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与真理
2016/1/6 哲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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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诚与真理

     作者：伯纳德·威廉斯

     翻译：徐向东

     选自：《真理与真诚——谱系论》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在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中，有两个格外显著的思想潮流。一方面，有一种对真诚(truthfulness)的热切承诺，或无论如何对下面这样一些东西的热切承诺：一种无所不在的多疑，一种反抗被愚弄的倾向，一种试图透过现象来看穿背后的真实结构和动机的迫切欲望。这种承诺在政治学中向来广为人知，也延伸到了历史理解、社会科学乃至对自然科学中的各种发现的解释和研究中。

     然而，与对真诚的这一要求一道，或者用一种不太正面的话说，与对欺骗性的反对一道，也同样有一种对真理本身的普遍怀疑：到底有没有真理这样的东西；若有的话，真理能不能不只是相对的或主观的，或者不只是这样的东西；在推进我们的活动或者对它们提出一个说明时，我们应不应该为真理费心。一方面是对真理的投入，另一方面是对真理的观念的猜疑，这两件事情其实彼此联系。对真诚的渴望推动了一种批评过程，后者又削弱了这样一个许诺：存在着任何安全可靠的真理，或者可以不加限制地阐述出来的真理。猜疑与(比如说)历史环环相扣。就历史真相而论，人们提出的各种论述实际上都有偏见，不是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色彩，就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但是，用“真相”来取代歪曲的种种试图又会再次碰到同样的异议，于是又产生了这一问题：真理能不能成为历史论述的目的——客观真理，或者一切真理，是不是都可以被诚实地(或者，真诚地，正如我们很自然地说的那样)看作我们对过去进行研究的目的。在其他领域中，类似的若不是同样的论证也留下了足迹。但是，如果真理不可能是我们的研究的目的，那么，有一种做法必定就更加诚实或真诚，那就是：不再把真理假装为这样一个目的，而是去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那么，对于我们的生活状况来说，我们就只能提出某种没有真理观念的描述，比如这样一种描述：我们只不过是在从事一场修辞学的战斗。

     我们可以看到对真诚的要求和对真理的拒斥如何能够走到一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和睦相处，也不意味着这种状况是稳定的。如果你实际上并不相信有真理，那么对真诚的激情究竟是对什么东西的激情呢？或者不妨这样说：在追求真诚的时候，你应该真实面对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不是一种抽象的困境，也不是一种悖论。它会对现实世界的政治产生影响，它暗示了这样一种危险：我们的思想活动可能会把自身撕为碎片，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尤其如此。

     在这里有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对真诚的追求，另一方面是怀疑(确实)存在任何有待于发现的真理。这个张力出现在一个重大的困境中，即：对某种特定的真理(例如，在我刚才提到的情形中，历史真理)的攻击本身就依赖于某些主张，而这些主张本身不得不被看作是真的。实际上，在历史的情形中，其他主张也将是同一类型的主张。一些人说，一切历史论述都是意识形态的构造(这就是“实际上没有历史真理”这个思想的一个变种)，但是，在提出这个观点时，他们所依靠的故事是某个本身就必须主张历史真理的故事。他们所要表明的是，有些历史学家自认为是从一个“客观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但他们实际上是从某个特定的视角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因此这些故事本身就含有偏见。比如说，这些人指出，那些历史学家对美国历史的构建就充满了各种偏见，他们进一步把这些偏见描绘出来。这样一种论述，作为历史的一个特定片段，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假若一个批评者不仅想撕下美国以往历史学家的假面具，也想告诉我们，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并不存在历史真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批评者来说，真理就是一个令人为难、毫无帮助的美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解构性的”历史对它们所要展现的那个历史的地位是多么自满意得。此外，也有一些论述旨在“揭露自然科学的真相”，这种论述想要表明，在自然科学中，“把真理传递出来”的那种伪装其实毫无根据，因为社会压力支配着自然科学的活动。我们可以在这种论述中发现一个进一步的转向。与在历史的情形中不同，在这里，这些论述并不使用同一类型的真理；它们并不把科学应用于对科学的批评。它们运用社会科学，而且往往依靠一个值得注意的假定，即：较之科学把关于世界的真理传递出来，知识社会学更善于把关于科学的真理传递出来。

     破坏某个历史需要其他历史，这一点是正确的，不要忘记，但它自身无法消除那些张力并终结目前的问题。这种论证只可以被添加到问题上，而且加速了一阵解构的旋风，正如最近经常发生的那样。当然，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提出来的，曾有一时，用这种精神提出的强烈批评针对的是文学解释和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之类的事情，不过，目前这种批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消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问题就消失了。“后现代主义”这个标签确实使真正的问题变成了公共辩论的一个题材，但是，按照尼采的理解，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那些问题其实就存在了，而且现在依然摆在那里。此外，还有这样一种危险：那种更加极端的对抗的衰落也许不过是暗示了一种迟钝的犬儒主义，即这样一种冷静，它在个人关系上可以跟随一系列歇斯底里的吵闹。如果对真诚的激情只是被控制和平息，却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它就会毁掉它本来要支持的活动。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以及其他缘由)，人文科学的研究目前正面临这样一种危险：通过职业化，从专业上的严肃性滑向一种最终失去了魅力的追求名利。

     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对付这个处境？真理和真诚的概念是不是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在思想上稳定下来，以至于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我们对达到真理的机遇的理解，都能设法适应我们对真诚的需求？我相信这就是当今哲学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们目前的文化中所产生的张力——就像我所总结的那样，在真理和真诚之间的张力——可以用几种冲突的方式爆发出来。一种冲突是在启蒙运动的两个观点之间的冲突。这是当代批评的一个常见主题，从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成员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主题，它所说的是，启蒙运动由于相信一种关于个体和社会的外在化的、客观的真理，因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制度。这是用理论专制来描绘启蒙运动，在这里，理论接着被鉴定为一种关于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的外在的、“全景式的”观点。在现在，无论如何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启蒙运动的科学理解模型是不是确实导致了对政治自由的否认？若是这样的话，又是通过什么社会的和思想的途径导致了这种否认？我将论证说，在科学真理和政治自由这两个概念之间同样有一些正面的联系。但是，即使不考虑这个问题，启蒙运动中还有另一个潮流，即社会批评潮流，而这种批评事实上已经成为把政治真诚和社会真诚的精神表达出来的一种主要方式。我相信，正是在这个方面，启蒙运动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个特殊伴侣。在本书的进程中，我将试图探究自由主义批评和真诚(特别是与真理相联系的真诚)之间的某些联系。一些作者试图把自由主义批评的精神与真理的概念分离开来，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一个根本错误。在这个方面，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是理查德?罗蒂，我将在各种联系中提到他的表述。他称为“自由主义的反讽”的那个见解是通过不希望确认自己的真实性而吸引了人们的特殊关注，但这不是它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最有意义的问题并非关系到政治观点或道德观点本身的真理地位，而是关系到那些观点置于其他类型的真理和真诚的那种重要性。

     在我们的文化中，真理和真诚之间的张力也在一个常见的对比中表示出来，这就是在两种做哲学的方式之间的对比。在提到这个对比的时候，我并不是指在人们在“分析哲学”的风格和“大陆哲学”的风格之间所作出的那个假定区分，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区分，除了被戏剧性地叫错名字外，根本就不表达任何一种对比。就我在这里所关心的问题而论，有一个不同的区分。一方面，有这样一种思想风格：它挥霍无度地、挑战性地或者(正如其反对者所说的那样)不负责任地完全否认真理的可能性，对真理的重要性置之不理，或者声称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或具有诸如此类的其他缺陷。为了推进这个论证，我需要一个一般术语，用它来挑出采纳这种看法的那些人。这个术语将必然是模糊的，因为有几个不同的观点都属于这种看法的范围，而一些持有这种看法的作者并没有很仔细地把他们持有的特定观点区分开来。在本书初稿中，我曾经把那些人称为“关于真理的怀疑论者”，但这个说法有点令人误解，因为“怀疑论”从哲学传统中带来了一个极具分量的建议，即这些问题关系到我们对真理的知识，而在这个领域，大家都承认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所能知道或无法知道的。相比较，我要讨论的那些人更倾向于把真理的思想从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完全打发出去，或者暗示说：如果真理本来就是研究的对象，那么就没有真理这样的东西，作为研究而终止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某种别的东西。这些人或许可以被称为“捣乱者”，但这个说法也有一个缺点：在那些人当中，许多人都很乐意这样称呼自己，因此，这样来称呼他们反而有点投其所好。于是我干脆把他们称为“否定分子”，在这里，这个说法意味着他们否定某些关于真理的东西(比如说，在极端的情形中，否认存在着真理)，而这些东西往往被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意义重大。这些人究竟要否定什么，这是本书的一个核心问题。

     另一方面，面对否定分子，我们从语言哲学(特别是“分析”风格中的语言哲学)中得到了这一暗示：这些不顾一切的主张显然是假的，甚至就连把它们提出来的那些人也不会相信它们，因为他们自己很清楚“现在是星期二晚上”或“他们生活在美国”这样的陈述是真的。而且，这些主张不可能是真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学会一门语言或者能够说一门语言，除非在那个语言中有很大一类陈述被认为是真的。这些论证路线到目前为止是很正确的，而且在我的讨论中将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它们会让我们走多远呢？这个争论中的第二派(不妨称之为“常识派”)恢复了真理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作用，因此他们往往假设：对于否定分子的批评的其余部分，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可说。但是，在这种批评中，或许有很多东西是这个回答没有触及到的：关于历史叙事、社会表达、自我理解、心理解释和政治解释的猜疑，而这一切可能都仍然像否定分子所暗示的那样令人忧虑。

     常识派对待否定分子的态度乃是立足于一个误解。这一态度认为，既然真理的概念实际上是根本的，而否定分子搅乱对这个概念的基本运用，因此这个事实就破坏了他们对任何其他东西提出的说法。一些否定分子确实与语言哲学中的一些含混表述脱不了干系，这种表述部分地来自索绪尔的一种毁损做法，大概是说语言是由“任意的符号”构成的，而这些符号从它们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中“获得了意义”，因此就不可能与一个非语言的世界发生联系。这真是一套错话。如果‘狗’是用来表示一只狗的一个“任意”符号，那么无论如何它都是用来表示一只狗的一个符号，而这必定意味着它能够指称一只狗：一只狗就是一只狗，不是一个词。我将不继续谈论这种问题。在否定分子的材料中有更有趣的想法需要考虑。否定分子并不只是从关于语言和真理的简单错误中获得了其观点。他们反而相信，在我们的思想的一些重要领域中，在对这些领域的传统解释中，有一些东西令人忧虑；他们觉得这种令人忧虑的东西与真理有点关系；他们把这种忧虑扩展到了真理本身。这种做法无疑是由一个令人熟悉的欲望推动起来的，即渴望一下子说出一些极其普遍、格外重要、简单得令人心安的东西。

     诸如此类的误解加在一起就导致了如下结果：否定分子和常识派都用各自的哲学风格来漠视对方。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在我们对语言的理解中，在我们的相互理解中，真理的概念实际上有着一个本质作用。我们需要问的是，这个作用如何能够与思想的更宽广的结构发生联系，而这些结构对于我们在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自我理解必不可少。支持我们的自我理解、相互理解以及对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理解的那种叙述，在什么程度能够是真实的呢？真理就是这种叙述必备的东西吗？抑或这种叙述可以是真诚的而无需是真实的？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最好敞开心胸来接受如下想法：思想的那些更加宽广的结构可以成为严肃猜疑的对象。

     我的全部关注就是可以被总结性地称为“真理的价值”的那种东西。在一种很严格的意义上说，谈论“真理的价值”无疑是一个范畴错误：真理，作为命题或语句的一个基本性质，并不是能够具有一个价值的那种东西。常识派会否认在这个严格的意义上存在着一种真理的价值，这一点很容易接受。不过，有各种各样的状态和活动与真理相联系，它们可以是有价值的，而“真理的价值”这个说法应该被视为对那种价值的一种简称。在我的讨论中，很多讨论所要针对的是我将称为“真理的美德”的那种东西，即在那些想要认识真理、发现真理、对其他人讲述真理的人身上展现出来的品质。另一方面，否定分子则声称，在这个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并不存在真理的价值这样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状态或活动，假如确实有任何价值的话，其价值不是要按照终极真理来加以说明，但这个想法是我所要拒斥的。例如，他们可以说，即使有些人认为发现终极真理本身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除了具有那些有着实用价值的信念(可以让一个人过得幸福和远离危险的那种信念)外，具有真信念实际上没有什么价值。在大致持有这个想法的人当中，某些人可能是温和的否定分子；就真理的日常概念而言，他们甚至可以属于常识派。但是我将声称，只要他们是更加极端的否定分子，他们就需要严肃看待如下思想：只要我们丧失了对真理的价值的感受，我们肯定就会失去某些东西，也许甚至失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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