泯灭情义的写作生涯 ——读《萨特、波伏娃和我》
2016/8/10 哲学园

     泯灭情义的写作生涯

     ——读《萨特、波伏娃和我》

     吴洪森

     萨特和波伏娃在恋爱之初,就约定只恋爱不结婚,不生儿育女,甚至也不同居在一起,各人都保有自己的住处,更奇妙的是,他们还约定互相性开放不争风吃醋。他们要求对方的是坦诚与信任,而不是感情的忠诚,尤其是肉体的忠诚。

     萨特和波伏娃长达50年的爱情,直到萨特于1980年去世,可以说他们都遵守了当初的约定。他们俩对待爱情超脱不凡的态度,使全世界都啧啧称奇。

     但是,1993年,法国出版了曾是波伏娃学生,之后又一直和波伏娃保持友爱往来的比安卡·朗布兰所写的传记《被勾引姑娘的回忆》(大陆出的中文全译本更名为《萨特、波伏娃和我》),披露了萨特和波伏娃之间所谓神奇不凡的爱情其实别有隐情:

    

     比安卡·朗布兰

     该书揭露波伏娃是个同性恋。作者做波伏娃学生时,年方16岁半,对波伏娃极为崇拜和尊敬,波伏娃也很喜欢这位学生,喜欢的结果是将这位学生勾引上了床。然后,又将这学生介绍给萨特,萨特也和这位学生上了床。

     比安卡·朗布兰在书中说:

     “西蒙娜·德·波伏娃把她班级里的姑娘当成一块鲜肉,总是自己先尝一尝,然后将她们献到萨特手里。不过总而言之,我相信他们未发表的条约、他们的‘偶然的爱情’实际上只是一种‘诀窍’,是萨特为了满足征服的需要而发明的、西蒙娜也不得不接受的一种讹诈。”

     萨特对比安卡·朗布兰如对待其他女性一样只是出于玩弄和征服愿望,毫无爱怜之心,他对比安卡·妈布兰厌烦了,就招呼也不打一个,不给予任何解释,就突然中断了和比安上学·朗布兰任何联系,给这位涉世未深的女孩造成了终生难以平复的伤害。尤其是希特勒上台后,当时的欧洲正弥漫着反犹太人之风,在这样的时刻,萨特非但未向这位犹太裔小女孩伸出道义的援助之后,反而弃之不顾。从这件事上,我们丝毫不能从这位人文主义哲学家身上看到任何人道精神。

     从有关萨特的其他传记也可印证萨特是个对女色贪得无厌的登徒子。贪恋女色不是什么罪行,这世界上好色之徒比比皆是。萨特让人恶心的地方是既贪恋女色又将自己伪装成很道德的人。他曾一度是“法国良心”的象征,去世后,巴黎街头自发为他关葬的人,多达五六万,成为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因此,如今当萨特的丑闻被暴露之后,对他怀有崇敬之情的人不免就会上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并由此对萨特的学说到底有多大的可靠性也将产生怀疑。

     萨特一直鼓吹人有选择的自由,现在用他的理论套用到他自己头上,他在和比安卡·朗布兰及其他女性的关系上,为什么选择掩盖和说谎呢?显然萨特选择掩盖和说谎是害怕失去大众的拥戴,萨特所谓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特别是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更使他的名声如日中天,现在看来都是为了在大众面前赢得更多声誉的手段则已,骨子里萨特是个沽名钓誉之徒。为了赢得大众敬佩,他可以拒绝诺贝尔奖;同样地,出于害怕被大众蔑视和抛弃的恐惧,他掩盖自己真实爱情观和对女人的态度。

     萨特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拿中国文坛怪杰辜鸿铭和萨特比较一下,辜鸿铭的勇气比萨特大得多,他就敢于坚持自己“腐朽”观念,到处宣扬一夫多妻的合理与道德,和整个世界的潮流对着干。而萨特,一个所说和所做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人,他所宣扬的哲理到底有多大可靠性呢?

     既然萨特在实际生活中是个大男子主义,那么波伏娃所谓的女权主义只能是虚假的。

     波伏娃女权主义的虚假,从她风行一时的名著《第二性》就可以看出端倪。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固然是普遍的事实,波伏娃对此的揭露和批判也很深刻,但波伏娃的解放之道却是女性向男性看齐,通过“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来实现男女平等。波伏娃的女权主义和中国江青的妇女解放观没什么两样。因此西方很多女权主义者把江青视为一条战线上的同志。这种以男人为榜样的女权主义,骨子里是出于对女性的自卑。既然如此,既然作为女性,连女性自身的优点都不能看到,那么不管波伏娃的言词如何张扬激烈,都不免是虚张声势。

     女性的真正解放之道,不是取消女性的自身优势和特点,向男性看齐。男女变得都一样的世界是乏味而可怖的世界。退一步说,即使波伏娃和江青的理想能够实现,男女在心理上、行为方式上、就职上都一样,但只要男女在性别上、生理上的不同依然存在,只要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女性还是不能摆脱“第二性”的地位。所谓以女性向男性看齐的方式,来争取男女平等的追求,结果只能是徒劳的努力。中国大陆自1949以来一直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提倡“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最极端的时期,还出现了女飞行员、女交通警之类的样板宣传。这种只追求表面上的“男女都一样”的结果,是泯灭了许多女性的温柔,女性变得和男性一样粗暴粗鲁,社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可悲的是,女性牺牲了自己的特点之后,男女不平等照样存在。因此,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真正要点是女性的特点可以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尊重和社会报酬。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女人能够怀孕生孩子,这个男性永远做不到的事。可是至今为止,女性还不能因为这男性无法替代的优势取得合理的报酬。女人生了孩子还要自己辛苦赚钱或由男人付钱来供养孩子,这种对女人天赋能力的故意抹杀才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假如有一天,社会能够公平合理到为女性的生育支付报酬,令女性为自己是个女性而骄傲,所谓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就自然消除。

     话题扯远了,现在继续讨论波伏娃。

     正因波伏娃骨子里为自己是个女性自卑,她屈从于萨特的大男子主义,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当然以波伏娃之才,她和萨特的关系不只是简单的屈从关系。或者换名话说,波伏娃通过对萨特大男子主义的屈从来牟取自己欲望的满足。一是巧妙地掩盖了自己是个双性恋者。其次,和萨特捆绑在一起的方式,使自己的声誉跟随着萨特一起水涨船高。对名声的渴望是她和萨特的共同点。

     萨特的狡猾在于,他以表面上和波伏娃之间是平等的合约,赚取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便宜。表面上,他和波伏娃互相都以性开放的姿态容许对方有外遇,但萨特的外部环境和波伏娃的外部环境是完全不同的。这不同在于,社会能容忍接受男性的性开放,但很难接受女性的性开放。如波伏娃出访美国看上了小说家尼尔森,立刻行使了她和萨特约定的自由权,和尼雨森一起旅行、同居,分手后还保持通信,萨特对他们的来往也表示支持,但尼雨森却不能和另一个男人分享波伏娃的爱情,于是退出了这场三角恋爱。

     这个例子就很说明问题:萨特“容许”波伏娃开放,别的男人却难以接受波伏娃的开放。男权社会对待男性的性开放与对待女性的性开放的评价标准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男人到处寻花问柳,被称作有本事;但如果一个女人到处找男人就被称为荡妇、***、贱人。在这种双重标准面前,萨特和波伏娃的合约自然不会有真正的平等可言。

     萨特对女性的渴求,并不是出于对女性的崇拜和热爱,而是出于征服和摆脱耻辱的需要。萨特小时候,曾因长得丑陋,被女孩讥笑过。因此征服女性成了他洗刷耻辱、平复心灵创伤的需要,而并非是博爱的流露和扩展。

     萨特自己也承认:

     “我觉得同一个女人有关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占有她的感情,力求使她感受到这一点,占有她的感情--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波伏娃:“换句话说,你要女人爱你。”

     萨特:“对。她们由于感受到成了我的某个东西而不得不爱我。当一个女人把她自己给我时,我在她脸上、在她的表情上看到这种感受;而在她脸上看到它也就等于占有了它。”

     从萨特的坦白可以看出萨特有着被爱饥渴症,是个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人,他对女性没有爱的能力。这样的哲学家,你当然不能指望他对世界有多大的爱心和真实的关怀。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上同戏子一样是在表演。与戏子不同的是,戏子是在舞台或银幕上演,而萨特则是将世界将人生当做舞台和银幕。

    

     就此而言,萨特身上并无博大深厚的人性。

     其次,萨特和许多女性的风流关系是出于对名人的模仿,他在回答波伏娃有关男女之事的提问时说:

     “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我应该同许多女人有恋爱关系,充满激情,等等。这是我从关于大作家的书中学来的。”

     因此,和很多女人有关系,对萨特来说,是成为名作家的功课和作业。在这里对女人的爱是次要的。因为大作家都这么做,他也要这么做才是重要的。正因为萨特的行为带有很多理性和有意去做的成分,因此,萨特很难完全忘我地投入对女性的爱恋之中,他甚至可以将和女人的相处,用极为理智的语言来分析它的意义。人活到这一步,连萨特本人也成了哲学思考的材料和工具了。

     有人性的哲学家,是事后把自己当做哲学的材料来分析和总结的,而萨特的不同在于他事先就把自己当做哲学的工具材料来运用。所以萨特的哲学是反人性的,是虚假的刻意制造的哲学。

     比安卡·朗布兰说道,有一天波伏娃问她,为什么从来不写东西,对此比安卡·朗布兰说道:“我回答海狸(波伏娃的绰号)说实际上我曾是一个精神上的残废者,而且一直把自己看成这样的人。”她对我使用的表达方式大吃一惊,叹息着说:“我们过去太轻率了,我们过去太轻率了!”

     对萨特和波伏娃来说,写作是最至高无上的事,对他们来说,活着就是为了写作,整个世界只是他们写作的材料,为了写作可以牺牲任何人的幸福,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快乐在内。正因他们把写作看得如此崇高,因此当波伏娃听到比安卡·朗布兰因为他们俩的伤害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者终生不愿写作时,才多少有点良心的发现,感觉到自己的罪孽。

     比安卡·朗布兰说:

     “但是我不愿告诉她全部真相。如果要说出来的话,我会说在深切地认识了著名作家的生活—被写作计划和压倒其他考虑的野心所控制的生活—和经受了他们给我造成的痛苦之后,写作在我看来就是否定性的、甚至是令人反感的行为了。如果作家就要使这种职业拥有这样的特权,就要去伤害和践踏他人的感情,那就让他们去当作家好了,反正我是不当的。现在她去世了,我可以说出这样严酷的想法而不会伤害她的。”

     读到这一段话,我很遗憾比尔卡·朗布兰为什么不把这一思想当面告诉波伏娃,让她看到有人把爱和人性看得高于一切,对萨特和波伏娃式反人性的写作生活是嗤之以鼻的。

     比安卡·朗布兰如果当面将这段话告诉波优娃,她受到的震惊可能更大。比安卡·朗布兰是太与人为善了。读比安卡·朗布兰这段话,那些几年前为顾城杀妻辩解的人,该知所羞耻吧!

     如果自以为自己的事业崇高就拥有了反基本人性的特权,那么这所谓的崇高事业必然是迷惑大众欺世盗名的,是虚假的。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实现不可告人的野心和满足自己卑劣的欲望。就此而言,无论是以作家面貌出现的萨特、波伏娃之流,还是以党卫军面貌出现的纳粹,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犯罪的程度和范围大小有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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