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欢爱 | 做爱还是作战
2016/7/27 哲学园
做爱还是作战将暴力带入色情
理安·艾斯勒
选自《神圣的欢爱》第12章
我们已经知道，在西方史前史中，对性的看法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性曾经是与神圣、宗教仪式、女神相关的行为，后来变成了男尊女卑的表现。接着，宗教当局说，肉体就像女人一样，属于低级层次。于是，控制女人(中世纪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认为女人是最低贱的，他们甚至说女人或许根本就没有灵魂)以及所有与肉体有关的东西，使之服从，就成了男人的职责。这一切使男人开始了与自己的肉体的战争。这一切也使男人开始了与女人的战争——于是就有了“两性战争”这么一种说法。
但是，即使在最严格的统治关系社会里，也并非个个男人都积极地在这场战争中充当斗士。有时，男人反而加入女人的阵营，反对战争，也反对两性的战争。譬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越战情绪高涨，妇女解放运动萌生，人们就打出了这样一条标语：要做爱不要作战。但是，标语毕竟是标语，它不够深刻——它没有指出，在统治关系的头脑里，做爱就是作战。
这一点非常生动地表现在我们的语言里，我们学会的表达仇恨或轻蔑的词语，有许多都带有性的意义：譬如母狗、杂种和操(“操你”或“操你妈”)。男人们称之为“打架用语”，真是准确得很，因为接着就常常是要使人致伤或致死的行为。同样，对女人有一个非常粗鲁的污辱性词汇，“屄”(对女性生殖器的俗称)，用来表达对女人的仇恨和轻蔑，通常也伴随着肉体暴力行为。
性与暴力的联系在军队用语中格外明显：这是用来描述以致伤或致死为目的行为的语言。其实这种语言与性语言几乎就是一码事。士兵的目标就是征服敌人的领土，同样，男人的目标，就是在性上“征服”女人。在性上“战果辉煌”的男人被称为女士杀手。在军队里，男人的性器官被戏称为枪。(我曾经亲耳听见军人的妻子教她们的儿子把阴茎叫做枪，说是一种“礼貌”用语。)格斗分析家将新式武器称为“穿透助力器”——而性交就一直被说成是男人“穿透”女人(只在极少的情况下，才提到男性的器官这时其实也被女性的生殖器所吞噬)。将军们和政治家们提到核武器时，总爱说它们“为你的威慑”提供了更大的“砰”(bang，意为“攻击力”或“打炮儿”)，(男人们常用banging即“打炮儿”一词指性交)。
但是，两性战争与军事战争不同，后者即使在统治关系社会里也只是时有发生，而前者与日常生活和思想完全融为一体。军事战争是公开宣战，公开对抗，而两性战争中的暴力，以前则一直为人忽视，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样。甚至最野蛮和最赤裸裸的性暴力形象，至今仍在流行，人们认为它们不过是肮脏或淫乱的东西——是人类的性的一个方面，它让有些人觉得带劲，而另一些人则觉得淫秽或肮脏。
但是，将野蛮和暴力带入色情，不仅能够维护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统治——这是两性战争的目标，在一些名著里，如莎士比亚的《驯悍记》，已有很好的表述；也不仅是男人好战——这也是公然以征服和统治他人为目的的。它还是维持某种生活方式和死亡方式的有效手段。男人和女人在其中学会了接受暴力和强制性的接触，认为这不仅很正常，而且好玩得很。
我又要强调了，并不是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被成功地社会化为这个样子。其实，许多男人，以及许多女人，对暴力和残酷是非常害怕的。可是，系统地将统治和暴力带入色情，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儿童心理，就能解释全世界的男人——已经习惯于将各种自觉和不自觉的野蛮及暴力与性兴奋联系起来——为何殴打、折磨甚至残杀其他同类(不管是政治犯、宗教异端分子，还是妇女)，而且好像从中还可以得到无穷的乐趣。
写这一章时——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意识到，我这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也并没有看到针对妇女的暴力有多么顽固，性与统治和暴力的联系如何加剧却又掩盖了这种暴力。我甚至更明确地意识到，否认的心理机制在整个统治关系历史上，如何使我们接受了野蛮的现实，尤其是当我们认为这一切都不可避免时。因为否认不仅使我们对野蛮和暴力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将我们的感知和体验挤到大脑的潜意识中去；而且还使我们接受两种互相矛盾的现实——这两种现实都强化了统治关系的现状。
一方面，他们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性与暴力统治的联系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说这种联系不仅正常，而且不可避免——这就是人性，或确切些说，这就是男人天性中的一部分。
因此，只不过就在数年以前，英国著名作家科林?威尔逊(ColinWilson)还说，“在性方面正常的人”都有可能做出情杀这样的事情，因为“性行为与谋杀有非常相似之处”，他认为“谋杀者和受害人的关系，与穿透女人的男人同女人的关系一样”。这也是罗伯特?斯托勒(RobertStoller)的看法，他甚至在《性兴奋：色情生活的动力》一书中指出，“倘若不算对肉体性敏感部位的直接刺激产生的明显效果，那么激发并加强性激动的是敌意——公开的或隐藏的伤害另一个人的欲望”。换句话说，斯托勒认为“伤害和受苦”是性激动的中心，对“性工具”的糟践，将之作为恋物癖的对象(非人化和物化)，甚至利用性进行“报复”，都是正常的。
斯托勒所说的性工具是女人，或在同性恋关系中扮演女性角色的男人。而他那充满敌意的性描述中的主角，则是男人，尽管他认为女人愿意接受性虐待，“因为这是她战胜男人的方式，她最终控制了男人，因为她才是一切的根源，他们只不过是对之做出了反应而已”。
我在这里要补充的是，发出这种奇谈怪论的不仅有男人，也有女人。譬如弗洛伊德的学生海伦?多伊施(Deutsch)。弗洛伊德认为，“正常的个人也可能有性自虐的倾向”(在弗洛伊德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中，个人就是“男人”)，因为“大多数男人的性都表现为攻击和服从倾向的混合”。多伊施补充道，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女性性虐待也是非常“正常的”。
倘若一个女人承认统治与被统治的性关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然要比那些怀疑这种关系的人能够得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更多关注。而且，总有一种新权威对我们说，暴力和残酷是“人的天性”，在性上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残暴和野蛮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史前社会里，并不像后来这么突出。我们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发现将野蛮和暴力引入色情的迹象。我们所看到的恰恰相反，那时色情是一种艺术，它所表现的是对妇女的性力量的崇拜和敬畏。
再说，倘若男性的暴力是一种遗传，我们就不应该看到这种暴力有如此多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不仅因时代而异，而且因社会而异。也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可以发现严格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性别定式与高度的社会暴力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不仅如此，倘若男性暴力果真如我们常常听说的那样，不过是男性荷尔蒙的作用，那么，男人就应该都残酷而且喜欢暴力，至少大部分都这样，而女人永远或者很少会这样——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有些研究发现，荷尔蒙睾丸激素(男性体内比女性体内含量高得多)与暴力行为之间有一定联系，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但是，即使睾丸激素对男性暴力有一定影响，作为一个群体，男性更容易学会暴力行为，社会环境(包括男性是否受到系统的暴力行为的教育)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睾丸激素的水平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不定的，当进攻性行为得到社会的“回报”时，睾丸激素水平就会上升。
最近的研究表明，对肉体或情感的唤醒——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的定义，都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譬如，在一次健康试验中，对男性受试者说给他们注射了维他命，而实际注射的是肾上腺素，它会导致显著的荷尔蒙唤醒。然后，这些男人被分成几个小组，在不同的房间里等待“维他命”生效。房间里有试验工作人员，根据指令做出不同的举动。对一组受试人员，工作人员制造出试验者称为“气氛条件”的环境，向受试者提出一些冒犯性的或污辱性的问题，并做出冒犯的举动。对另一组受试者，工作人员则制造“欣快条件”环境，他们和气友好，行为轻松愉快，并邀请受试者共享乐趣。研究者发现，这两种大相径庭的社会环境对参加试验的人的反应有深刻的影响——一组受试者表现出气愤的情绪和敌意的行为，另一组受试者则表现出欢乐的情绪和轻快的行为。
显然，残酷和自虐行为并非完全是荷尔蒙唤醒的结果。我们不应该对社会环境——包括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会如何看待发生在他们肉体内的事情，以及如何对此做出反应——不予考虑。
但是，最明显的一点或许是，倘若男人果真由于荷尔蒙或遗传因素而天生地喜欢暴力，那么就不需要时时对男孩子和男人实施暴力教育了。换言之，倘若男人作为一个群体真的比女人更容易学会暴力(面对人类行为如此巨大的差距，以及学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完全有理由这么说)，就更不应该通过所有可能的社会手段——包括性兴奋与暴力和残酷的系统联系，系统地强化这种倾向了。
进入色情的暴力并非男人有史以来并且仍在受到的惟一将享乐与暴力相联系的教育。享乐性活动，如游戏和玩具，与暴力的系统联系，从童年时期早就开始了。父母在那时就给男孩子玩玩具剑、玩具枪，现在又有了导弹发射器和以杀人获胜为目标的电子游戏。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青春期和成年期——通过歌颂战士或英雄的征服者的书籍、歌曲、电影、漫画和电视节目，进行这种教育。妇女在这种教育中积极合作——男孩子哭了，母亲会说他“娘娘腔”(也就是文弱的女孩)，而女孩子则看不起敏感温顺的男孩，称他们为“熊包”或“软蛋”，她们个个都说喜欢粗壮的“强汉”——有时甚至是那些以抽打女人作为表达“爱”的方式的男人。
因此，进入色情的暴力只是男性社会化的一部分，这种社会化在不同程度上是以心理学家西尔万?汤姆金斯(SilvanTomkins)所谓强壮男人为脚本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超级阳刚社会化。汤姆金斯以其“脚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格是在内在脚本和文化脚本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闻名于心理学界。他指出，这种脚本被传授给男人，使他们为文化规定的角色做好准备。在他的分析中，他首先提出了我们以前考察过的一些东西：生活在资源极度匮乏的环境中的北方游牧民族，似乎最早发明了汤姆金斯所说的由战士和“视勇猛与死亡高于生命与团结的男性凶神”统治的社会。他指出，这些社会所形成的男性脚本延续到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它们代代相传，“自己证实自己，自己满足自己”。
1988年，汤姆金斯与心理学家唐纳德?莫舍(DonaldMosher)合写了一篇题为《描述强壮男人》的文章，发表在《性研究学报》上。这篇文章分析了强壮男人脚本如何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重男轻女，重男性感情，轻女性感情。莫舍和汤姆金斯指出，这些脚本使男性认为只有一部分感情称得上“阳刚”，这就是厌恶、气愤和轻蔑——也就是说，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人的感情。它们还使男人看不起“低等的女性”感情，譬如烦恼、怜悯和同情——正如固定的女性社会化使女人觉得那些“男性”感情——她们也被教导说，这些感情更高级(和男人一样)——高不可及。
把我们这一物种如此这般地一分为二，弄出一个“高等”的男性自己人群体，和一个“低等”的女性外人群体，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随后，又把人类的感情分为“男性的”和“女性的”，也很不简单。因此一切必须从儿童抓起，贯穿整个人生。正如汤姆金斯和莫舍所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使男孩女孩适应统治与被统治等级最成功的家庭里，对男孩和女孩进行的男性统治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社会化最明显：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在孩子伤心哭泣时不是安慰他们(培养同情)，而是不理不睬，甚至因为哭泣而惩罚孩子(培养冷漠或缺少同情心)。
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最清楚地看到男孩子如何接受系统的教育，认为男人倘若表达“软弱”的情感(甚至有这种情感)，就是奇耻大辱，这样的情感只能是“低等的”女孩或女人(或者同样低等的“娘娘腔”或“女里女气的”男人)的。因为强壮男人脚本里清楚地规定，男孩子们受到惩罚不完全是因为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感情，还因为这样做使他们变得“女里女气”，没有“男人气概”。
此外，男孩子们很快就发现，表现出“男性”感情是会得到奖赏的——女孩子和女人不能愤怒，但对男孩子来说，愤怒——用莫舍和汤姆金斯的话说——“是保证他们达到预定目标的工具”(也就是说，是有回报的)——从此不难看到，再次借用汤姆金斯和莫舍的说法，在男孩子身上，痛苦伤心造成的排遣不掉的强烈神经刺激，就转化为愤怒这种“男子汉”情绪。于是，男孩子经过一段时间就自觉不自觉地懂得，男人的文化脚本是：“‘别哭，坚强些，哭鼻子的人没出息’，以及‘别哭，发狂吧，让他们去哭吧’。”
为了进一步保证男孩子能够成为真正的“男人”，还教会他们鄙视恐惧和羞辱这些“女人的”情绪——他们永远不能承认他们害怕，永远不能认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莫舍和汤姆金斯强调，人们教男孩子厌恶，倘若他们有了“女人的”情绪，就要厌恶自己。最重要的是，人们教男孩子怀疑“放松的享乐”，莫舍和汤姆金斯说，这也是与女人及“女里女气的男人”连在一起的，因为“真正的男人”必须控制自己身上被人看不起的“女性的”一面，并且要竭尽全力地去控制他人。
于是，成功地社会化了的强壮男人最后剩下的惟一“享乐”，就是击败对手——不管这个对手是另一个男人还是女人。莫舍和汤姆金斯指出，在强壮男人“资源匮乏、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对他来说惟一的“强烈刺激”就是“胜利的欢乐或失败的痛苦”。他与女人建立“享乐的”关系时，寻求的也正是这种“强烈刺激”。
因此，男孩子在成年仪式上必须首先表明他不怕别的男人，而且能够在性上主宰女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强壮男人脚本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性不是双方的快乐，更不是关心，而是暴力统治。所以兄弟会(以及匪帮)常常要求男孩子在进入成年的仪式上不仅展示其凶猛和承受痛苦的耐力，而且要当着同伴的面展示他们对女人的性“力量”——直到最近才被定为暴力犯罪，而不仅是“男孩子的恶作剧”的兄弟会群奸，就是这样的例子。
男人(和男孩)正是在这些男性团体——从军队和都市匪帮到运动队和兄弟会——中接受教育，学会了向外人(女人，或者“低等的”和(或)“危险的”男人)施展他们的力量。我们会看到，也正是在这些男性团体中，“得分”(也就是在性上征服女人)成为证明男人的男性气质所不可少的因素。
因此，我们再借用莫舍和汤姆金斯的话，对女人的“四F理论”——“找、骗、操、甩”——不仅“囊括了强壮男人的性哲学”，而且，参与群奸和其他性征服、性骚扰或在男性朋友面前调戏妇女，或当着他们的面讲述这些事情，“使男性团体紧密团结，形成一种超级的阳刚的同志关系”——最终导致“社会的强弱分层掺入了性的差别，强就是男性气质，弱就是女性气质”。因为尽管强壮男人或男孩必须服从上级，因此在群体内可能接受服从的角色，但是对于“低等的”群体中的男人或女人，他们是决不会这样做的。
既然这种男性脚本是从古代武士社会流传下来的，也就难怪在以训练杀人为目的的地方：军队，我们能够最清楚地看到进入色情的男性暴力如何激发了战争和两性战争。在整个统治关系历史上，军队(不久前仍被视为贵族的惟一高贵的职业)训练男人，使他们不仅要杀那些“危险的”和“劣等的”部落的人，而且要杀自己的同胞，倘若当权者认为这些人威胁到他们的统治的话。因此，过去和现在都必须教这些男人不要屈服于那些“软弱”的情绪，譬如同情、怜悯和关心。除了使用对“真正的”男人最恶毒的污辱——倘若他们这么做了，
他们简直就像娘儿们——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教男人压制这些情绪呢？此外，除了系统地把残酷和暴力与性和女人连在一起，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训练男人，让他们真正喜欢那些可怕的事情呢？
当然，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并不是说这一切都是军事或政治战略家们坐在那里有意策划出来的。可事实就是，根据社会科学家威廉?阿肯(WilliamArken)和林恩?多布罗夫斯基(LynneDobrofsky)在研究美国军事训练时的观察，直到现在，“男性气质与暴力以及男性气质与性的关系，在正规和非正规的军事社会化模式中，仍占主导地位”。
他们发现，在步兵营的训练中，“军规用阴茎与力量的联系，对新兵进行羞辱和警示，新兵必须一手持枪，一手握裆”，大声说：
长官：
这是我的长枪
这是我的短枪
这杆用来作战
这杆用来寻欢!
空军飞行员把以女性名称命名的战斗机，譬如“贝蒂?布伯”上的控制杆叫做“快乐棍”(俗语中对阴茎的称呼)，同样，步兵的专用语中也把性与暴力相联系。这两者的关系实在太紧密了，就连那些在人的胯部这样的高度爆炸的炸弹，也经常取女性的名字，譬如“弹跳的贝蒂”，利用了男性对阉割的普遍恐惧——也使男人对女人的暴力统治合理化了。
阿肯和多布罗夫斯基说，在基础训练中，男人系统地接受鼓励，将性征服视为男人气概——用他们的话说，视女人为“男性性服务的工具”。男人当然要用同一套词语来谈论性暴力和军事暴力——又刺激又好玩。打老婆和对妇女的其他形式的暴力，当然也就从古至今是军队家庭里的主要问题。
我并不是说军队里的所有男人都虐待妻子，也不是说所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男人都成功地成为两性战争、甚至一般的战争中积极的斗士。但是，军队的脚本将“真正的男性气质”与暴力和征服(包括性征服)联系起来，无疑是通过战争和两性战争维护统治关系的等级。有一些男人也确实将这种脚本内化了，他们学会了蔑视所有与他们被教导视为软弱或女性的东西，而且压抑自己身上的这一方面——也就是爱与同情，甚至对自己的同情——并且将性等同于野蛮的征服，甚至杀人。
倘若我们读读一些最新出版物的节选，这一点就变得非常明显了，作者都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个交战国：德国和美国。他们揭开旧伤疤，给我们看那种可怕的男性社会化，它将暴力和残酷系统地与性和女人联系起来。
这些材料让人不忍卒读，因为它们暴露了作者的兽性。这些人的确是恶魔，他们丧失了人性，无法将其他人看作有生命、有感觉能力的存在，无视他们的痛苦。那些德国人就是杀人魔鬼，克劳斯?斯韦莱特(KlausTheweleit)在《男性幻想》一书里对他们的作品做了仔细分析。他们是纳粹志愿军的精英，1923年至1933年间成为希特勒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的核心——这支精良部队不仅在短命的威玛共和国时期在德国搞恐怖主义，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恐怖活动中，包括希特勒对上百万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或被视为异己的人的杀害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这些人写到女人的肉体(更确切些说，是女人的性部位，他们就是这样描述妇女的)时，毫不掩饰他们的厌恶和鄙视。斯韦莱特写道，对他们来说，女人的性感是“兽性的”、“危险的”，会“夺去他们的性能力”——对他们的男性气质是一种威胁，而且常常危害到他们的生命。在许多故事里，他们杀死女人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其实，有关志愿军的故事提到性交，大都也要提到死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女人的死亡)。即使在极少数例外中，譬如，贝弗科隆中尉与红色玛利的故事，闪现了一丝人与人的关系，最后的结局却仍是这样。“可怜的贝弗科隆若要施行他的仁慈计划，就必须谨慎从事。”可是，他的“仁慈计划”也不过是辜负爱人对他的信任，从而欺骗她说他会救她，好让她不用整夜担惊受怕而已——清晨，她信任地、双眼充满希望地看着他，他却命令手下朝她开枪。
从有关志愿军的这些文字里，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性关系在他们的头脑里与战争中的搏斗完全一样。在这些故事里，女人和男人的惟一关系，也的确是建立在男人的残酷和暴行之上的，建立在男人对女人的棒打、鞭笞、烧灼、践踏、枪击之上，以及撕裂女人的肢体，尤其是女人的性器官、臀部和胸部——或者，如斯韦莱特所说，建立在将女人的躯体弄成“一堆血肉模糊”的行为之上的。正是这一过程——“心满意足地看着女人变成血肉模糊的一堆”——斯韦莱特说，“似乎带来了”这些男人寻求的“真正满足”。
“好像有两种男性冲动以同等的力量在撕扯着女人，”斯韦莱特写道。“一种力量想要推开她们，把她们推得远远的(防卫)；另一种力量想要穿透她们，把她们拉得近近的。这两种冲动似乎同时在杀戮中获得了满足，这时男人推开了女人(夺去她的生命)，同时又接近了女人(用子弹、刺刀、棍棒等物穿透她)。”最后他总结道：
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她的美才能得到容忍并且似乎受到欣赏。她的性的“红玫瑰”只有在她死去、被支解、被打开的肉体的伤口上才能绽放。美妇人使这些男人激动的因素是内在的，在她的皮肤以下。这些杀戮看起来就像补救措施，它们改变女人的假像，使她们“真正的本质”暴露出来给人看。
那么，这种“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血肉模糊的一堆”。因为在这些统治关系的幻想里，在现实中也常常一样，妇女的肉体和妇女的性不是让人联想起生命和快乐，而是毁灭后的“血肉模糊”，是残酷和统治的“满足”，最终是肉体的腐朽，是死亡。
另一群很不一样的人也写了同样的主题：美国空军第77战术战士中队(TacticalFighterSquadron)年轻的飞行员们，在半个世纪以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赌博者的歌曲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本书“集中了我们75年的传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歌，以及我们的游戏”。这本75年军事传统歌曲集中有一首叫做《我操了一个死妓女》。开头的一段是这样的：
我在路旁操了一个死妓女
我马上知道她是一个死妓女
她的肚子没有皮
她头发掉了成秃驴……
另一首歌被作者称作《这些蠢事，让我想起你》。歌词中有这样的话：
出租车上那一枪放得实在差，屄上尽是大大小小梅毒留下的疤，这些蠢事让我想起你。
在这些歌里，女人的肉体也是让男人既兴奋，又讨厌。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和在纳粹的幻想中一样，女人不过是一堆肉——比这更坏，是一堆让人厌恶的肉，腐烂变质，没有生命，像第一支歌里所唱的那样。总之，正如琼?史密斯(JoanSmith)在其杰作《厌女症》中所指出的，这些歌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当作生命和快乐的象征。而且，倘若看一下另一首歌《天上的操屄者》(讲述强奸一个“斜眼婊子”的故事)，就会发现这些歌总是把性与暴力——具体说，与男人对“敌人”(女人)的暴力统治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只有死人的阴部是甜蜜的。
面对这样的恐怖，人们会说这些幻想是心理变态，是大脑面对战争的恐怖进行自我保护的产物。但是，这些幻想并非野蛮的法西斯分子所独有，也不是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所独有。在黄色书籍、电影和录像带中，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幻想：妇女被捆绑，被加上索链，被刺伤，受到性折磨，等等。这些书籍、电影和录像带如今在全美国，在全世界，大批大批地卖给男孩和男人。倘若想看这些东西，甚至都不用到淫秽品商店或成人影院(这些地方和军队一样，只对男人开放)去，许多报摊上的黄色杂志里就有。
人们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淫秽品，是肮脏的大脑的产物。可是在事实上，我们的整个文化都充斥着对妇女的色情残酷和野蛮，对此我们已经见惯不怪了。
我们可以在电影里看到它，在美国各地的剧院里看到它，并可从中看到世界，看到男人对女人的强奸、鞭笞、捆绑、折磨和杀害。这些东西被成批地推向市场，供人娱乐。这些电影不是在色情场所里，而是在大街上的剧院里放映的——阿尔弗莱德?希奇科克的褒贬不一的妇女谋杀片《精神病患者》(这是“砍杀者”影片的鼻祖)；萨姆?佩金帕(SamPeckinpah)对妇女遭到的殴打、鞭笞和强奸不厌其烦的描述；票房价值极高的《链锯屠杀》和《亨利：一个系列杀手的肖像》(教你在性谋杀后如何逃脱，让人毛骨悚然)——没完没了地把男性暴力与性拉在一起。经典影片也不例外，譬如卢道夫?瓦伦提诺的《酋长》。那些具有“强壮男人”形象的电影明星，像汉弗莱?博加特、马龙?白兰度、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杰克?诺科尔逊和阿诺德?施瓦辛格(都是扮演又打又杀，或以其他方式强暴妇女的角色而成名的)，都是比较婉转地但同样有效地进一步传达了这一信息，即：性和暴力同在。
将性与暴力和统治连在一起的音乐录像，更是电视台最普通的生财之道。儿童和成人每天坐在家里的电视屏幕前，就能看到成千上万的谋杀、殴打和其他野蛮行径。在这些行径中，男性气质就等于暴力和统治。还有其读者数以千计的小说，譬如布雷特?埃斯顿?埃利斯的《美国精神病患者》，书中的主人公寻找性刺激的方法，就是割去一个女人的手指，往她的阴道里灌酸液，割断她的喉咙，最后当着另一个女人的面，锯下她的脑袋，然后把他“硬得发紫的家伙放进那具尸体满是血污的嘴里”。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还只是孩子，听的录音带也毫不逊色——譬如，像“生龙活虎队”之类的歌手录制的录音带(他们在1989年录制的《他们想要肮脏的东西》中就涉及到性暴力，歌词里净是“捣烂你的屄”、“打断你的脊梁”和“我要看你放血”，却被认为“不下流”)；NWA(他们在一首名为《叩击声》的歌曲里，有节奏地讲述一个女人被绑在床上，被强奸，然后被人用一支44口径手枪杀死，这首歌的另一个名字叫《又少了一个婊子》)；还有坎尼鲍尔?科普斯(他们有一首题为《从一个处女的阴道里掏出来的下水》，歌词中唱道，把一个小女孩开肠破肚，“绑在我的床垫上/用我的刀子取走她的童贞”，最后，她的“肉体向外淌着血/阴道分泌着粘液/血淋淋的阴唇被我吃下”)。
甚至在广告里，男性暴力和统治也经常作为性魅力加以宣扬，只不过有时婉转，有时直露而已。1989年的雷夫伦(Revlon)广告传达的是这样的信息，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Sinatra)抓着一个女人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把她拉向自己，两人脸上都僵滞地微笑着。影集和影集广告传达的是这样的信息，无数影集的封面把性自虐装扮得光彩耀人，还有影集的广告，譬如1976年好莱坞落日彩带广告牌上，画的就是一个女人被捆绑着，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双腿劈开，下面是一行字：“我被滚石乐队搞得浑身青紫，太棒了!”有时甚至时装广告也传达着这样的信息——譬如，在某一期《时尚》杂志中，对女人的性虐待被包装得无比优雅，作为性感甚至时髦的形象，在市场上出售。
对于这些，人们也许会认为，这只不过是近些年来的变态，是“过度的性解放”的副作用。但是在事实上，这是古老的主题最新、最暴露的展现。倘若仔细想想，我们就会发现男人的性与暴力统治之间的等式，是许多最受尊敬的作家最喜爱的话题。
列夫?托尔斯泰被他的一些传记作者认为是最伟大的现代作家，甚至是现代圣人。他给我们留下了《克卢兹?索纳塔》(KreutzerSonata)，这本略加掩饰的自传体作品象征性地通过一个男人为了摆脱他对女人和性的极度厌恶而杀妻的故事，讲述了他与妻子索菲(Sophie)之间的性虐待关系。传奇人物D?H?劳伦斯则企图让我们相信，他在《逃跑的女人》中虚构的女主人公在明白自己就要被半裸的野人杀死时，竟然产生了性欲。著名诗人罗宾逊?杰弗斯在《杂色牡马》(RoanStallion)中幻想一个女人想要和一匹大马交配，全然不顾大马有可能会把她撕碎。还有亨利?米勒(他曾狂想地贬低妇女)和诺尔曼?梅勒(他在《美国梦》里的主人公从残忍的杀妻中找到了荣耀和自尊)这样的“重要的”当代作家，他们所传达的中心意思，也是能激发男人性欲(因此对女人一定也一样)的不是给予快乐，而是制造痛苦——具体地说，就是对妇女的践踏、折磨、污辱、统治甚至杀害。梅勒的书中的某些段落与弗雷科普斯(Freikorps)成员以及死亡本质歌，譬如《掏出来的下水》的歌词惊人地相似，听上去令人作呕。
直到今天还有些人说，妇女的肉体遭强暴的这些形象，以及性、残酷和暴力的这种联系，已没有什么实效，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幻想而已，并不是现实。倘若真是这样的话，军队里为什么特意用性暴力来教人杀人？倘若性与暴力的联系果真对性和社会行为毫无影响，那些聪明的媒体人怎么会把他们要卖的所有东西——从汽车到可口可乐——都和性搭上钩，以便左右人们的购买行为？
倘若战争宣传能够有效地将“敌”国的人都非人化，使得一些人伤害、杀戮和践踏另一些人成为可能——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把妇女丑化为供男人使用和虐待的部位的形象，怎么就不会达到同样的效果？!那些把妇女非人化的故事和形象，怎么就不会像其他战争宣传一样，使人们对妇女的苦难视而不见？!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于，这种宣传太有效了，许多男人和女人至今没有看到这种其实很明显的联系。倘若这种宣传不是这么成功，那我们早就会看到在第一章里就提到的事实：“两性的战争”其实就是指针对女人的、其暴力程度不可想像的战争——一场伤亡远远高于公开的武装冲突的战争。
全世界针对妇女的暴力规模大得惊人，几乎无法想像。直到最近这种暴力才有官方记录，也才得到更广泛的了解和报道，这一事实同样令人瞩目。
据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记录，1989年——仅仅一年——在美国遭到强奸的妇女，其人数比整个二战期间受伤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要多。1990年，美国的外科综述报告说，美国妇女致伤的惟一主要原因是家庭暴力——比车祸高出许多。最后，我们再从性别角度看看暴力犯罪。联邦调查局宣布，3/4(75%)的美国妇女一生中有可能要遭受到至少一次暴力犯罪。
在地球的其他地方，针对妇女的暴力或许更多。在许多地方，男人打老婆依然得到社会的接受。在一些国家，甚至蓄意杀害有性独立嫌疑的女孩和女人并不算犯罪，而是男人的“脸面”问题。根据1991年联合国的报告，由于人为的营养不良、焚烧新娘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印度有25%的女孩活不到15岁。新闻界近年对我们已经看到的古老的性别暴力——人为地杀死女婴——也开始有所报道。但是，这种暴力成为“重要的”封面新闻，却是因为它发生在中国，而美国政府恰好发起一轮反共和反控制人口的征伐——并不是因为受害者是女婴。
可悲的事实是，倘若针对女孩和女人的暴力真的被认为有新闻价值，那每天的头条都会是这个——而且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会是这样。因此，新闻界人士、社会科学家以及全世界的男女终于开始认识到两性战争的本质和恐怖——以及这种战争暴力如何帮助维持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统治，这确实是现代意识革命的一大进步。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篇篇揭露世界各地法庭和其他权力机关对施行这种暴力的罪犯不予惩罚的文章，我们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地方以传统的名义公开宣扬这种暴力的了解，至今主要还是来自女权主义报刊。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西方的传统中，法律和法庭也不能保护妇女免受这种暴力危害。这能解释为什么直到最近妇女普遍地不对这种暴力提出举报的原因。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这种变化正在逐渐发生我们却仍能看到暴力犯罪的数字大幅度上升的缘由。因为，我在第一章已经说过，倘若一个人打了一个陌生人，他就会被关进监狱——但是，倘若他打了一个和他有性关系的女人，那么警察通常不予理睬，说这是“家庭争吵”，最多也就是把那个男人带出门，拐个弯，让他“冷静冷静”。
因此，也就难怪至今还有一幕又一幕的悲剧，美国妇女向警察报告说有男人威胁要打她们或杀她们，得到的回答却是她们无法得到保护，直到那个男人真的“做了什么”——到那时，当然就为时晚矣。法律和法庭至今仍在保护男人不受警察和法律的制裁——却不能保护妇女免遭男人的暴力——警察为避免暴力实行的保护，也有一个双重标准，这实在令人震惊。
一个非常可怕的例子，是几年前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事情。一个男人在残暴地强奸了受害者后，割断了她的手臂，把她撂在荒野的路上等死(她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那个犯罪的男人因为“表现良好”被释放，却受到邻居们(他们当然不愿看到这个恶魔在自己家周围)的威胁，于是他反倒得到警察每天24小时的保护——花的全是纳税人的钱。
对于野蛮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强奸和性谋杀)与当代暴力形象在媒体、音乐和文学中的公然泛滥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人们正争得不可开交。暴力行为和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不可能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最近对丹麦4269人所作的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童年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和难产对形成有暴力倾向的男人有很大影响——尽管这些因素被分别观察时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问题不在于暴力形象与暴力行为是否有直接联系，这种联系在一些“照猫画虎”的性谋杀和强奸中已经有了。问题在于，这些暴力形象是否造成了一种文化气氛，使人们，尤其是那些由于心理或生理原因已经有暴力倾向的人，将这种倾向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更大。另一个问题是，这种文化气氛如何影响人们对暴力，尤其是针对妇女的暴力的一般看法。
临床试验表明，在那些观看暴力淫秽制品的男人中，认为“强奸是对妇女的伤害”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较低，而说“倘若能够逃脱，自己也要强奸”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较高。事实上，根据丹尼尔?林茨、爱德华?唐纳斯特恩、史蒂文?彭洛耶的研究，看过5次将性与暴力扯在一起的X级电影的男人，通常“对这种电影的反感就少得多了，对这些电影中的暴力的感受要下降许多，而且认为他们自己对妇女的践踏程度也小得多”。因此，暴力淫秽制品即使没有直接引起对妇女的暴力，但是看过这些制品的人对妇女的苦难就麻木了，于是他们就更容易容忍对妇女的暴力，认为这些苦难并不是真正的痛苦，而是性激动。
这又有助于形成一种社会氛围，那些不只是停留于幻想，而是确实对妇女施暴的男人，也就更加轻而易举地被放过了。正如在专制统治下，只需相对少数的人对人民实行残暴的恐吓，就能使人民俯首贴耳，维护男性的统治地位也只需要一部分男人残暴地对待妇女。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只要间或用暴力恐吓服从的群体，就能有效地压制改变现状的企图。
不仅如此，而且使男女都把对妇女的性暴力看作是唤醒和兴奋——因此，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还求之不得呢——使得他们认为，单对妇女的残酷和暴力，与也对男人施暴和残酷，这不是一码事。换一种说法，这使得许多人认为，对妇女的暴力仅仅是“妇女问题”——与当代反对对包括男性在内的群体施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但是，暴力的色情化不仅仅能够维持男性统治。它还使人们认为，对妇女的肉体施行的暴力微不足道，并且(或)者非常性感，这有力地强化了男性对各种暴力的社会化——这就是为什么暴力的色情转化为军事训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原因。因为倘若能够成功地教会男人把暴力甚至杀人与性激动等同起来——那他们在伤人和杀人时，感觉到的也是性兴奋，不管伤害或杀害的是女人还是其他男人。
我在为本书作研究的时候，已经明白这是如何通过一种机制而发生作用的，对于这种机制，心理学家已经研究了很久，企图搞清人是如何获得情感，甚至心理反应的。这种机制通常被称作条件反射，是俄国科学先驱伊万?巴甫洛夫首先通过试验记录下来的。巴甫洛夫在他著名的试验中，每次给狗喂食时都摇铃。过一段时间，他光摇铃但不给食。结果发现那些狗已经习惯于将食物与铃声联系在一起，每次摇铃它们都分泌唾液——即使周围并没有食物。也就是说，巴甫洛夫通过他的条件或第二刺激，获得了与第一或非条件刺激相同的情感，甚至心理反应。
同样道理，男人由女人的肉体(第一刺激)而产生的性兴奋，在统治关系文化里常被与统治、残酷和暴力(第二刺激)联系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即使没有性感的女人或其他性形象来引发性兴奋——残酷、统治和暴力本身也就可以导致相同的情感和心理反应了。林茨、唐纳斯特恩和彭洛耶写道，接下来就是一个“张冠李戴的过程”，当事人误认为他们的兴奋是性所致。
也不是所有接受这种条件反射的人都会有这种反应。但是，反复将性快乐与暴力和残酷联系在一起，会使人特别难以克服这种倾向，对于已经有暴力倾向的男人来说，就更是如此。这就是伦纳德?伯科维茨(LeonardBerkowitz)的“刺激-反应联系模式”的意思，与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Bandura)对示范的研究也相符。示范是一个双向的、相互强化的过程，使人将性与暴力联系的条件反射，本身就是一个使他们倾向于暴力的因素。
对男人和男孩——他们是将对妇女的残忍和暴力与性相连的现代色情业瞄准的市场——的这种条件反射作用，在也教人视残酷和暴力为不人道和不道德的社会里尤为重要。因为这种社会不同于更荒蛮或“纯粹”的统治关系社会，需要有选择地只强化能够维持社会最基本的统治等级的残酷和暴力：男人对女人，“优等”群体对“劣等”群体(这些群体，譬如，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和被科威特打败的伊拉克人，常进一步被贴上“阳气不足”的标签)的暴力。
因此，在我们这个伙伴关系蓬勃复兴的时代，我们就更应该抓住要害，消灭将性与暴力相联系的形象，不仅在淫秽制品中，而且在包括音乐、广告甚至动画片和连环画在内的大众传媒中，消灭这些形象。因为这些形象不仅提醒妇女说，倘若她们不回到“传统的”角色就会有何种下场，而且不断地为性激动与暴力和统治间的联系提供广泛的社会环境。我们已经看到，人如何解释生理上的唤起(即伴随生理上的兴奋而大量出现的化学物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
然而，我要再一次强调，性与暴力的这种联系并非新鲜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我们整个“文明”史上，它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男性和女性的性的形成，使我们一代又一代地把性唤起的快感与施加和忍受痛苦连在一起。有人说，性自虐是近代从萨德(MarquisdeSade，英文中的施虐狂sadism这个词即源于其姓氏，这个词也是从这儿才开始出现的)才开始的，稍有古代历史知识的人居然能够接受这种说法，真是让人吃惊。
在萨德之前两千年左右，苏埃托尼乌斯在对罗马皇帝生活的描述中，就讲到卡利古拉这类人对性残酷和暴力似乎永无满足。从罗马的档案中我们也能看到，在性虐待中经受折磨最后被杀死的妇女，常被带到罗马的大公共娱乐场，当众剥光衣服。倘若看看那时基督教的文字，我们就会发现，不只是罗马人“喜欢”这些折磨，盼望看到这些妇女被剥得赤身裸体。那些记录和阅读这些妇女受到折磨的人，也有同样的愿望。玛格丽特?迈尔斯(MargaretMiles)在《性欲的认知：基督教西方的女性裸体及其宗教意义》中说，“女性的肉体和女性的赤裸常常出现在马戏之类的小节目和流行小说中，这说明观众和读者想要这样的细节，但他们似乎很少注意男性受难者的裸体。”
不仅如此，我们在基督教的宗教艺术中，也能看到许多与现代淫秽制品完全相同的性虐待形象：赤裸的女人受到折磨，被肢解、被杀害，尽管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指责淫秽作品是现代人远离宗教的一种表现，那也无济于事。在详细描绘女圣徒受难的基督教绘画中，我们能看到赤身裸体的女人，和衣冠齐整，挥鞭持刀的男人，与现代淫秽作品中的一模一样。芬兰国家博物馆藏有绘画大师弗兰克(MasterFranke)作于15世纪的一幅作品，上面是赤裸的圣徒芭芭拉被绑在一根柱子上(与现代淫秽作品中的妇女形象极为相似)。她右边站着一位持鞭男人，左边另一个男人正一手握着她的乳房，一手持刀欲割。在另一幅画里，圣徒艾格尼丝(Agnes)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迈尔斯描述道，“她的乳房已被割下，她在画中常常手托呈有自己硕大、结实的乳房的盘子。”
迈尔斯接着说，为了对肉体的罪孽做出道德的警示，基督教艺术经常表现“罪人”按照一定程序遭受折磨，以示惩罚的画面。“那些受到诅咒的人，”她写道，“常在与他们的罪恶相关的部位受到折磨；譬如，‘耽于肉欲的女人，她们的乳房和肚子被癞蛤蟆和令人恶心的蛇吸吮’。”这里与现代淫秽作品一样，妇女总是以被绳索或铁链束缚的形象出现，对性折磨大加渲染。譬如在《地狱》这部作于1396年而至今仍保存在意大利圣吉米尼阿诺(Gimigniano)的作品中，一个带面具的魔鬼正把一根锋利的竿子，捅进一个被捆缚的女人的阴道。在中世纪描绘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受审的蚀画和雕刻里，我们可以看到与现代淫秽作品非常接近的形象，妇女被捆绑，被加上枷锁，或全裸，或穿着很少的一点衣物，受到男人的折磨。
只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并非是男人的幻想，而是男人制造的现实。因为这些艺术品大部分是受教会委托而制作的，是男人为那些在现实生活中虐待妇女的男人创造的艺术品。
有些人可能会说，残酷和暴力的色情化已随处可见，因而也就成为正常的事情了。然而，人类行为有极大的伸缩性，从生理角度来说，几乎没有什么行为是不自然的。这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常规的角度定义的正常大不一样。我们所说的这些行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被认为是正常的——尽管是要不得的。譬如，五千年来战火不断，这一事实被大多数人视为正常，尽管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件好事。同样，在美国历史上，奴隶制曾被视为正常。在中国历史上，男人看到女孩子被父母逼着把脚弄得变形，使之无法自然长大，看着这样
的小脚使她们无法自然地行走，就觉得性欲上升，这被视为正常。
换言之，何谓正常，这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同而不断改变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学来的。说得更明白些，它是可以改变的，就像现在，全世界的男女都开始反对暴力，挑战色情，并且随之反对永远得不到感情上满足的生活和“爱”的方式——甚至有效地将残酷和暴力的恐惧恶魔化，认为它可憎而不是可爱，就是很好的证明。
当然，我敢说，即使有朝一日，我们从视性暴力和残酷为正常的条件反射中解脱出来，也总还会有人由于暴力和残酷而激发性欲，也还会有人做出这种行为。而且，不管那时的社会规范是什么，一定程度上对恐惧的幻想，无疑也会依然存在。
我们人类天性好奇，不熟悉的东西对我们总有吸引力，即使它奇形怪状，恐怖万分。而且，恐惧本身就是肉体和情绪上的一种唤醒状态，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兴奋。当然，怪异和可怕也是对自然世界的某些现实的反应，一些物种生吞另一些物种，自然灾害譬如地震、风暴和传染病，有可能而且常常实际地带来可怕的后果。
但是，看到这种恐惧，甚至为之吸引，是一回事。特意使之制度化，甚至性化，把它作为一种条件作用的手段，使人们认为它是正常的，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正因为这样，在西方古代一些严格的男性统治和专制社会里，当众折磨被认为是正常的，对罪犯、叛徒、异端分子或当局想要折磨的任何人(譬如，罗马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进行最可怕的虐杀，也是正常的。对犯有通奸罪，有时仅仅是离婚后想要再嫁的女人以乱石砸死(有时需要数小时)，在曼谷和宗教法庭势力极大的穆斯林世界等严格的男性统治和专制地区，至今依然存在。据说，在科威特(1991年海湾战争以后，那些帮助过伊拉克人的人还被枭首，把其脑袋插在竿子上示众)，至今偷窃的人还要被砍断手。不过，在数百年前，基督教国王和神职人员还下令对被指控为女巫的人当众开膛破肚，活活烧死——这就和古罗马的角斗一样，成为众人取乐的一道景观。
面对如此严重的恐怖，人们自然对苦难已无动于衷，没有感觉——不管是对别人的苦难，还是对自己的苦难，均是如此。倘若恐惧居然被得以性化，那么人们就不仅对他人的痛苦没有感觉，而且把神经的唤醒与性唤醒连上了——这样就进而维护了需要痛苦或对痛苦的恐惧才能维系的制度。
但是，这种制度并不是我们这个物种惟一的可能性。尽管有史以来(历史上充满了不同程度的统治关系社会组织)麻木不仁和痛苦就被视为正常，女人和男人仍然努力建立了关心和快乐的联系。即使被仇恨、残忍和暴力全然包围着，我们仍然一次次给予和接受了爱，不仅在性的激情中，而且在最简单的人类动作中，在某只手的触摸中，在一个吻中，在友好的微笑中，找到了欢乐。其实，我们人类对快乐有很强烈的需要，即使在最恐怖的时代，我们也能从最普通的自然事件中寻到快乐：一次日落，一朵花开，一个月夜。
直到现在，我们才明白了我们在何处，以及我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我们逐渐视之为正常的恐怖，直到现在才真的有可能结束。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与众不同之处，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里将会看到，就是女人和男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自觉地、坚定地携起手来，共同挑战残暴——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即我们如何定义性和爱，甚至作一个女人或男人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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