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坏道德、危险的毒药——一段关于书的历史
2016/1/5 哲学园
译者|亦天、荡秋千的猫、季米
世界各地大学的学生声称阅读书籍会让他们感到心神不安，从而使他们感到压抑，精神受到创伤，甚至导致自杀。一些人认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便是一本可能使那些有着自残倾向的人们萌生自杀念头的书籍，而书中也描绘了一场自杀行为。而一些人坚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著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一书中潜在的婚姻暴力情绪，或会引发人们对家庭暴力的痛苦回忆。学生甚至认为古老的经典文集也同样是危险的：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以奥维德所著的《变形记》一书中对于强奸的生动描写会使一些本科生感到不安为由，要求学校需对那些接触本书的人进行警告。
尽管阅读在上千年前就被视为一种对于精神健康的威胁，但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次年轻读者们因令人不安的课本内容而自发寻求庇护。依据古希腊的家长制文化，苏格拉底宣称大部分年轻人不能依靠自己去处理文章内容。苏格拉底担忧多数人——尤其是未受过教育的那些人——在阅读书籍后会产生疑惑迷失道德感，除非有一些智慧的老师能为这些读者解惑。写于公元前360年，《柏拉图对话》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警告着如果依赖书写文字将会导致个人的记忆力下降，并且消除他们对于回忆的责任。苏格拉底使用希腊文字pharmakon(药)作为写作的隐喻，阐述出一种矛盾在于阅读既可治愈人们但也极有可能成为毒药。几个世纪以来，危言耸听者一直重复着苏格拉底关于文字形同毒药的警告。
很多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家也同样拥有着苏格拉底的担忧。公元前第三世纪的希腊剧作家米南德发出警告，宣称阅读行为将会对女性产生破坏性影响。米南德相信女性将会因其脆弱的心智承受巨大的情感而感到痛苦。因此他坚称“教会女性阅读和写作”就像“用更多的毒药去喂养一个邪恶的蛇”一样糟糕。
在公元后65年，罗马的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塞内加认为“阅读过多的书籍是一种分心”，会让读者”迷失方向和变得脆弱”。对于塞内加来说，问题不在于某种特定书籍的内容，而在于无节制阅读所产生的不可预测的心理影响。“当心，”他警告道，“不要因为阅读过多作者的书籍和无限制的阅读使你变得不着边际和不稳定。
在中世纪，书籍所带来的潜在有害影响是基督教魔鬼学中反复出现的话题。依据已故的华盛顿大学自由演讲专家黑格博斯马吉安所述，探讨教会教条的文章将会被视为摧残身体与灵魂的有毒物质，黑格博斯马吉安著有《燃烧的书籍》一书(2006)。未被监督的阅读将会成为异端并被教会所害怕，亵渎神明的书籍，像是犹太法典，将会被烧毁或被“隐喻成致命的蛇、瘟疫和腐朽”。
这种将阅读视为会使读者产生心理迷失感和道德败坏介质的看法持续影响着西方文学文化的每一个历史时期。1533年，英格兰前财政大臣托马斯·莫尔强烈反对新教改革，宣称新教神学家如威廉·廷代尔(14940-1536)所著的文章就像是“致命的毒药”，伴随着“极强的传染性”在读者之中传播着。在整个17世纪到十八世纪，“道德毒药”或者是“文学毒药”这类术语总是频繁出现，吸引人们去关注书籍所具有的玷污身体的力量。
随着近现代的小说出现，阅读对于读者精神状态的威胁成为了主要的担忧。小说的批评家声称读者会因为减少对于现实的接触从而变得容易患上严重的心理疾病。
英国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断言称现实主义小说，尤其是那些倾向于描述每日生活事件的小说，具有潜藏有害的影响。在1750年的文章中，他警告到“对于现实世界的准确观察”比之前的“英雄传奇小说”更为有害。为什么？因为书中所描述的与读者所经历的相契合，这会使其更具有影响力。使约翰逊焦躁不安的原因在于这些现实主义文学的受众群体为易受影响的年轻人， 这些书籍并不能为他们带来道德上的指引。他批判浪漫小说将具有“好与坏”品质的角色们混杂在一起，但并没有指明读者应该追随哪一种品质。
离经叛道的模仿行为动机将会严重危及女性美德。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曾在他的小说《朱莉》(1761)中写道，一旦一名女性打开任何小说哪怕只是阅读一页，她就已经沦陷为堕落的妇女了。
1780的女性杂志继续宣称小说是男性诱奸者收获女性芳心的力量源泉。被提及的小说例如：畅销小说--塞缪尔·理查森的《帕梅拉》又名《贞洁得报》(1740) 讲述了15岁的少女抵抗对妇女的诱奸而最后收获美满姻缘。这些刊物警示说女性读者易受情绪感染易被性激情所控制。
18世纪的英国小说成为道德恐慌的众矢之的，被批判引发了个人和大众精神和脑力的功能紊乱。18世纪晚期术语“阅读狂潮”和“阅读狂热”都被用来描叙无拘束的阅读的危险性。
大众阅读被描述成“隐形传染”伴随着不理性的破坏性行为。最危言耸听的要数“阅读狂潮”潜在激发了自残包括易受影响的年轻读者群的自杀行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由于讲述了暗恋导致了自杀被广泛谴责将会引起大西洋两岸新一波自杀仿效行为热潮。
虽然这些批判在现实中很难立稳脚跟，批判者还是硬从神学家穆尔查尔斯的两卷厚重的作品《对自杀的深度探究》(1790)中找到了依据。穆尔查尔斯宣称《少年维特的烦恼》应当为引发许多它的年轻读者自杀热潮而负责。除了没有实质性的论据，穆尔查尔斯的研究使得阅读浪漫小说和自残行为自然而然地相联系在一起他的关于《少年维特的烦恼》的貌似科学的关于自杀方面的论据其他人都会引证。
德国医生约翰彼得弗兰克 1779-1819年期间发表的厚重的六卷研究---《完整的医学监管体制》，综合回顾了并概述了自杀问题。在众多自杀原因中，弗兰克列出了“无信仰、纵情声色、失业、骄奢淫逸和与之相伴随的不适应的痛苦，特别指出了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一类的小说的危害，把自杀行为描述成对世俗生活的轻视的英勇行为。
18世纪末19世纪初，科学被用来使阅读能给人带来健康问题这种言论合法化。美国制宪元勋本杰明冲在他的《精神病医学调查研究》(1812)中指出书商异常容易患精神错乱。这份调查研究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篇关于精神病学的文字材料。重铸塞内加的心理学字里行间中的古老警告。本杰明冲指出书商由于职业需要思想迅速从一个领域转换到另一个领域，更易于患精神病。
19世纪对流行文学在道德和身体上的危害的不断批判反而形成了人们争读流行文学的热潮。1851年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把“糟糕的书” 描述成 “精神毒药”因为这些书破坏了人们的思想。卡尔·斯宾德勒的 Der Bastard (1826)、爱德华·里顿·布尔沃的Godolphin (1833)、Eugène Sue’s Les Mystères de Paris (1843)都好像造成了潜在危险。正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小说的流行困扰了亚瑟·叔本华。他认为大众的低文化品位毒害了人们的思想。
19世纪保守派评论家经常断言读者的思想将会受所阅读的小说中的观点所直接影响。他们做了一个隐喻：从书中接受的观点就像人们被传染了感冒一样，很多情况下不仅思想上生重病了，身体上更会做出自残举动。即使是创作于1774年，少年维特的烦恼这本书19世纪末仍然被批判教唆的它的易受影响的年轻读者自杀。
维多利亚时代后半期，阅读的医学化和道德化在回应以轰动一时的《包法利夫人》为代表的(1856)所谓的煽情小说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势头。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伟大小说主要讲了一位医生的太太为了追求生活的激情而偷情并最终以生命为代价。在此杰作之后大量廉价流行的恐怖诡异小说据说给人们造成比身体上的疾病还要严重得多的危害。
1875年，纽约邪恶制止协会发布了由美国道德家安东尼·康斯托克撰写的书面报告，谴责那些“精明而狡猾”淫秽物品经销商，认为他们“成功地给幼稚和纯真的青年注入具有破坏力的病毒，如果不加以抵制，可使人体导致最致命的疾病......不断地警惕你们的图书馆、你的书橱、你孩子和受监护人的书信和伙伴，以免疫病侵蚀你家庭的甜蜜和纯洁，”康斯托克叮嘱老师和监护人。
康斯托克对家长呼吁阅读孩子们的通信和警惕他们的阅读材料，那不只是对维多利亚时代道德污染迷恋的一种表现。就像触发警告的当代主张，康斯托克的要求有其前提，那就是可疑的文本严重威胁到读者心理健康的信念。
害怕文本有坏影响的道德家们得出结论，审查有等同于检疫的作用。例如在1929年，《星期日快报》的编辑詹姆斯·道格拉斯认为那些导致道德“堕落”的作者简直就是麻风病人。他的目的是促使社会承担“清除这些麻风病的任务”。
尽管遭受恐怖语言的轰炸，广大读者乐呵呵地忽视他们发出的健康警告。纵观大部分的当今时代，人们绕过检查员，并表示愿意通过他们对未知领域的阅读踏上旅程。他们对阅读的开放态度受到人文主义者和激进的文化潮流的鼓舞，肯定读者的能力可以从全部的文本中受益。
大众市场的兴起，廉价文学系列和煽情小说表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家们不能抑制公众对娱乐小说的需求，无论他们发出什么样的健康警告。同时，在21世纪，广大读者本身就在寻求免于阅读对健康的不利作用。而其中存在着差异。
今天，不是清教徒式的宗教道德家，而是本科生在要求奥维德的诗应该有一个触发警告。在他们的第一次职业生涯中，我的学术同事报告说，他们的一些学生要求选择避免他们个人发觉的具有攻击性或受损害的文本。这种自我诊断的脆弱性不是象上文提到的传统的道德检疫呼吁。曾几何时，家长式的审查坚持认为阅读文学会对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使广大读者幼稚化。现在的年轻读者坚持认为他们和他们的同龄人应该跟造成痛苦危害的文本屏蔽来幼稚化自己。
触发警告之役表明其原因是为保护弱势群体免受潜在有害阅读的伤害。反对或漠视这些警告呼吁的人被指责为边缘化弱势群体的帮凶。自相矛盾的是，曾经作为当权者工具的审查，现在重新转变为可挥起作为保护弱势群体免受心理伤害的武器。
通常情况下，触发警报的支持者关注自身和其思想感情的状态。他们的论据更多的是对自身的陈述而不是对文本内容的评估。事实上，支持这样的警告完全和文学价值和他们希望发出健康警告的文本内容无关。搅动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读者没有准备好应付阅读中遇到的意外和不确定的经验，他们可能会受到心理上的伤害。
然而，从阅读令人不安文本受到心理伤害的任何报告似乎都是基于传闻，而不是严格的实证证据。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去年在《太平洋标准》杂志公布他最近研究的报告中所说的：“使用触发警告不只是低估最创伤幸存者的应变能力，也可能会给那些具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STD)的人发出错误的信息。”
有关触发警告辩论中提出的关键问题不是心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它突出了脆弱的敏感性，降低了韧性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经常在前沿阅读和辩论“危险”文学的大学生们现在认为自己无法应付令人不安的材料。
在一点上，那些触发警告的十字军们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阅读的担心总是贯穿整个历史。这的确是一个危险的活动：阅读具有捕捉想象力、产生情感波动和促使人们应对生存危机的力量。事实上，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踏上未知旅途的兴奋让他们拿起了一本书。
有人能够在阅读读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或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而“不会体验到从前从未体验过的自身的无力或核心的性感受？”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1958-1966文选》中问道。正是因为阅读能在不经意间吸引我们，并让我们体验我们难以控制的经验，所以它才在人类对意义的追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是它为什么常引人担心的原因。
作者：弗兰克·富里迪(FrankFuredi)，社会学家，社会评论员。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前教授，著有17本书，最新作品The Power of Readin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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