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分钟了解李约瑟,科学史家刘钝老师为《文明的滴定》做序
2016/9/8 哲学园

    

     张卜天摄于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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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的滴定》序

     刘钝李约瑟在中国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提起这个名字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那部多卷本鸿篇巨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译本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下文用其原名的缩写SCC来表示),知识界人士或许还能就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意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要谈《文明的滴定》一书,亦须从SCC讲起。

     1954年,李约瑟在SCC首卷的序言中开宗明义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此即该序言第二段中的八个问号所对应的内容。李约瑟于十年后出版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即本书第6章)又将它们凝练成以下两个问题:

     “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

     以及

     “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李约瑟问题”的标准提法。

     其实“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在他之前,至少有五六批人关注过诸如“中国何以落后”的问题,包括早期来华耶稣会士、欧洲启蒙思想家、清末特别是甲午战败后的一些新教传教士与受其影响的中国学者、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知识领袖、上个世纪30年代受到马克思历史观影响的剑桥左翼知识分子,以及1943-1946年间李约瑟在抗战大后方结识的诸多中国知识精英。

     关于李约瑟的SCC,还有两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其中之一是说它的意义在于向世人揭示了对人类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许多发明创造来自中国,另一个是说作者撰写这部系列大书的目的就是回答后来以其冠名的历史问题。它们看上去都有一定道理,但细究下来又缺乏全面而充分的说服力。

     其实,李约瑟工作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中国”和“科学与技术”的范畴。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先驱,他写作SCC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而中国古代的自然观与技术成就正是通向这一目标的理想引桥。“李约瑟问题”并不是一个像数学中那样存在定解乃至多解的智力问题,它只是一个高度凝练的、借以展开宏大叙事的启发式论纲。诚如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所说,“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鲜有一个朴素的问题能够引出如此壮观的成果”。[1]借助它,作者可以展开自己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一宏大主题的思考,而不必指望有哪位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能够对它提出一个世所公认的标准答案来。

     对上述后一说法仍然怀抱希望的许多中国学者,不是热衷于对“李约瑟问题”提出种种所谓的“新解”,就是寄望于李约瑟本人会在SCC中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特别是通过它的最后一卷。如今斯人遽归道山,他开启的SCC计划也已基本告成,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李约瑟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呢?

     SCC计划酝酿于抗日战争后期,当时李约瑟正在中国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得以同中国大后方的诸多顶尖科学家和一流学者切磋交流。1944年10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在家工作,着手准备S&CiC(即SCC)一书的计划。”1948年他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通信还可以证实,他的初衷只是出版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一本专著。然而随着计划的开展与国际合作团队的扩大,当初的出版一本书逐渐成为写作七大卷合计27个分册的庞大计划。

     我们不妨看看已经出版的24个分册的情况。根据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官网公布的信息,已出版的SCC系列包括:

     第1卷,导论,合作者王铃,1954年出版第2卷,科学思想,合作者王铃,1956年出版第3卷,数学、天文学和地学,合作者王铃,1959年出版第4卷,物理及相关技术第1分册,物理,合作者王铃、Kenneth Robinson,1962年出版第2分册,力学机械,合作者王铃,1965年出版第3分册,土木工程、水利与航海,合作者王铃、鲁桂珍,1971年出版第5卷,化学与相关技术第1分册,造纸与印刷,执笔钱存训,1985年出版第2分册,炼丹术源流,合作者鲁桂珍,1974年出版第3分册,外丹及早期历史,合作者何丙郁、鲁桂珍,1976年出版第4分册,炼丹术理论及中外比较,合作者鲁桂珍、Nathan Sivin,1980年出版第5分册,生理炼丹(内丹),合作者鲁桂珍,1983年出版第6分册,军事技术:火箭与攻防,合作者Robin Yates、Krzysztof Gawlikowski、Edward McEwen、王铃,1994年出版第7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合作者何丙郁、鲁桂珍、王铃,1987年出版第9分册,纺织技术,Dieter Kuhn执笔,1986年出版第11分册,钢铁冶金,Donald B. Wagner执笔,2008年出版第12分册,陶瓷技术,Rose Kerr,Nigel Wood执笔,合作者Ts'ai Mei-fen、Zhang Fukang,2004年出版第13分册,矿业,Peter Golas执笔,1999年出版第6卷,生物及相关技术第1分册,植物学及古代进化思想,合作者鲁桂珍、黄兴宗,1986年出版第2分册,农业,Francesca Bray执笔,1984年出版第3分册,农工与林业,执笔Christian Daniels、Nicholas Menzies,1996年出版第5分册,发酵与食品科学,黄兴宗执笔,2000年出版第6分册,医学,合作者鲁桂珍,Nathan Sivin编辑,2000年出版第7卷,社会背景第1分册,语言和逻辑,Christoph Harbsmeier 执笔,1998年出版第2分册,50年的总结与沉思,Kenneth Robinson、Ray Huang、Mark Elvin等编辑,2004年出版

     另外还有关于有色金属、盐业和园艺的三个分册即将出版。

     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李约瑟的率领和垂范下,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合作,持续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宏大文化工程。李约瑟制定计划、规范体例、组织队伍,并亲自参与诸多卷册的撰写,因此整部丛书由他来总冠名是合乎情理的,也没听说任何一位合作者提出过异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随着工作的开展,李约瑟不断调整计划,SCC的整体面貌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个人的学术兴趣和行事风格有关,其明显的缺点就是未能充分照顾学科间的平衡。举例来说,对于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成就的中国古代天算之学,SCC仅以半卷(册)篇幅加以论述;而涉及自己钟爱的炼丹术时,他则一口气出了四册书。此外,像中国传统医学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有重要意义,由于始终没能找到各方面均胜任的合作者,直到李约瑟去世五年以后,才由席文(Nathan Sivin)将他与鲁桂珍的几篇旧文集结起来,加上自己的导言拼成一册出版。

     就内容来说,SCC系列的绝大部分,即中间四卷20余个分册均属于学科史,因此SCC也经常被人理解成一部中国古代科学成就与技术发明的功劳簿。有关李约瑟本人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讨论,这些卷册虽不能说全无涉及,但不可能也的确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述。相应地,有关“李约瑟问题”的陈述和初步讨论可见于SCC的前两卷,他对此问题的系统看法本应由最后一卷给出。不过这一卷的两册书都是在李约瑟去世后出版的,其中之一的“语言和逻辑”作为“社会背景”显得有些勉强,实际上放在整个系列的“导论”部分可能更加合适;而作为压轴之作的第7卷第2分册,甫经问世就引起专家学者的特别关注,因此让我稍费些笔墨来介绍一下。

     该册书由李约瑟的老友与早期合作者罗宾森(Kenneth Robinson)领衔、会同另外两位学者一道编辑,于2004年出版,此时距SCC首卷出版恰好半个世纪,因此称之为“50年的总结与沉思”。这个第7卷第2分册的主体,由李约瑟生前发表或写成的五篇论文组成,而位列首篇的正是《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文明的滴定》一书不但收入了此文,而且将其标题作为全书的副标题;而正题中的“滴定”(titration)则来自作者的老本行生物化学,用来表达借助分析不同文明在社会或思想中的成分展开宏大叙事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或风格,对此李约瑟在导言与本书收录的“台译本序”中都有清楚的交代。

     《文明的滴定》由李约瑟在1944至1966年间陆续发表的八篇论文组成,它们分别是:《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1963)、《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1964)、《科学与社会变迁》(1946)、《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社会》(1960)、《论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1953)、《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1964)、《时间与东方人》(1966),以及《人法与自然法则》(1967)。实际上,李约瑟早年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本《文明的滴定》里;可以说,他生前有关“李约瑟问题”的最完整表述也收在1969年结集出版的这本文集之中。

     作为秉承启蒙理想并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李约瑟是“科学进步论”的信奉者,而在他看来,决定“进步”、“停滞”或“落后”的因素主要应在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方面寻找:农业社会与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大型水利工程、中央集权政治、非世袭的文官制度、缓慢的生活节奏、重要资源的“国有化”、商人的地位、知识分子的角色等,都是他重点关注的议题。而作为经济决定论之补偿的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线性时间观及神圣立法者观念的缺失等,这本文集也都有所涉猎。

     《文明的滴定》出版后,很快获得学界的普遍好评。1970年1月,《科学》杂志发表了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麦克·内尔(William McNeill)题为《中国成就》的书评,称此书“促使西方对中国科学与技术丰富性与复杂性加以关注”;在批评了李约瑟的历史决定论倾向之后,内尔认为后两篇论文的入选,“显示了从一种在1944年还很幼稚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向一种更为宽容的有限自治思想演变的线索”。1971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汉学家葛瑞汉(Angus Graham)在《亚洲专刊》上撰文,称“其中每一篇文章都显示了他组织大量材料来明晰地论述问题的过人本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向前追溯二十年。”同年席文在《亚洲研究》上发表书评,指出“李约瑟问题”与“科学革命”议题的关系。

     除了不同的英文版外,《文明的滴定》也被译成多种其他文字。据我有限的了解,能够搜到的就有法文本(Eugène Simion等译,Paris:Editions du Seuil,1973)、西班牙文本(Rosa Silvestre等译,Madrid:Alianza Editorial,1977)、波兰文本(Irena Kaluzynska译,Warsaw: Panstwowy Instytun Wydawnicz, 1984)、克罗地亚文本(Branka Zoda译,Zagreb : Skolska knjiga, 1984.)、意大利文本(Mario Baccianini译,Bologna: il Mulino, 1973)、日文本(桥本敬造译,东京: 法政大学出版局,1974)、台湾出版的繁体字中文译本(范庭育译,台北:帕米尔书店,1984)。

     本书中的一些文章,过去曾被大陆学者译成中文,译文水平参差不齐,又散见于不同的文集和期刊之中,但本中译出版之前大陆还没有一个足以反映李约瑟初衷的全译本,此次则由译者全部重新译过。关于书名,两岸学者过去都译作《大滴定》,此次则借用日译本的做法名之为《文明的滴定》,我认为更妥帖。

     译者张卜天是一位很有潜力的青年学者。最近几年来,他以平均每年译成两三本书的速度,将涉及古希腊至科学革命之后西方科学发展的重要经典陆续引介给中文读者。他的译文得到业内人士的赞赏,甚至包括某位相当挑剔的原作者在内。然而这个年轻人的雄心不止于当一名合格的翻译家,我在写给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推荐信中说:“他的主要兴趣是从事一项有关前现代东、西方自然观的比较研究”,翻译《文明的滴定》只是这一计划的学术准备之一。如今张卜天即将结束在剑桥的短暂访问启程回国,而我半年前应下的为此撰写序文的承诺还没有兑现。仓促间草成以上文字,愿李约瑟这部文集的读者群因此而成倍地扩大,使他的宏大论纲与睿智思想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悉。

    

     张卜天摄于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刘钝2015年6月29日书于中关村梦隐书房

     [1] 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张卜天译,2012年,第5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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