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译“民粹”的误读与滥用
2016/5/24 哲学园

     话说中译“民粹”的误读与滥用

     来源：还学文的博客西风东渐到中国已不止百年，伴随西风东渐的一直有历久弥新的挟洋自重和指鹿为马的浮躁。身边现成的例子，莫过于这些年红遍两岸三地海外华人社会的时髦外来语—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和“民粹”一词。凡举看不顺眼的大众—无民主理念仅生存焦虑、无道德自律仅自私图利、无理性思维仅愚昧反智……，必谓之“民粹”：民粹的底层、民粹的情绪、民粹的行为。

     因为是外来语，信口开河的意见领袖仿佛以为展现了学养，以讹传讹的芸芸众生感觉此提升了品味。关起门来，自以为是的想当然肆行无阻。清楚地陈述事实明白地表达意见，未必非要用洋概念不可；一定要用外来语，就要接受原文原意的规范；若欲恣意，就扯不得洋文作虎皮了。 “民粹”的妄议 中文里“民粹”几乎就是一个贬义词，说穷人天然民粹、反智反精英，说民粹鼓吹平均主义、鼓励懒汉，说民粹导向反对民主和拥护专制……俨然成为穷人恶质的标签，成为“精英”新阶级分析的工具；和他们不屑的“人民高尚”的革命思维其实并无二致，只是转换到人民低贱的立场，还契合了时下对所谓民暴、民贱观念的渲染。当权者对民众机会主义的态度不足怪，奇的是这些能够自由的知识人与当权者合了拍。

     “民粹”诸如此类的用法实为异想天开的谬误—背西文“populism”/“populist”(作形容词)原意，是随心所欲的望文生义—望中文“民粹”而生义。 “populism”可能是什么 不谈 “populism”近代源起的十九世纪美国农民运动，且看当代。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一些新保守主义者把生态、妇女和和平这些与建制对立的运动一概归为非理性、反现代和倒退，谓之populist。现实是，例如环境政治久已纳入建制而且成为国际政治的常规议题。

     欧洲大陆，“populism”不是作为对社会运动的描述，而是用作表征以民意为诉求的一类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宣传和动员大众的策略，直至机会主义与煽情的手段。作为诉求民意的运作，民粹在民主政治中，不分左右、保守和自由的党派和政治家都在用。

     “populism”描述这样或那样政治行为的某些特性，而非确指某一政治理论、主义、政策或社会阶层；“民粹”不是大众而是政治精英的一种属性、行为和标志。 民粹与民意 离开民意无以谈民粹。民粹政治以民意为号召，以直接亲近的姿态面对民众，诉诸民意，动员民众，形成共识。民主政治的社会动员与十九世纪俄国民粹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区别即在于民意的形成：后者是通过革命者的宣传教育灌输，由他们建构和代言“民意”；而前者要诉诸民意，政党和政治人物可以民粹地影响甚至操纵民意，但不能无中生有、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强奸民意。然而，虽以民意的名义，但民粹政治并不就是民意政治，民粹政治潜在的危险正在于它的民意其表与未必如此的其里之间差异。 民粹种种 直接民主： 以充分体现民意为诉求，民粹政治家鼓动民意的直接表达—如公民联署—和直接民主—如公投。那些新兴而尚未形成自己固定选民的政治力量喜欢推销直接民主以表示他们才认真在乎民意。联署、公投是否能更真实更有效地表达和实现民意，是另外一回事。“民粹”政客会肆无忌惮地迎合民众，让民众产生错觉，以为政治家鼓吹的就是自己所要的，以为自己真的在影响和左右国家大事。 作秀煽情： 作为宣传和动员，政治人物的自我表演构成民粹政治的重要组成。关于精英，民粹政治家是矛盾的：民粹政治家一方面挑战体制精英，另一方面又竭力营造自己的精英形象吸引民意。典型的民粹政客、前意大利总理媒体大亨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偷税漏税猥亵幼女无所不为，法庭上被判媒体前煽情，说能够审判他的不是司法而是人民；虽恶行昭著却掠获民意，屡次问鼎意大利总理。 民意炒作： 酒驾身亡的奥地利右翼政治家海德(Joerg Haider)，在西欧政界以民粹政客知名。他炒作社会弊病，以冲破禁忌的姿态公开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说外国人和难民那些社会保险的寄生虫坑害了正派而优秀的奥国人、败坏了奥国社会，煽动和迎合排外的民意，以超出对手13%的绝对多数当选科恩顿州(Kaernten)州长，一举成为左右奥地利政治的第三势力。眼下，美国大选中川普的精选更是典型的民粹运作。

     民粹政治，因为炒作、煽情、愚民的胎记，常为建制政治家诟病和不屑，却不妨碍建制政治家自己的民粹行为，尤其是在选举期间。民粹政治的存在要人们以足够的警觉观察和分辨，明白自己的诉求洞察民粹政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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