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毛泽东独服的人为什么是个官场“混混”?
2016/5/7 管理智慧

    

    

     性格上分裂,身体上矛盾重重

     曾国藩身上确实有很多矛盾之处。

     矛盾一、既笨拙又精明

     他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而且还是个倒数第二名。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自己也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个极为“精明”的人。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又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极为正确的平定太平军战略。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剿灭太平军之后,功名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

     矛盾二、真诚与虚伪

     曾国藩平生以诚自命,自称凡事都本着真诚的原则来处理。确实,在许多情况下,他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他说:“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于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

    

     但是关于他的“虚伪”,也有许多证据。他的谋士赵烈文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九年,有一个神秘人物带着数名随从出现在桐城,他自称是来自北京访察各地军务的大员,行动故作诡秘,说话神神叨叨,有大员对他施以君臣之礼,他也公然接受。他以黄纸为诏,命一知县送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洞彻“不生不灭”法的妙处,不想因此“兴起大狱”,将此信放在一边,“置之不问亦不究”。此人见讹诈曾国藩不成,转而“传诏”于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执其人审问,“不得实,亦未深究”,此人“后遂不知下落。”

     晚年曾国藩也像其他老猾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展”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因为粮饷问题,地方财政上出现许多亏空,曾国藩拈用“展”字,来一个“累年相承”,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最后不了了之。有时他还以此诀授之属下,比如他在致万启琛的一封信中说:“累年相承旧债,列入亏空项下,以一‘展’字了之,此官场中之秘诀也。”

     矛盾三,清廉与污浊

     曾国藩可以称得上是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他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极力遵守官场明规则和潜规则,外出视察时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每年给京官们致送炭敬,出京时给京官们送了一万四千两的别敬。甚至为了报销,还给户部送过八万两“部费”。为了支撑这些开支,他在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来源。

     矛盾四、无神论与迷信

     曾国藩多次说:“余生平不信鬼神怪异之说。”“余平日最不信风水。”但是更多的文字和记载,却证明他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他一生进行过大量“迷信活动”。几乎实践过所有迷信种类:他精通相面之术,有过大量相面实践。他会算卦,经常自己占卜吉凶。他相信托梦,相信扶乩,他信关公,他禳过灾。至于曾国藩言之凿凿的“不信风水”,其中更大有曲折。

     曾国藩身上的种种矛盾,也导致对他的判断和评价歧义纷呈。有人说他是民族败类、罪魁祸首,有人说他是内圣外王的绝顶圣人,更多人认为他是一个老奸巨猾、一切为了升官的官僚。

     从“愤青”到“老奸巨猾”

     其实,矛盾中的曾国藩,呈现多种面相的曾国藩,才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曾国藩。曾国藩是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但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曾国藩一生都在变化中。他从“愤青”变为“老奸巨猾”。他早年是一个愤怒青年,单线思维、唯我独尊、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呆不了多久就返乡了。到了中年,经过重重挫折,他才终于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经过这次反思,他从一个愤怒青年变为老庄信徒,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以至胡林翼则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这套儒道融糅的老练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如鱼得水。

     曾国藩身上的“笨拙”与“精明”,其实也并不矛盾。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他的哲学是,直线是最短的距离,简单是最有效的方法,最笨拙其实就是最精明。因此,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

    

     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因为“笨”,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不敢稍有成见。他不被什么定论先入为主,总是要亲身尝试了,亲眼见到了,才下结论。

     他由迷信风水相面,晚年转信了天命。他早年之所以信风水,是因为祖母入葬之后,家中接连发生了几件大喜事。他后来又不甚信风水,则是因为又经历了几次风水“理论”与“实践”不符的事实。实事求是的思想方式,使他的思想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

     表里不一的官场中人

     至于曾国藩身上的清与浊,则更容易理解。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摆设。而曾国藩最终却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与他性格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

     学者吴方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

     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许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然是对朝廷最忠诚的。在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

    

     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托好友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醇亲王乃是慈禧的亲妹夫,与慈禧关系极为亲密。长期以来,他一直欲与奕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核心亲贵,主动奉迎唯恐不及,曾国藩却没有给他复信。奕不甘罢休,同治九年春又托曾国藩的另一好友黄倬转寄诗文,希望曾国藩应和。曾国藩仍然没有回信。除了对奕之才略用心不甚感冒之外,曾国藩如此风骨棱然,主要是从“避内外交通之嫌”这个中国政治大原则出发。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与一般中国人不同的在于,大部分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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