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的解放到现实的解放——简析马克思的马丁?路德研究
2016/3/10 哲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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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的解放到现实的解放
——简析马克思的马丁?路德研究
(观点版，非详细论证版)
程波(吉林大学)
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路德神学及其宗教改革运动是西方现代性的神学开端，而就德国范围而言，路德神学是德国现代文化和近代历史的一切奥秘所在。作为西方现代文化转型的中介环节，路德神学及其宗教改革运动在国内学术界却并没有得以充分的重视和相当的关注，显然这一研究状况是不利于我们梳理和认清西方文化及其历史的。当然，原因是多重的，但其中一个原因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路德及其宗教改革运动的定性和判断在教条主义的思维运作下对我们长期以来的思想束缚和研究限制。那么，回到马克思，重释唯物史观的变革意义和理论内涵，揭示其路德研究的理论转向和立场转换，是我们开展路德神学、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宗教理论研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一、理论转向：宗教批判的结束，社会批判的开创
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念和基本范畴。宗教批判的结束作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起点和开端，其理论意义在于理论的解放和现实的解放这一双向解放的理论方向，即便是理论的解放的立场之上。随着唯物史观的理论“发现”和逻辑“颠倒”，双向解放的理论方向完成了从理论的解放到现实的解放的立场转换，从而双向解放不再是抽象的理论命题，而成为具体现实的历史命题。由此，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完成了对宗教的社会批判的领域开创和理论转向，从宗教研究的目的即宗教解放的现代世俗化目标上说，实际实现了从理论的解放到现实的解放的立场转换。
宗教批判的结束是德国哲学革命的启蒙硕果，从理论的解放层面上完成了宗教解放的世俗化诉求和启蒙议题。英法的启蒙运动仅仅在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意义上实现了宗教的解放(哲学自主和政治独立的消极方面)，宗教的理论解放的世俗化任务(废除宗教的积极方面)是由德国哲学革命完成的。斯特劳斯把对福音书的神话学解释方法运用到神迹的解释上，区分历史上的耶稣和信仰上的基督而开启对圣经的历史批判。鲍威尔从自我意识出发来解释基督教的起源而开启对基督教起源和信仰的历史批判，并提出耶稣和福音故事是福音书作者的自我意识的产物、宗教的本质在于宗教是自我意识的异化等革命性观点。费尔巴哈在颠倒黑格尔思辨体系的意义下从人本学的角度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创造了宗教”的宗教无神论命题。哲学革命和宗教批判理论是近代德国的革命形式和转型方式，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①]。困囿于宗教批判视阈，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只能以新宗教的形式提出现实的解决之道，或以神学家的身份扩大宗教的实际效能。
宗教批判的结束就其理论性特性而言促成了马克思的研究转向和哲学变革，双向解放的理论方向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新起点。马克思从德国理论的解放的思维泥淖中挣脱出来而开辟现实的解放的研究视阈和理论方向，因而，“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②]。双向解放的理论方向形成了彻底的宗教批判理论，即“颠倒的世界意识”的宗教观，从人是社会的规定和宗教是自我异化的意识出发，得出颠倒的世界(国家的社会)产生颠倒的世界意识(宗教)的无神论结论。同时，双向解放的逻辑过渡和实质统一是以理论实践化的形式实现的，即从理论批判的彻底性是具有实践的革命能力着手的，彻底的德国革命建立在人本主义无神论这一彻底的理论根基上，在与无产阶级物质基础的结合与转化中完成全人类解放和宗教解放的启蒙议题和历史任务。当然，缺乏对现实的解放的科学认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涉及的宗教解放和彻底的德国革命实质有着唯心主义的思维痕迹。
正是建立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发现”这一现实解放的科学认识和哲学方法，双向解放的理论方向完成了从理论的解放到现实的解放的立场转换。发端于人的发现，马克思主义从实践范畴来理解并规定人的本质、人的活动方式和存在方式，这就超越并统一了旧唯物论的物质存在一面和唯心主义的精神能动性一面。实践作为主体按照一定目的变革客体的感性活动，是人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从而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之为人在于人创造对象及其自身类本质。从实践范畴出发来理解人类历史，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历史是生产生活的历史。区别于动物，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而不是根据意识或宗教，通过生产创造生活才是人类独有的生命活动。正是从实践范畴出发，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完成了从唯心到唯物的逻辑“颠倒”，立足现实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③]，“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④]。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产出发来阐释现实的生产过程，从不同阶段的市民社会(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出发来理解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出发来揭示不同意识形式(如宗教)的产生和本质。宗教意识形态没有“独立性的外观”，“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是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的产物。唯物史观的逻辑“颠倒”进一步推进宗教的祛魅化和世俗化进程，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彻底解构了宗教的神圣性和绝对性，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出发来解释宗教而开创了对宗教的社会功能的研究视角。由此，基于唯物史观的哲学变革，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从宗教研究的方向上完成了对宗教的社会批判的领域开创和理论转向，而从宗教研究的目的即宗教解放的现代世俗化目标上说，实际实现了从理论的解放到现实的解放的立场转换。唯物史观的双向解放，从单纯的“人”的字词解放变革为在现实的世界用现实的手段实现哲学的解放，从抽象的思想活动变革为具体现实的历史活动，从而全人类解放的理想从单纯的理论设想转变为一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历史目标，作为应有之义的宗教解放从理论的解放转向现实的解放。
二、早期见解：理论的解放的历史判定
围绕唯物史观的哲学变革，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在宗教研究的方向上完成了从宗教批判的结束到宗教的社会批判的理论转向，这从宗教研究的目的即宗教解放的现代世俗化目标上来说实际实现了从理论的解放到现实的解放的立场转换。“解放之路”的转向是理解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的关键。马克思把宗教批判理论作为其路德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宗教批判理论的转向相一致，他对路德及其宗教改革的评判随着哲学观的变革和革命实践的深入同样经历了从理论的解放到现实的解放的立场转换，从政治与文化考量到经济与历史分析的研究转向。
路德的“因信称义”理论，在宗教改革的实践中虽没使德国人获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却给他们带来了思想自由的客观氛围与哲学革命的现实结果。宗教改革运动是宗教的自我解放。面对上帝与人的本性及其关系这一基本神学问题，新教以因信称义救赎理论来解释人与上帝之间的正确和公义的关系，这与天主教的“因行称义”的救赎论相区别，从而新教的福音范式与天主教的律法范式相对立。福音指宣告罪人因恩典罪得赦免而得救的上帝之应许，称义的基础在于上帝主动性的作为，而非人的作为，这与强调称义的前提在于人的作为的天主教有着本质差异。因此，路德十字架神学的福音范式在去哲学思维化的自觉意识下开创性地提出了矛盾吊诡的辩证神学思维而达到了神本主义的思维高度，在虚无主义的人性根基和神本主义的神学倾向之下革命性地建构起上帝与个体之间的直接性关系。福音自由是路德神学的理论内核，精神自由是其精神倾向。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肯定了路德在反宗教奴役、反宗教权威、反教会体制上的历史贡献，赞成了路德在理论的解放上迈出的第一步，同时从宗教即异化的观点出发又指出了以宗教变革的形式实现的解放的不彻底性。“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⑤]新教正确提出人的解放问题，但以宗教的自我解放形式不能真正解决人的解放问题。新教表现的世俗人与僧侣阶层的斗争，在以纯正信仰的驱动下使德国世俗人成为僧侣，在人的僧侣本性前提下解放的只是德国封建特权阶级。由此，马克思主要在政治上给予了宗教改革一个基本定性——一场理论性的革命与理论的解放，并且从思想的角度肯定了宗教改革的影响是理论上的，它产生了德国迈向现代文明之列的哲学革命。德国知识精英阶层面对如火如荼的法国革命浪潮和风起云涌的欧洲革命形势，总是带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傲心来制定符合德国民族性的德国革命发展线路图，强调从宗教革命到哲学革命再到政治革命的传承性和连续性。德国的近代革命方式是从宗教革命到哲学革命之“理论的解放”。德国是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现代革命的，德国人仅仅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马克思正是从批判当时影响德国知识界的革命线路图着手提出了德国革命的可能性问题，对近代开端的反思有利于批判德国近代的哲学革命，有利于提出彻底的德国革命的可行道路。面对德国“时代错乱”的现状，马克思提出彻底的理论的解放是必要的，即一个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为理论立足点、以无产阶级为物质武器、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最高目标的彻底的革命理论。可见，马克思从人本的视角、哲学的方式来评定路德及其宗教改革，由此揭示的是宗教改革的政治、文化影响，这是自身思想停留于理论的解放而对路德的一次经典表述和集中论述。随着唯物史观的逻辑颠倒和立场转换，马克思从更深层的历史动力、经济基础等方面去探讨性质上隶属于意识形态变革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科学认识；现实的解放的研究视阈
在唯物史观的哲学指导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不同的文本勾勒出一副真实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画卷，从现实的解放的立场出发展现出性质上隶属于意识形态变革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逻辑。立足于现实的解放的研究视阈，唯物史观的宗教改革运动研究不再局限于抽象的思想逻辑，而是整体性的、具体现实的历史逻辑。
一是经济基础的历史变革。宗教改革运动，作为宗教意识形态的变革，其历史动力根本在于经济基础的深层变革，而不是宗教自身的变革(教义混杂和教会腐败)。由于新的生产力及其分工的出现(资本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旧有的生产关系成为时代发展的桎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再是相适应而是相冲突的关系。经济基础的变革是宗教意识形态变革的前提，宗教意识形态变革则反映经济基础的变革。“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发生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有关的斗争，从它们的理论方面来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及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⑥]
二是新教观念的现代转向。宗教改革运动，作为宗教意识形态的变革，其现代价值实质在于其宗教精神与经济精神之间的相适应，而不是宗教理论的逻辑体系和价值排序。经济基础的变革进一步表现为经济精神的现代转向。工场手工业的兴起使得商品经济成为基本的经济形式，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以及经济自由的经济精神则成为新的时代要求，在此意义上，新教观念的现代转向适应并促进了这一新的经济精神。商品经济的经济形式在理论上要求人的抽象化以及自由平等，新教观念的现代转向在相适应的意义上就表现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宗教精神。新教因信称义的救赎理论建立起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性和一元性关系，这就理论和实践了彻底否定了联系个体与上帝之间的中介环节(教会、僧侣阶层等)，从而在信仰领域实现了人的抽象自由与平等。“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论等等，是最恰当的宗教形式。”[⑦]因此，宗教改革运动作为文化转型的中介环节的核心在于适应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宗教的现代转向。
三是宗教改革的基本性质。宗教改革运动，作为宗教意识形态的变革，其理论本性应当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出发，而不局限于宗教理论自身的逻辑和特性。这是我们分析宗教改革运动高度分化和多元走向的理论出发点。由于参与宗教改革的阶级多元性，在德国有保守的天主教营垒、温和的路德宗营垒以及革命派营垒，宗教改革运动有着相当的复杂性。《德国农民战争》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描述了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过程和全貌，就其路德改革的一生而言，早年的路德有着革命性的一面，反对罗马教会的新教理论成果以及翻译圣经的贡献，晚年的路德面对农民起义有着保守性和妥协性的一面，从路德的“转变”可以揭示出市民阶级双面性的阶级本性。所以，作为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大决战，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最终褪化为地方诸侯与中央政府间的政治斗争。由于主观的民族感情、革命的实践诉求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和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对路德的“转变”进行了严厉批判并诉诸了贬义词汇。因而，我们应当摒弃教条主义的思维窠臼和研究方法，抓住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精髓和思维方法而对其路德研究加以取舍。基于唯物史观，恩格斯晚年概括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对封建的第一次决战，新教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第一次革命的“宗教外衣”，并比较了新教内部路德派与加尔文派，指出加尔文派作为积极适应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意识形态推动了资产阶级的第二次革命，并以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妥协结果实现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②]同上，第2页
[③]同上，第92页
[④]同上，第7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45-54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页
作者简介：程波，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文刊发于《社会科学战线》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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