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有几个是够格的？
2016/8/11 哲学园
做够格的和很够格的知识分子
闵家胤
最近一年一直在校订一部译稿，《同三个俄罗斯人的对话——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宁——两个世纪社会进化的系统论观点》。这是系统论的四位创始人当中唯一活到21世纪的A·拉波波特(1911—2007)在92岁上写完的一部书。我于2000年在作者家中同89岁的他生活了一周。在告别的家宴上，当着全家人的面，老人把自己还在写的这本书的中文版版权授予我，而我也允诺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做出一个中文版。没想到7年后作者就离世了，而这个中文版在12年后的今天才完成翻译和校改。不过，我终于可以告慰作者的在天之灵，答应过他的可能很快就要实现了。
为了对作者和读者负责，我花了一年时间校订位年轻译者的译文;其实自己也来日无多，但是我觉得这一年时间花得值，并且很愉快，因为我一直沉浸在丰富的学识和精彩的思想当中。本来校订完译稿也就完事大吉了，然而，实在是有若干感慨在心中难以释怀，我相信，倘若作者依然在世，我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会同意;再请读者谅解，就让我写两则感言附于骥尾吧。写完后，我觉得这两则感言有独立发表的价值。
A·拉波波特(1911—2007)遗像(长公子Mr.Tony Rapoport 提供)
我的第一则感言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要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自己的人格。李慎之先生曾说“顾准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这句话听起来很平淡，然而仔细一想可就不那么简单，问题是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读书人和大陆培养出来的读书人究竟有几个是“够格的知识分子”。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敢说，本书作者，阿纳托尔·拉波波特，不但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很够格的知识分子。
同他相比，我们当中没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在俄国出生，在那里生活了10年，在美国生活了39年，加拿大28年，奥地利10年，阿拉斯加2年，波兰，丹麦，墨西哥，印度和德国各1年。我们当中，谁有他这样全球性的生活阅历，谁有他这样广泛和深入的对俄罗斯、西欧、美国和加拿大社会的由直接观察得来的实际知识?他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囿于一国一隅，眼光和见识肯定就有差距了。
同他相比，我们中国也没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能自如地运用俄语、英语和德语这三种语言交谈和写书，还能阅读意第绪语(犹太语)、乌克兰语、波兰语和丹麦语。譬如本书，他就是用俄语和英语两种文字撰写，两种版本几乎同时出版。有这样的语言能力，获取知识、进行交流和搞创作当然就便当了。试想我辈，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几十年都在学外语，曾经把俄语学到能自如阅读，可是，在耽搁10年之后，一学英语就把俄语慢慢完全撂荒了;英语三十几岁才开始学ABCD，以后四十几年，天天都花点儿时间在学，最后只落得事三倍而功半，勉强能敷衍应用而已。但我想问，五十年代都学的是俄语的一代中国读书人，谁又比我强一些呢?须知，人类社会的文化信息库，目前85%的纸质出版物和网上信息流都是英语，如果你没能同这么大的知识份额充分接通，你能说自己是很够格的知识分子吗?
同他相比，我们中国也没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属于最重视文化和教育的犹太民族，从小接受家庭教育，奠定古典文化基础。就拿阅读托尔斯泰来说吧，他说自己4岁启蒙用的是托尔斯泰写的小故事，6岁开始阅读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读了一辈子，只要有空就读。他把这位伟大作家称作“我的第二个父亲”。2000年，在他家小住的时候，我曾陪他到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借《托尔斯泰全集·第44卷》，因而可以站出来做证。他怕自己的孩子不读古典作品了，于是家里从来没有电视机;而他自己，十岁随父母逃离苏联后，先是被送到美国芝加哥接受完备的中学教育，然后回欧洲的音乐之都维也纳接受正规的钢琴演奏训练，最后在芝加哥大学4年内把科学学士、科学硕士和数学博士三个学位都拿下来了。古典文化、钢琴、科学、数学，这么大跨度的知识结构，着实令我辈读书人羡慕不已。你再看，作为数学家和科学家，88岁的他还在加拿大首都举办面向全市的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试想，我们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当中，谁有这样的艺术造诣，更何况还有本书透露出来的很深的文学修养和哲学思维?更何况，A·拉波波特在多伦多大学是教心理学的终身教授，还获得过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心理学杰出成就奖。
2000年，89岁的A·拉波波特照例在入睡前弹钢琴。 (闵家胤摄)[page]
此外，我们中国这几代知识分子，参与过一门新学科创立的都很难举出几位，而本书作者参与过二十世纪出现的4门新学科的创立——操作主义哲学、博弈论、语义符号学和一般系统论。就拿我了解比较多的一般系统论来说。中国知识界熟知的是L·冯·贝塔朗菲创立了一般系统论，而事实上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当是，1954年L·冯·贝塔朗菲同时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的经济学家K·博尔丁，博弈论数学家A·拉波波特，神经心理学家P·韦斯共同创立了一般系统论。那一年他们四个人发起成立一般系统论学会(后改名为一般系统论研究会)，出版会刊《行为科学》杂志，编辑出版《一般系统年鉴》，汇集每年在一般系统论领域发表的重要论文;并且，在随后几十年里，每年召开国际性的学术年会，不断促进一般系统论的发展。事实上P·韦斯很快就退出了这项工作，不久K·博尔丁就去世了，而L·冯·贝塔朗菲在代表作《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出版之后四年，于1972年，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因此，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段里，一直在这门新学科里从事研究、写作、组织和编辑的是A·拉波波特，因此他实至名归地在1983年就被一般系统研究会授予终身成就奖。我曾在1994年组织翻译出版A·拉波波特撰写的一本《一般系统论》，遗憾的是是在外省的一家出版社出版，只印了1000册，因此中国知识界没有多少人读到。希望随着本书的出版发行，中国知识界能有更多的人认识A·拉波波特这个为一般系统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认同他的系统思维。通过阅读这本书，学习他的科学精神，学会心平气和地，相互尊重地用系统思维讨论问题。
作为一个很够格的知识分子，A·拉波波特有他自己独立的人格、担当和情怀。剛成为年轻的钢琴家和数学家，面对世界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在被授予数学博士学位的第二天，他就穿上军装走向二战战场。跟同时代许多欧美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曾经受到世界革命大潮的裹挟，憧憬过布尔什维克开创的共产主义远景，加入过美国共产党，可是他很快就从自己遭遇的“喀琅施塔得”当中清醒了——在李森科的科学叫嚣和斯大林对反对派的公审之后，他退出了共产主义运动。他对资本主义也有独立的分析和判断，晚年的政治倾向是民主社会主义。尽管10岁就离开了俄罗斯，然而，A·拉波波特始终把这个国家当做自己的祖国，怀着从未割舍的家国情怀，注视着它的历史进程，并把生命的最后几年献给对“俄罗斯灵魂”的分析。此外，作为一个世界公民，A·拉波波特时刻关心人类命运。他是个和平主义者，中年以后，他花很多时间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并且，在本书结尾处，他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人类是否能通过对真善美的一致认识走向统一”。
同这样一个很够格的知识分子相比，跟他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立刻显得相当可怜。先是五四运动同传统文化断裂，继而中体西用只学皮毛不学内在精神，五十年代又割断西学全盘苏化，院系调整后办专科大学，文理分科造成知识面更加狭窄，十年文革砸烂封资修黑货，上山下乡培养出一代半文盲，新时期高考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肯定是一大进步，可是应试教育又让新一代都成了从小就戴上眼镜的人格萎缩的考试机器。抛开社会和政治层面不说，单就知识层面而言，你不觉得二十世纪一代一代的中国读书人被折腾得很可怜吗?在世纪的终点终于冒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杰出人才”依我看就是这里讲的“很够格的知识分子”。怎么办?现在还活着的知识分子只能自强自救，不断拓展知识结构，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未来寄希望于文化体制改革减压，教育体制改革松绑，留学归来一代开启新风，最后就得靠有见识的家长，像A·拉波波特的父母一样，给孩子安排跨国上学和通识教育——不局限于培养专才，而是着意于培养通才;专注孩子的素质教育，而不是只盯着考试分数。
清晨，A·拉波波特完成一天主要写作任务后同闵家胤合影。
(2000年，A·拉波波特夫人摄)
我的第二则感言是：俄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去文艺腔”的问题。这个问题源自前些年热过一阵儿的一本书《中国不高兴》。由于跟作者当中的一位黄纪苏是朋友，于是我有幸获得一册。通读之后有两个收获：一是知道了他们几位的路数，二是学到一个说词儿——“去文艺腔”。他们的意思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革十年先造反然后又上山下乡的一代，由于数学、逻辑和自然科学训练欠缺，沉迷小说、诗歌、电影和歌曲这类文艺作品，缺乏世界历史知识，对国外现状一知半解，故其言谈和写作认识表浅，思维混乱，不讲逻辑，缺少分析，徒有华丽的辞藻和激昂的感情，直至为掩盖自己的贫乏而操持油腔滑调的痞子腔。这种“文艺腔”不能适应中国崛起后的大国担当，所以他们认为一定要尽快去掉。
他们无疑是抓住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重要问题，而我在校阅A·拉波波特《同三个俄罗斯人的对话》这部译稿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的是要提升这个问题，把它上升成“俄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去文艺腔’的问题”。
先说俄国的知识分子。俄罗斯是只有1100年历史的斯拉夫民族，地域恶性扩张但始终处在相当封闭的状态。没有经历改变西欧社会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三场运动，他们就没能走出中世纪;或者，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金灿荣2014年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时讲的：“我跟许多欧美学者接触，发现在他们眼里俄罗斯就是农村，俄国人就是乡下人”。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从莫斯科迁都圣彼得堡，俄罗斯才开始接近和学习西欧。这个民族自命不凡但他们的天才畸形发展。他们出军事家，出革命家，出科学家。他们在音乐、绘画、芭蕾诸领域创作的奇葩异果在世界享有崇高的声誉。最独特的是，他们的文学出奇地发达，普希金、莱蒙托夫、克雷洛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科夫、高尔基、A·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这是一长串褶褶生辉的名字，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更奇怪的是，他们的哲学出奇地不发达，连一个著名的哲学家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世界影响了。别利斯基算得上是个思想家，就连他也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发表评论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种文化传统延续下来，二十世纪末导致苏联解体的思想解放运动，仍然是文学家打头阵，代表人物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写《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和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文学，当然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可是要靠文学作品支起民族的精神大厦，靠文学作品为社会指明方向，靠文学作品解决本民族的历史反思、文化批判、思维方式改变和价值重建这类重大问题却是不可能的。质言之，文学家可能做社会的良心却不可能做社会的大脑。[page]
“托尔斯泰代表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俄罗斯文学的深度”，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然而，本书作者，俄罗斯出生的犹太学者A·拉波波特，在离开俄罗斯并在欧美生活大半个世纪之后，用他的阅历和观察，用他的数学和科学知识，用他的逻辑思维方式，用他的系统思维方式，回望祖国并同这两个虚拟的俄罗斯文学泰斗对话，尽管仍然尊敬和热爱他们，可还是不得不指出他俩思想的陈旧，这里，只需提到托尔斯泰对西欧文明的抵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命定扩张说”的痴迷就够了，其余，读者可以自己到本书当中去品味。再看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和“又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索尔仁尼琴。尽管他毕生同专制主义和暴政斗争并受尽折磨，可是，当他经西欧来到美国后，又毫不留情地批评自由主义，痛斥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而在苏联解体后恢复名誉荣归祖国，他又大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毁了苏联，呼吁“回到俄罗斯的传统”。可是，这“传统”是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所以只能跟普京惺惺相惜，一起倒退回双头鹰国徽、新沙皇、东正教和命定扩张说。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显得昏头昏脑，普京显得昏头昏脑，整个俄罗斯民族显得昏头昏脑，原因是他们，借用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普京的用语，“缺乏理性”，于是就难免原地打转转。你说，俄罗斯知识分子不补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的课程，不“去文艺腔”，不增强哲学理性思维，他们能引领自己的民族走出这怪圈吗?
2007年，在人生的终点，96岁的人瑞A·拉波波特还在演欧洲古典音乐。
(长公子Mr.Tony Rapoport 提供)
再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有5000年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尽管有争论，或只有3700年——从发掘出来的商朝的甲骨文算起。然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周朝封建制演化到春秋战国时代，在人类所有民族当中，唯中国出现了可以同古希腊媲美的哲学繁荣——诸子哲学，百家争鸣。然而，自从西北边陲的蛮族秦用武力终结封建制，统一中国-中央集权-确立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焚书坑儒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接下来汉承秦制又独尊儒术，中国被称为“士”的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和精神创造能力就被压制住了。代之而起的是两汉经学，印传佛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学，虽然不能说没有任何学术进步，但是绝没有先秦诸子的精神气象了。在科举做官、文字狱和儒道释三教合流的社会环境下讨生活中国士人，绝大部分走向古代的“文艺腔”：书法篆刻，写诗填词，游山玩水，琴棋书画，松竹兰梅，古玩戏曲，散文小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受西欧和俄罗斯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近代的“文艺腔”：白话的诗歌、小说、戏剧这些文艺形式发达，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主流，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这些文学家是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而上世纪的中国革命则一直是在群众性的朗诵诗歌、唱革命歌曲、演话剧、放电影、打腰鼓、扭秧歌和喊口号当中高歌猛进。1949年建国后，经过反右和文革两次对操文艺腔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摧残，这近代的“文艺腔”便蜕化成当代的“文艺腔”，《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讲的那种等而下之的“痞子腔”。
我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必要“去文艺腔”，因为非此他们不能理性地认识自己，不能理性地认识中国，不能理性地认识世界，因而不能完成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弄不好还会令中国重蹈覆辙和再遭劫难。回望上世纪的中国知识界，我认为只有两个人基本上是是始终明白的明白人，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张东荪，而恰巧俩人都是留洋的哲学博士：前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后者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哲学博士。其他人，对不起，就像A·拉波波特在本书中讲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那样：由于不懂哲学，于是“在德国哲学面前表现得过分恭敬，像个小学生”;我还要补充说，由于哲学修养和科学训练都不足，中国知识界还长期地非常幼稚地把黑格尔辩证法当牛顿力学三定律使用，最后把辩证法简单化成“斗争哲学”。即便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后半生不也接受“阶级性”否定“人性”而写出“贾府的焦大是不爱林妹妹的”这样的昏话吗?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必要“去文艺腔”，还因为舍此他们不可能以“己之昏昏”而令“人之昭昭”;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知识界必先完成自身的启蒙然后才可能完成全民族的启蒙——毛泽东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农民的汪洋大海当中，只有一两个知识分子是明白人是不够的，国家会继续浸泡在农民小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的浮躁骚动中。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中国的“文艺腔”到底有多严重，跟欧美有多大差距，我想再举几个浅近的实例。法国高考作文都是哲学论题，譬如《拥有选择权是否就意味着自由?》、《所有信仰都与理性相悖吗?》。几年前，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同四个儿童举行圆桌会议，主持人问：“美国举债欠中国人很多钱，怎么办?”一个六岁儿童脱口而出：“到太平洋那边去，杀光中国人!”这着实让某些中国人怒不可遏，虽然承认“童言无忌”，但还是对节目大加挞伐，要求主持人赔礼道歉。据说，该电视台的主持人，还曾经让四岁儿童辩论这样的问题：“在1945年，假如你是杜鲁门总统，你会下令对日本投掷原子弹吗?会，为什么?不会，为什么?”再看我们的电视台，成人智力抢答节目，主持人：“请听题：九华山在中国的哪一省?它的主峰有多高?”“请听题：《水浒传》中的一员女将，是菜园子张青的媳妇，她叫什么名字?”这简直是在培养弱智!两相对比，你自然知道差距有多大。
参照两个世纪以前欧洲的启蒙运动，我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最正确的思路是回到春秋战国时代，回到诸子百家，重新培养和发展独立的哲学思维。这当然不够，还要阅读和借助西方哲学。仅就阅读而言，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只读希腊神话不够，还要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只读莎士比亚不够，还要读休谟和洛克;只读巴尔扎克不够，还要读孟德斯鸠和卢梭;只读歌德不够，还要读康德和尼采;只读马克·吐温不够，还要读皮尔士和杜威。否则就学偏了，只有文学感性而无哲学理性。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哲学理性还是不够的，还要有科学精神、科学训练、科学知识以及科学思维方式。深入学习科学史和阅读优秀科普读物不失为简便易行的方法。只懂高中物理课讲的力学和电学远远不够，还要学习和掌握二十世纪的科学革命的成果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大爆炸宇宙学和系统科学的基本知识。假如中国有一批打破学科界线，学贯中西，文史哲不分家，既有哲学理性又有科学修养，甚至还有艺术修养的，像本书作者A·拉波波特这样够格的和很够格的知识分子，那么中国人的思想境界就会变样，“钱学森之问”就会有答案，杰出人物就会涌现出来，否则就只能是继续操“文艺腔”混日子和打混仗，并让历史还是在原地循环;或者像章诒和女士不久前说的：“搞了这么多年，怎么上头还是慈禧垂帘听政，下头还是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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