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美文梳理中西印文化
2016/2/16 哲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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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按:这篇演讲文对中西印文化的梳理还是很到位的,行文行云流水,很是流畅。但某些观点小编并不认同。希望此文能引来更多的思想碰撞。

     龙腾四海——世界文明与人类未来

     朱晓文

     (德国特里尔大学国家法学在读博士)

     (2016年1月23日法兰克福龙天论坛讲稿)

     拟此标题,并非仅为所谓的回顾与展望,唯希从时空整体上对人类文明的主要脉系作一系统简要的梳理。梳理之目的,既是对半生所学的会通,亦是对平日所思的总括。而将此一己浅陋之见拿来与诸君交流,虽不免野人献芹之讥,亦冀以得到基本的理解和中肯的批评,再无他求。

     一个问题:人类往何处去?

     好问题比好答案还要好,因为答案可以很多,而问题只有一个。著名画家保罗·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百馀年前的油画名作《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Are We Going?)追问的正是纠缠了文明人类几千年的终极问题。在当今这个强调“发展”、要求“进步”、因而已经前行得过快、似乎眼看就要滑到坡底的时代,尤不该忘却时刻思考“我们向何处去”这个严峻迫切的问题。人类在越来越安逸舒适的生活中会进化到电影《黑客帝国》的母体里吗?或者完全变成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在《理性、真理和历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一书中提到的“缸中之脑”(Brain in a vat)呢?抑或未来的人们会活在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描述的极权主义世界之中?佛家有云:“欲知明日事,今日做者是;欲知昨日事,今日受者是。”我们若要展望人类未来,也许首先需要的是回顾世界文明并关切现实形势。

     两个观点: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

     上世纪九十年代,持续四十多年的冷战甫一结束,西方一夜之间失去了政治上的敌人。意识形态的胜利同时引发了国际战略的无措,在空前失落与普遍困惑之中应如何自适,何去何从,一时成了西方政治学界的焦点问题。此时有两种著名言论从美国哈佛大学一对师生处流出,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先是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声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社会进化与历史前进都已走向“终结”。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获得认可的欲望驱使人类进行战斗,但对死亡的本能恐惧会逼使一部分人投降,从而产生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人类的战斗目的完全是一种“纯粹的名誉”,或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Politeia,Republic)中指出的高于欲望和理性的“精神”,也即我们今天所谓的人的“自尊”或“尊严”,正是这种区别于禽兽的根本人性驱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易言之,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争取认同的主奴关系更迭史。但1776年美国和1789年法国的两场根本性革命,使得人类的尊严和人格得到普遍的认可,主奴关系固有的矛盾就此消解,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主人。(虽然尼采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并没有实现黑格尔所说的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结合,而是代表着奴隶的无条件胜利。)[2]所谓“公民”间的彼此认同通过法制和权利得到了肯定与保证,一个普遍认同的社会出现了,再无任何其他社会制度可以更好地满足人类的这种欲望,因此历史也不可能再进步了。而冷战结束之后,“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已完全定鼎天下,是谓“资本主义阵营”的全面胜利。如此说来,人类历史既然已经走到终点,大家就只要坐享太平便好了,既来之,则安之,无须再问欲何之。

     然而紧接其后,福山的老师,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3年夏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发表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该文于1996年又被作者拓展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of World Order)一书。亨氏警告西方人不要过于乐观,他说冷战之后国际冲突依旧会持续存在,只是冲突根源将从意识形态领域转移到不同文明类型之间,全球各大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矛盾将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且世界正以不同文明类型为畛域重新形成政治格局,七大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及其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使得西方文明不再具有普世性的优势,特别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

     学生刚给大家吃的定心丸,被老师一针催吐剂给打了出来。亨廷顿毫不客气地指出:“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产生了和谐的错觉,它很快就被证明确实是错觉。世界变得不同于二十世纪初了,但不一定是更加和平。”[3]

     在这一点上,老师到底是谨慎而警觉的,福山确实高兴得有点为时过早,他对“后历史时代”无趣的人类生活所表示的厌倦也不免杞人忧天之嫌。二十年过去了,事实不断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日益冲突的确成为全球政治的核心问题,因此,今天我们对人类文明进行重新认识和认真反思就显得极有必要。

     亨廷顿对世界文明类型的划分方法,按其书末注释应是来自于梅尔科(Melko)《文明的本质》(Nature of Civilizations)一书的观点,其实若对这几大文明进行更加本质化的划分,它们无非属于世界三大文明体系,即西方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整个人类的思维方法、文化结构、传统习惯、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都无不囊括于这截然不同的三大根本文明范型之中。

     从亨氏在书中援引的奎格利(Quigley)所作的欧亚文明谱系图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三大文明体系的脉络。

    

     中西印三大文明类型的差别,完全可以概括世界已有文明的全部特征。将世界文明体系进行这种三分,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探讨和比较人类思维模式的差异,从而清楚认识和了解世界文明的形成与走向。

     三种文明:西方龙虎文明、印度龙象文明和中国龙凤文明

     西方龙虎文明

     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学界的德裔美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说:“西方文明由两大元素构成,或者说有两个根源,但这两者却是根本上相抵触的。我们可以像我在其他地方那样称之为耶路撒冷和雅典(Jerusalem and Athens),或者不用比喻的说法而直称之为圣经与希腊哲学。”[4]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西方文明的两个活水源头: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以及它在形成之初就已蕴藏着二元对立紧张的基因。正是启示与理性,信仰与怀疑,律法与哲学,神智(犹太人称为Hokmah)与人智(希腊人称为Sophia),乃至神与人、心与物、生与死、灵与肉的无尽冲突,才使得西方文明诞育出纷繁缭乱的主客二分哲学,直至黑格尔以辩证法建构起庞大巍峨的思想大厦,复被现代哲学颠倒推翻、乃至被后现代哲学离析解构,西方文明从不断的迷信和反复的启蒙中浴火重生,像耶稣一样死去活来,一路可谓龙争虎斗,相战不息。因而大可将之命名为二元紧张的“龙虎文明”。

     龙虎文明的特征是二元冲突和一元独断,二元冲突起源于古希腊人对自然physis的研究和对规律logos的探索,而犹太人的一神教律法决定了冲突必须决出胜负,以形成独断,如同神嘱咐摩西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这种冲突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然而独断却从来不是终结性的,它总是在新的冲突之中被新的独断否定。直到这种独断的思维模式被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贴上了“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标签,这种否定性的传统也依然没有结束。无论宗教与科学,专制与民主,精英与大众,贵族与平民,唯实论与唯名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可以说整部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地冲突、独断和否定的二元紧张史。西方文明是不断否定自身的文明,是具有着“反传统的传统”的文明;相对于一直肯定自身并有着继承传统的传统的中国文明,前者可称为“弑父传统”,后者则为“事父传统”。

     一元独断是一神教的根本特征,世间各种“主义”的本质和渊薮皆可归于犹太教。独断的目的是结束二元冲突,形成安定性的律法,如同以独一真神耶和华否定了蛮族神巴力和财神玛门。然而犹太教作为一神教的关键并不在于“神”而在于“一”,只要同质化的“一”能够统治一切,这个“一”便是神,说得更清楚一点,犹太人才不在乎神是什么,只要它是一样能统一全人类和统一全世界的东西,则它既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法制,还可以是金钱。二十世纪初从俄国散出、遍播世界的《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被认为是犹太人控制世界阴谋论的重要文献,然而可怕的是其中的内容在今天居然一一实现。其实只要人们仍旧执着于意识形态之争,则无论哪一方胜利,都是犹太人的胜利。我无意于指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犹太人发明的,这尚不算重要,关键之处在于,一个普遍同质化的世界的到来,就是犹太人的神的降临见证,就如一美元上所写的:“我们信神为一!(In God We Trust—— One)。

     西方文明的脊柱本是哲学,然而作为爱智慧的学问,哲学在漫长黑暗的中世纪里只能委身于神学作其婢女;而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又不得不再次屈从于科学,被科学排挤到几无容身之地。其实,神学和科学只不过是蕴藏在西方哲学之内不断冲突的神智与人智或启示与理性的消长所出而已。当人的理性逐渐抬头,神的光芒就不断黯淡下去。

     基督教不仅长期迫害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和科学家,即便是教会内部的神学家,因诉诸理性而被斥为异端者更是不胜其数。提出了世界永恒论的奥里根(Origenes Adamantius),启迪了后世唯名论的波爱修(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thius),靠近了泛神论的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否认圣餐为神血肉的贝伦加尔(Berengar of Tours),指出教会与原罪皆是虚名的罗塞林(Roscellinus Compendiensis,Rucelinus),反对盲目信仰主张理解而后信仰的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信奉阿威洛伊主义并否认创世论的西格尔(Sygerius de Brabantia),提倡科学实验重要性的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5],“迫使神学本身宣扬唯物主义”[6]的邓斯·司各脱(Blessed John Duns Scotus),亮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锋利剃刀的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高举人的地位并提出“神人合一”的“德国思辨之父”、神秘主义大师艾克哈特(Meister Johannes Eckhart),反抗教廷的先驱者杨·胡斯(Jan Hus),提出“引信称义说”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宣扬“选民先定论”的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等等。正是因为基督教内部挺拔着无数不肯轻易屈服的理智头颅,这点点星光才将西方人类从黑暗的长夜中一步步带向科学的黎明。高举理性,追求真理,可以说是西方文明之中最宝贵的财富。

     然而,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本身,仍旧难以脱逃一神教的桎梏,所以西方不得不经历伽达默尔(Gadamer)所说的“第三次启蒙”,即“反启蒙”的启蒙,藉以破除对“启蒙本身的迷信”(亦即西方现代启蒙所导致的种种现代迷信:对技术的迷信,对理性本身特别是工具理性的迷信,对人掠夺自然奴役自然的权力的迷信,对宏大话语和普遍主义的迷信,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迷信,等等),[7]当然这些功绩不得不仍归于可贵的理性。

     印度龙象文明

     与西方文明不同,印度文明并不强调二元紧张和冲突,而是呈现出多元分立、互不干涉的包容性特点。《大智度论三》曰:「水行中龙力大,陆行中象力大。」龙象并行,分别力大,水陆两判,各行其道,故可以“龙象”来揭橥印度文明多元包容之真谛。印度文明的主体由种姓制度和各种印度宗教构成,种姓制度是一种基于分工体系逐渐形成的极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显现出特别昭著的多元分立特征。印度历史有接近百分之八十时间处于分裂即诸小国对峙状态,彼此之间即便偶有冲突亦多相安无事,而各地人民皆按照三千多个不同种姓各自划定的地域生活,人口流动极少,可谓老死不相往来。

     种姓制度:种姓集团之间实行严格的物理隔离和社会隔离[8]:

     1,物理隔离:印度几乎所有村落皆有一共同特点即种姓分居不混。各村皆由印度教徒为主体的主村及不可触民为主体的附属村构成,两者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互不接触。主村内部又按照不同种姓划分为若干小区,称之为Thola或Pana,且多以该小区内种姓直接命名。而各种姓皆以各自所在Thola为居住社交的生活场所,形成封闭稳定的圈子,克服了隔离带来的诸多不便,所以即便是地位最低的不可触民,由于有圈子的保护,也不感觉种姓制度有何不好。

     2,社会隔离:在社会生活方面,有许多细致的规定来区分种姓。相同种姓共同构成一个共食集团,高种姓不能接受低种姓的食物。服饰则是更加明显的种姓区别标识,低种姓的人常常不许穿鞋甚至腰部以上不能穿衣,无论男女。住房则严格按照种姓级别来划定建筑材料和居住区域。而日常接触方面,不可触民的影子甚至都不能叠加在其他种姓的影子之上,所以很多地方规定他们不能在下午三点以后到晚上九点之前出入城门,以免投射过长的影子玷污其他人群。

     印度宗教:印度教与种姓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了离散社会的强力胶结剂。由于对业报(Karma)和轮回(Samsara)的共同信仰,使得各个种姓阶层的人们都坚信此生所受一切皆为前生的果报,而此生做作一切又将造成来生的果报,为了减轻此生的痛苦和增加来生的幸福,就应当坚持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职业继承,种姓制度因而得以牢牢固定。印度教本身也派别繁多,主要有毗湿奴派和湿婆派,还有性力派,各派之间亦如种姓一样是分立隔离互不相犯的,不像基督教那样指斥其他宗派为异端,而是承认大家都是印度教不同的分支,就像神表现出的不同形态。

     或许是由于热带地理气侯的原因,造成印度物产丰饶景象多变,而且事物腐败变化的过程也极为迅速,而现象的速朽也启迪了印度的智慧。印度的宗教几乎都认定整个现象世界是一种假象或幻影,所谓摩耶(maya)。印度人认为“这个世界是个周而复始没有止境的行程,是一个没有边际的海洋,是一个连情节都没有的影子战。”[9]他们相信变化本身是一种邪恶,因此不愿为行动而行动,他们最高的抱负几乎都是要摆脱反复生死的迷宫人生和变化无常的幻象世界。而灵魂的解脱之道主要依靠知识或证悟,因为既然一切都是幻觉,只要灵魂能够意识到自我的真实性质与现象无关,生死轮回就会终止乃至消失。无论释迦(?ākyamuni)所创的佛教还是大雄(Mahavīra)所创的耆那教,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解脱。印度教徒要达到梵我合一,耆那教徒要达到止灭离系,佛教徒要达到无住涅盘,全靠证悟。可以说,印度人都是以知为行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相对来说,西方人则是以行为知的,而中国人是知行合一。

     多种姓,多宗教,多民族,多语言,南亚次大陆孕育了丰富多元、无限包容的独特文明。道德无非有两种:正义和宽容。西方人强调前者,印度人强调后者(如圣雄甘地所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而黑人英雄曼德拉所说的宽恕仇敌亦是此德),而中国人则将二者融为仁义两字,齐收并举,形成中国人中庸而高明的道德观。

     中国龙凤文明

     西方人谈到中国人的阴阳总是说Yin and Yang,这仍未脱二元冲突的思维方式。在中国,阴阳就是阴阳,是一个阴阳,可以并称为“乾元”,也就是太极,这是一元和谐的。中国人单手拿一双筷子吃饭,可见是二并于一的,这与西人两手刀叉并用的二元冲突和印度人五指抓饭各吮其指的多元分立都不一样。阴阳就如一对夫妇,一双鞋子或者手心手背一样,在中国人看来完全是一体的,故中国文明可以说是一元和谐的龙凤文明,既非互不相涉的龙象并行,更非彼此不容的龙虎相争,恰如龙凤呈祥一般,焕发着和光同尘之圆融气机。

     中国文明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这一不是独断的一,而是二元乃至多元和合谐调后的一,甚至可以说,这一从未分化成二元和多元,而是在不同方面变化显现为多的形态,也就是朱熹所谓的“一本万殊”[10]。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与印度人的梵我合一不同,前者是自然而然的人天一体,正如程子所说的“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11],后者则是通过修行所能达到的小我与大我的同一。天人合一既可以理解为天理与人欲的合一[12],也可以理解为天命与人性的合一[13],还可以理解为天然与人为的合一[14],这是中国人审美情趣和生活哲学的最高境界。

     中庸之道是天人合一的方法,中庸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折中,而是“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15]的中和之理,是“执两而用中”[16]的中正之法,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7]的中庸之道。中即不偏,是谓正;庸即不易,是谓常;中庸即是正常的人伦日用,且合乎正常的天道自然。

     中国的宗教情况大与西方不同,西方同为亚伯拉罕系的宗教,也要一分为三,再分为四,复分为五这样地不断分裂下去,而且彼此之间互相指斥为异端,不能互承和共容,诚可谓是“同而不和”。而中国则有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明统合之力,起源与宗旨完全大异其趣的三种巨大思潮居然能够完美和谐地熔为一炉,达到和而不同的圆融状态,不得不说是中国文明一元和谐的特性使然。

     西方二元冲突思维中的主奴关系,在中国其实并不适用。如果非要认为纲常是主奴的关系,则这种主奴关系亦是相对而言的。一个人既是其父之子,同时又是其子之父,何来主奴之辨呢?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18]中国人对二元冲突的消解方式是和解而非独断。

     农耕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文明要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熟人社会,儒家正是由己及彼,从近到远,一圈一圈如涟漪般不断扩大熟人的圈子,乃至如张载所言,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9]甚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20]”的境界。因此,中国人将本无血缘的熟人亦认作有血缘的亲人,如以师为父,以朋友为兄弟,以君臣为父子,皆是如此。将生人变为熟人,只能通过所谓的“礼”来实现,故中国特重之。相对而言,西方的商业文明则造就了生人社会,即便亲人熟人亦一概先“生人化”而后结以契约的关系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中国人将生人不断变成熟人,而西方人则将熟人不断变成生人,甚至希腊神话中常有近亲因陌生不识对方而发生乱伦的故事,而希伯来圣经之中至亲相残乃至互诅后代者亦不乏其例,圣经即与神立约之书,由此即可窥见西方文明契约文化或生人文化之一班。印度人则生熟各别,亲疏分判,保持各自的距离互不干涉来往,皆与中国文明的情况有巨大差异。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先后接受了来自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两次冲击,更加增强了文明的吸纳性和凝聚力。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历经六个世纪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完全融了中国文明的内核,形成了印度所无的大乘佛教和中国特有之禅宗,同时佛教的印度式思维也直接为儒家文化补充了大量营养,从而催生了宋朝的理学。十六世纪末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启动了长达四百余年之久的西学东渐历程,至今,中国文明仍在不断吸取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藉以充实自身。而同属中华文明支脉的日本文明,也同样经历过通过中国介绍的佛教文化和自主“脱亚入欧”而充分吸收的西方文明的洗礼,经过变新的日本文化又再度反传入华,广泛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语言和思维,可以说如今的中国文明,是反复浸淫于东西方文明之后的再生文明,而对传统的暂时疏离并不会妨碍它的复兴。复兴之后的中国文明,将是可以平衡协调西方与印度的中和文明,且是可以适应人类共同未来的伟大文明。

     所以,整个世界文明将是龙的文明,整个人类将是龙的传人。龙到底是什么?龙可以概括为一种精神,即易经乾卦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不仅有“潜龙勿用”和“亢龙有悔”的谨慎与警觉,更亦有“见龙在田”到“飞龙在天”的果断与勇猛。龙的文明,既不废龙与虎的殊死之争,亦保留龙与象的和平共处,更凸现龙与凤的协调配合,它既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传统,亦是未来万世人类赖以维系自身存在的载体。

     四海升平:全球化与大一统,普遍同质与礼运大同

     中西印三分的方法其实最早始于我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他在1921年所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提出生活的根本在于如何满足自己的意欲,满足意欲的方式各自不同,人们遇到问题或困难的应对方式无非三种,而中、西、印文化正可相对应地概括为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1)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解决问题,克服困难;(2)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随遇而安,自得其乐;(3)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取消问题,无视困难。这三种路向在梁氏看来本是高下有差的,但他同时强调人类社会并非全部要按照“独系演进论”而变化的,三种不同路向本身就各自适应其不同民族个性,也就无所谓好坏之分。可是,如果历史真的能够终结,再也没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无须解决克服也无须取消无视,那时的人类需要的必然是中国人的调和持中的意欲态度了。梁氏因此预言: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必将“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

     这竟然与剑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同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Ikeda Daisaku)的对话录《展望21世纪》中提出的设想不谋而合:“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作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无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能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21]

     世界统一?是的,我们没有听错,这位对全球存在过的二十六种文明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写就二十卷本辉煌巨著《历史研究》的伟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在1973年中国仍处于剧烈的文革动荡之际,就对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担负的光荣使命作出了如此睿智卓绝的预见,读史使人明智,在这堪称最智慧的头脑中出现的“世界统一”绝非痴人说梦。

     统一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帝国,都以统一世界作为终极目标。而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速度日益加快,“地球村”迟早会形成统一局面。唯有全球统一和世界政府的实现,才是历史最彻底的终结。

     让我们回到开始提到的“历史终结论”,这其实是福山先生从科耶夫那里取来的经,而科耶夫的法脉则续自黑格尔,再上溯便至康德。

     康德提出,历史应该存在一个尽头。……这个终点就是实现人类自由。[22]而黑格尔则指出历史终结于现代自由国家的出现,并宣告这一终结在1806年普法耶拿之战后就发生了。[23]马克思也赞成黑格尔对历史有终结可能性的看法,他曾预见出一种没有矛盾的最终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实现将结束历史进程。[24]柯耶夫同意黑格尔所断言的,世界历史进程经过无数曲折,实际上在1806年结束了,法国革命所带来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柯耶夫称之为“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代表着人类意识形态的改变已经达到一个不可能再进步的终点。而此后发生的无数战争和革命,无非都是“地区之间的整合”和修补行为。他说;“在这场战争中并且通过这场战争,人类的先锋实际已经达到了终点和目标,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从那以后,所有发生的事情不过是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在法国付诸实践的世界革命的延伸”。易言之,共产主义也不是比民主自由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而是与自由民主同属一个在全世界实现自由平等的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

     柯耶夫认为,“普遍同质国家”是一个终极性的目标和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因为此后不再有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否定性动力),也意味着哲学的终结(因为一种关于自然和人类的整全性知识在历史终结之际得以成为可能)。[25]柯耶夫说他的目标是重建罗马帝国[26],而他后半生都在从事欧共体的设计和成立,他相信未来的统一世界就是一个大欧盟。

     然而我相信,未来的世界一统绝非一种普世同质化,而是四海升平、天下和谐的文明景象。西方文明可以提供统一,但不能提供包容;印度文明可以提供包容,但却不能提供统一;唯有中华文明可以将二元冲突消解并吸纳包容多元的因子形成一元的和谐状态。西方文明提供让我们乐于面对生活的科学,印度文明提供让我们敢于面对死亡的宗教,而中华文明则包容二者,给我们提供安于生死和了脱生死的达观意识与入世道德。

     按照近世康梁等公羊家的“三世说”,世界历史进程亦如春秋“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世一样可分为“内其国外诸夏”的“据乱世”,“内诸夏外夷狄”的“升平世”,以及“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27]的“太平世”三个阶段。那么,到达乾卦用九所说的“群龙无首吉”[28]和《礼运大同》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太平世时,才是所谓的历史终结吧?又或许,终结只是一循环周期的终结,同时是另一循环周期的开始,所谓“贞下起元”是也。

     要之,人类文明应以人不退化为禽兽亦不异化为机器,保持人之为人的本质为目的。人之所以为人,不徒在于其为天地之心,还在于其有待定性,所谓待定,一为先天缺失(哺乳动物出生时脑容量应为成体脑容量之一半,而人类成体脑容量1330,出生时仅为四分之一300ml,若达675ml则需21个月,此种早产造成人类先天不足,故须后天教育学习而能为人),二为后天有死(必有一死故须觅得人生意义)。[29]先天不足故须学,后天有死故须思。学则以西学为本而求真理,思则以梵学为宗而悟本心,统一之以中学,知行合一,物我一如。方知人在纵向时间系内,上通无穷祖先,下接无穷后代,《诗经》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30];在横向空间系内,民胞物与,泛爱众人;惠施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31]。则纵横之中,已然贯通万有,人天合一,除妄存真,物我双泯。小我归于大我,如浮沤之于大海,而在时空中与无限大我融合为一体,体悟真我,达到永恒,如梵如神,如佛如仙,这不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么?

     统而言之,世界文明可划为中西印三系,而中国文明久已旁接梵西,足可支撑未来人类赖以维系“人之为人”性不异化之根基。中国文明的主体是合流之后的儒释道三教,而尤以儒家为本。国学四部“经史子集”中特重十三经,群经复以易经为首,盖易道广大无所不包,阴阳变化乾坤翕辟之理足以抽衍万象。故我所贯通统摄的一切思想学问,已然构成混融一体,包罗诸思众学,兹总括以十六字则为:

     易统群经,儒贯三教,华接西梵,龙驭诸天。

     2016年1月23日星期六

     于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躬庐

     附:

    

     [1]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200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1.

     [2]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200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341.

     [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1998,新华出版社,P12.

     [4] Leo Strauss, "Progress or Return? The Contemporary Crisis inWestern Civilization," in Jewish Philosophy, p.104.

     [5]不是十七世纪启蒙时代那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弗朗西斯·培根,尽管罗吉尔对他有着巨大影响。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Ⅰ版,第二卷,P163.

     [7]甘阳,《“反启蒙”在中国的缺席》,21世纪经济报道》12/05。

     [8]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45.

     [9] C.N.E.Eliot,《印度思想与宗教》,李荣熙译,华宇出版社,1987,P207.

     [10]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七:“到这里只见得一本万殊,不见其他。”

     [11]程明道《语录》卷十二。

     [12]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三:“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卷四:“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了;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

     [13]《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14]程明道《语录》卷十一:“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15]《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16]《礼记·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17]《书经·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18]《正蒙·太和篇》。

     [19]《论语·颜渊》。

     [20]张载《西铭》。

     [21]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P284.

     [22]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200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65.

     [23]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200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72.

     [24]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200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73.

     [25]张尧均:《科耶夫:智慧者的不满》,《读书》2014年第6期。

     [26]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200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361.

     [27]《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28]《易经·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29]吴国盛,《东西方不同的人性理想》,人大演讲稿。

     [30]《诗经·大雅·既醉》。

     [31]《庄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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