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带一本哲学书去滚床单？
2016/8/1 哲学园

    

     原因一：科学之名

    

     以小人之心，我猜很多人跟我一样——对性生活的困惑远比对生活的困惑来得更早。

     生理卫生课是有的，我在五年级的时候知道了“男女体征有别”“人是由精子和卵子组合而成的”。知识总是不错，不过这一点都不解决男女分桌带来的动荡不安。先知先觉者已经立起男女藩篱，而更先觉着已经学会偷偷跨越并嘲笑藩篱。

     回想这门名字很“科学”的课，感觉它在炫耀了一堆术语后，无非想说：事情就这样，你们就别再瞎想瞎问了。

     我依稀能忆起老师欲言又止的表情，那种“以后你们就都明白了”的眼神。我想，她如果不是确切明白，总也是大概感受到了，孩子们需要的不是这种知识，至少不仅仅是。

    

     问题新形态是——人为什么被欲望纠缠不休。好消息是有答案，坏消息是答案有的是，陆琪有陆琪的答案，雷政富会有雷政富的答案。作为一个曾经自许上进的青年，当然不满足于这样那样的浮言，我要去寻找一个终极答案，转来转去就找进了哲学系。

     由于懒散不下苦功，仅有的长进都来自于师门饭谈里抓到的吉光片羽，直到嘉映老师写了这本《何为良好生活》。

     对于我这种资质庸常的人来说，这就好像臭棋篓子找到了绝世棋谱，从此遇到问题只需要按图索骥就行了。当然，这不是说凡事都有解答了，倒不如说是清楚了问题是哪儿来的。

    

    

    

     原因二：对错利弊

    

     陈老师在饭桌上常常也是那种格言警句式的哲学家，但写起书来是不怕麻烦的，必须语言通俗畅达、道理严丝合缝，凡事细细掰嗤。 这书的第一章，是先要“正名”，梳理别人理解的伦理学是什么，我觉得是什么——“伦理学的主旨在于穷理求真——像物理学为认知物理世界而认知一样，伦理学—政治学为理解人类活动而认知。”滚床单未必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问题，但重要的伦理学著作一定能解释好滚床单这个问题。我的经年困惑，是从这本书的第二章接上的。

     “在伦理维度上反思生活，通常会先来到功效主义类型的见解”，对功效主义的反思是正名之后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像我这样的业余选手常走的弯路。

     功效主义最著名的原则即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初我对男女大防的不忿即是基于这样的原理，既然男女欢愉并无什么外部危害，物质消耗仅有一星半点的橡胶，碳排放也可忽略不计，为什么这要被严格限制呢，明明是在增加幸福总量嘛。

    

     陈老师梳理了许多对功效主义的批评，幸福不可计算是重要一点，“快乐等等不易测量，首先在于快乐不是同质的。”“快乐等等不同质，联系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很难完全脱离当事人的感受来谈论快乐幸福之类。”

     我理解的更糙，不仅是两个正值难以比较，强奸犯也并非没有收获，他的“幸福”也要计入到幸福总量里么？跟受害者的负值相比较？

     不同质倒也不是说完全无法比较，估摸我们谁也不会认为朝鲜人比我们更幸福，只是我们就无法精算了，只好交给具体情境里的人去感受。流行的话说，“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听上去快意，真要变成满街郭文贵，不光是挺糟，说不定也挺难的。

    

    

    

     原因三：为人为己

    

     另外，把一件事情的价值都归到它的最终效果上，把一切都变成“手段——目的”关系，如此把世界磨得光滑，简单倒是简单了，只怕一踩上去就要打滑，一滑就要滑到世界尽头。

     做爱难道仅仅是为了最终的快感么？恐怕不是的吧。听说女子的快感要比男子强烈数倍，这显然违背了同工同酬的基本原则，难道这里也需要引入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陈老师在第四章《实践中的目的》中更严肃地剖解了目的论的问题，还是他最常举的例子——下象棋。很难说下棋的目的是为了赢棋，毕竟你说“算你赢了”然后就起身要走，我会很不愉快。

     陈老师把事情分成单纯取效和单纯游戏，上班可能靠近前者，象棋大约是后者的一个典型。倒不是要特意符合中庸之道，但大部分的事情确在这两者之间。

    

     “画家可以靠他的画获得财富、社会地位、权力等等，这些是外在收益，此外，画家还可能获得另一类型的收益：同行的赞誉，因为对创造、维护、发展绘画这一传统带来的满足感。

     更深一层的“内在收益”，是他的创造性使他的劳作充满深刻的乐趣，他在绘画上的成就充实了他的生命意义。”梵高如是，普通人也如是。就算在赚钱这样的天大的事上，你看中国人还是爱自己挑选股票而不是委托给专业机构，就算受益不如，风险不小，乐在其中焉。

     孔夫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蛮可以对照“内在收益”“外在收益”来理解，不过说这话老人家是有点来气了，到哪个时候纯粹“为人”也是不易的。

    

    

    

     原因四：贼心贼胆

    

     谈到目的论的时候，陈老师也说，“有些事情与其说是目的引导的，更像是欲望推动的”。

     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心里一激灵，对啊，性不就是如此么。不过欲望这个词也容易误导人，好像欲望天然该违背理性，毕竟欲望属于感性，而感性理性相对嘛。

     一段好色的基因或者一种进化策略是否能为出轨辩护呢，据说文章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与其用这么文艺的理由搪塞不如把责任推给基因更好。

     科学要来为我的贼心辩护，自然是件好事，但它解决不了“有贼心没贼胆”的问题，甚至把情况变得更糟——“没贼胆”的前提下却总是“贼心不死”。 陈老师在第二章分析“自私”的时候说到“基因都是自私的与人皆自私是两类命题……生理—心理学当然可以研究体液变化怎样带来情绪的改变，但这类研究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你的愤怒是他的欺骗带来的。” 科学研究到底提供什么呢?

     就像小学五年级的生理卫生课一样，它给了一些东西，但未必在正确的层面上，问题也许在称贼为贼的时候已经清晰了。

     有人色胆包天，这胆也不是科学借他的，为他撑腰的，多半还是权势。有些人忠贞自守，看着随心所欲不逾矩，他们的基因，跟你我的也一样

     兜兜转转这么半天，似乎啥也没说。有一种侦探小说，是上来就告诉你凶手的，趣味全在兜兜转转的分析里。《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主副标题大概就是这种问答关系。

     至于我为什么不知所云谈了那么多，这主要是我作为三流导游的素质决定的，道路熟一点，我就多讲几句，忘了词的地方，就跳过去。所以个中风景，还须自己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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