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初探
2016/5/25 哲学园

     近代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初探

     张乃和

     作者简介：张乃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人大复印：《世界史》2016 年 02 期原发期刊：《世界历史》2015 年第 20155 期 第 131-137 页关键词：近代英国/ 集体编纂/ 普遍史/ 世界史/摘要：1736年至1766年在伦敦陆续出版的《普遍史》是近代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该书初版分为古代和现代两大部分，分别有22卷和44卷，共计66卷。民族国家化、世俗化以及全球视野是该书的三大基本特征。该书不仅当时即在欧洲引起了较大反响，被称为《英吉利普遍史》，而且还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剑桥三史”最初的书名也是《普遍史》，而且在发起提议、规划设计、编纂出版等环节，均与该书相近。最近有学者指出了向普遍史回归的史学发展趋势，因此该书仍值得我们关注。在近代英国史学史上，集体编纂的世界史以“剑桥三史”为典型。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剑桥三史”并非首创。1736年至1766年在伦敦陆续出版的《普遍史：从最早到现在》②，才是近代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在该书出版之前，虽曾出版过英国人编写的世界史著作，也出版过有关的译著，但它们均由一人独立撰写。③在该书古代部分最后一卷的“献词”与现代部分最后一卷的“前言”中，编纂者也均曾明确指出，这种集体编纂世界史的工作“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国家尝试过”，“在已经出版的任何国家和语言的类似图书中，该书是最为完备的一部”。④英国历史学家古奇也曾明确指出：在18世纪“一群不出名的英国作者编写了第一部无所不包的普遍史”⑤。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该书为近代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

     关于近代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我国学者关注较少。目前就笔者所见，只有吴于廑先生谈到过。⑥国外有关该问题的探讨，以吉多·阿巴提斯塔的论文为代表。此后，有关的专题研究也不多。⑦这与人们较多地关注“剑桥三史”形成了鲜明对照。事实上，“剑桥三史”与近代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之间有很多相近之处。它们均是由出版商和图书商提议发起、组织编纂队伍的，二者均采取了商业性的出版发行运作方式，甚至二者的名称在发起提议时同样都被称为“普遍史”⑧(Universal History)。因此，深入探讨近代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新旧“剑桥三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近代英国世界史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

     一、成书过程及版本问题

     近代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最初是由伦敦的出版商和图书商发起的。早在1725年左右，伦敦就有书商开始着手这一工作。⑨1729年，伦敦出版商人托马斯·朗曼(Thomas Longman，1699-1755年)与另外8位同行开始共同推动该书的编纂和出版。⑩一位伦敦的图书商人克罗凯特(James Crokatt)负责该书的规划设计。(11)据记载，1729年10月6日，伦敦的出版商和图书商公布了他们计划出版发行普遍史的提议。(12)随后不久他们就邀请了多位编纂者，组织起了集体编纂队伍。

     但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具体编纂任务分工一直不断调整。此外，编纂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由于编纂如此大型图书的经验不足，编纂者之间在编纂的内容、观点和进度等方面缺乏协调和沟通，致使内容重复、观点矛盾，进度也不一致。这不但在编纂者之间造成了矛盾和分歧，还在编纂者与印刷商和图书商之间产生了不睦，参与该书的各方几乎都是苦不堪言。(13)针对这种混乱无序的状况，塞尔马纳扎尔“审慎、准确、建设性地减少了混乱，确立了秩序”，保证了古代部分编纂任务的完成，并为下一步顺利展开现代部分的编纂工作奠定了基础。(14)可见，塞尔马纳扎尔很可能是接替了最初主持编纂工作的萨尔，(15)担任了该书的总主编，或者确切地说，他起到了总主编的作用。至于该书现代部分的编纂队伍，正如1759年出版的现代部分第1卷的书名所提示的那样，该部分“由古代部分的作者”编纂，并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增加了一些编纂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版时该书的古代部分为《普遍史：从最早到现在》，现代部分则为《普遍史的现代部分：从最早以来》(The Modern Part of an Universal History：From the Earliest)。为了方便，该书的编纂者后来就把古代部分简称为《古代普遍史》(Ancient Universal History，缩写为AUH)，把现代部分简称为《现代普遍史》(Modern Universal History，缩写为MUH)。整部书则从补编开始就已经被简称为《英吉利普遍史》(The English Universal History，缩写为EUH)，在欧洲大陆，该书也是以此而知名的。(16)在以下行文中，笔者也将遵从当时人的简称。

     从1736年至1760年，古代部分总计22卷得以出版。其间，1747年开始修订再版。从1759年开始，现代部分陆续出版，直至1766年完成现代部分共44卷。这样，古代部分与现代部分加起来总卷数为66卷。1787年，全书再版时改为60卷。(17)可见，该书从总体上看有三个版本，即1736年版、1747年版和1787年版。

     由于这部《英吉利普遍史》出版不久就被盗版，造成坊间流行的版本较多，各地图书馆有关的收藏也显得甚为复杂而混乱。目前，我们在“18世纪藏书在线”(ECCO)数据库中能够看到的版本主要有以下几种：都柏林1744年出版的七卷本《普遍史》，都柏林1745年出版的《古代普遍史》20卷，伦敦1750年出版的《七卷对开本普遍史补遗》一部，伦敦1760年出版的《普遍史补编》2卷，以及伦敦1759年至1766年出版的《现代普遍史》44卷。国外有学者在探讨有关《英吉利普遍史》的问题时，主要参考的版本就是都柏林1745年版的《古代普遍史》20卷和伦敦1759年至1766年版的《现代普遍史》44卷。(18)当然，这也是笔者参考的版本。

     二、价值取向及研究方法

     在这里，我们探讨其价值取向，主要是关注其历史观问题，其中的核心是历史的主体问题。也就是说，在他们编纂的这部书中，历史活动的主角是谁。这就限定了历史研究的单位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当时的《英吉利普遍史》(EUH)编纂者是否存在欧洲中心论倾向的萌芽或类似的偏见？从各部分内容所占篇幅多少来看，有人就《现代普遍史》(MUH)做过统计发现，欧洲诸国及其海外征服地区占据50%以上的篇幅，东方占据了23%左右，非洲史则占13%，美洲史只有10%，而南半球所占篇幅仅为100页左右。(19)从篇幅多少可以看出当时编纂者着墨的轻重、详略和取舍，欧洲诸国显然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不过，篇幅大小本身并不能完全说明其取向问题。

     其次，我们看《古代普遍史》(AUH)第1卷“致马尔波罗公爵阁下”的献词。该书受到了马尔波罗公爵的资助，并作为献给他的礼物而出版。献词说，该马尔波罗公爵是那位最伟大的英雄马尔波罗公爵的外孙，又是桑德兰伯爵之子。(20)这里的马尔波罗公爵应该是查尔斯·斯宾塞(Charles Spencer，1706-1758年)。(21)在当时只有他才同时拥有马尔波罗公爵和桑德兰伯爵这两个贵族称号。他于1734年加入“自由俱乐部”，反对沃波尔，还曾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1758年死于前往欧洲大陆战场的途中。斯宾塞属于托利党一员，拥护立宪君主制。然而，他的父亲桑德兰伯爵查尔斯·斯宾塞(22)(Charles Spencer，1674-1722年)则是一位坚定而热忱的辉格党人，在议会中力倡共和，多次拒绝勋爵头衔，并发誓只让人直呼其名。至于那位最伟大的英雄马尔波罗公爵，就是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1650-1722年)。(23)丘吉尔在光荣革命中支持奥兰治的威廉，还在九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702年他受封为公爵。在《古代普遍史》第1卷的献词中，这位丘吉尔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雄”，应当说这是名副其实的。(24)20世纪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是这位第一代马尔波罗公爵的后裔。

     在这里，我们详细考证和解读《古代普遍史》的献词，是为了窥视该书的价值取向。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它至少不是公开的辉格倾向。然而，即使有托利倾向，也已经完全不同于光荣革命之前，转而以民族国家为重，支持英国国内变革和海外扩张。因此，该书献给马尔波罗公爵，也就意味着献给了正在崛起的英帝国。显然，它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

     除了献词以外，我们不应忽略《古代普遍史》的前言。该前言说，“包括所有时间和国家而不是局限于特定时间地点范围内”的历史，“是最有教益、最有用，也是最有趣味的”，“我们的目的就是写一部人类全史，从最早到现在”。(25)《古代普遍史》全书的历史分期则与《圣经》一致，即从创世到大洪水，从诺亚子孙移民和第一个王国到埃及、以色列等世界各王国的纷纷建立。此后，遵循《圣经》中所提出的“帝国更替论”，直到查理曼的罗马帝国复兴。可见，从全书的目的以及历史分期来看，我们看到了类似罗马帝国中心论的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与《圣经》有关，反映了中世纪传统宗教史观的影响，而且与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古典文化的热衷和推崇有关。

     最后，我们看《现代普遍史》的前言。该前言明确宣布，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是：“通过使读者们熟悉历代王公或因辉煌伟业而彪炳千秋，或因一败涂地而永远蒙羞，从而描绘出人性。”(26)但他们也坦言，《现代普遍史》要尽可能详细地交代欧洲诸国的历史，并首次把美洲作为不列颠帝国的组成部分而纳入该书。全书最后的落脚点也是大英帝国。在美洲部分，也就是全书的结尾，编纂者指出：“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海岸，在我们美洲种植园的海岸，任何国家都不能试图剥夺我们在这些地区捕鱼的自然权利”，“不列颠的海洋主权是不列颠王冠上最璀璨的珍珠，这已是为人们所承认的事实”。(27)可见，《现代普遍史》的国家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倾向是相当明显的；对欧洲诸国的重视，也孕育了欧洲中心论的胚芽。因此，有学者认为该书是“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史的占位符，也是欧洲主导地位的辩护者”(28)。吴于廑先生早就明确指出：“在一些编纂家看来，世界史就是各国历史的总和”，该书“是这个认识的最明显的表现”。(29)因此，该书是近代英国史学史上较早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史。

     总之，该书把民族国家视为世界历史活动的主角，重点关注现实的国家权益，落脚点也在此。这反映在17世纪末兴起的“古今之争”(30)问题上，该书也是态度鲜明的。从《古代普遍史》和《英吉利普遍史》各自所占篇幅来看，前者22卷，后者44卷，可以说是厚今薄古。《英吉利普遍史》的编纂者们在古今之争的潮流中尽管开始试图有所平衡，最初该书的名称是《普遍史：从最早到现在》，后来才在前面分别加了“古代”和“现代”，分成了两大部分，但在“古今之争”中他们最终还是倾向后者的。这也就是说，现实的国家权益更为重要。

     为了服务于其把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和描述中心的价值取向，《英吉利普遍史》采用了相应的民族志或人种志(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在运用这种方法时，编纂者的思路虽然与《圣经》中诺亚子孙移民世界各地的思路一脉相承，但这时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在运用史料时已不再是基于宗教典籍，而是基于实际考察所获得的资料。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以及欧洲向世界各地的侵略扩张，大量游记、日志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资料，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英吉利普遍史》就是采用这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大航海时代以来积累的资料首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汇总和利用。这不仅突破了中世纪传统的年代纪或编年史的方法，而且还明确了研究和描述世界历史的主体即民族国家的研究方法。比较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学术地位及历史影响

     该书出版不久，在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先后被翻译出版。(31)这不仅激发了欧洲人对世界史的兴趣，而且还引起了学术争论，推动了世界史研究的兴起。由于《英吉利普遍史》卷帙浩繁，不但阅读起来不便，而且价格昂贵，普通人难以承受。因此，英国随后出现了许多篇幅较小的缩写本、改写本以及新编本。(32)这样，英国印刷出版世界史、购买和阅读世界史的热潮也随之而起。与此同时，知识界对世界史的学术兴趣也在日益增长。当时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鲍姆加登编著的《英吉利普遍史》补编2卷，是把《英吉利普遍史》引向严肃的学术讨论的重要标志。(33)其后有人批评《英吉利普遍史》“不仅没有充分地坚持学术标准，更重要的是缺乏历史发展的整体观念”，“只不过是资料的堆积，并没有提供系统的思想”。(34)因而，批评者认为，该书不应被视为启蒙运动的成果。然而，即使《英吉利普遍史》学术性和思想性比较薄弱，当时人们围绕《英吉利普遍史》的争论却推动了对世界史的研究，为编纂和出版具有学术性和思想性的世界史铺平了道路。这正是后来出版商在准备出版《剑桥近代史》时，决定要“出版一部原创性著作，而不是编纂”(35)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英吉利普遍史》开创了近代英国集体编纂世界史的先河，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英吉利普遍史》的世俗化倾向为科学的世界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有学者曾指出：“从今天的历史科学立场来看，18世纪的‘世界史’首先值得人们留意”，其中“普遍史观的世俗化，这是出发点。”(36)《英吉利普遍史》尽管仍受到传统宗教史观的影响，但已开始走向世俗化。《古代普遍史》的第1卷“前言”明确指出，在甄别史料真伪时，“谁能保证那些神职人员不通过迷信说法塞进去一些虚构成分呢？这些神职人员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最早的年代纪家。这些神职人员对他们的神的狂热崇拜，以及他们对这方面的兴趣，皆通过伪造神话来欺骗大众”(37)。“宗教场所的公共记录中不是没有神迹和奇迹的记载”，“它们均应由特定的标准检验出来”。(38)这就在史料学上动摇了宗教性文献记录的权威性，从而走向了世俗史化。

     不仅如此，《英吉利普遍史》还在编纂原则上表现出了明确的世俗化倾向。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古代普遍史》第20卷“前言”中。“当我们最初着手这部大书时，我们就决心坚持以下原则：尽可能避免一切宗教争端，把一切分歧留给宗教作家。但偶尔在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几乎跨过了这一门槛(这就是说，世界的创生部分)。”(39)这表明，除了在世界起源问题上尚存在局限之外，《英吉利普遍史》的编纂者均已开始走向世俗化。在现代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诞生之前，这种局限是难以避免的，他们对此局限的认识也是比较清醒的。

     《英吉利普遍史》的编纂和出版，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这一现象也值得注意。从1725年到1787年，《英吉利普遍史》的提议、编纂和出版几乎贯穿了整个18世纪。这个世纪也正是英帝国崛起的重要时期。英国不仅从17世纪末以来就不断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成为反法同盟的主力军，而且在海外殖民地争夺中也日益咄咄逼人。特别是在1763年结束的七年战争中，英国不仅打败了法国，确立了欧洲强国地位，而且还巩固和扩大了海外殖民地，跃升为强大的世界殖民帝国。《英吉利普遍史》的编纂和出版，不仅是英国世界意识增长的表现，而且是英国人进行世界历史知识“扩张”的重要一步，是英国从知识话语层面确立其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的标志性事件。就像《英吉利普遍史》现代部分最后一卷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该书“是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囊括如此众多国家的通史，这些国家现已成为不列颠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40)。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部世界史就是英帝国的崛起史。英帝国在其崛起的过程中，超出了其民族国家的边界，走向了现代世界殖民帝国。其世界史话语的形成也与此相伴生。

     因此，《英吉利普遍史》的视野并不完全囿于民族国家，它的编纂者们实际上已初具全球眼光，并且意识到了建立全球性联系的前景。在《现代普遍史》的第43卷导论部分，编纂者们初步描绘了地球的完整轮廓。他们认为，地球由连接两极的新旧两块大陆组成，并由两片大海分开。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大洋洲的存在，但他们相信运用新的科技知识就能够发现南方未知的陆地，从而发现整个地球。“如今天文学与航海如此日趋完善，我们有理由期待将来有一天会获得整个地球表面的准确知识。”(42)可以说，在发现地球的同时，他们也发现了地球的历史，发现了世界史。

     然而，此后直到19世纪末英国未再出现集体编纂的世界史。19世纪虽然被誉为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世纪，但英国也未出现集体编纂的世界史，欧洲其他国家也未编纂过那样大型的世界史。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史学的主流转向了民族主义史学。被誉为西方现代史学之父的兰克，则试图把民族史与世界史调和起来。(43)“民族史，他解释到，只是研究世界史的一种途径。当民族史以从中发现神圣精神(divine spirit)的眼光得以研究时，兰克说，那就‘走向了复杂的世界史；尽管那是另外的维度，却是同样的本质、同样的世界’。”(44)兰克试图在本质上把民族史与世界史统一起来，但在实际上他始终未能独立撰写出一部完整的世界史，也未曾主持编纂过一部这样的世界史。其后，“剑桥三史”相继得以编纂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英吉利普遍史》所承载的普遍史传统至今在西方并未消亡。最近甚至有学者指出了“向普遍史的回归”趋势：“在今后的50年里，我们将看到向古代‘普遍史’传统的回归，但这将是普遍史的新形式。在实际内容上，它是全球性的；在精神和方法上，它是科学的。直到19世纪末，一些普遍史看起来都是最具这种历史编纂学传统的体现。随后当史学家们对宏大叙事不再抱有幻想，转而沉溺于以文献为基础的细节研究时，普遍史便消失了。然而，如今有多种迹象表明了向普遍史的回归。”(45)在这里，恕不详谈西方世界史理论的宏大叙事问题，国内已有学者就此展开过深入的专题研究。(46)仅就世界史的编纂而言，近代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仍值得我们关注。

     ①刘景华：《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②这里所说的“普遍史”是世界史的一种。参见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马尼·休斯-沃灵顿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史研究的进展》(Marnie Hughes-Warrington,ed.,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ies)，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0页。③吉多·阿巴提斯塔：《帕特诺斯特街的生意：走向〈普遍史〉的出版史(1736-1765年)》(Guido Abbattista,“The Business of Paternoster Row:Towards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Universal History,1736-1765”)，《出版史》(Publishing History)1985年第17期，第9页。④《普遍史：从最早到现在》(An Universal History: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 to the Present)第20卷，“献词”，都柏林1745年版(注：原书无出版社)；《普遍史现代部分：从最早以来》(The Modern Part of Universal History: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ime)第44卷，伦敦1766年版(注：原书无出版社)，“前言”，第3页。⑤G.P.古奇：《19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朗曼格林出版公司1913年版，第7页。⑥《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⑦参见吉多·阿巴提斯塔《帕特诺斯特街的生意：走向〈普遍史〉的出版史(1736-1765年)》；塔玛拉·格里格斯《从反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普遍史》(Tamara Griggs,Universal History from Counter-reformation to Enlightenment)，《现代思想史》(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第2卷，2007年第4期，第219—247页。⑧A.W.沃德、G.W.普洛特罗、S.利斯编著：《剑桥近代史：缘起、作者及创作过程记录》(A.W.Ward,G.W.Prothero,Stanley.Leathes,eds,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An Account of Its Origin,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1907年版，第6—7页。⑨吉多·阿巴提斯塔：《帕特诺斯特街的生意：走向〈普遍史〉的出版史(1736-1765年)》，第8—9页。⑩麦尔温·纽：《朗曼及其图书的长时段史1724-1990年：出版业中的寿星(评论)》[Melvyn New,A Long History of Longmans and Their Books 1724-1990:Longevity in Publishing(Review)]，《18世纪英国文学评论》(The Scriblerian and the Kit-Cats)第44卷，2011年第1期，第86—87页。(11)西德尼·李编：《英国国民传记辞典》(Sidney Lee,ed.,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第34卷，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893年版，第122页；C.H.提姆波利：《文学与印刷术趣闻百科》(C.H.Timperley,Encyclopaedia of Literary and Typographical Anecdote)，亨利·G.伯恩印刷出版商1842年版，第667页。(12)西尔瓦努斯·乌尔班：《绅士杂志》(Sylvanus Urban,The Gentleman's Magazine)第54卷第2编，伦敦1784年版(注：原杂志无出版社)，第891页。(13)《普遍史》(An Universal History)，《每月评论》(The Monthly Review)第77卷，伦敦1787年版(注：原杂志无出版社)，第32页。(14)《乔治·塞尔马纳扎尔回忆录》(Memoirs of George Psalmanazar)，《每月评论》第31卷，伦敦1764年版(注：原杂志无出版社)，第453页。(15)亚瑟·墨菲：《论法学博士萨缪尔·约翰森的生平与成就》(Arthur Murphy,An Essay on the Life and Genius of Samuel Johnson,LL.D.)，《萨缪尔·约翰森文集》(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LL.D.)第1卷，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855年版，第23页；西尔瓦努斯·乌尔班：《绅士杂志》第54卷第2编，第891—892页。(16)参见鲍姆加登《英吉利普遍史补编》(Baurmgarten,A Supplement to the English Universal History：Lately Published in London)第1—2卷，伦敦1760年版(注：原书无出版社)；塔玛拉·格里格斯：《从反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普遍史》，第229页。(17)参见C.H.提姆波利《文学与印刷术趣闻百科》，第667页；《普遍史》，《每月评论》第77卷，第31页；《普遍史现代部分》(The Modern Part of Universal History)，《每月评论》第77卷，第103页；亨利·科尔文：《新旧书商的历史》(Henry Curwen,A History of Bookseller：Old and New)，查托与温杜思出版社1873年版，第69页；吉多·阿巴提斯塔：《帕特诺斯特街的生意：走向〈普遍史〉的出版史(1736-1765年)》，第40页。(18)塔玛拉·格里格斯：《从反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普遍史》，第229页。(19)吉多·阿巴提斯塔：《帕特诺斯特街的生意：走向〈普遍史〉的出版史(1736-1765年)》，第19页。(20)《普遍史：从最早到现在》第1卷，“致马尔波罗公爵阁下”，第3—4页。(21)西德尼·李编：《英国国民传记辞典》第53卷，第349—352页。(22)西德尼·李编：《英国国民传记辞典》第53卷，第343—349页。(23)西德尼·李编：《英国国民传记辞典》第10卷，第315—341页。(24)H.T.迪金森编：《18世纪英国指南》(H.T.Dickinson,ed.,A Companion to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82页。(25)《普遍史：从最早到现在》第1卷，“致马尔波罗公爵阁下”，第7—8页。(26)《普遍史现代部分：从最早以来》第44卷，“前言”，第10页。(27)《普遍史现代部分：从最早以来》第44卷，第95—96页。(28)塔玛拉·格里格斯：《从反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普遍史》，第246页。(29)《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第38页。(30)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史学家创建全球史》(Patrick Manning,Navigating World History: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0—21页；凯瑟琳·希尔：《既非古亦非今：华莱士与巴罗论连续性，第2部分：17世纪的背景——古今之争》(Katherine Hill,Neither Ancient Nor Modern:Wallis and Barrow on the Composition of Continua Part Two:The Seventeenth-Century Context:The Struggl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伦敦皇家学会的记录与档案》(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第5卷，1997年第1期，第13—22页；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杨豫译：《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31)吉多·阿巴提斯塔：《帕特诺斯特街的生意：走向〈普遍史〉的出版史(1736-1765年)》，第21—22页。(32)《世界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每月评论》第34卷，伦敦1766年版(注：原杂志无出版社)，第81页；约翰·米拉德：《新袖珍百科全书》(John Millard，The New Pocket Cyclopaedia)，伦敦1818年版(注：原书无出版社)，第646页。(33)大卫·索尔金：《连接神学与启蒙：S.J.鲍姆加登个案》(David Sorkin,Relating Theology for the Enlightenment:The Case of Siegmund Jacob Baumgarten,1706-1757)，《中欧历史》(Central European History)第36卷，2003年第4期，第520—521页。(34)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杨豫译：《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第31页。(35)A.W.沃德、G.W.普洛特罗、S.利斯编著：《剑桥近代史：缘起、作者及创作过程记录》，第7页。(36)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287页。(37)《普遍史：从最早到现在》第1卷，“前言”，第32—33页。(38)《普遍史现代部分：从最早以来》第44卷，“前言”，第8页。(39)《普遍史：从最早到现在》第20卷，“前言”。(40)《普遍史现代部分：从最早以来》第44卷，“前言”，第23页。(41)《普遍史现代部分：从最早以来》第43卷，第1—2页。(42)《普遍史现代部分：从最早以来》第43卷，第17页。(43)马尼·休斯-沃灵顿编：《帕尔格雷夫世界史研究的进展》，第67—68页。(44)列奥纳德·克里格：《兰克：历史的意义》(Leonard Krieger,Ranke:The Meaning of Histor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63页。(45)大卫·克里斯蒂安：《普遍史的回归》(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49期，2010年，第6页。(46)参见王加丰《从西方宏大叙事变迁看当代宏大叙事走向》，《世界历史》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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