质人的权利还不如民主制下一个废铜烂铁的权利，我也宁愿回到过去，无限怀念那“失掉的好地狱”〔46〕。这种心理，可以称之为“不患寡而患太均”。这种心态一点不像超越高蹈的哲人乃至超人，而是俗之又俗的庸人，并且具有庸人心理中最坏的怨妇心态。
刘小枫说近代哲人用自己发明的自然权利取代了自然秩序。一点不错，因为他所主张并无限惋惜其已经失去的所谓“自然秩序”，是丛林中强弱各居其位、弱肉强食的秩序——事实上这种自然秩序也在血腥的厮杀中不断变动，决非一劳永逸地铁定不变。近代人文主义的精髓正是赋予每个人(只要是人，不管其资质高低)以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视大多数人为“废铜烂铁”，就是对近代人文主义精髓的否定，其反动实质不待言而自明。这种论调与纳粹思想和文革血统论有一目了然的内在联系，一旦把这种思想主张付诸社会实践，就必然会管制、清洗、迫害乃至“根本解决”(纳粹用语)低资质人或不顺从这种贵族等级制的金质人——并且以“消灭废铜烂铁”的神圣名义。
严格说来，反对启蒙就是反对给予“低资质人”以天赋的、神圣的基本自然权利。“什么是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光芒照亮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黑暗。”〔47〕所以反对启蒙就是为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招魂。然而尼采不仅不反对启蒙主义，而且是近代启蒙主义的最后一位健将，他对基督教及其奴隶道德的批判，在哲学史上是光辉灿烂的重要篇章〔48〕。
刘小枫的最后结论竟然是：尼采根本不反对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尼采是反宗教之徒？——无稽之谈!尼采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一样，充分了解民众的宗教对于民众生活和国家何等重要性、何等不可或缺”。尼采也不仇视教士，“尼采仇视教士吗？的确。但他仇恨过会讲‘神圣的谎言’的教士吗？没有。……尼采仇视的‘教士们’究竟是谁？说出来也许有点可怕——甚至有点危险……就是我们知识分子!……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鸣得意：瞧!尼采多么讨厌群众，殊不知尼采憎恨的恰恰是他把自己也算在其中的我们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统领世界的时代，这话能明说吗？”
必须承认，当我看到刘小枫受虐狂似的对尼采痛殴“我们知识分子”如此欣喜若狂，我差一点被感动。不是吗？多么高尚的自我批判精神!多么罕见的闻骂则喜精神!多么了不起的不被一己得失左右的求道精神!但当我看到下文说尼采憎恨的对象“把自己也算在其中”时，我恍然大悟：既然据说胆小如鼠而不得不撒谎的尼采可以谦虚地把自己算在其中又金蝉脱壳而去，随后照样被刘小枫尊为后现代先知、伟大的哲人，那么胆大包天到敢于把从柏拉图到尼采的所有哲人都不敢说的话直言不讳地说出来的刘小枫，难道就不会依样画葫芦地同样施一个金蝉脱壳之计？所谓“我们知识分子”，不正是“你们知识分子”的谎言形式吗？刘小枫认为尼采的教士指的是“我们知识分子”，是明目张胆的指鹿为马和移花接木。而否认尼采反对基督教及其奴隶道德，更是需要惊人勇气的颠倒黑白和公开撒谎〔49〕。
刘小枫说：“人的资质不同，是天生的自然秩序使然，不是谁凭一己权力造出来的。资质或低或高，没有必要得意或自卑。”然而，在不受教育就等于白痴的高度文明的社会里，资质的高低是怎么“天生”地排列出来的？在自然界，是由撕咬打斗排定的。“天生的自然秩序”只有通过霍布斯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才能产生。你面色苍白、手无缚鸡之力的荏弱哲人在严酷残忍的撕咬打斗中有多少胜算？柏拉图似乎是哲人共和国中惟一的体育健将〔50〕——这或许是他敢于宣扬这种谎言的理由之一，然而其他哲人有几个能对一个街头小混混战而胜之？所以你刘小枫毕竟还是对自己能够在文明的淘汰赛(如考试)中获得优胜相当得意，你毕竟还是认为那些在文明的淘汰赛中的落败者应该自卑，只不过你大人大量，姿态极高地说自己不太得意，却又难以掩饰得意地劝慰落败者不要自卑。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废铜烂铁根本就没有机会参加淘汰赛。但这不是“自然秩序”使然，而是诸多社会因素使然。哲人眼里的废铜烂铁并非“天生”就是废铜烂铁，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受高等教育、出国深造、提拔重用、升官发财的机会，才成了看台上的观众。现代社会不是太平等，而是依然很不平等。要知道，如果换一种真正符合自然秩序的丛林规则来进行淘汰，应该得意的更可能是被你劝慰的自卑者，而应该自卑的恰恰是声称不得意的你。我认为刘小枫不应该得了便宜又卖乖，不应该从“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中得了便宜，然后又主张按“弱肉强食”的自然秩序来排定等级，并使这种偶然的高低和暂时的胜负，子子孙孙宿命论般地永远传递下去〔51〕。如果你真正主张按自然秩序来排定等级，那么比赛应该重新来过，也许你必须与被你蔑视(尽管你又劝他不要自卑)的街头小混混单独放对，用拳头或者牙齿一决高低。
想必这是你不愿接受的，所以我想劝劝你：文明法则(而非丛林法则)筛选出你们这些高智商的哲人来，不是要你们来蔑视、侮辱、欺压、奴役那些街头小混混，而是要你为这些街头小混混谋福利，为他们服务——包括用你的高智商写出妙文(但这篇《尼采的微言大义》显然不算，而《怀恋冬妮亚》可以算，当然这不是由我说了算，应该由街头小混混们说了算，因为他们是有选举权的公民，如果他们不用选票同意现行的社会秩序和文明法则，那么你就会被剥夺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然权利”)，你应该用你的智慧来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开阔他们的精神视野，愉悦他们的情感世界，软化他们的蛮性本能。这样的服务，并不失你的尊严，你不该感到降格和屈辱。况且街头小混混决没有要求道德高尚的你免费服务，他们为你的服务支付了不算太低的报酬。如果你支取了薪水和稿费之后居然不肯提供优质或金质服务，而只能提供劣质的废铜烂铁式服务，甚至还侮辱你的供养人(别忘了他们是纳税人)，那么废铜烂铁们就可以认为你是个寄生虫，而且是个忘恩负义的寄生虫，那样连你在城邦中是否有生存权都是一个未知数。
六、丛林真理和人文公理
刘小枫认为与他的“高贵的谎言”即丛林式真理不同的近代哲人的关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等人文主义公理，是“颓废的谎言”。“‘颓废的谎言’则是：哲人明明知道人们不关心真理，讲迎合民众信仰的话，充当人们的代言人，等于把‘求真’的权力交给了人们……哲人们与人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本来‘哲学不是为人们准备的’，如今哲学充当了人们的代言人发出‘废铜烂铁’的声音……哲学不再是禁欲般的沉思生活，而是一种工匠式的手艺；学人、科学家终有一天理直气壮地驱逐了哲学，有什么好奇怪？”
如果金银铜铁之类的“高贵谎言”真是哲学真理，那么根本无须由高智商哲人来宣布，五百万年前的猴子们就已经懂得了。人们之所以需要哲人的哲学，正因为人们期望哲人能够用他们的高度智慧寻找到与丛林法则不同的文明法则，而人们需要的文明法则直到近代启蒙哲人手里才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表述(但还远未完善)。丛林哲学当然不是为人们准备的(但它根本不配称为哲学，因为它不需要智慧)，为人们准备的是具有高度智慧的文明哲学——因为它是上帝所造的丛林中没有过的，所以才需要高度的智慧。丛林哲人眼里的“废铜烂铁”，现在被所有文明哲人视为文明发展的最终和最高目的——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文明哲人作为废铜烂铁们的代言人所发出的声音，不是丛林式真理，而是人文主义公理——我不愿称之为真理，而宁愿称之为公理，因为人文公理至今还不能、也永远不可能达到终极至善，这些公理需要未来的无数文明哲人不断探索，不断补充，不断修正。当这些探索的暂时结果得到大多数人们同意时，这些公理随时可以得到修正并通过正当的立法程序付诸社会实践，调整和改良社会的政治结构。近代人文公理与古代丛林真理最大的不同是，它允许甚至尊重异议者的存在——包括允许从柏拉图到刘小枫的丛林式异议者的存在，只要他们也允许和尊重其他异议者。这种尊重的要求之一，就是受惠于人们的哲人再也不能侮辱性地蔑称供养他们的人们为“废铜烂铁”。
但是允许并尊重丛林哲人及其异议的存在，并不妨碍被启蒙之光照亮过的人们在精神上抛弃、远离甚至“理直气壮地驱逐”传统型哲人及其旧哲学。未来的文明社会和人们所需要的肯定不是这种旧哲学，他们需要充满人间智慧的新哲学——这其中包括批判奴隶道德、主张“跟随你自己”的尼采哲学的一部分。如果哲人不能提供人们需要的新哲学，只能贩卖别人的、洋人的旧货，那么哲人只能怪自己没有真智慧和新智慧，或者爽快承认自己不是哲人，顶多是冒牌的伪哲人，是耶稣眼中的法利赛人。
刘小枫说：“‘何为高贵’的问题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仍然是，哲人应该如何撒谎？”但他自己也知道这种说法太荒谬，于是还要竭力自圆其说。先退一步代替有疑问的读者问：“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不是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吗？为什么哲人还需要撒谎？”随后又毫无说服力地自我答疑，哲人撒谎“固然有避免哲人自己遭迫害的目的，但也有不要直接打扰民众信仰的意图。……既是为了坚持自己心中的真理，对民众信仰不予苟同，也是为了不伤害民众感情，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一个哲人仍然要坚持‘高贵’本分，岂不是比在贵族制社会更加危险？更需要撒谎？”
如果你真想“不要直接打扰民众信仰”，“不伤害民众感情”，那么你的“高贵本分”就是沉默。我真是奇怪，作为金质人，你似乎不该不知道什么叫做“沉默是金”〔52〕。一方面说不想打扰，一方面又用含糊其辞的高贵谎言来混淆视听，肆无忌惮地骚扰民众，难道你以为骚扰比打扰更有礼貌？更为高贵？以此类推，莫非性骚扰是恭维异性的最有礼貌、最为高贵的方式？
算了吧你，别危言耸听什么危险和迫害!你的思想再反动、再荒谬，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根本没有人想迫害你，也没有人能迫害你，因为法律保护你的言论自由，你既不会像苏格拉底那样被判喝下毒芹汁，也不会像布鲁诺那样被判绑上火刑柱。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没有“思想犯”，所以你爽快说出来罢，别扭扭捏捏、吞吞吐吐〔53〕，你所妄想的迫害或危险，充其量不过是受到我这样的“迎合民众信仰”的人用“颓废的谎言”驳斥一番而已。
古今哲人经常走的两个极端是：一、要么主张绝对的平等，无限度地抑制极少数智者、富人、美人、强者等在各方面占尽先天或后天优势者，强迫他们向愚人、穷人、丑人、弱者等在各方面处于先天或后天弱势的大多数人看齐，使文化发展失去动力——启蒙哲人尤其是近代乌托邦哲人就有此弊；二、要么主张绝对的不平等，无限度地纵容少数智者、富人、美人、强者等在各方面占尽先天或后天优势者，让他们放手欺压愚人、穷人、丑人、弱者，使人类社会成为一座险恶的野蛮丛林——从柏拉图到尼采的反民主哲人就有此弊。
毫无疑问，后者是违反文明发展总趋势的，但在如何给予弱势大众以基本权利的同时不过度抑制强势小众的创造力这一问题上，人类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没有找到最佳的平衡点〔54〕。然而究其实，这一最佳平衡点应该是极少数强势者与大多数弱势者之间长期博弈的自然结果。在这博弈互动的永恒过程中，每一个过于自恋的弱势者都可能觉得社会对他不公平，认为他没有得到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他总是怨天尤人，觉得天道无情；而每一个过于自恋的强势者也可能觉得社会对他不公平，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权利，他总是牢骚满腹，觉得怀才不遇。弱势者的声音很少能够传达到历史之中，他们的嘴太小，音量也太小，简而言之，他们没有多少话语权力，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强势者的牢骚却充斥于历史之中，因为无论他们自以为多么怀才不遇，他们始终具有最大限度的话语权力。比如刘小枫觉得哲人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不受重视，所以他要为哲人来叫屈了，他的声音一下子就让许多人听到了，哪怕不想听也听到了。
从苏格拉底开始，哲人就受难了。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有史以来的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没有给予哲人以足够的恩宠。然而何为“足够”？哲人要求的恩宠是否有个够？又有哪一种政治制度曾经给予弱势群体“足够”的尊重？为苏格拉底之死叫屈的声音响彻历史，本身就是哲人并没有太受忽视的一个铁证。其他普通雅典公民的受审或屈死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大的重视。柏拉图为其师之死的叫屈声、尼采为自己不受重视的抱怨声、海德格尔及其拥戴者为他上过纳粹贼船的辩解声，不是已经在哲人的著作中占据了太多篇幅吗？
刘小枫说：“为了守护高贵精神，尼采显得不畏社会迫害，经常直接宣称自己的贵族主义。”尼采最可笑的正是夸耀甚至虚构自己的波兰贵族血统，不知道他的贵族谱系是从亚当时代就开始的，还是册封未久的新贵？如果是后者，那么他的某位祖先在被册封为金质人之前，就是废铜烂铁；而他的这位祖先如果由于种种偶然原因而未能得到册封，那么他就依然是废铜烂铁。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一条铁的真理：所有的人都来自于共同的祖先——假设是亚当、夏娃，他们在上帝或法律面前完全平等，他们要么都是金质人，要么都是废铜烂铁。同样，在亚当、夏娃的子孙中，如果确有某些天资卓绝的金质人，那么他们也必然是从废铜烂铁的父母中产生的〔55〕；或者他们生下来就是废铜烂铁(比如上述那位被册封前的祖先)，只是通过文明的哺育(包括受文明哲人的启蒙)和自身的努力，才把自己提升为金质人(比如上述那位已被册封的祖先)。因此，已经成为金质人的人，无权剥夺其他金质人从废铜烂铁中产生的机会，更无权剥夺任何人向上提升和发展的空间。总之，充满矛盾的尼采学说有极其伟大的一面，但他炫耀贵族血统和贵族主义，只引来讪笑，人们把这当做一个有智慧的哲人美中不足的瑕疵而宽容地一笑置之，没有人想迫害他，没有什么“社会迫害”，这种受迫害妄想(尼采的以及刘小枫与之分享的)，只能是刘小枫矢口否认的“文人式的夸张”。
结语——上帝说：尼采死了
任何一个伟大哲人的著作都具有无穷的方面，如果断章取义甚至“移花接木”，那么任何关于某哲人的微言是什么的立论都是不难成立的，但也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因为穿凿附会的过度阐释而犯强加于哲人的错误。研究者必须具有与被研究者平等对话的思考能力，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哲人。刘小枫说“从流行的所谓‘尼采学说’来理解尼采，就会受尼采蒙骗”，然而从刘小枫的不流行的尼采微言来理解尼采，就会受刘小枫的蒙骗。而且这样一来，尼采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刘小枫版的尼采只是柏拉图的一个拙劣赝品，刘小枫版的隐微尼采在哲人的“天才共和国”(叔本华)中，已经被贬值为哲人里的废铜烂铁。
刘小枫用“六经注我”的索隐派功夫，煞费苦心地在充满矛盾的尼采著作中东拼西凑，代圣人立言，还要为这种没有多少根据的索隐强辩：“尼采的隐微术炉火纯青。一句话或一段话的下文，往往在一本书中老远的别处出现，甚至在另一本书中出现。”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毕生都在零零碎碎地写一段一段格言警句的反体系的尼采，居然成了有史以来建立了最严密体系的哲学家。如果尼采真是这样通盘构思其毕生著作，而且其全部写作又仅仅是为了圆一个老掉牙的弥天大谎，那么他真是空前绝后的超人，真可以如传说中佛陀降生时那样宣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然而这样的神话和谎言，恐怕只有索隐功夫炉火纯青的刘小枫才能编出来，这样的谎言既不高贵，也不神圣，更不无辜，只是有些无聊。如此高的智力用在写这种废铜烂铁式的索隐派文章上，真是浪费得有点可惜。如果尼采真是如此神经质和强迫症，那么他的影响不要说会超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恐怕现在早就藉藉无名被人遗忘了。
尼采是复杂而丰富的，常常是充满矛盾的。他有时候有崭新的智慧——当他忘却自身的、世俗的需要时，当他不太自大地对文明与宗教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时；但有时候只有陈旧的自恋——当他忿忿不平于所谓命运对他的不公和德国公众对他的冷漠时，当他无法忍受他恋慕的女性对他的轻蔑时。他有时候是进步的，有时候是反动的〔56〕。有时候是一个智者，有时候只是一个疯子。对复杂而矛盾的尼采可以有无数种解释，但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解释是惟一正确的〔57〕。
刘小枫同样是复杂而丰富的，常常是充满矛盾的。他有时候有足够的聪明——当他写出《怀恋冬妮亚》等优美文辞时；有时候也会空虚无聊——当他不甘寂寞搜罗旧货洋货并故作惊人之语时，比如写这篇弯弯绕的百衲衣式的《尼采的微言大义》时。另外，如果刘小枫乃至任何现代哲人还在主张禁欲或以禁欲自傲时，我奉劝他们不要如此自苦，因为按照自然法则，力必多的压力是应该适度释放的〔58〕，否则过度压抑会导致身心两方面的变态，写出一些不自然的、令人难以卒读的文字来——这种文字在语言作品的等级中，只能居于“废铜烂铁”之列。
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文明虽然总体上是进步的，但远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真正有创造性的哲人，应该效法从苏格拉底到尼采的所有伟大哲人的榜样，对文明的弊端和不足进行不留情面、不计个人得失的深刻批判，而不是像弗兰西斯·福山那样高唱赞歌宣布“历史已经终结”〔59〕。如果刘小枫直截了当地把自己对近代文明的不满像尼采那样用独创性的思想表达出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拐弯抹角、不知所云，那么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读者对你的宏文读不下去了。
刘小枫的这篇宏文为尼采重塑金身，几乎对主张“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进行了一切重估：“尼采玩弄隐微术，把启蒙理性的‘逻辑’推到极端(理性=意志=生命冲动)，把启蒙精神的反基督教精神夸张到极致，装出比谁都更启蒙精神的样子(鲁迅就是上当受骗的显例)。尼采死后的一百年中，数也数不过来的文人学士以为这就是尼采留给他们创造新价值的启示。”幸而天佑吾国吾民，恰逢尼采逝世一百周年，“我们知识分子”中诞生了一个后现代先知刘小枫，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尼采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价值，根本不值一提。我不知道尼采应该感谢刘小枫呢，还是应该憎恨刘小枫？〔60〕刘小枫这篇为尼采逝世一百周年而作的祭文，到底是为了纪念尼采，还是为了诅咒尼采？〔61〕
我在写于一九九○年的长篇寓言小说《通天塔》里曾为尼采造过一座坟墓，碑文是：
尼采说，上帝死了；
上帝说，尼采死了。
我的意思是，尼采说“上帝死了”，虽然吓坏过不少人，但却并非事实——在神学博士刘小枫看来，大概更是一个不高不贵的谎言〔62〕。上帝一直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而且会永远活得好好的，上帝是不死的。而上帝说“尼采死了”，却是铁的事实，尼采死去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任何人想让他借尸还魂，都是无济于事的活见鬼。尼采是速朽的，而上帝是永恒的——起码尼采憎恨的斯宾诺莎的上帝，一定是永恒的，就像尼采憎恨的康德所说的我们(不仅是知识分子，包括所有的废铜烂铁乃至敌视民众的伪哲人)头顶上的星空那么永恒。同样，刘小枫版的尼采也是速朽的，刘小枫版的高贵谎言和神圣谎言也是速朽的，而真理永恒，人文公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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