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价值观”测量的方法与启示
2016/5/24 哲学园
西方“民主价值观”测量的方法与启示
楚成亚
作者简介：楚成亚，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济南 250100 楚成亚(1967-)，男，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人大复印：《政治学》2016 年 02 期原发期刊：《国外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0156 期 第 121-128 页关键词：民主价值观/ 测量/ 实证研究/ 政治文化/摘要：用实证方法测量大众的民主价值观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该研究的热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国家到冷战后的转型国家，再到进入21世纪以后的“威权主义”国家；测量方法主要包括“政治宽容测量”和“对民主的一般性支持的测量”；研究类型包括对特定国家的个案研究和跨国比较研究。西方研究的启示在于，民主价值观的测量与比较必须以对民主准则的一致界定为前提，而且设问的方法直接影响测量的准确度，另外还应当更多地关注民主诉求背后的动机。从卢梭、托克维尔到科恩、罗尔斯等西方政治思想家都把公民对民主价值观(democratic values)的认同视为稳定有效的民主的前提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用实证方法测量大众的民主价值观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最初是对欧美民主国家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重点转向了对转型国家和“威权主义”国家的研究。
一、对欧美国家大众民主价值观的测量
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之后，凯恩斯主义破产，保守主义抬头。保守主义者“祭出了‘平等之危险’这个幽灵，向……民主潮流发起了攻势”，①自由主义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大众的政治价值观状况受到学术界关注，出现了对大众民主价值观进行测量的实证研究。
1.政治宽容的测量
政治宽容是民主价值观最基本的准则。科恩对此的分析具有代表性：“有裁决权的多数并非总是变动的。如果它不是变动的，或变动不够频繁，多数裁定可能逐渐妨碍普遍参与的实现。因此，如果社会中形成固定的多数，对民主来说就存在着真正的危险。”避免这种危险的最好方法是“建议的自由”和“反对的自由”，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民主所需要的言论自由。这就要求公民具有宽容精神，既要容忍离经叛道者，也要容忍异见。②所以，最初的民主价值观测量主要是围绕与政治宽容有关的论题设计的。这些论题包括：公民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把言论和结社自由这种程序性自由扩展至不受欢迎的政治群体?政治宽容或不宽容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是否存在政治宽容精神的群体性差异?政治宽容或不宽容对个人行为和制度有何影响?
最具代表性的是斯托夫(Stouffer)1954年主持的在全美国范围内进行的两项民意调查。他认为，具有民主价值观的公民最首要的品质是愿意将公民自由扩展到不受欢迎的群体身上。他据此设计的民主价值观的测量方法是询问被访者对待不同政见者的态度。问卷给出了五种选择：(1)他们应当被允许在公开场合进行演讲；(2)他们写的书应当从公共图书馆剔除出去；(3)与他们有关的商品应当被抵制；(4)他们应当被从各种工作岗位上开除；(5)他们应当被投进监狱。从选项(1)到选项(5)，政治不宽容的强度是递增的。斯托夫发现，美国公民的宽容程度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高；年长者、受教育水平较低者、农村及小城镇居民、妇女等群体更加不宽容；精英与大众的宽容水平有明显差异，政治精英比普通民众更加尊重不受欢迎的群体的公民自由，而且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造成的。③
斯托夫的研究影响广泛，但其测量方法和结论也受到了后来的研究者的质疑。例如，1972年，杰克曼(Jackman)基于对1954年美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的数据的分析，发现精英之间宽容水平的差异更大，而且这种差异与社会化经历和角色预期(role expectation)的差异无关；④1985年，麦卡琴(McCutcheon)指出，斯托夫的方法很难测量大众的“宽容”或“不宽容”是否具有一般性，因为受访者的喜好不同，受访者不喜欢的对象也许不在研究者提供的名单中，但这并不能说明被访者是宽容的；⑤1979年，沙利文(Sullivan)提出，不宽容的最好的测量指标是受访者感觉受到自己不喜欢的目标群体的威胁程度，在感受不到威胁的情况下，人们对某个群体的负面情绪几乎不可能演变为试图阻止该群体成员享有与他人相同的自由的愿望；⑥1991年，斯奈德曼(Sniderman)等基于对1977年美国社会普查(GSS)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精英与大众在政治宽容方面的差异远小于精英内部的差异。⑦
为了克服仅仅测量被访者对待指定对象的态度所存在的局限性，1982年，沙利文等人基于对他们1978年在美国境内进行的调查的数据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更具一般性的测量政治宽容的方法——“民主的一般准则量表”(general norms of democracy scale)。该方法主要是询问被访者是否同意如下六项陈述：少数人应当有争取多数人支持其观点的自由；无论一个人的政治信仰是什么，他都应当享有与别人相同的合法权利和保护；我信奉所有人的言论自由，无论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如果一个人被怀疑谋反或其他重罪，他不应当享有保释的权利；当国家处于危难时，我们也许不得不迫使人们自证有罪，即便这会威胁他的权利；任何自身行为受到质疑时钻法律空子的人都不值得同情。前三条是对支持言论自由的抽象陈述，后三条则是言论自由和程序性权利的具体应用。⑧沙利文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把抽象态度与具体态度联系起来，以证明政治宽容方面的抽象态度是可以测量的。
2.对民主的一般性支持的测量
其实，民主包括许多取向，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和宽容精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吉布森(Gibson)等将民主性公民描述为这样一种人，他或她“相信个人自由；政治上是宽容的；对政治权威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而对同胞又是信任的；服从国家但又不会放弃与国家抗争的权利；认为国家是依法受到约束的；支持基本的民主制度和程序”。⑨与这种多面向的民主概念相匹配的是对民主的一般性支持的测量。
最早对美国公民的民主价值观进行这种一般性测量的是普罗思罗(Prothro)和格里格(Grigg)。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在密歇根和佛罗里达等地对注册选民进行了抽样调查，基于这次调查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次年美国的《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上。他们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民主基本原则量表”(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scale)，该量表试图测量大众对抽象民主原则的支持程度，尤其是对“多数统治”和“少数权利”的支持程度，以及对抽象民主原则的支持多大程度上转化成在具体情景下对民主原则的支持。该量表由15个问题组成，要求被访者回答“同意”或“不同意”；前5个是对支持民主原则的抽象陈述，其中1个关于支持作为政府形式的民主，两个与支持多数统治有关，另外两个与支持少数权利有关；其余10个条目是这些抽象原则的具体应用。他们使用这一量表在密歇根和佛罗里达进行了调查，发现被访者对前5个条目即抽象民主原则的“同意”率很高，都在90%以上；而对其他10个条目的支持率则较低，大部分被访者对其中一些条目的选择甚至是“非民主”的，即便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也只是对其中4个条目的同意率超过了75%。⑩
1984年，麦克洛斯基(McClosky)与佐莱尔(Zaller)提出了一个包括44个条目的“民主价值观量表”(democratic values scale)，并从1975～1979年美国相关调查的三个数据集中抽取数据进行了分析。量表的每个条目都以自问自答的句式呈现：前半句是一个设问句，后半句是两个相互对立的回答，一个反映的是民主价值观，一个反映的是非民主价值观，被访者必须作出同意其中之一的选择，也可以选择“都不同意”或“还未决定”。他们根据被访的精英群体对这些条目的选择的一致程度，将民主价值观区分为“无争议的民主准则”(clear democratic norms)与“有争议的民主准则”(contested democratic norms)。前者主要是有关“民主”的基本价值观，如多数统治和私有财产权，75%的被访者支持这些准则；后者主要是有关“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不支持与支持的比例相差高达30个百分点。对“资本主义”支持度的差异在精英中间产生了两种意识形态：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对“民主”的支持程度高，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程度低)和19世纪自由主义(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支持程度都较高)。另外，在精英阶层中还存在少量的强保守主义者(对“民主”支持度低，对“资本主义”支持度高)与反体制者(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支持度都较低)。(11)
1989年，威尔(Weil)通过对1945～1987年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各种调查数据的分析，提出了一个“支持民主量表”(support for democracy)，试图把对民主原则本身的支持与对民主的实际效用的评价区分开来。对前者的测量包括两个问题。(1)在你看来，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以便获得最大程度的统一性好一些，还是有若干政党以便各方观点都可以自由表达好一些?(2)两个人在讨论国家应如何统治。一个人说：“我最喜欢的是，人民把最好的政治家放在政治权力的顶端，并赋予他全部统治权力。这样，他就可以与少数专家一起没有争论地、快速地作出决定。也就是说，不需要费太多口舌就可以把事情搞定。”另外一个人说：“我更喜欢的是，必须是许多人决定一个国家的事情。他们确实是在作出决定之前要讨论来讨论去，但这样可以避免权力被滥用。”这两种意见哪一种更接近你的意见，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对后者进行测量的题目是：如果想一想我们面临的诸多困难——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原材料、食品和能源安全问题，你认为议会里有多个政党的民主体制能解决这些难题吗?或者将来我们需要一个只有一个政党的强大政府来处理这些难题?威尔发现，经济成就欠佳虽然会影响人们对民主有效性的信心，但不会动摇人们对民主原则本身的支持；而如果简化有效回应政治反对派的政治结构，不仅民主有效性的信心会受到打击，人们对民主原则本身的支持也会减少。(12)
二、对转型国家大众民主价值观的测量
20世纪80～9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催生了很多新的民主国家。然而，按照西方社会的标准，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水平千差万别，不尽如人意。很多新转型的国家虽然建立了民主制度，实行了民主选举，但缺乏实际上的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其民主不是“有效民主”(effective democracy)而是“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低强度民主”(low intensity democracy)或“不完全民主”(defective democracy)。(13)因此，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发展的前景引起了欧美政治学界的关注——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公民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以及在民选政府出现若干年以后是否已经形成了巩固民主结构所需要的民主价值观?与之相关的论题包括：与欧美国家相比，新兴民主国家中公民的态度究竟有多“民主”?民主价值观是如何在威权体制下出现的?对民主的支持与对资本主义的支持之间是什么关系?对民主的支持态度已经在新兴民主国家扎根，还是依赖于短期的经济—政治条件?
在对转型国家的个案研究中，吉布森等人的测量方法较有代表性。他们于1990年2～3月在莫斯科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为测量苏联民众的民主价值观设计了一个“多向度民主价值观量表”(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democratic values)。该量表包括“政治宽容”、“自由的价值”、“民主准则”、“政治权利意识”、“政治异见”、“独立媒体”和“选举竞争”七个子量表。“自由的价值”量表包括四个问题，要求被访者在维持社会秩序的愿望与政治参与之间作出“两难”权衡；“政治异见”量表的四个问题是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借用的；“民主准则”量表也包括四个问题，都是有关公民自由与权利的；“独立媒体”量表有三个问题；“竞争性选举”量表有六个问题，包括对差额选举的态度以及对竞争性选举的利弊的评价等；“权利意识”量表则询问被访者11种不同的特定权利是否应当受到国家的保护；“政治宽容”量表是从沙利文的“政治宽容内容控制量表”(content-Controlled measure of political tolerance)中借用的。他们发现，在苏东地区，政治转型的初期很快就出现了对民主价值的广泛支持，尤其是在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男性以及年轻人中。受教育程度高的被访者之所以更支持民主价值，与获取民主相关信息有关；如果控制了这一中间变量，教育将不能影响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另外，他们还发现，至少在短期内，被访者对经济表现的评价对其民主价值观的影响较小。(14)吉布森在两年后的另一项有关俄罗斯大众民主价值观的个案研究中，验证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m values)与民主价值观的相关性。(15)
当然，更多的研究是对处于民主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比较研究，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比较，才能发现转型过程中民主结构与民主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这种比较研究需要采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量数据，是一项浩大的工程。20世纪90年代，较大规模的区域性调查相继启动，包括拉美晴雨表、非洲晴雨表和新欧洲晴雨表等；英格尔哈特(Inglehart)等人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也开始在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展开。这些大规模调查尤其是世界价值观调查，为民主价值观测量的跨国比较提供了必要的数据。
世界价值观调查从1981年开始启动，至今已经进行了六轮(1981～1984、1990～1994、1995～1998、1999～2004、2005～2009、2010～2014)。(16)该调查有两大类内容是与民主价值观直接相关的：一类是可以直接用来测量民主价值观的变量，包括民主认知(询问被访者什么是民主的基本准则)、民主情感(询问被访者民主政体是好是坏)和民主评价(询问被访者民主对于其个人和所在的社会有多重要)，三项得分加权就可以计算出被访者的民主价值观水平；另一类内容是关于社会发展目标(选项包括：维持社会秩序、在重要的政府决策方面给予人民更多发言权、控制物价、保护言论自由)和儿童个性发展目标(选项包括：品行端正、独立性、勤奋、责任心、想象力、尊重他人、节俭、有信仰、不自私、听话)的，通过对不同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性的选择(“第一重要”和“第二重要”)可以计算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指数，通过对儿童个性发展目标的选择可以计算出“自主性”指数，通过这两项指数的加权可以计算出“自我表现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指数。按照英格尔哈特等人的人类发展理论，自由民主的基础是“自我表现价值观”，随着后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每个社会都会按相同的模式强化自我表现价值观，并最终实现自由民主。当多于30%的公众强调自我表现价值观的时候，形式民主(选举民主)就会出现；至少45%的公众强调自我表现价值观的时候，真正有效的民主(自由民主)就会出现。(17)戴蒙德(Diamond)认为，民主得以巩固所需要的政治文化方面的条件是，持续相信民主比其他政府形式好的大众占70%以上，同时，支持威权主义政府的大众不超过15%。(18)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库发布之后，出现了大量基于这一数据库的跨国比较研究。
按照传统的政治文化理论，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取向将随着时间而日益稳固。照此推论，新转型国家的公民不会有较高的民主价值观支持率。但是，大量调查研究表明，在民主转型的早期或者转型后的很短时间内，被访者对民主价值观就有了很高的“总体”支持率。不过，这些国家的被访者主要支持的是“抽象的民主原则”，如竞争性选举、多党制、个人捍卫自由的权利等；对那些设定了具体情景特别是设置了需要付出某种代价的情景的民主价值观的支持率并不高。而且，这些国家公民的民主取向较多地依赖可观的经济和政治表现，也就是说民主价值观与经济表现相关。(19)这似乎意味着这些转型国家公民的民主价值观虽然广泛存在，但并不牢固。
三、对中国大众民主价值观的测量
中国常常被西方学术界贴上“威权主义”的标签，(20)即便是当下中国一些地方扩大政治民主的尝试，也被定性为“协商式威权主义”而非“协商式民主”。(21)然而，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往往得出较为“乐观”的判断。
英格尔哈特等人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不支持关于民主不适合中国的理论，中国人实际上有一种朝向民主的秉性。(22)2008年，陈(Chan)使用2001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对中国与美国的自主性指数、对待威权的态度、政治重要性等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中国人的威权主义态度不比美国人多，民主取向不比美国人少。(23)
世界价值观调查受到的诟病之一，在于其变量设计忽视了被访者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因此，有一些研究东亚和中国的西方学者致力于设计和开展专门针对儒家文明圈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黎安友(Andrew Nathan)与史天健(Tianjian Shi)在中国大陆进行了问卷调查，其量表主要围绕对政治重要性的认识、参与功效感和政治宽容三个方面展开。对政治重要性的认识被认为可以激发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及参与政治过程的愿望。在测量公民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影响的认识的时候，黎安友和史天健借用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中的问题：你认为中央政府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多大影响?是有很大影响、有一些影响还是没有影响?你认为地方政府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多大影响?是有很大影响、有一些影响还是没有影响?结果显示，大约72%的中国人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影响”，这一比例远高于阿尔蒙德和维巴所研究的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10%)、英国(23%)、德国(18%)和意大利(22%)。参与功效感被认为是影响人们参与政治的强有力因素，无论人们实际上能否影响政治，他们关于自己能否这样做的信念可以引导其政治行为。功效感包括内在功效感(internal efficacy)和外在功效感(external efficacy)，前者是指理解政治事务的能力，后者指的是对政府的回应性的信心。黎安友和史天健的研究表明：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内在功效感较低，而外在功效感较高。而且，中国存在一种独特的“地位翻转”(status reversal)现象——学历最高的群体外在功效感最低，这与受教育水平与功效感正相关的一般规律相背离。
在中国这样的“威权主义”国家进行访谈，会遇到很多“不知道”这样的无应答选择。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被访者对问题有认知困难，确实不知道如何回答；二是故意回避敏感话题。史天健通过分析受教育程度、“对政治感兴趣”、“不敢批评政府”与“不知道”的相关性，发现中国的被访者的无应答不是为了故意回避敏感话题，而是真的不知道。(24)
2000年，台湾大学牵头的东亚晴雨表(EAB)项目正式启动，并于2001～2003年进行了第一轮调查。东亚晴雨表对民主价值观的测量采取了更为复杂的方法：先把对民主的态度与对非民主政体的态度分成两组，再把对“民主”本身的态度细分为民主可欲性(希望自己的社会变得多民主)、民主适用性(民主适合于自己所在社会的程度)、民主实用性(是否相信民主能够解决自己所在社会的难题)、民主偏好程度(测量方法是要求被访者在三个陈述中作出选择：“民主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其他政府形式好”“在特定条件下‘威权主义’政府比民主政府好”“民主不民主对于我这样的老百姓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和民主优先性(测量方法是询问被访者“如果你不得不在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作出选择，在你看来哪个更重要?”)五个条目。对非民主政体的态度进一步细分成对“军人统治”的态度和对“专家统治”的态度。民主的“最强烈支持者”的定义是反对所有的非民主政体选项并至少同意四个“民主”方面的选项；民主的“强烈反对者”的定义是同意至少两个“非民主”选项并拥护最多两个“民主”选项。东亚晴雨表在中国进行的第一轮调查的数据显示，民主的“最强烈支持者”、“强烈支持者”、“温和支持者”、“持一定怀疑态度的支持者”、“弱反对者”、“强反对者”和“混合”的比例分别为15.89%、21.05%、20.41%、17.14%、10.07%、11.45%和3.99%。也就是说，支持(包括“最强烈支持者”、“强烈支持者”和“温和支持者”)民主的中国大众约为57.3%。(25)
四、启示与讨论
1.大众的民主价值观是政治民主的文化条件。如阿尔蒙德所言，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26)科恩也指出，在民主的所有条件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虽然“并不需要社会每个成员都表现出这种气质上的特征，也不需要社会任何一部分成员，时时表现出这种特性。但民主确实要求较大百分比的参与者在较大百分比的时间内表现出此种特征”。(27)但是，走向民主的民主价值观与保持民主的民主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对“老牌”民主国家进行的测量与对转型国家进行的测量自然应有不同的侧重点。
2.对民主价值观进行测量与比较，要求研究者对“民主”的准则有基本一致的界定。也就是说，既然测量的是民主价值观，其变量设计就应当以民主的规范含义或理想模型为依据，而不应以本国特色的“民主”概念为依据，否则，就失去了测量与比较的意义。当然，变量的具体问题需要充分考虑各国国情，避免出现对于被访者来说过于敏感或难以理解的条目。
3.设计的变量越具体，越能准确地反映被访者的真实想法。在对民主价值观进行测量时，询问被访者是否同意“民主”所得到的数据、询问被访者是否同意“民主”的某些具体准则所得到的数据与询问被访者在特定的情景下是否同意“民主”的某些具体准则所得到的数据会有明显差别。其原因在于，在表达对“民主”这个抽象概念的态度时，呈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往往只是“民主”的红利；而当设置了具体情境时，人们不得不对选择“民主”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进行计算。
4.已有的测量方法没有充分考虑民主诉求动机的重要性。实际上，人们对民主的诉求可能是基于对民主准则本身的信仰，也可能仅仅是把民主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28)如果人们仅仅是把“民主”作为获取物质利益或泄愤的工具，那么这种民主价值观可能非常脆弱。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持久保持自由”。(29)只有把自由本身作为目的的民主价值观才是稳固的。
注释：①[美]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页。②[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7、127、187页。③S.A.Stouffer,Communism,Conformity,and Civil Liberties,N.Y.:Doubleday,1955,pp.89～155.④R.W.Jackman,Political Elites,Mass Publics,and Support for Democratic Principles,Journal of Politics,Vol.34,No.3,1972,pp.753～773.⑤A.L.McCutcheon,A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Tolerance for Nonconformity in the American Public,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49,No.4,1985,pp.478～488.⑥J.L.Sullivan,J.E.Piereson & G.E.Marcus,An Alterna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Political Tolerance:Illusory Increases,1950s～1970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3,1979,pp.781～794.⑦P.M.Sniderman,J.F.Fletcher,P.H.Russell,P.E.Tetlock & B.Gaines,The Fallacy of Democratic Elitism:Elite Competition and Commitment to Civil Libertie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1,No.3,1991,pp.349～370.⑧J.L.Sullivan,J.E.Piereson & G.E.Marcus,Political Tolerance and American 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⑨J.L Gibson,R.Duch & K.Tedin,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Journal of Politics,Vol.54,No.2,1992,pp.329～371.⑩J.W.Prothro & C.M.Grigg,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emocracy:Bases of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Journal of Politics,Vol.22,1960,pp.276～294.(11)H.McClosky & J.Zaller,The American Ethos: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12)F.D.Weil,The Sources and Structure of Legitim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A Consolidated Model Tested with Time-series Data in Six Countries since World War II,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4,1989,pp.682～706.(13)K.A.Bollen & Pamela Paxton,Subjective Measures of Liberal Democracy,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3,2000,pp.58～86.(14)J.L.Gibson,R.Duch & K.Tedin,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1992; J.L.Gibson & M.D.Raymond,Emerging Democratic Values in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in Arthur H.Miller,William M.Reisinger & VickiL.Hesli(eds.),Public Opinion and Regime Change:the New Politics of Post-Soviet Societies,Colo.:Westview Press,1993,p.71.(15)J.L.Gibson & M.D.Raymond,Post-materialism and the Emerging Soviet Democracy,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47,1994,pp.5～39.(16)世界价值观调查官网，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17)R.Inglehart & C.Welzel,Modernization,Cultural Change,and Democracy,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34.(18)L.Diamond,Developing Democracy:Toward Consolid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69.(19)H.D.Klingemann & R.Hofferbert,Germany:A New “Wall” in the Mind? Journal of Democracy,Vol.5,1994,pp.30～44; F.D.Weil,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Attitude in Eastern and Western German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F.D.Well(ed.),Research on Democracy and Society: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CT:JA IPress,1993,pp.195～225; M.Seligson & J.Booth,Political Culture and Regime Type:Evidence from Nicaragua and Costa Rica,Journal of Politics,Vol.55,1993,pp.777～792.(20)L.W.Pye,The Authority Crisis in Chinese Poli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马里兰大学主持的政体IV项目的分析报告，见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chn2.htm。(21)J.Fewsmith,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142～170.(22)R.Inglehart & W.Baker,Modernization,Cultural Change,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5,No.1,February 2000.(23)Steve Chan,Chines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Comparative Context:Cautionary Remarks on Cultural Attributions,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13,No.3,2008.(24)Tianjian Shi,Survey Research in China,in Michael X.Delli Carpini,Huddy Leonie & Robert Y.Shapiro(eds),Research in Micro politics,CN:JAL.Press,1996,pp.213～250.(25)Yun-han Chu,Larry Diamand,Andrew J,Nathan & Doh Chull Shin(eds.),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pp.232～235.(26)[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徐湘林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443页。(27)[美]科恩：《论民主》，2005年，第17页。(28)D.A.Rustow,Transitions to Democracy:Toward a Dynamic Model,Comparative Politics,Vol.2,No.3,1970,pp.337～363.(29)[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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