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将来的意志
2016/3/4 哲学园

     面向将来的意志阿伦特对奥古斯丁意志概念的重释朱蔷薇

     来源:2015年第8期学习与探索 作者简介:朱蔷薇(1987—),女,南开大学 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摘要:在《精神生活·意志》一书中,阿伦特对奥古斯丁的意志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她认为“自由意志”是奥古斯丁著作中最重要的主题,其意志概念具有内在性、优先性、矛盾性和位阶性;奥古斯丁为意志内部的矛盾冲突找到的“解围之神”是“爱”;奥古斯丁证明了人是时间中的存在,时间是自由意志的存在空间。在阿伦特看来,奥古斯丁关于意志概念的极具原创性的思考,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生活,特别是道德、政治生活,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关键词:意志;奥古斯丁;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意志问题作为人之经典一问——我是谁?——的子命题,在西方思想史上始终是一泓引诱着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深潭。阅尽20世纪沧桑巨变的阿伦特在其后期著述《精神生活·意志》中,也对这一在近代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究。然而,这部著作因其特殊的未完成式而在表面上呈现出大片的逻辑飞白,使得阿伦特的研究者们往往不得不在此论题上谨慎用墨,从而也就要求我们深入文本去探索那些不能一目了然的思想密语。在《精神生活·意志》中,阿伦特从历史的角度对意志概念进行了思想史的梳理和阐释。她从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神学两个源头开始,途经中世纪、近代,一直考察到现代哲学中的尼采和海德格尔。但是,在她的此一思想历程中具有中心地位的是奥古斯丁。本文试图以《精神生活·意志》为主要文本依据,尝试梳理阿伦特对奥古斯丁意志概念的重释。

     一、奥古斯丁的意志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阿伦特认为,意志概念并非起源于古希腊哲学,而是来自基督教的保罗神学。“意志能力不为古希腊人所知,它是作为经验的结果被发现的,我们几乎没有在基督纪元的第一个世纪之前听到过意志这个概念”[1]1。正如理智(Intellect)相应于真理(Truth)、理性(Reason)相应于意义(Meaning)一样,意志(Will)是相应于自由(Freedom)观念的一种心智能力。意志与自由是一对孪生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部“意志”的思想史也就是一部“自由”的思想史。然而,正是因为意志能力与自由之间的这种必然联系,使得意志能力和其他的心智能力不同,常常被人们当作“意识的纯粹幻觉”而加以怀疑和否定。比如,吉尔伯特·赖尔就视意志为一个没有对应物的、只会产生一些无意义谜团的“人为概念”,而阿伦特却坚持认为“意志能力的‘发现’在历史上有一个确定的日期”[1]3。

     那么,意志概念是如何被从神学引入哲学的呢?这首先得益于奥古斯丁将保罗神学加以哲学化的努力。仿佛一股清新的活水,奥古斯丁将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见解注入基督教品格中,于是,“作为绝对人格的神性的宗教观念与作为整个真理的总和和本质的神性的哲学概念不可分离地溶合在一起”[2]。换句话说,虽然“意志”一词“远在奥古斯丁之前就已通用,但没有人像他那样用在形而上学里”[3]。阿伦特高度肯定了奥古斯丁的这一功绩,在《精神生活·意志》一书中讨论奥古斯丁意志哲学时,直接以《奥古斯丁:第一位意志哲学家》为题,又紧接着在篇首的第一句称其为“第一位基督教哲学家”,“因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他始终关注哲学”[1]92。

     奥古斯丁哲学对阿伦特思想的形成有着持久的影响,早在海德堡时期,她就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做了题为《圣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的博士论文,此后那些曾经给予遭受洗劫的罗马人以巨大鼓励的著作,也在相似的历史境遇中一再地鼓励她。阿伦特注意到,在奥古斯丁颇具连续性的主题中,“最重要的主题是作为不同于欲望和理性的一种能力的‘自由意志’(Liberum arbitrium voluntatis),虽然他只有一部著作以此为标题并讨论它”[1]94。

     基于奥古斯丁论述意志的主要文本,阿伦特对奥古斯丁的意志概念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阐释,其特征辑要如下。

     第一,意志具有内在性,自由意志并非必然是由上帝给予我们的,而是内在于我们自身的。阿伦特通过考察奥古斯丁的早期论著发现,奥古斯丁对意志能力的最早关注始于他对恶的原因的研究,这一研究使得他开始怀疑自由意志的来源问题,即,自由意志并非必然是由上帝给予我们的。上帝是善的,不可能是我们作恶的原因,但恶确实存在着,若要避免像摩尼教那样走向善恶二元论的话,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是我们的恶行的原因。

     第二,意志具有优先性,“意愿和能力是不一致的”[1]96。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八卷第八章中,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分析得出:有行动必有令其如此行动的意志存在,而有意志却不必有相应的行动。虽然能力也是促使行动发生的重要因素,但意志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意志是下命令和要求服从的,是“行动的动力”,能力只是用来执行意志的命令的。 第三,意志具有矛盾性,意志与反意志必定是同时出现的。保罗曾经用肉体和灵魂的冲突来解释我们心中的争斗,但是,奥古斯丁认为这种解释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人的两种属性——一半肉体和一半精神;问题在于意志能力本身”[1]102。真正的冲突只能发生在意志的内部,因为意志本身是分裂的,意志自己一分为二,始终有两种彼此相对的意志同时出现,两者势均力敌。但是,意志的这种矛盾性并不能用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来解释,“因为我们发现,即使没有善和恶之间的选择,即使两种意志都是恶的意志,或都是善的意志,也存在着同样的意志冲突”[1]104。因此,意志与反意志“是同一个意愿的我同时做出愿意和不愿意的决定”[1]103。

     第四,意志从发生学的逻辑上说具有位阶性。奥古斯丁认为,当一个目的被选定的时候,首先会产生一个完全的意志,然后分裂为多个意志。我们可以将这个首先产生出来的完全的意志理解为一阶的意志,将由这个完全的意志分裂而来的意志与反意志理解为二阶的意志,这样,意志瞬间由一阶转入二阶,并表现为本身的分裂和冲突。阿伦特甚至认为“‘完全的’和没有相反意志的意志,可能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意志”[1]105。

     二、意志的“解围之神”:爱

     意志始终是下命令和要求服从的意志,那么,意志要作为“行动的动力”促使我们去行动,就必须先化解自身内在的冲突,最终成为“完全的”意志,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项“拯救意志”的任务。阿伦特指出,奥古斯丁请来的“解围之神”是“爱”:“他断言,最终统一意志能决定一个人以‘爱’(Love)去行为。”[4]95

     基督教中有一种三位一体教义,即,在一神论看来,作为至上神的上帝只有一位,但他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个位格是三个相互独立又相互断定的实体,当他们三者像朋友一样形成一个统一体时,就形成一个大一——上帝。圣父、圣子与圣灵有且仅有在作为同等者彼此密切相关的时候才作为大一而成为上帝。这就是神的三位一体。奥古斯丁从中受到启发,他认为,既然上帝是以自己的形象为模型来造人的,那么,在人的精神结构中也必定存在着三位一体。于是,在《忏悔录》中,他尝试性地把三位一体的神学教条当作一般的哲学原则去思考内在于人们自身中的、紧密联系着的三个方面:存在、认识和意志。“我存在,我认识,我愿意:我是有意识、有意志;我意识到我存在和我有意志;我也愿意我存在和认识。 生命在这三方面是多么纯一而不可分割:一个生命,一个思想,一个本体;不可分割却又截然分清。”[5]显然,存在、认识和意志并不能构成精神的三位一体,因为正如阿伦特所言,存在不是精神的一种能力。让奥古斯丁感兴趣的是:人们的生命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类似于三位一体的结构。阿伦特认为,奥古斯丁最终找到的精神三位一体是:记忆(Memory)、理智(Intellect)和意志(Will),他在《论三位一体》中深入阐述了这一发现。

     记忆、理智和意志是同等者,但它们之所以可以形成一个精神整体是由于意志的维系力。意志的维系力表现为三个层次。首先,意志通过在纯粹的心理活动中起作用而使我们的内部精神世界形成一个整体。“意志告诉记忆应该记住什么和应该忘记什么;意志告诉理智应该选择什么来理解。记忆和理智是沉思的、被动的;是意志使它们开始活动,并最终‘使它们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其中之一,即意志,这三个方面才能‘结合成为我们所说的思维’……”[1]109其次,意志通过在感官知觉活动中起作用而使我们形成一个可靠的外部世界。奥古斯丁从发生学的角度指出,比如,在每一个视觉活动中都包含三个方面:即,自然存在的物体、我们的视觉、精神的注意力(意志能力)。起初,自然存在的物体和我们的视觉都是自在的,只有在精神的注意力将我们的视觉固定在物体上以后,物体才能实在地被感知到,也就是被看见。第三,通过将外部世界“拖入”内部世界,意志将我们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以将我们的精神固定在我们看见和听到的物体上的方式,“我们告诉我们的记忆应该记住什么,告诉我们的理智应该理解什么,在探索知识的时候应该寻找什么。记忆和理智已经离开外部现象,不处理这些外部现象(实在的树),而处理其表象(被看到的树),这些表象确实在我们的内部。换句话说,借助于注意,意志首先以有意义的方式把我们的感官和实在世界连接在一起,然后,好像把外部世界拖到我们的内部,准备进一步进行心理加工:被记住,被理解,被肯定或否定。因为内部表象不是纯粹的幻象。”[1]110在这里,“意志引导感官的注意力,支配留在记忆里的印象,为理智提供理解的材料,为行动的产生奠定基础”[1]111。

     不难看出,当记忆、理智和意志通过上述三种活动而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一个作为意志的履行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阿伦特借用柏格森的说法,将之喻为一场“政变”——直接用行动在“velle(愿意)和nolle(不愿意)”之间做出抉择。意志就是通过意愿的停止和行动的开始而得以履行的,在这一履行的过程中,意志本身转变成爱(Love)。这就是奥古斯丁为意志的内在冲突请来的“解围之神”。阿伦特解释道:“意志也能被定义为爱(voluntas: amor seu dilectio),因为爱显然是最有成效的结合动因。”[1]112 与记忆、理智和意志三者之间的关系类似,奥古斯丁的爱也包括三个方面:爱者、被爱者和爱。爱是灵魂的引力,它将爱者与被爱者结合在一起,在两者之间产生一种内聚力。“作为一种持续和无冲突的意志”[1]114,爱的结合力比意志更强大、更持久,它能平静而持续地享受现实事物的快乐,以平息意志的永不满足和焦虑不安。“爱所产生的东西是持久性,精神看来不能以另一种方式做到这种持久性。”[1]114阿伦特认为,奥古斯丁的这一思想其实在保罗那里就出现了,保罗在《前哥林多书》中说,爱是永不止息,奥古斯丁在这里是将保罗的话概念化了。 总之,在阿伦特看来,“奥古斯丁的意志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分离的能力,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在作为整体的精神之内运作的能力”[4]104。通过意志转变成爱,精神的单一能力如记忆、理智和意志,相互关联而形成一个整体。

     三、意志的存在空间:时间

     在神学上,关于人的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一种质疑是所谓上帝的全知全能与人的自由意志能否共存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古代罗马世界中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有两种,一种是决定论的,一种是宿命论的。决定论者根据现在推断过去,宿命论者根据现在推断将来,两者都否认人的自由意志的存在。在阿伦特看来,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一种置身局外的旁观者立场得出的,它们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人是时间性的存在,“人不能跳出时间范畴”[1]116,人的所有能力和行动都和时间联系在一起。阿伦特认为,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和《忏悔录》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奥古斯丁认为,时间范畴包括三个部分:过去、现在和将来,在精神的每一个行为中所包含的与时间范畴分别对应的精神活动是:记忆、注意和期待。也就是说,这个具体的行为会立足于现在而向过去和将来两个方面展开,通过注意,对过去的记忆和对将来的期待被连接起来,共同成为精神的现在。如前所述,这种注意正是意志的功能,奥古斯丁把它称为“精神的展开”。人生便是一个由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态所构成的整体。

     阿伦特也认为,意愿的我(willing ego),即意志的主体,离不开时间概念,因为“意志是我们用于将来的心理能力”[1]10,“将来”呈现给精神的主要特征是不确定性,它从未存在、尚未存在、也可能永不存在,“当我们把我们的精神(mind)转向将来的时候,我们不再关心‘对象(objects)’,而是关心计划(projects)”[4]14。

     但是在希腊人的循环时间概念中,一切都是周而复始、永恒轮回的,无论是自然事物还是人间事物,都只是做一种周期性运动,其运动的起点和终点是同一的。这就导致一种对将来时态的否认,将来与过去的关系在希腊人那里也完全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现实”理论来解释:正如潜能是已经预先存在于现实、并必然展现为现实的事物一样,将来也只不过是过去的结果,或者说是过去的逻辑必然性的展现,问题的重点在于,不可能有新事物出现。由于一切都在必然性规律的笼罩之下,人间事物领域里由意志决定的行为就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它们骤然而至又倏忽而逝,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其本体论地位是十分低下的。这就是在前基督教思想框架中由亚里士多德为哲学对意志的态度所奠定的基础——在将来面前,意志是多余的,即使有意志存在,也不需要知道它。人的自由仅在于我能(I-can)做(或者不做)某事,“自由是身体的一种客观状态,而不是意识或精神的一种材料”[1]16。 进入基督教时代以后,希腊人的循环时间概念被一种直线的时间概念所取代,因为“始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和止于基督之死及复活的故事,是一个唯一的和不可重复的故事”,“故事的展开顺序必须以一种直线的时间概念为前提;它有一个确定的起点、一个转折点——我们历书的第一年——和一个确定的终点”[1]15。换句话说,对基督教徒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历史运动的唯一性和方向性。随着古代的循环时间概念和永恒轮回概念的失效,原来与它们不相容的意志概念获得了存在的空间和受到重视的理由——无论世俗中的帝国会经历怎样的兴衰,面对死后移居上帝之城的许诺,每一个“在世的朝圣者”都会默祷:将来,我愿意(I-will)。显然,这是一种相当独立的心智能力:不仅“我能(I-can)”,而且“我愿意(I-will)”。

     奥古斯丁指出,“必须驳斥哲学家的循环时间概念,因为新事物不可能在循环中产生”[1]119-120。为了解释新事物的出现,他提出了两种开端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提出也证明了人的自由意志存在的空间——时间——的确实性。 “奥古斯丁使用表示人的创造的词语‘initium’(开端)和表示天和地的创造的词语‘principium’(开端),从而把人的开端和创造的开端区分开来。”[1]119-120阿伦特从奥古斯丁对两种开端的区分中解读出了人的个体性,因为与其他物种不同,人是被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单独创造出来的,并通过个体而繁衍。阿伦特赞同奥古斯丁的说法:“这种个体性体现在意志中。”能够把“具有同样的肉体和灵魂”的两个人(比如,同卵双生子)区分开来的唯一特征是他们的意志[1]120。阿伦特认为,奥古斯丁的两种开端理论也可以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提出的两种起点理论来解释。康德认为,当一个人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个时间上的“相对第一的起点”,也有一个不是在时间中而是在因果关系中的“绝对第一的起点”。在阿伦特看来,康德的两种起点理论和奥古斯丁的两种开端理论都是在表述人的出生现象,两者都证明了属于人的时间的确实性,而这种时间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存在的空间。

     四、结语

     在阿伦特眼中,奥古斯丁始终是一个用智识积累和灵性迸发于时代的断裂处创造新开端的人。他不断用健全的理智和存在的勇气去探量意志概念的景深,进而试图在总体上的连续性中理解现时代的断裂,用前辈的原创性洞见鉴照出局中人的迷惘,以别样的视角和智慧去探寻新的生活方式与意义。那些首先由奥古斯丁开辟出来的思想道路,在阿伦特的重新阐释中得到了突出标识。第一,奥古斯丁的意志概念将“意志”确证为一种独立存在于我们自身内部的精神能力和活动,它不仅独立于外部世界,而且与我们内部的其他精神能力区别开来。第二,奥古斯丁真正打开了意志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方式,并将它与个体性关联起来。第三,奥古斯丁为意志概念添入限制性的时间要素,使新事物的出现在新开端思想或出生哲学中得到了合理的说明。在阿伦特看来,奥古斯丁关于意志概念的极具原创性的思考,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生活特别是道德、政治生活,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而在我们看来,阿伦特这一极富原创性的阐释,对于后人理解其对现代政治的思考,亦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M].姜志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汤姆森.奥古斯丁[M].周伟驰,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 [4]ARENDT.The Life of the Mind,Two/ Willing[M].San Diego:Harcourt,1977. [5]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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