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全国科技编史学论坛
2015/12/21 哲学园

    

    

     由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全国科技编史学论坛”于2015年11月14-15日在北京邮电会议中心举行。我全程主持了这次论坛。

     我一直想写一本《科学通史》。虽然我的著作《科学的历程》受到读者欢迎,有的高校把它作为教科书,有的科技史学科点把它作为考研参考书,可是,它毕竟只是一部通俗作品,而且写作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材料和观点都有些老套。因此,十多年来,我一直有强烈的愿望写作一部学术版的《科学的历程》,作为大学本科层面的科学史教科书以及科技史专业考研参考书。我为此做了一些准备,可由于写作难度很大,写作环境一直不好,直到现在也没有写出来。2014年,我申报的“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课题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这一次,作为国家委托的任务,我必须在3-5年内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

     为了写好《科学通史》,必须要有一些编史学上的自觉。是否把各种专科史、国别史、专题史、断代史拼在一起,就成了通史?显然不是。因此,写好通史,首先要解决许多编史学问题。比如,什么是通史?自然科学各学科史如何有机整合?科学史与技术史如何有机整合?中国与西方如何有机整合?作为重大项目任务的一部分,我计划从2015年开始,连续三年召开全国性的科技编史学论坛,召集全国同仁一起研讨,为本项目最终完成打基础、做准备。

     开展科技编史学的研讨也不光是为了本项目的开展,也是为了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大发展做编史学的准备。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科技史界就一直有“学科再建制”的说法。何谓科技史学科再建制?我的理解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再建制是指由中科院科学史所这个国家队向高校扩展,让更多的高校开设科技史课程,成立科技史研究机构;在研究内容上,从中国古代科技史扩展到近现代,扩展到世界科技史,特别是西方科技史;在编史纲领上,突破李约瑟纲领,尝试新的纲领。在再建制的过程中,编史学的自觉是必要的。

     一开始,我把本次论坛设计成行业内知名学者与我的课题组成员的对话,因此规模设计在40人左右,由我全程主持。我邀请的国内同行有刘兵(清华大学,科学编史学)、袁江洋(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编史学)、姜振寰(哈尔滨工业大学,技术编史学)、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天文学史)、孙小淳(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史)、万辅彬(广西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科技史)、王思明(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编史学)、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编史学)、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博物学编史学)、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我的课题组成员都是我门下在读的和毕业了的博士生,他们的博士论文主要涉及西方科技史,是国内科技史界相对比较陌生的领域。我希望通过这次对话,让我的课题组了解国内科技史界的主流状况,也让国内众多名家了解吴门科技史的研究路数,提出批评和指正。

     论坛日程在微信上发布之后,受到热烈欢迎,许多人希望前来听会。作为国家重大项目,除了应该在研究上走在前沿、做出原创性的成果外,也有义务和责任让学术活动惠及学界,因此,我临时决定放开听会名额,免收会务费,并且免费提供工作午餐。没料到,几天时间报名人数超过100人。原定的50人会议室,先是换成100人的,后是换成140人的,最后换成190人的。开幕第一天,高峰时与会者达到180人,几乎座无虚席。

     本次论坛没有任何会议礼仪上的安排,没有领导讲话,没有独立的开幕式,没有安排德高望重的嘉宾在主席台就座致辞,在我做了20分钟的开幕词,说明本次论坛的缘起之后,立即进入学术报告和研讨阶段。两天时间,差不多每位报告人都有30分钟的报告时间,再加10分钟的自由讨论时间。

     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第一个报告。他是国内关于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96年就出版了《克里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这次他再次重申科学编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意义,驳斥那些认为编史学无用的论调。他反驳说,编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就如同科学史与科学的关系一样,当你们科学史家认为编史学无用的时候,要想一想科学家还认为你们科学史无用呢!我提出,科学编史学要不要独立成专门的学科,取决于科学史学科本身的规模和内在要求。在历史学界有独立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是因为史学界规模足够大,对编史学的要求足够支撑起一个独立的编史学学科。科技史学科目前规模较小,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杰出的科学史家同时肩负起编史学反思和自觉的任务,而不必让科技编史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刘兵教授专门从事编史学研究,可能是科学史学科的损失。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袁江洋教授第二个报告。他也是国内关于科学编史学的先驱研究者。他于2003年出版过《科学史的向度》,是他1998年的博士论文。我本来希望他讲一讲科学编史学的最新进展,但他最后决定讲的是拉瓦锡化学革命的编史学问题。他认为,真正的革命应该是本体论承诺的改变,以此观之,拉瓦锡并未带来革命,因为他还活跃在元素论的框架之中,只有等到道尔顿才真是真正的化学革命。由于袁江洋把本体论承诺命名为“元科学”,以致有听众追问何谓“元科学”,我开玩笑的说,就是“袁科学”。

     第三个报告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姜振寰教授。姜老师是技术史界的老前辈,主持翻译了多卷本牛津版《技术史》。他介绍了他正在主持的大部头技术编年史编纂工作。有代表问,入选条目的标准是什么?姜老师答说博采众长。如果好几部国际知名的科技编年史著作都选录,那我们就选录。

     第四个报告的是胡翌霖,我的博士毕业生,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胡翌霖的专长是技术哲学、媒介现象学,在本次报告中他构思了一个技术通史的编史设想。他认为,传统的技术史基本上是线性的编年史、是歌颂人类进步的辉格史、是着眼于技术之技术细节的技术内史,各种各样文本和实物的考古发现在其中起推动作用;60年代以来的社会建构论的技术史,把技术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是碎片式的微观叙事、是猎奇求异的独特技术史、是着眼于技术之环境的技术社会史,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微观考察在其中起推动作用;他本人构思的技术通史,是星系式的宏观骨架描述、是反思人类当下生存境况的历史、是把技术本身当作人类生存环境的环境史,哲学家的目标在其中起推动作用。胡翌霖的学科背景与论坛的大多数参与者不同,用语和立意都比较前卫,结果受到许多质疑,其中包括姜振寰老师的严厉批评。

     中午,全体代表一起吃自助餐。饭后稍事休息,继续下午的论坛。

     下午第一个报告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他于1991年出版的《天学真原》一书开启了中国科技史编史学变革的新篇章。尽管他在报告一开始就强调,《天学真原》所代表的社会文化史新编史学是“变”不是“革”,但是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他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天文学史目前是多种编史纲领并存。有实证主义的、只处理“善而有成之事”的爱国主义导向的编史,有用历史文献解决当下科学问题的科学向度的编史(比如席泽宗先生的古新星新表、他本人的天狼星颜色问题),有揭示古代天学之文化背景和社会功能的编史(比如他本人的《天学真原》),也有用天文学方法解决历史年代学的编史(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他主张,多种编史纲领并存是好事,要随时准备迎接新的纲领。

     第二个报告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孙小淳教授。他在2004年曾经发表“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对传统的李约瑟编史纲领提出质疑。本次报告他讲的是“中国古代科学的‘诗性’和‘礼性’”,以天文学为例,对中国古代科学的特征做了诗性和礼性的概括。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知识的生成过程中,以“取象类比”为特征的“诗性”,和以“类而序之”为特征的“礼性”,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报告的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刘胜利,他是我的博士毕业生,博士论文是“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但他对中国古代学问十分感兴趣,一直希望通过现象学的视角为中医乃至一切中国传统知识的合法性辩护。本次报告中,他提出了“现象史”的概念,以告别李约瑟的实证主义的、辉格式的、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并置的编史纲领。这个报告哲学构想较多,可操作性的编史方案较少,多数代表感觉不明觉厉。

     第四个报告的是广西民族大学的万辅彬教授。万老师是科技史界的老前辈,在少数民族科技史领域耕耘多年。他在报告中系统回顾了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把自1987年以来的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分成四大范式:一是以李迪教授为代表的传统的实证主义编史学;二是以陈久金教授为代表的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编史学;三是以北科大团体为代表的引入科技考古方法;四以田松、刘兵、万辅彬为代表的人类学编史方法。他认为,目前大部头的少数民族科技通史著作基本上还是采纳第一代的编史纲领。他还承认,少数民族科技史实际上主要是技术史,但第一代学者用了“科技史”这个说法,他也不能把这个“科”字丢掉。

     第五个报告的是南京农业大学的王思明教授。他是我国农史研究领域里的领军人物。在报告里,他首先介绍了农业史与农学史的区别,农业史要远远大于农学史,包括农业思想、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等社会历史课题,而农学史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作物学史、农业科技史,还应包括林业、牧业、渔业方面的科技史。他把中国农史学科的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0-1954,是农史资料的收集阶段;第二阶段从1955-1985,是农史文献的整理阶段;第三阶段从1985-2000,是农业科技史的研究阶段;第四阶段从2000年至今,是农业史多视角的研究阶段。农史的综合性特征,以及农业科技的地方性特征,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他提到美国国家土壤局局长富兰克林-金在20世纪初年专程到中国来调查,写出了《四千年的农民》,总结了中国传统有机农业的技术方法,呼吁美国农民向中国农民学习。

     第六个报告的是上海大学的张东林。他是我的博士毕业生,博士论文做的是“笛卡尔对量概念的变革”,是关于西方数学史从古典向现代转变的思想史研究。本来我想让他讲一讲数学史研究中对辉格史的突破,因为在反辉格史的大潮中,似乎数学史是唯一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辉格史纲领的学科,因为数学史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数学自古至今只有一种,因此数学史只能是一部不断进步的辉格史。张东林过去写过一篇题为“数学史:从辉格史到思想史”的文章,介绍雅各布·克莱因的工作如何帮助数学史家摆脱辉格史。他这次换了一个新题目,叫做“代数与科学史起源”,但仍然是介绍雅各布·克莱因,讲得更加深入。克莱因认为,代数学与历史学有着共同的起源,都是以普遍数学的符号性抽象为基础的。科技史界对克莱因这个人相当陌生,数学史界恐怕也从未听闻这位有着强烈现象学背景的数学史家。

     14号(周六)共十个报告,从早上9点持续到晚上6点。到下午听众有所减少,但仍有130人左右的规模。从各地来的老师们留下吃饭,开了5桌,大家把酒言欢,不亦乐乎。

     15号(周日)上午继续开会,今天有12个报告,午餐时间更紧,晚餐时间更晚。

     第一个报告的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张大庆教授,他报告“当代医学史研究的‘转来转去’”。大庆是医史学科的领军人物,他带领的北大医学史研究团体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互动,使北大的医学史研究始终走在国际前沿。他历数了国际医学史研究领域中出现的各种turn,包括文化转向、影像转向(visual turn)、物质文化史、病人叙事、大数据、疾病考古学等新思潮、新方法,让人耳目一新。

     第二个报告的是我的同事刘华杰教授。刘华杰近年来在媒体上大力倡导博物学,并且在植物博物学方面身体力行,在出版界推动博物类著作的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昨天一整天他主持召开首届博物学文化论坛,没有来参会。他在事先未与我沟通的情况下把会议定在这个日子(他原来计划是在10月份中旬举办),让许多希望参加这两个论坛的听众左右为难。今天他的报告是“博物学编史纲领”,他谈到现代主流科学的许多弊病,而博物学可以纠偏。他认为自然科学有四大传统:博物传统、数理传统、控制实验传统和数值模拟传统,其中博物传统最为古老。他所谓的博物学编史纲领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博物学编史指的是,在科学史的写作中不能忘了上述四种传统中的历史最悠久的那一种。广义的博物学编史指的是,对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特征鲜明的数理科学家,也应该使用博物学的方法进行编史。我问他如何对牛顿爱因斯坦这些人进行博物学叙事,他说现在不好说。胡翌霖质疑说,为什么说博物学传统有数千年,而数理科学传统只有数百年呢?如果你说的是计数、说理这些事情,也应该和博闻多识的博物实践一样有数千年吧?如果你说的是作为一门理论学科,那博物学也不能说有数千年了吧。华杰似乎没有正面回答。他现在很烦对博物学、博物这些被他炒热的术语进行严格界定。可是作为学者,这些工作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个报告的是我的在读博士生蒋澈,介绍西方科学史家关于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的研究。蒋澈语言能力很强,掌握好几门外语,读本科时就翻译过博物学著作。他比较系统的回顾了西方科学史界从萨顿开始到新世纪为止关于近代早期博物学的研究,提出了两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是博物学在科学革命中的地位问题,一个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对博物学史研究的独特贡献。阅读大量西方文献是蒋澈的强项,他的报告某种意义上把刘华杰所谓狭义的博物学编史纲领在西方学界的实施情况做了一个系统而细致地回顾。有听众问,你引用了如此之多的西方科学史家的文献,是否会受到西方科学史界强势的科学革命叙事的影响,而忽略了博物学的独特性?蒋澈表示有这种可能。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这种影响,学术总是在互动和交流中发展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待博物学史仍然要持有一种学术的态度。学术态度的第一步就是要尊重学术规范、尊重既有的学术研究。

     接下来三个报告是关于进化论历史研究的,报告人是我三个博士毕业生。第一个报告的是北大医学部的杨海燕,她是我的第一个博士毕业生,当年博士论文做的是“钱伯斯与前达尔文进化思想研究”。毕业后她一直与国际达尔文研究界几位头面人物鲍勒(P. Bowler)、西科德(J. Secord)、莱特曼(B. Lightman)、莫尔(J. Moore)等一直保持密切的学术联系。2010年,作为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及《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纪念活动的后续,她在北大科学与社会中心召开了“传播中的达尔文国际研讨会”。上述几位大家都出席了会议。本次报告,她对自达尔文去世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达尔文的研究做了一个系统而细致的回顾与梳理,分家族记忆、科学家-历史学家的英雄塑造、科学史家的丰富理解、文化史的扩展共四个阶段。她还介绍了她本人正在参与的关于达尔文传播的研究计划。

     第二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柯遵科,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赫胥黎。他从“达尔文的斗犬”传统形象的历史建构讲到这个形象的瓦解,指出赫胥黎对达尔文学说的捍卫并非自己同意达尔文主义的全部内容,而是为了借助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确立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的地位,事实上,赫胥黎尤其不同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第三个报告人是北方工业大学的刘利,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华莱士。本次报告他主要以 华莱士研究为例,讲述了进化论编史学中的“非达尔文”维度,这个说法出自皮特·鲍勒。鲍勒认为,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直到1900年,生命科学界的主流都是赞同进化理论,但反对自然选择理论,因此达尔文所产生是一场“非达尔文革命”。华莱士本人的进化论就是典型的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论。

     这天午餐拖到将近1点,而下午2点又继续研讨。

     下午开场报告人是北京科技大学的章梅芳,她是刘兵教授的高足,以研究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见长。她系统介绍了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纲领的基本内涵、对传统科学编史学纲领的挑战、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编史纲领的超越等。由于女性主义本身存在诸多争议,所以章梅芳的报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女性主义在某些方面与后现代主义颇为相似和接近,在某些方面又不能自圆其说。我也提了一个问题,何谓“具有女性气质的知识传统”?判别这种知识传统的标准是固定的还是随情境而变化的?女性主义在摆脱本质主义的同时是否会陷入另一种本质主义?她承认,这些问题都是女性主义面临的困难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下午第二个报告人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李文靖,她也是我的博士毕业生,当年论文写的是“火概念在拉瓦锡之前化学中的演变”。在本次报告中,她提出了化学革命的新旧叙事以及第三条编史进路。在传统的化学革命叙事中,拉瓦锡被认为是核心人物,他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燃烧概念,取消了燃素的物质实在性,重新定义了化学基础物质的概念,建立了新的化学物质体系。随着科学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波义耳在引进机械论上有重大贡献,数学化也不能完全归于拉瓦锡,于是传统叙事发生困难。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代化学史家重写化学革命史,他们避免将近代化学的出现描述为传统化学被动接受自然哲学和物理学方法的过程,跳出拉瓦锡、燃素论和化学数学化的叙事方式,转而将“亲和力”和“盐”作为化学革命的关键词。在此两种编史方案之外,她建议,可以用火的概念的演变作为理解化学革命的钥匙。

     第三个报告人是在读博士生高洋。他报告了关于近代赫尔墨斯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地位的编史学考察。他先介绍了赫尔墨斯主义传统的由来,以及这个概念如何由耶茨引入科学史领域,接着介绍了耶茨之后科学史界关于赫尔墨斯主义在近代科学革命中的地位问题所做的深入研究,最后指出在事实层面和概念层面,这个问题都有待澄清。

     第四个报告人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张卜天,他是我的博士毕业生,近十年来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毅力,独自翻译西方科学史名著数十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次他介绍了“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一个非常新的观点,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和宗教都是非常晚近的观念,而这两个词的原初含义是指个体的内在品质或德性,直到16世纪才成了通过义理或实践加以理解的东西。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科学和宗教概念去理解科学革命时期两者的关系,肯定是犯了历史误置的错误。胡翌霖提问说,“追认”也是历史研究中一种常用的手段,在我们的历史叙事的确无法避免这种手段的运用,问题只是何种追认是合法的,何种追认是非法的。我们把科学与宗教追认成某种样子是否一定非法,还需要另外的论证。

     第五个报告人是北京科技大学的晋世翔,他是我的博士毕业生,刚刚入职北科大。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中世纪光学史。在本次报告中,他介绍了目前国际科学史界关于中世纪光学史的两种编史纲领,一个是以林德伯格为代表的所谓连续论纲领,一个是以马克·史密斯为代表的革命论纲领。他本人比较偏重史密斯的革命论纲领,通过科学革命的形而上学背景的细致考察为史密斯纲领提供了新的辩护。

     第六个报告人是我的在读博士王哲然,他前两天刚刚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系联合培养一年回来,时差还没有倒过来。他报告了“学者-工匠问题的编史学考察”。在科学革命时期,学者和工匠何者发挥了主要作用,一直是科学史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王哲然依次介绍了齐尔塞尔、潘诺夫斯基、霍尔、帕梅拉·隆的观点。这些科学史家看法各异,但都有各自的论证和理据。他本人比较倾向于帕梅拉·隆的看法,认为隆提出的“交易地带”概念,可以很好的解释科学革命时期学者与工匠互动的历史实情。最后,他说,看待一个历史现象,可以像禅宗所说那样分为三阶段:先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后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又复归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学者/工匠问题大概也是这样。

     王哲然讲完之后已经是6点10分了。清华大学刘立教授要求就中国科技政策史的编史问题讲10分钟。之后,我请中科院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小淳教授和清华大学吴彤教授,分别代表科技史界和科技哲学界发表一些观感,作为本次论坛的闭幕词。两位老师大大赞扬了一下各位报告人,鼓励了一下吴门弟子们,会议便宣告结束。到论坛闭幕时,仍有约70人听会。我请所有代表留下来一起共进晚餐,大家在欢宴后依依惜别。

     第二届全国科技编史学论坛将与第6届全国科技史教学研讨会于2016年在南宁联合召开,我们将继续特邀国内知名学者做专题报告,向同行们介绍科学史各个分支、各个专题的编史学进展,为同行们开启新的视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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