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大众与民主 ——论现代民主政治的致命缺陷
2016/7/15 哲学园
精英、大众与民主——论现代民主政治的致命缺陷
卢风康德等启蒙思想家关于个人自主性的思想是包含严重错误的。在现实中,不同个人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多数人只有个人生活的自主性,他们甚至没有政治自主性,更没有思想自主性。大众永远是需要精英领导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由商业精英领导的。商业精英误导了大众的价值追求,也误导了其他精英的创新。由商业精英领导的现代工业文明存在两种危机:生存危机和意义危机。这两种危机是有内在关联的。正因为人们以无限贪求财富和力量的方式追求无限,故征服性科技日益进步,工业体系日益扩张,于是人类文明既深陷生态危机,也有被高新科技(如核武器等现代武器)毁灭的危险。由商业精英领导的文明是智德失衡的文明。智德谐和的文明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文明。唯当文明由思想精英领导时,才能恢复智德谐和的健康。
在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得到普遍认同的今天,世界非但没有变得更加安全、安宁,反而变得更加危险、更加危机重重、更加动荡不安。人们越来越难就重大的共同问题——如抑制气候变化、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健康、阻止局部战争、保护人权等达成基本共识。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了全球化的商业竞争,日新月异的高新科技日益与全球化商业结合,不断创造着高额利润,同时也带来越来越可怕的应用风险。奠基于个体主义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生发能保证全球安全的全球化治理机制。治理日益复杂的社会和协调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需要极高明的政治智慧,但迄今为止的民主政治无法提供这样的智慧。现代政治理论预设人人都具有同等的自主性,现代政治、经济建制试图消弭大众和精英之间的鸿沟。那么,真的人人都具有同 等的自主性吗?大众和精英之间的鸿沟可以消弭吗?民主政治可否通过自身创新而获得提供极高明政治智慧的机能?本文力图回答这几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
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演变似乎都有填平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的趋势,这两种制度的建构原理(或根据)之一就是源自欧洲启蒙运动的个人自主性原理,也可称其为平等主义原则。
康德是欧洲启蒙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现代主流政治思想——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走出自己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就是未经别人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种不成熟是自己加诸自己的,原因不在缺乏理智,而在未经别人指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和决心。......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口号。”前现代社会的被统治者总是处于自己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他们不能为自己做主,如中国古代的老百姓一旦蒙受冤屈就要当官的为自己做主。在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看来,从本性上看,人人都可以为自己做主。因为人人都具有理性,即人人都是理性的存在者(rationalbeing),所以,人人都有自主性(autonomy)。因此,就本性而言,人人平等。一切社会不平等都源于谬误和欺骗。康德说:“不平等的偏见导致了人们的不平等。......甚至最博学的哲学家连同其赖以立身且独立于宗教的知识也并不比普通人强。”可见,所有人的理智能力都是同样的,没有谁是天生的能为他人做主的人,也没有谁天生地需要他人为之做主。换言之,人人都有平等的自主性。
自主的人是自我立法、自觉守法的。在康德看来,最根本的法则就是理性存在者心中的道德律。由自我立法、自觉守法的个人所构成的共同体就是一个“目的王国”。当一个理性存在者在立下普遍法则的同时又臣服于这些法则时,他便作为一个成员而属于目的王国。但他作为立法者而属于目的王国,他就是最高主权者,他并不臣服于任何其他人的意志。自我立法且自觉守法,这就是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个人的自主性。
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就奠基于这种个人自主性。美国社会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典范。在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似乎不再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与对立,每一个人都是最高主权者,各级政府官员不过都是服务于大众的公务员,各大公司的老板、高管也只在行业、职业活动中拥有对其下属的指挥权。在很多领域和很多重要事情上,民众中多数人的选择是决策的最权威的依据,例如,民主国家总统的任命是由选民的选票决定的,一部电影的优劣是由票房价值即观众人数评定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似乎不存在了,永远会有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分歧甚至对立,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就按多数人的意愿发展变化。
真是这样吗?不是!大众永远是需要领导的,大众和精英之间的区别是不可消弭的,社会永远是由精英领导的,康德等启蒙思想家关于个人自主性的思想是包含严重错误的。
康德等启蒙思想家是用人的理性或思维能力去界定个人自主性的,即认为个人自主性就源自个人的理性。但他们都忽略了两个事实:(1)任何人的理性能力都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突然形成、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特定文化共同体中逐渐养成的,所有人的思维能力和理性都有一个时间维度,都是在一个生命历程中形成、运用和不断改变的;(2)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文化共同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水平的自主性。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显然没有什么思维能力、理性或自主性,他必须经过一个成长过程,才逐渐形成自己的说话能力、思维能力和理性,才有了特定意义(或水平)的自主性。他的成长离不开特定的语言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在同一时间、同一共同体中,不同成年人的思维能力、理性或自主性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把个人自主性描述为“自己为自己做主”(即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那么至少可把个人自主性划分为三个层级:(1)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自主性,(2)政治自主性,(3)思想自主性。
身心健康的人们都具有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自主性,即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日用品,能相对独立地判断特定物品(商品)是否满足自己的特定需要,能相对独立地选择自己的职业、伴侣、朋友,等等。 只有那些对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有相对独立的判断和思考的人们才具有政治自主性。具有这一层级自主性的人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生活,关心政治,能对社会制度、法律、政策等进行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反思,简言之,他们有政治参与的热情,且在政治上不盲从。
只有那些能对道德、伦理、信仰(哲学和宗教上的)进行相对独立的思考的人们才具有思想自主性。思想自主性是反思和创造人生意义的自主性,这是最高层次的自主性,思想未达到哲思水平者不可能有这一层级的自主性。有这一层级的自主性者,不仅不盲从于任何政治路线(无论是左还是右),也不盲从于任何既有的宗教和哲学,既有的宗教和哲学只是他们反思和创造人生意义的“路标”。
启蒙思想家和平等主义者认为,所有人至少都可以达到第一、二两个层级的自主性。实则不然,许多人都只有第一层级的自主性,他们连第二层级的自主性都没有达到。这或许不因为他们天资不足,而因为他们不愿摆脱自己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或摆脱自己不成熟状态的勇气不足。他们只是跟着潮流走,例如,当领袖教导他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时,他们就继续革命,实际上他们并不明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当领袖号召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他们便跟着建设市场经济;当“下海”成为潮流时,他们也“下海”;当炒股成为时尚时他们也炒股;......他们没有政治上的自主,更没有价值(人生意义)追求上的自主。
在今日欧美,政治参与的最重要的形式莫过于参加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但总有很多人不参加投票。不参加投票意味着一种政治淡漠,他们不在乎由谁来领导政府或国家。这也许不是坏事,但至少表明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没有政治上的自主意识。那些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人也未必都有反思、批判政治制度的思想水平,他们往往只是跟着运动走而已。在今日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知识分子热议的话题之一。但多数人并不十分关心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只是跟着时势走。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有强烈政治意识的,他们有政治自主性,但他们未必都有思想自主性。他们大多信守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思想教条,他们关于人生意义的观念无非就是自由、平等、人权、物质财富的增长等。他们能锐利地批判政治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但他们对现代性毫无反思,其思想已受缚于现代性教条。许多具有宗教热忱的人们有关于人生意义的“明确答案”(来自宗教经典,如《圣经》),但那决不意味着他们有思想自主性,因为他们已受缚于宗教教条,而对其所信仰的宗教毫无反思。
民主的精髓是人人参与决策。这只能在人数较少的群体或组织中才能得以实现。在人口众多的国家,民主只能通过代议制而得以实现,代议制就让少数精英行使权力。在现代民主国家也必然有国家机密,了解国家机密的只能是少数国家领导人。重大决策也是由少数领导人做出的。故国家归根结底是由少数精英领导的。大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亦如是。
二
社会事实上是由精英领导的,而且这个事实永远也无法改变。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界限可以被某些意识形态遮掩得比较模糊,但二者之间的界限是无法消弭的。精英就是具有无法止息的创新意识和冲动的少数人,他们总是不满于现状。各行各业都有其精英。大众是随顺潮流的多数人,他们的创新意识淡泊,容易安于现状。现代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由思想精英或文化精英领导社会变为由商业精英领导社会。现代民主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不在民主社会实现了公民自治,即每个个人都作为最高主权者参与了管理和决策,而传统社会是统治者为被统治者做主,或统治者欺骗、剥削、压迫被统治者,而在不同种类的精英充当了统治者、领导者和决策者。在古罗马,是凯撒那样的军事和政治精英充当领导者(统治者),在欧洲中世纪,是文化精英(教皇、大主教、红衣主教、国王、贵族)充当领导者(统治者),在启蒙之后的欧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社会,是商业精英充当着领导者。美国总统大多都并不出身于商人家庭,但他们必须能代表最有势力的富商巨贾的利益,必须有发展经济的办法或才能。在美国,克林顿之所以受人爱戴,就因为在他任职期间,美国经济走势很好。欧美政坛的政治精英必须是商业精英,保证经济增长或改善经济状况往往是最能取悦大众的承诺,而检验政治精英能力的试金石也就是经济是否增长或改善。在今日之股市,每个股民似乎都是平等的参与者,都有可能成为富翁,可实际上是藏于幕后的商业精英在操纵着股市。中国的传统社会是由思想精英领导的,皇帝必须任用思想精英,才能号令天下,董仲舒、韩愈、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王阳明、张居正等都是思想精英。经过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现代化急剧加速,商业精英逐渐取得了领导地位。如今,衡量各级官员之政绩的主要指标就是GDP增长水平。于是,只有善于发展经济的人才,才最有可能当官,换言之,只有商业精英才最有可能当官。
在商业精英居于领导地位的今天,最有智慧、最有远见的人们被挤在社会边缘,经济学被认为是最聪明的“科学”或“第一社会科学”,经济学家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人。在经济学家看来,“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于是,社会由商业精英领导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主流经济学认为:“所有社会现象均源于个体的行为和互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基于他们期望的额外收益和成本进行选择。” 经济学自诩为指导人们做出正确选择的科学。在各种生活或实践情境中做出选择是人之最重要的有意识的行动。在古代社会,帮助人们做出正确选择的学问是高度综合的哲学人文学。如今,经济学僭取了哲学人文学的地位,成了最高的学问,成了既指导个人行动也指导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学问。
经济学教给人们的行动指南或立法指南可简括为“成本-收益计算法”。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S.Becker)说:“......多数人在决定要花多少钱买水果、衣服或汽车等商品的时候,都会考虑到成本及效益。我认为人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会用到这种基本的想法。”即,在任何选择情境中,你都应该用最少的成本去获取最大的收益;是否该修改一项法律,是否该打一场战争,也必须根据这一计算法进行计算。
经济学认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钱越多越好,这一事实是社会协作机制中极其重要的润滑剂,对社会协作过程有巨大的帮助。当人们用货币来衡量特定选择的收益和成本时,一点适度的变动就会使很多人改变他们的行为,并与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更趋一致。”“货币(金钱)就是权力。”有些政治家甚至相信:“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于是,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可以提供管理社会的精确算法,根据这种算法,控制好货币供给,即可管理好社会。
由商业精英领导的社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物质财富迅速增长,服务于物质财富增长的科技快速进步。但商业精英同时把人类文明引入了歧途。商业精英有足够的发展经济的聪明,但没有谋全局、谋长远的智慧。主流经济学就集中代表商业精英的聪明。但经济学家“几乎不为从现在开始5年后的世界而操心”4,他们的思想视野也突不破“个体的行为和互动”的范围。
商业精英和经济学家解决公共问题的根本秘诀就是,通过制度设置、改革或创新,让人们以追求私利为动力去解决各种公共问题。一个经典的案例如下:
在18、19世纪,英国把一船又一船的罪犯运到澳洲,但往往多达30%的罪犯死在途中。怎么办?让船长们发慈悲,改善罪犯旅途中的生活、医疗条件?人性的慈善不可能在船长们的血管里流淌不息。一些船长甚至把给罪犯吃的粮食囤集起来,让罪犯们饿死,然后到澳洲后把粮食卖掉。强迫船长们做合乎人性的事情,通过立法制定最低食物标准和医疗标准?那就必须派官员监督船长们执行法律规定的标准,这样不仅成本大为提高,而且无法确保派出的官员不与船长们同流合污。起初政府是在英国上船时按罪犯人头向私有船船主付费的,所付费用足以保障每个罪犯的食物供给与医疗条件。商业精英或经济学家给出的办法是,改在英国上船时按人头付费为到澳洲时按人头付费。无须派人监督,船长们就有动力去寻找新的更好、更便宜的养活罪犯的方法了。
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一秘诀可用于解决所有的公共问题,例如,环境保护或许是最难解决的公共问题之一,但只要运用这一秘诀,就能有效地得以解决。他们认为,“给污染定个价”,就可以把污染控制在人们可忍受的范围之内。明晰规定了污染权以后,再进一步培育污染权交易市场,就能激励个人和企业去发现降低污染的技术和办法。“一旦价格设定,污染者可以根据价格采用一切措施进行调整。由于是出于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减轻污染,直到进一步减轻污染的成本高于那个价格。”这和改变付费方式就能激励私人船主想方设法地保护被运送罪犯的性命的道理是一样的。 认为运用这一秘诀可解决一切公共问题的人们除了预设人总是根据成本-收益计算法进行各种选择之外还预设:
(1)人们所追求的一切价值都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
(2)“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钱越多越好”;
(3)由私利驱动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可以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任何具体困难。
美国经济学家卢夫认为:“非金钱的成本与其他类型的成本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估算它们时难易程度不同。如果洛杉矶港的污染物减少了海洋生物,这就增加了社会的成本。减少商业捕鱼的成本可以直接估算,它是将人员或设备从捕鱼业转移到其他行业中去的固定成本,加上他们在捕鱼和新行业所得的收入的差别,加上消费者损失——他们现在吃不到鱼肉而不得不吃鸡肉。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不这么直接的成本:孩子们和运动捕鱼者们失去了娱乐的机会、海洋生物学家失去了研究对象,等等。这一部分的成本显然难以测量而且可能很大;它们不可能为零,也不可能无限大。有人仅仅因为带刺海星和毛蟹的数量减少了就呼吁立即采取措施以降低成本,是由于他们将这些生物体的边际价值设为无限大。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一定会惊诧地认为他们高估了海星和毛蟹的边际价值。”说一个物种的价值不可能无限大,即等于说它的价值一定可以折算为有限数量的货币。卢夫的上述观点能代表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没有什么东西的价值不可以用金钱去衡量,个人、群体乃至人类的一切收益和损失都可以折算为金额,虽然有时很难计算。 第2预设似乎是现代社会的常识。第3预设就是西方启蒙带给全世界的独断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亦可简称为科技万能论)。这3个预设都是大可质疑的。
首先,重视精神价值的人们都会断然否认第1预设,例如,爱情至上主义者会说,用货币衡量爱情就是对爱情的亵渎;虔诚的佛教徒会说,包括金钱在内的一切法相都是虚妄不实的,只有佛(觉悟)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标,决不能用金钱去衡量佛;真正的儒者会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决不能用金钱去衡量仁与义,......对此类反驳,经济学家们或许会说,精神价值属于不同个人追求的价值,属于私人领域,不属于公共领域,所以与解决公共问题无关。实际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便于我们看待某些问题,但也遮蔽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它让人们误以为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与公共生活以及公共政策或法律的制定无关,但实际上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深深地影响着公共生活以及公共政策或法律的制定。而人们关于各种精神价值的看法就是他们价值观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基本制度可以中立于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实际上任何社会制度都没有这种中立性。 根据第1预设,生态系统(包括其中所有的非人物种)对人类的价值也可以用金钱衡量,不可把任何一个非人物种的价值夸大为“无限大”。当化工业的发展导致某些鱼类濒临绝种时,如果化工业的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收益(金额)大于这些鱼类灭绝所带来的损失(金额),则继续发展化工业而让这些鱼类灭绝,就是合理的。如果每一次具体情境中的边际效益计算都指示人们,该继续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任由各种物种灭绝。积年下去,就会导致地球的生态崩溃。地球生态系统崩溃这样的损失(成本)可折合多少美元?主流经济学家可能从来不提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生态学视野。他们或许会说,这个成本就是放弃地球而迁移到其他星球必须花费的金额,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可见,生态系统的价值也是不可用金钱衡量的。
把第2预设当作常识或真理意味着对拜金主义的认同。思想精英或文化精英总是反对、鄙弃拜金主义的,惟独商业精英才认同拜金主义。商业精英成为领导阶级以后,拜金主义实际上成了激励人们敬业创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它非以赤裸的形态现身,而有了各种现代性的华丽包装,包括由主流经济学给予的“科学的”包装。当拜金主义与现代性的另一意识形态——物质主义——相结合而成为主流价值观时,“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成为主流生产—生活方式了。
第3预设是现代性思想的基石,整个现代文明大厦就奠基于这一预设。 笔者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批判这一预设,也已有越来越多的同道在质疑、批判这一预设。本文受篇幅限制,不能展开论证。在此只需要指出,独断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或科技万能论)是西方现代性带给人类的超级神话,人类受这个神话误导了300余年,人类文明因此而病入膏肓。不揭穿这一神话,人类文明无法康复。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现代工业文明一边加速了全球化发展和科技创新,一边暴露了它的深重危机。全球化即资本流通的全球化,科技创新则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太空探测技术等领域的创新为典范。全球化发展和科技的飞速进步给许多人以假象:人类凭分工协作和科技创新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轨道上一往无前。殊不知等待现代工业文明这列飞驰的“列车”的可能是万丈深渊!生态学的兴起和全球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的事实日益表明,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由商业精英领导的文明是十分危险的。
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是两种危机的交织。 其一为现代科技发展、滥用和工业文明过分膨胀导致的生存危机:核武器的积累和核竞赛的持续是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和滥用也可能导致人类“自作孽”式的毁灭,依赖于矿物资源的工业体系的恶性膨胀仍在加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从而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不同于古代任何一个文明所遭遇的危机。古代任何一个文明的最严重的危机不过是某地域内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灭亡,现代工业文明导致的危机却不是一个地域内的特定文明的危机,而是全人类和地球生物圈遭受毁灭的危机。
其二为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蔓延而导致的意义危机。人是悬挂于他们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上的文化动物。人是追求意义的,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追求无限就是追求意义。基督徒对天国的追求,道教徒和佛教徒对永生、不朽或涅槃的追求,野心家对权力的贪求,拜金主义者对金钱的贪求,都源自对无限或意义的追求。意义追求或无限追求在精英们身上表现得十分典型,在大众身上表现得相对平淡。古代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由思想精英或文化精英领导,从而整个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意识形态、艺术等都激励、引导大众以追求精神价值的方式追求无限或意义,而后者由商业精英领导,从而整个社会制度、风习、时尚、媒体、艺术等都激励、劝诱甚至胁迫大众以追求金钱和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无限或意义。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生活世界中,一个人占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寡、精粗、贵贱标识着他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个人成就、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社会认同程度,于是多数人认为,多多地赚钱、好好地消费就是人生的意义,各种宗教信仰不过是人生的陪衬,人们不再追求超越性的人生意义了。在古代社会,人人都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的意义与自己拥有财富的多寡没有紧密的关系。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讲,人生的根本意义只与信仰有关,有虔诚的信仰,则无论贫富都觉得人生有意义。对于儒教世界来讲,大众的人生意义是由纲常伦理规定的,与人们各自占有的财富的多寡无关;精英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其人生意义也与占有财富的多寡无关。现代人不然,他们只有当自己的财富增长时才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幸福的,于是永远处于不满足、不安状态。人总处于精神不安状态,这就是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意义危机(或精神危机)。
这两种危机之间有内在的关联。 文明是历代精英领导大众而创造的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文明由何种精英领导就决定了文明走向何方。19世纪的日本著名学者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说:“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是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因此,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2可见,智能与道德是文明的两个基本维度。
中国古代文明是典型的由思想精英领导的重道德而轻智能的文明。如果我们认为,科技即智能,道德即人文,则中国古代文明明显地重人文而轻科技。 一位中国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中国传统文化基因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他说:“有两种文化基因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承了2000多年。第一种就是儒家思想,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成为忠诚的管理者。第二种就是庄子的著述,庄子说社会和谐源自家庭的彼此隔离,这样可避免交换和冲突,且可规避技术以免陷入贪婪。这两种文化在中国社会都鼓励小规模而自足的生产实践,而抑制好奇心、商业化和技术。它们导致了中国社会数千年的科学空白。至今仍阻碍着科技的进步。”
一个完全限于现代性视域(即现代西方文明视域)的人自然觉得中国文化落后保守,它不仅不重视科技进步,而且以道德抑制科技进步。但从文明健康的角度看,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恰恰是十分健康的文明(或文化)。一个健康的文明是智德谐和的文明,是把人之意义追求引导于正确方向的文明,是真正可持续的文明。中华文明能传承几千年,与她之智德谐和直接相关,她之道德(人文)若像现代文明这样放纵了智能(科技)的发展和滥用,可能早就灭亡了。儒家和道家这两种文化基因非但不是什么坏基因,而且是保障文明健康的好基因。
文明或文化就源自人对意义的追求。任何一个人群之精英的创新冲动都是不可遏制的。一个社会的各界或各种精英以何种方式创新,重视何种创新,各界精英由何种精英统领,受何种制度规约,决定着文明走向何方。中华文明不重视科技创新,决不意味着不重视任何一种创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见,古人极为重视创新,只是古人重视的不是科技创新,而是道德日新,人格日新,人文日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程子解释道:“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朱子说:这是“勉人进学不已之辞”。古人之“人文日新”和“进学不已”就是创新。就文明全体而言,中华文明一直以道德为本,科技从属于道德,于是,智德谐和,文明健康。就经济而言,中华文明崇本抑末,以农为本。“‘农业’是人类最基本、最主要、最正当的生业,以前如此,以后仍将如此。”以农为本的经济是主要依靠太阳能生产粮食和衣服(生活必需品)的生态经济,在这种经济模式中,人的作用是“赞天地之化育”,即帮助农作物、家禽和家畜生长,这与人在现代制造业中的作用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文明由思想精英领导,其制度和意识形态力图把人们(特别是各界精英)对无限或意义的追求引导于道德日新和人文日新的方向,或旁溢于文学创新的方向,即古代社会的智能之士(精英)或以“希贤、希圣、希天”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或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追求人生意义,两种方式也可以融合。在通常情况下,大众则在基本纲常的规范之下各安其分地生息劳作。在这种文明中自然产生不了可以征服自然的科技。中华文明只需要“切于民生日用”的技术,以保障“衣食居处必不可无”的物资供应,而不需要不断快速进步的征服自然的技术。正因为中华文明是一种智德谐和、整体健康的生态文明,故绵延传承5000年,至清末已有4亿人口。
现代工业文明的种子就埋藏在古希腊罗马文明之中。古希腊人就有上述那位科学家所艳羡的对自然的好奇心,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并创立了公理化的欧氏几何学,这些都是生发现代科技的基础。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以宗教抑制了科技和商业,使科学成了宗教的奴仆,但基督教神学经托马斯·阿奎那而继承了古希腊哲学(或科学)的重逻辑、重论证、重体系的传统,从而保存了现代科技的种子。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科技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在中世纪,道德原本统辖于宗教之中,科技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也便摆脱了道德的束缚。这样,整个欧洲文明的发展就严重地智德失调了。欧美工业文明之智即商业精英的聪明加现代科技的创新,即社会科学(以经济学为主)加自然科学,其德则表现得十分复杂。在面对当代中国的人欲横流、道德沦丧时,许多人说欧美社会的道德水准高于当代中国社会。但这不影响我们判断欧美文明的智德失调。欧美文明由于系由商业精英领导,于是,其德只是底线道德,即以维护人权为底线的道德,而各行各业的精英皆以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创新为其根本事业。换言之,各行各业的精英之不可遏止的创新冲动皆被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等等,这些创新说到底皆服务于商业创新。即现代工业文明主要激励智能创新和科技创新,而不激励道德和人文创新。这便与中国传统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失去了道德约束的智能创新就是贪欲激励下的商业创新。如今,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现代自然科学是以穷尽自然奥秘为己任的科学,现代技术是以无限扩张征服力为目标的技术。现代科技支持商业精英的贪欲膨胀,支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支持人们征服自然。但以无限扩张征服力为最高目标的现代科技进步正把人类文明推向毁灭的深渊。中国古代没有这样的科技难道不是一种幸运,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科技难道不是一种灾难?生态学和全球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化以及当代高新科技应用的种种恶果都表明,智德失衡的文明极有可能自毁。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文明始终是一种冒险,因为当人类学会用火时便已背离了自己在自然中的生态角色。发展何种技术、何种规模的技术,直接决定着文明的可持续性。以道德约束技术发展,正是保证文明健康的必要条件。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传承五千年而取得农耕、手工业、文学的辉煌成就,就因为其道德有效地约束了技术的发展。中国汉代已有今日广为使用的温室栽培和种植技术,而且已使用过,但善于“为民兴利”的信臣认为,如此种植出来的东西是“有伤于人”的“不时之物”,属“非法食物”,于是奏请禁止使用此项技术,并获准,从而“省费岁数千万”(师古曰:“素所费者,今皆省也”)。此可视为中国古代道德抑制技术的一例。像现代西方科技这样挣脱道德的约束而按所谓科学的内在逻辑自主地发展是危险的。实际上,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科技的发展也不是自主的,它服务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服务于商业精英的扩张野心。西方自由主义者希望人类共同体内部悉罢干戈,以便全人类一致用现代科技之剑征服自然,让自然力为人类服务,这样就可以免除人间的一切苦役而创造一个永久和平的人间乐园。姑且不论激励贪婪的文明是否可能实现人类共同体内部的永久和平,即便实现了永久和平,仅有科技智能的文明也非但不可能成为人间乐园,而只会因总体上违背自然规律而彻底覆灭。
钱穆先生说:“人类全部心灵,决不能仅用理智一项来包括。科学家凭其理智发明真理,也可以说发明了科学真理,或说是自然真理,却不可说它所发明者便是人生真理。”像中华文明这样的由思想精英领导的文明最看重的是人生真理,她力图把各种精英们对限或意义的追求引导于超越的精神领域,而不像由商业精英领导的现代工业文明把各种精英乃至大众对无限和意义的追求引导于争强斗富的竞技场。前者“足而不富,安而不强”,后者“富而不足,强而不安”。在历史上前者往往被强悍的、文化上落后的蛮族所侵略、蹂躏甚至统治,但她能以无比宽厚的精神和绚丽辉煌的文化同化蛮族。后者已扩散于全球而貌似至大至刚,实则已深陷危局,她似有“集体的广大性”,但决不可能有“历史的悠久性”3(非仅指有悠久的过去,还指可传之久远)。
现代工业文明为何导致了空前深重的生存危机?就因为她错误地引导了人们的价值追求,陷入了空前深重的意义危机。作为一种文化动物,人之无限追求(即意义或价值追求)应指向超越的精神领域。从生态学的视角看,只有指向精神领域的无限追求才是安全的,以道德日新、人文日新的方式追求无限才是正当的。当各行各业的精英皆以商业创新的方式追求无限(即永无止息的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时,几十亿人的物质贪欲就经由市场体系的“协调”而汇成冲击地球生物圈的“大洪水”。如今,这物质贪欲的“大洪水”正挟资本全球化之势而汹涌激荡,地球生物圈正面临总崩溃的危险。征服自然的奇技淫巧日新,非但无助于人类走出危险,反而会使人类在险境中越陷越深。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人的内在破坏之不可修复的程度也许丝毫不亚于环境破坏”4,也正因为人遭受了“内在破坏”,陷入了精神堕落,即以贪求物质财富的方式追求无限了,才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破坏。唯当人们彻底扭转其追求无限的方向时,人类文明才能走向安全和新生。唯当社会重新由思想精英领导时,才会彻底扭转人们追求无限的方向。
由商业精英领导的民主政治有计算性的聪明,却没有正确指导文明发展的智慧,它能激励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但无力指引人类走出意义危机和生存危机。前美国总统小布什就曾承认:政府已经丧失了“洞察事物的能力”。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民主政治(指由商业精英领导的政治)的致命缺陷。
三
不能说现代工业文明一无是处。渊源于古希腊-罗马、发展于欧洲启蒙运动的现代民主法治是最不坏的政治建制。通过民主法治,可以较好地协调一个社会不同阶级、阶层、民族、群体、性别之间的矛盾冲突。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推行过程中,废除了古代社会的种种不合理制度,如中国古代的“株连九族”的刑法,古代的种种酷刑,个人权利(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等)逐渐得到了保护。上文提及,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是自发的生态文明,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凸显等级的极权制。那么未来生态文明的政治制度也必须是极权制的而不能是民主制的吗?非也!
中国古代的极权制并非皇帝一人独揽一切权力,以宰相为首的文官在制度变革和治理国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皇帝只能依靠智能之士去治理天下。说中国古代文明是由思想精英领导的,就指士(以平治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是最有社会声望的群体,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和现状已表明,社会交由商业精英领导是十分危险的。据钱穆先生看,“人类文化,应该由道德来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支配经济,必使经济与政治皆备有道德性。” “......若把文化比作一棵树,第一阶层的经济,第二阶层的政治和科学,譬如阳光、土壤、水份与肥料,没有这些,便不能开花结果。文学、艺术才是人生之花果。人类文化,必须先安排好第一第二阶层,造成了一个环境,才有第三层次之花果。宗教与道德,则是那一棵树的内在生机。缺了这生机,尽有阳光、土壤、水份、肥料也结不出花果来。生机才真是所谓无用之用,看来像无用,其实用处最大。”钱穆先生所说的“文化”与本文所说的“文明”大致同义。钱穆先生的意思就是:道德应是领导文明前进的力量。现代工业文明之所以陷入深重危机,就因为道德成了从属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工具。“中国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其最高领导的一种文化”3,故而可大可久。我们可否不用中国古代的极权制而实现道德精神对文明的领导?可否继承现代文明的民主法治而实现道德精神对文明的领导?
这是可能的!现代政治通过政教分离而实现了思想自由。现代政治哲学家以为蕴涵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即钱穆先生所说的“人生真理”)的宗教和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都可以经“无知之幕”的屏蔽而免入政治领域,似乎整个政治、经济制度可建立在中立于所有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蕴涵于不同甚至对立的宗教和哲学之中)的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或正义原则之上。其实,没有什么价值中立的科学,更没有什么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也没有什么中立于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的制度。
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就是渗透了经济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制度。经济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就构成现代工业文明的主流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不妨简称其为物质主义。它激励甚至胁迫人们尽力赚钱、及时消费,激励所有的精英从事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各种创新。在现代制度框架内,各种宗教都受到了物质主义的侵蚀,有的甚至包容了物质主义。西方基督教就是典型。当基督教宣称赚钱是人的“天职”、创造财富也是荣耀上帝的事情时,它便包容了物质主义,说到底,它包容、支持了资本主义。如钱穆先生所言:“...近代西方只把中古时期向天国灵界的无限追求,转向一方,而对着肉体的现实人生来寻索、来争取。”即现代化的实质就是由对“天国灵界的无限追求”转向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基督教拥抱了物质主义。
走向生态文明的关键就是超越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超越物质主义并不要求我们放弃民主法治,也不要求回到统一思想的极权政治。 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物质财富是所有人都需要的,无限追求物质财富就是人的本性,于是,物质主义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就是符合人性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其实不然。人人都需要能保障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但并非人人都需要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多数人的物质贪婪并非植根于人性的贪婪,而是现代制度和意识形态建构、培育的贪婪。生态学揭示了一个十分浅显的真理:人人都必不可缺的不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生态系统,人类离不开地球生物圈,生态系统崩溃了,经济系统最终必然崩溃,地球生物圈崩溃了,人类文明就无所凭依。由此,我们必须明白,生态学应该成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基本指南。
生态学的基本指示就是:各地区生态系统以及地球生物圈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人类活动的生态足迹若过分超过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承载限度,会导致生态崩溃。人类必须降低物质消耗、节能减排、减轻生态足迹,必须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才能安全地生活在地球上。现代工业文明的主流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物质主义—是违背生态规律的,激励所有人尽力追求物质财富的制度是违背生态规律的。走出现代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为此,我们就必须根本改变追求人生意义的方式:由无限贪求物质财富变 为无限追求精神价值。
实现这种根本改变,无须把所有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都统一于一种宗教或哲学。哲学和宗教必然是多元的。但为走出现代工业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各种能产生较大影响(指能赢得较多信众)的哲学和宗教必须超越物质主义。精神超越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所有的超越了物质主义的哲学和宗教都能探索精神超越的路径。
不要求思想统一也就不要求极权政治。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思想统一也总是和极权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极端的思想统一只能靠极端的极权政治加以维持。生态文明完全可以继承现代民主法治而尊重人们的思想自由,保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由现代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一次文明的革命。现代工业文明的诞生得力欧洲的启蒙。欧洲的启蒙是商业精英的代言人—一大批启蒙学者—去启蒙大众。它所普及的基本知识是以牛顿物理学为典范的现代科学知识,它的根本理念是独断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走向生态文明需要一次新的启蒙。新启蒙应是思想精英启蒙大众的运动,它要普及的基本知识是生态学知识和人文学知识,它必须消解一个严重误导人类文明的神话——独断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
生态文明必须由思想精英来领导。在生态文明中,人文学和生态学应是主导性科学。如钱穆先生所言:“......必先以‘人文科学为主’,自然科学始有规范、始有方向、始有意义、始有价值。”在思想精英领导的文明中,以探究“人生真理”为鹄的人文学将日益繁荣。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过一种幸福的生活就是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过幸福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既不需要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也不需要征服力越来越强大的科技,而需要心灵日新、人文日新!
政治哲学必须研究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对政治的深刻影响,把价值观、人生观和幸福观摈除在外的政治哲学是浅薄的。政治本身也不可能把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排除在外,民主政治必须审视其长期携带的价值观—物质主义。民主政治也并非只能携带物质主义。当民主政治由思想精英领导时,其携带的价值观必能超越物质主义。也只有思想精英领导的民主政治才可能提供极高明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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