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沉默的大多数
2016/5/22 哲学园

     发现沉默的大多数

     谈丽

     作者简介:谈丽,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上海 200433人大复印:《世界史》2016 年 01 期原发期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0156 期 第 61-73 页关键词:保守主义/ 自由主义/ 美国史学/ 麦卡锡主义/ 南部例外论/ 新政 conservatism/ liberalism/American historiography/ McCarthyism/southern exceptionalism/ New Deal/摘要:20世纪美国史学变化纷繁,但“自由主义宏大叙事”影响一直甚巨,它强调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将保守主义斥为远离美国政治与社会主流的边缘和极端。60年代开始有学者质疑这种范式,指出20世纪美国的种种保守主义运动乃是源自传统思想遗产,与美国政治和文化主流殊途同归,需要加以深入研究。不过一直到90年代艾伦·布林克利提出“美国保守主义的问题”并引起广泛关注后,相关研究才真正进入繁荣时期,在此过程中20世纪美国史几乎被重写。学者们把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起源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更早,认为它在80年代以后的复兴是长期蓄积力量的最终爆发;它在南方的发展模式不仅是战后美国总趋势的反映,而且是其典型;曾经的“自由主义共识”则被普遍质疑,“新政”、“沉默的50年代”、“激进的60年代”和“失落的70年代”都被重新诠释。同时史学界也开始对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提出要警惕“辉格主义”倾向,避免走向夸大保守主义的成功和自由主义“崩溃”的另一极端,抛弃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从整体上考察战后政治进程。因此对保守主义的研究便不仅关乎其本身的重要性,而且将反映出20世纪美国历史更宏大的结构性变迁。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在各种各样新方法、新思潮的冲击下,史学家们早已不再把美国描述为一个以WASP为最重要成员的“生而自由、富裕、现代”的国家;与此同时,关于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进步的“自由主义宏大叙事”则并未受到太多侵蚀。尤其在讲述20世纪美国的历史时,“进步主义时代”、“新政”和“60年代”这三个社会改良的高潮时代是必须浓墨重笔加以描述的不可或缺的画面,“进步”、“改革”、“自由主义”是最重要的关键词,而有组织的劳工、妇女、少数族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改革者和少数开明政治家这些“进步的群体”则是最主要的历史行为者。①然而近年来,美国史学界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却让我们对这一幅看似熟悉的画面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②

     一、美国保守主义的问题

     “20世纪美国的保守主义一直是史学研究中的孤儿”,这是美国著名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在1994年第2期《美国历史评论》“AHR论坛”主旨文章的开场白。作者在这篇题为《美国保守主义的问题》的文章中指出,20世纪美国史撰写中存在一个突出的现象:大多数史学家都强调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国家(progressive-liberal state)的胜利及其伴生的现代主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却忽视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些特征,如政府控制力量的长期衰弱、自由主义者难以维系民众的忠诚、在关于美国政治和文化性质的长期争论中一直存在另一些强大的力量。这“另一些力量”中的很大一部分由于没有更好的术语,一般被美国学者称为“保守主义”,大体对应于组织和政治实践意义上的右派。布林克利认为,保守主义是20世纪美国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史学界却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尤其在70年代中期以来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强劲上升的背景下,这种忽视就更显奇怪,由此称之为“史学研究中的孤儿”。因此,“美国保守主义的问题”并不是保守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或者可能带来的问题,而是“在我们的历史撰写中为右派,为它的思想传统、它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找到一个合适位置的问题”。③这一呼吁在美国史学界引发了热烈的回应和广泛的讨论。尽管有学者质疑他的一些具体观点,但大多同意许多史学家在研究和教学中确实忽视了20世纪美国史中至关重要的这一部分。④

     事实上,这并非重量级的史学家第一次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呼吁要重视美国保守主义的地位。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在1950年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中就曾指出,当时美国历史撰述中过于强调“杰斐逊—杰克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发展主线,这是一种不健全和不平衡的倾向,需要有一部“从清醒的保守主义观点来撰写的美国史”。⑤保守主义也并非一直都是美国史学研究的“孤儿”。美国史学界不乏论及保守主义甚至专门讨论保守主义的研究。主导20世纪上半叶美国历史撰写的进步主义史学家就把保守主义者置于其历史解释框架的中心,和谐派与新左派史家也都讨论过保守主义和右派运动。即便被称为“真正的弃儿”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史,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也涌现过不少作品,而自里根当选以后的十多年间,史学界、社会学界和新闻界对保守主义运动亦多有评价。⑥

     但正如布林克利所言,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史学界对保守主义的研究是存在某些“问题”的。进步史家对保守主义的看法带有局限性,“几乎只关注经济精英和他们对自己财富及特权的保护”。和谐派史家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莫里森的呼吁,认识到保守主义者中有特权精英也有草根民众,关心保守主义思想的构成和演变,但往往是以蔑视的眼光和恩赐的态度,并不认为它们是美国政治传统中值得关注的独特因素,而视其为“极端”甚至“激进”的边缘,是对美国社会主流的“非理性或半理性的偏离”。这种解释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确立后成为保守主义史研究的主导范式,在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也一度影响极大。⑦新左派批判和谐派史家否认美国历史中的激进主义,怀疑“大众政治”,自己却把人民“浪漫化”,认为大众运动必然是民主和进步的,绝不可能来自右派。昂格尔指出,他们关注的是废奴主义者或平民党这样的“英雄阶层”而不是“普通人”,更认为那些阻碍“进步”的群体与20世纪的美国政治无关。他们以自由主义为主要对手,“而不是对阵在它看来不那么可怕的敌人:自命的右派”,这堪称“和谐派自由主义者传给他们新左派后代的最悲剧性的盲点之一”。⑧在解释20世纪美国历史进程方面影响很大的“组织综论”(organizational synthesis)则认为,推动现代世界形成的重要力量是大型官僚机构的出现,把保守主义视为一种形式的“异议”,“是目光短浅的社会边缘人群对现代主义无情力量的抵抗,徒劳无功且日渐衰落”。更晚近一些,一批学者在美国历史中发现了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反“进步”的强大政治传统——共和主义,但普遍认为它出现于自由主义之前并在美国革命时期或19世纪中叶至后期被自由主义所取代;因此到20世纪,“国家意识形态图景中已基本不存在对自由主义核心的反进步挑战”。⑨

     二、挑战“极端主义”范式

     首先质疑这一研究范式的是政治学家迈克尔·保罗·罗金,他令人信服地证明,所谓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和“偏执症”(paranoid style)不足以解释麦卡锡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甚嚣尘上,它并非一场非理性的、偏离常规美国政治进程的激进主义运动或极端现象,而是源自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和制度遗产;它不是霍夫斯塔特等人所鄙视的大众运动,反而与一部分社会精英的支持脱不了干系。其他政治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发现,所谓的“右派”大多与普通美国人无异,他们很少表现出神经质、精神异常或受到极度困扰,而通常工作稳定,家庭关系和睦,社会交往广泛。不过史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遍没有受到这些研究的影响。⑩

     乔治·纳什主张从广义上来理解1945年以来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运动,认为其三个组成部分——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或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拒斥不断扩张的国家对自由、私有企业和个人主义的威胁;新保守主义(new conservatism)或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被三四十年代的极权主义、全面战争和世俗化大众社会所震惊,希望回到传统宗教与伦理;以及反共主义(anti-communism)——组成了一个有着不同行动目标的松散联盟,而不是一场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运动。通过这种既宽泛又精确、变通性极强的方式,他绘制了一幅更完整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画像,肯定了保守主义的重要地位,启发后来的许多学者对其进行全面重新评价。(11)不过纳什虽然摒弃了“恩赐”的态度,在其他方面却仍未突破旧观念。他一直认为美国保守主义萌芽于1945年前后,并且在形成之初孤立而没有影响。他尊重早期的保守主义者,把他们描写成思想上被放逐却始终骄傲自尊、忠于自己原则的个人主义者,似乎有意将其塑造成“例外”于美国思想传统的精英,这种暗含深意的观点一直影响着史学界。(12)

     80年代初,一些青年史学家开始质疑新左派学者关于美国保守主义的观点,指出普通美国人的各种不满情绪既可能形成激进主义运动,也可能发展为保守主义运动,其中最重要的修正之作是艾伦·布林克利和利奥·里布福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布林克利的《抗议的声音:休伊·朗、库格林神父与大萧条》一书既反对把休伊·朗和库格林神父视为非理性、反民主暴动的领导者,也反对一些同情大众运动的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把他们视为进步主义先锋。他认为这两位“极端主义”群众运动领导者其实是当时许多受大萧条冲击的美国人所共有的“平民主义”思想的代言人。他们谴责“国际银行家”和新政措施进一步恶化了局势,其实是重视传统共同体,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只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结成现代组织才能进步的观念,其理念源自杰斐逊的传统,而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无关。(13)

     利奥·里布福的《老基督教右翼:大萧条至冷战时期的清教极右派》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最臭名昭著的三个宗教右派狂热分子:威廉·达德利·佩利(William Dudley Pelley)、杰拉尔德·温洛德(Gerald B.Winrod)和杰拉尔德·史密斯(Gerald L.K.Smith)。他们是史学家笔下典型的“极端主义者”,是阻碍理性社会变革,最终被历史潮流抛弃的政治蛊惑家。里布福认为,这种传统解释模式是大萧条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遗产。当时的右翼政治狂热使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专注于反对国内的法西斯主义者,主张限制其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实际上制造了侵犯公民自由的“褐色恐慌”(Brown Scare)。对极端右派的这种态度在50年代经丹尼尔·贝尔和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等之手成为固定的社会科学术语,并被推及对19世纪90年代、“麦卡锡主义”乃至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受其影响,一直到80年代初,自由派和激进派仍然恐惧各种保守主义力量(包括“新基督教右派”)的兴起。对学术界思想惯性的反思、坚实的史料基础和详尽的研究使作者得以摆脱强烈的意识形态和错误的方法论导向,他把这些“恶棍”真正地视为复杂的历史行为者,认为他们与普通美国人一样具有典型的传统价值观,也一样忧虑威胁美国传统的世俗和移民文化,并且证明其反共主义、反犹主义以及阴谋论在美国历史中都扎根已久。极右派的“极端主义”往往与美国文化和政治主流殊途同归,因此极右派应被视为美国思想传统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格病态的例证,而自由派和激进派反对极右派的运动不是保卫民主,而是攻击自由,建立了后来迫害左派的先例。(14)

     这种新路径随着越来越多出色个案研究的涌现而显得愈发清晰,学者们在研究中揭示出各种“草根右派”运动所具有的平民主义或女权主义色彩,把保守主义积极分子视为时代舞台上具有明确目标、灵活策略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主要人物,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是对“极端主义”范式十分必要的纠正。(15)

     20世纪60~90年代初,美国史学界已经产生了相当丰富的保守主义研究论著,甚至不乏经典之作,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各个学科的视角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当然其探查领域仍极为有限,而且远远没有动摇长期以来流行的“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研究范式。这种范式依据启蒙时代开始确立的历史进步观,以当下的观念和价值来重现过去,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化为美利坚民族国家孕育、建立、繁荣和发展成为现代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巅峰与象征的道路,长期以来影响甚巨且往往并不容易被察觉。在这样的范式中,美国只有“自由主义传统”,最重要的主题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世俗化以及世界的日益一体化,有意或无意阻碍这些进程的群体无疑只能成为配角甚至反面角色,既不可能得到作者的青睐,也不会受到观众的欢迎。

     美国史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冲击之后已经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但为什么美国保守主义一直没有得到学者的足够关注?这不仅需要考虑美国史学的发展变迁,还需要考虑美国保守主义自身的特征。它不仅涵盖了多重的思想观念、行动目标和支持者,而且至少到1945年以后才开始形成有效的思想和政治力量。更重要的是,美国保守主义“基本上建立在一种与它理论上反对的自由主义不那么容易区分的哲学基础之上”。许多学者都认同,美国没有欧洲那样的保守主义,美国的保守主义“是被用来为自由主义的原则与实践辩护的”,它有望获得的最好结果是修正而非取代占据优势地位的自由主义。(16)这一特征也是推动“自由主义宏大叙事”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流行和遵从这样一种叙述模式的史学界,保守主义的地位原本就略显尴尬。右派甚至没有尝试过建立“与他们的观点相一致的全面的史学体系”。二战后尤其60年代末以来,左派和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逐渐在美国史和美国研究领域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和制度上的主导地位,他们大多既不同情、也不关注保守主义;80年代其他学科的政治文化都向右倾斜时,史学界也未受到触动。时至90年代,无论在学术专著、刊物、学术会议日程表还是在历史系课程表中都仍然可以看到一个标准的自由主义美国历史“综论”,更不用说标准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了。(17)因此,所谓“美国保守主义的问题”如一些学者所言其实并不是没有好的研究,而是史学界没有将其“纳入主流”。另外,很多学者还没有把保守主义者和右派视为与自由主义者、中间派和左派同样的政治力量,给予他们与其政治和文化地位相称的关注。二战后美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对于当代美国史学家而言也尚未产生足够的距离与合适的视角,尤其是冷战的存在令史学家们对“自由主义共识”津津乐道而对政治、文化和社会中的深刻分歧视而不见。(18)

     三、保守主义研究者重写20世纪美国史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述所有因素都无法再阻止史学家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保守主义的复兴?促使疑问产生的并非史学研究的新路径或对保守主义的同情,而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在新政时期全面受挫,到二战结束后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的保守主义,被霍夫斯塔特称为“如此远离根本的美国共识”,又在麦卡锡主义、民权运动等多次重大政治危机中屡屡“站错队”,却在仅仅30年后便卷土重来;它从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存活于少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股思想力量,通过各种组织和机构把影响扩散到公众当中,逐渐汇集成一场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在1980年最终夺取了白宫并不断扩大自己在国会、政府和司法系统中的优势。更令史学家们不安的是,保守主义者还开始对史学界发起攻击。面临种种来自外部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开始反思对美国保守主义的刻板看法,把它放到社会政治变迁的大背景中进行观察,从而提出了和过去截然不同的问题。过去史学家问的是“自由主义为何没有更成功”,现在则需要问“保守主义为何会胜利”;过去问的是“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为什么崩溃”,现在则需要问“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为何如此强大”。或许巧合的是,在《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保守主义圆桌讨论的成果之时,美国政治史领域也正经历着一场意料之外的复兴:一批未曾经历过60年代思想斗争的年轻学者决心从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入手,以不同于前辈的视角和方法来撰写新的政治史。随着越来越多学者的加入,美国保守主义史学开始进入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时期,涌现了大量选题丰富、视野广阔、基础扎实的学术专著,相关的各类论题经常成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和美国历史协会旗下会议讨论的主题,一些重要刊物也纷纷发表文章或组织论坛进行总结和评价,一部不同于以往的20世纪美国史已经轮廓初现。(19)

     一批美国史学家在80年代便开始关注战后保守主义力量的变化,他们想解释为何60年代激进运动所取得的社会和政治进步会突然遭到保守主义者的成功抵制,保守主义是如何复兴的,它为何会得到曾经被视为自由主义铁杆支持者的白人工人阶级的欢迎。这些学者认为,新左派的激进主义、黑人暴力反抗运动的兴起、日益激化的反战运动及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权利的挑战都激起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激烈反冲,导致整个社会舆论向右转,使自由主义在60年代末失去了一度享有的广泛支持;保守主义兴起的关键性变化是旧“新政”选举同盟的破裂、民主党因种族问题的分裂和美国社会对60年代激进主义的“反冲”。(20)

     90年代初以后,学者们日益认识到保守主义的成功并非选举的偶然结果,新的研究否定了“反冲”说,而是强调战后保守主义运动的长期性和持久性,认为保守主义在80年代以后的强劲势头“部分是因为它已经积聚了几十年的力量”。(21)还有一些学者反对仅仅把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视为一场政治运动,是对大萧条和二战以来自由主义主导地位的反应,而是进一步把它一些最鲜明的特征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更早。他们认为20年代的第二波三K党运动是现代右派形成的先兆或关键性转折点,保卫自由市场理念的运动、反激进主义、反共主义和反女权主义在20世纪初都已初露端倪。“当代‘文化战争’的主要战线是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的,并且基本没有改变过。”(22)

     学者们不仅把现代保守主义起源的时间大大推前了,而且认为在自由主义主导的时代,保守主义者也实际掌握着更多的政治权力。在新政时代,美国人对政府的传统疑虑非但不曾削弱,反而因为联邦政府帮助那些“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和“并非纯粹的美国人”而强化了。美国文化在大萧条中也变得日益保守,富兰克林·罗斯福正是在这一语境中获得政治成功的。民主党也通过结合福利国家政策与文化保守主义而改变了所谓新政“非美”的舆论风向,从而确立了多数党的地位。“左派的动员推动了重要新政立法的通过,但来自右派的压力对总统优先考虑的问题、计划的范围及执行的成败方面至少有同等重要的影响。”至少在1938年之前,经济保守主义弥漫新政。新政福利政策还带有明显的性别和种族歧视,埃德加·胡佛的反颠覆运动也得到罗斯福的支持。(23)

     二战和冷战则加强了保守主义的力量,也使自由主义本身向右移动。战后时期的最大特征并不是自由主义逐渐遭到复兴的右派力量反击,而是两者之间持续的争论和斗争。杜鲁门虽然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者,但他在1948年的胜利部分是源于“谦逊的中部美国人”这一保守的公众形象;保守主义联盟成功阻止了其任内大多数“公平施政”立法的通过,对工会施加限制,使自由主义继续右转;影响了他在实施忠诚安全计划和扩大朝鲜战争上的决策。艾森豪威尔本人虽然走“中间路线”,但他的政治联盟中间偏右,他曾利用“红色恐慌”,尝试过“南方战略”,反对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结成同盟。约翰·肯尼迪向大企业抛橄榄枝,疏远民权斗士,他对古巴和越南的决策无疑也考虑到保守主义力量的反冲;即便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一败涂地之后,保守主义者仍然强大到足以影响林登·约翰逊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尼克松政府也属中间偏右,但向右移动幅度更大,水门丑闻既是“60年代”最后一次重大的文化冲突,也是20世纪的第三次“红色恐慌”。而杰米·卡特无疑是最保守主义的民主党总统。如今史学家们已经广泛接受了60年代是保守主义年代的观念,相关研究探讨了促使保守主义兴起的各方面因素。总之,如果史学家进一步关注“50年代”潜在的不稳定与文化冲突,而不仅仅将其作为“60年代”的前兆;如果史学家承认“60年代”不是一个激进的时代,而是一个两极化的时代,那么各类保守主义的影响就会更加明显。传统上被视为处于“伟大社会”和“里根时代”之间、“60年代的半衰期”和“80年代的预演”的70年代也不再是因为幻灭和丑闻而充满挫败感、疏离感和不满情绪的“失落的10年”,而成为对于当代美国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特征开始形成的时期,是右派上升趋势明确之前的重要时刻。(24)

     在新的叙述中,美国南部的历史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南方长期以来被视作例外于美国历史的“另一个国家”。它历来贫穷、落后,工业化、城市化、多元化程度低,也是等级观念、种族歧视、反工业化、反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大本营,是进步、自由、现代的美国的对立面,“美国问题”的贮藏所,延缓甚至妨碍美国历史发展的障碍,而种族问题无疑至今仍是其最重要的“标签”。在这种例外论的主导下,南方内部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暴力总是被归因于这一区域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在美国其他地区的类似事件则往往被视为“反常的插曲”。这种观念还导致不少学者把现代保守主义的兴起主要归因于南方白人对民权运动的“反冲”和共和党“南方战略”的成功。(25)

     但近年来美国学者开始超越“南部例外论”,探讨南部历史中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一些学者指出,其中新政以来美国“阳光带”地区的经济扩张迅速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吸引巨额资本进入南部的还有这里的政治经济结构。更廉价的劳动力和低税收促使许多企业向南方转移,形成了巨额资本“逃离”北方的现象。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批量生产技术用于住宅建造以及联邦政府推动住宅贷款和高速公路建设的政策都促使阳光带郊区人口迅速增长。尤其是“新郊区中产阶级”的出现,他们大多在高科技企业工作,这的确强化了中产白人专业人士和贫穷的非裔美国人之间的种族界线。不过共和党“南方战略”成功的关键却不是因为直接回应了南方白人对民权政策的反冲力量,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已经很难赢得政治同盟军。因此尼克松把白人在种族和民权问题上的不安全感与秩序、福利和经济联系在一起。南方郊区的白人居民认为种族融合侵犯了他们作为住宅所有人、纳税人和学生家长的权利,尼克松则通过迎合这一身份认同来吸引他们,也同样吸引着南方以外的郊区选民。种族隔离主义者如乔治·华莱士也用赞扬小人物,包括小企业主和蓝领工人的平民主义修辞取代了州权和白人至上的传统论调,成功吸引了南方以外的工人阶级选民。(26)

     “阳光带”服务业导向的经济在六七十年代的迅速增长也是推动美国政治向右转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在阳光带快速扩张的郊区大型购物中心、超市、快餐店和折扣店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以工会、流水线和现代企业结构为特征的通用公司发展模式。沃尔玛是这种“反新政政治经济模式的样板”,它成功的一个秘诀就是依靠廉价、兼职、没有工会组织的工人。这些新型产业的发展使30年代以来就一直反对工会、国家监管和政府开支的美国企业界力量日益雄厚,他们的努力在保守主义政治家于阳光带开展的“自由工作权”(right-to-work)运动中得到了回报。作为南部保守主义政治家代表的巴里·戈德华特即以反工会右派起家,他在1952年竞选参议员成功,以攻击劳工组织闻名。(27)

     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增长、经济发展和郊区化能更好地理解南方历史。二战以后这里发生的政治、经济变迁不仅反映出整个国家的大趋势,而且成为一种典型的发展模式。让南部白人选民抛弃民主党的不仅是其民权和种族立场,南部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变化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是这些变化挑战了新政秩序,导致了共和党的复兴。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都否定新政和“伟大社会”的自由主义;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种族冲突都和郊区化联系在一起;美国的种族和政治分化的界线不是南方与北方,而是城市与郊区。(28)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质疑自由主义的长期主导地位。美国史学家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倾向于认为,一个稳定的新政民主党联盟和自由主义共识主导了战后美国政治直至70年代。(29)不过近20余年的史学研究已经证明这种观点很难维持:战后恢复时期,关于在国内外扩大新政自由主义已经有激烈的争论;早在50年代,黑人民权和南方将与谁结为政治盟友的问题就已经显现。一些史学家的研究表明,新政涉及的范围比过去人们认为的更广泛,它不仅是拯救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纲领,而且是一场大胆的制度试验,改变了政治文化和政治经济中的根本要素。(30)正由于影响巨大,它一开始就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所谓的新政联盟也早在保守主义“反冲”之前就已经破裂。虽然它曾经有过稳定的时期,但民主党内的各利益团体在40年代就已经矛盾重重。新政自由主义在劳工、种族和宗教方面的一切突破性成就在其形成之初就面临着深层的冲突,事实上对自由主义最强有力、最终也影响最深远的挑战恰恰来自新政联盟的内部。在整个战后时期,从经济、种族到地区间差异,各个领域一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裂和对新政秩序的挑战,“因此必须把60年代末70年代初看作30年斗争的顶点和一个薄弱政治联盟的解体,而不是自由主义在60年代因越南和种族问题的突然内爆”。(31)同时,自由主义思想与它构建的新政联盟一样含义多变、充满争议。政治史家现在一致同意,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统一的、有着强大凝聚力的新政自由主义政治联盟和战后新政秩序,而只有形形色色的20世纪自由主义和相应的各种纲领、政策及其后果。由于视角的变化,史学家们发现,战后体制在某些方面的影响比过去认识到的更广泛、更持久,而在其他方面它受到的限制也比过去认识到的更多,成了“缩水的自由主义”。同样由于视角的变化,学者们发现,传统上被认为激进的60年代已经孕育着保守主义力量,而在保守的70年代自由主义也继续进展,所以这两个时期出现了更多的连续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互为鲜明的对照。(32)更有学者认为,新政及战后时代不过是美国政治传统中的一个“长期例外”,更像“历史的偏离”而不是自由主义的胜利,而新政秩序兴起之前和衰落之后的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则存在着更多的历史连续性。新政自由主义只是大萧条这场特殊危机的副产品,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改变美国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与保守主义相比,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都是相对弱势的。(33)

     四、十字路口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研究已经如此丰富,从全国性政治领袖到草根组织和动员,从种族与性别政治到保守主义兴起的经济维度,从保守主义法学运动到宗教问题和郊区研究,从保守主义的思想史、政治史到社会史,使它成为过去20年美国历史研究中最具活力的分支领域之一。布林克利也满意地表示:“保守主义现在不仅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而且也在现代历史撰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当年提出的“严肃地对待保守主义”现在已经制度化为美国政治史的指导性原则。近20年来美国史学撰述中的这一重大变化甚至开始令学者慨叹:关于保守主义的历史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吗?(34)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尽管保守主义研究已经不再是美国史学界的“孤儿”,但无疑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关注。比如战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爱国主义观念与保守主义兴起和力量的形成有何关系?退伍军人组织和大众媒体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对保守主义阵营的各组成部分如共和党的地方性组织、“最重要且影响最持久”的新保守主义者以及“工人阶级保守主义者”的研究也远远称不上充分。妇女史和性别史更被学者称为正在发展的保守主义史研究的孤儿,意指现有研究多关注反女权主义,而对“老右派”兴起中的性别问题视而不见。(35)美国史学家还需要更多地思考种族与性别政治和保守主义经济思想之间的联系,也需要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同时正如布林克利所指出的,今天“保守主义的问题”已经不是缺少研究,而主要是综合现在已经涌现的大量丰硕成果。在回顾和总结近20年来取得的成就并展望未来时,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发现,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保守主义研究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必须加以反思和纠偏才能更好地前进。(36)

     其中最为显著而普遍存在的问题也许是“矫枉过正”。为了突出保守主义力量的突然上升,史学家们不恰当地夸大了一些因素,比如过分强调保守主义在20世纪的边缘地位及其对手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从而使人们更难以理解二战前的反国家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运动之间的连续性。(37)一些学者则夸大了20世纪保守主义的成功、内部一致性和自由主义的崩溃,很可能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而事实上保守主义一直是一股不稳定的政治力量,当保守主义者从反对者变成执政者后其内部矛盾就更为明显,在整个90年代进一步由于自身的胜利和“敌人”的消失而不断激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守主义运动繁荣的年代也是它分裂的年代,并且其内部分歧在过去30年中是愈演愈烈的,只不过被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所掩盖。保守主义者在美国外交政策和经济思想上都有众多分歧,即便宗教右翼内部和一些保守主义地方共同体内部在许多问题上也存在争论。(38)

     同时许多学者也不约而同地指出,自由主义并没有死亡,它在70年代仍然存在,甚至仍在扩张而没有收缩,在八九十年代其力量之强大仍然令人惊讶。民主党在共和党占据白宫之后仍然能有效地掌控局面。而自尼克松开始,掌权的保守主义者就发现自己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不仅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已经成了新政自由主义永远的遗产,而且由于自由主义和60年代社会运动给美国制度与文化带来的巨大变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领域也没能反转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方面的自由主义化,即便在所谓的“红色州”也是如此。自由主义者在地方政府层面的胜利更令人惊讶。即便在共和党的重要领地加州,自由主义仍是其政治中的核心力量。只是保守主义者取得的一些政策成就令史学家们忽视了他们的失败。因此,战后时代发生的这些变化究竟是“保守主义的兴起”还是“自由主义的坚持”尚无定论。(39)

     保守主义研究中的“辉格主义”倾向引起了不少史学家的警惕和反思。他们反对在战后历史中刻意搜寻保守主义成功的因素,甚至将多种因素导致、同时也带来各种后果的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变迁简化为“保守主义的胜利”或者“向右转”。(40)然而由于学者与普通人一样乃是“现实的囚徒”,甚至往往更难以逃脱这样的困境,因此即便对此有所意识,也难以摆脱当下政治现实的影响。然而也恰恰是现实世界中各种力量的交锋及其导致的权力更迭与社会变迁,会给史学家带来新的视角和灵感。如果说保守主义80年代以后的不断胜利令史学家们开始正视这股力量,那么当国家政治的钟摆重新开始摆向另一端时,“右派兴起叙事”的局限性也逐渐开始显现。

     一些学者开始质疑保守主义在20世纪末的政治胜利乃是必然或可预见的观点。他们认为,所谓“保守主义的胜利”可能并不确定,也难以持久,因为其短暂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少数个人政治行为者带有偶然性的决策、他们在竞选中使用的修辞和塑造的媒体形象,而不是长期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变化趋势。(41)另一些学者指出,保守主义的胜利“完全是机会性的”,主要是由于自由主义的内部危机,而不是选民的真正转向。更重要的是,由于学者们只可能通过水门丑闻、越战、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来理解保守主义的胜利,导致他们忽视了自由主义内部的重要变化。学者们开始意识到自由主义的历史及演变对于保守主义研究和理解20世纪美国政治变迁的重要性。一些政治学家指出,正如现代保守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现状的反应,保守主义也是由它想要赶走的自由主义政策体制重塑的。(42)许多史学家也认同,这两种意识形态立场之间不仅有着一种“共生”关系,而且双方都根据同对方的关系不断地重新定义自我。这种相互影响很可能在保守主义运动于战后兴起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两个政党和两种意识形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史学家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而需要把战后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研究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是一种怎样的辩证关系而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43)

     美国史学家现在已经处于对现代保守主义的新一波历史研究的顶峰。尽管学者们大多已经认同保守主义是20世纪美国历史中一股重要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力量,应当在更宽广的视野、更宏大的背景中来讨论,但对保守主义的争论无疑还将继续。保守主义仍然是“有多少个对手,就有多少种定义”。以利奥·里布福和伦纳德·穆尔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保守主义的历史还应前推,并且其本身就值得研究,而不仅仅是作为当代保守主义的前身或是对20世纪自由主义的反应;利奥·里布福更主张,尽管学界对美国保守主义的定义仍存在分歧,但是“根据某套合理的标准可以称为保守主义的运动、观念和政策”的形成可以一直追溯到美利坚建国时代,它的历史与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历史一样悠久、一样复杂,因而多数学者讲述的美国保守主义故事就都成了“删节版”。其他学者也对目前保守主义史中一些标志性时期的划分颇有微词。(44)有的学者则反对以简单化的方式将战后保守主义的根源回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乃至更早,认为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与战后保守主义有某些共同的因素,并不能够证明它们可以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一部分,而且也不应当混淆保守主义与右派,以及战后一些仅在单一问题上持保守观点者与新右派,以免把“保守主义”一词变得过于泛化而失去了实际意义。(45)

     最近20年发生在美国史学撰述中的这一转向不可谓不重大。继“共和综论”在19世纪之前的美国历史中发掘出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另一种思想传统之后,美国史学家又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观察20世纪乃至整部美国历史的几乎各个领域。在这部新的历史中,美国的保守主义不仅与自由主义一样历史悠久,而且成为能够与之抗衡、甚至占据优势地位的强大力量;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也不再是只属于社会边缘地带、性格偏执、目光短浅的“极端主义者”,而大多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正在向上流动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这些曾经被尼克松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的选民不仅比我们曾经认为的在经济上更成功、情感上更稳定、意识形态上更理性,而且数量也更多、政治上更积极、发挥的作用更大,是“有远见、有经验、在政治上富有创造性的力量”。(46)

     这一次重大转向过程中的视角转变也不可谓不迅速。在第一个十年结束时,利奥·里布福还在提醒同行们关注,为什么从拉塞尔·柯克、小阿瑟·施莱辛格、西摩·马丁·李普塞特、C.赖特·米尔斯到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这样如此多元的思想家都曾经思考: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美国一直是一个保守主义国家?(47)而如今,史学家们的努力和围绕这个主题的讨论与反思一方面越来越清晰地展示出保守主义的发展轨迹,同时已经开始从更高的层面思考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为何当今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日益严重,同时存在着大量的中间选民?为何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教育、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等问题上有激烈的争论,两党在经济和外交事务上的立场却十分接近?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既存在“重叠的时间和空间”,同时又有它们无法涵盖的一些部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些学者如布林克利主张,虽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并非美国人政治和社会经验的全部,但这些标签,以及使用这些标签的人之间的争论仍然值得关注,因为“太多的美国人一直相信(并且继续相信)‘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意味着什么,认为这两个词界定了他们自己的(常常不一致的)信仰体系或者他们反对的信仰体系,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们没有涵盖全部历史经历就不将其作为分析的对象”。有的学者则不仅反对把保守主义作为对自由主义的反应,更提出要重新思考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二元对立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分类。(48)一些学者认为,史学家们应当开始思考,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在20世纪70、80年代是否已经出现了某些人们尚未意识到的更深层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构建右派成功的背景,但其本身并不是由保守主义运动决定的”。毕竟,同样的社会历史环境既产生了所谓保守主义的繁荣,也改变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力量基础并产生了卡特、克林顿甚至奥巴马的“新民主”。如果从这一视角观察,70、80年代就不再是保守主义上升的时期,而是“美国政治的整个框架开始产生变化的时期”,比如杰斐逊·考伊(Jefferson Cowie)所说的工人阶级观念的衰落、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新阶级政治的出现、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所说的结构主义社会观的失势,“保守主义在组织上和选举上的胜利没有解释影响整个政治光谱的这些文化和思想变迁,包括政治本身被思考的方式”。因此,今天的保守主义研究已经有了一层新的意义,即它不再仅仅是关乎保守主义自身的演变历程和它在美国政治中的活力及重要性,而是反映了20世纪美国社会中某种更宏大的结构性变迁,也要求学者们不断探索理解整部美国历史的新视角。(49)

     感谢李剑鸣教授、顾云涂教授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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