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没有永远 目送百年杨绛
2016/5/26 醉美上海
那个怀念着“我们仨”的，“走到人生边上”的老人，回家了。
今日凌晨，杨绛先生在京逝世，享年105岁。多年前，丈夫钱锺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先生，她是这个风驰电掣的时代一处亘古不变的所在，一抹安静温润的慰藉。以百年回眸送别先生，且谨记其百年感言：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
仙童好静
一星期不读书，一星期白活了。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排行老四，杨绛在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少年时代，她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淘气顽皮，曾因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高中国文老师在班上讲诗，也命学生读诗。她的课卷习作曾被校刊选登。一篇《斋居书怀》写得有模有样，“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老师批——“仙童好静”。
最贤的妻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1928年，杨绛17岁，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杨绛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大学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令衔也要去清华大学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面容白皙清秀，性格温婉和蔼。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锺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锺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钱锺书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多年后，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锺书听后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最才的女
杨绛的散文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杨绛在创作上成名其实早于钱锺书。当《围城》出版的时候，人们在问“钱锺书”是谁——杨绛的丈夫。1943年，还在小学教书的杨绛创作的第一部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
即便在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就连钱锺书自己也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他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屏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声名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打扫现场”
我得留在人世间，尽我应尽的责任。
1994年，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1997年去世。钱瑗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在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曾经的“我们仨”，只剩她独自一人，整理钱锺书留下的多达7万余页的学术遗物，笔耕不辍。
2003年，在钱锺书手稿交付出版后，杨绛于散文集《我们仨》中，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深切绵长的怀念，她喃喃低语，她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作者/杨绛
节选自《我们仨》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周奶奶也身安心闲，逐渐发福。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锺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锺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锺书的种种笨拙。也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锺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锺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锺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锺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锺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每天要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我曾请教一位大作家对读者来信是否回复。据说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怎能一一回复呢。但锺书每天第一件事是写回信，他称“还债”，他下笔快，一会儿就把“债”还“清”。这是他对来信者一个礼貌性的答谢。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这些信也引起意外的麻烦。
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宁静致远
我只是一滴清水，不能吹泡泡。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杨绛把自己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她喜欢的名言。“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锺书的诺言，“钱锺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 她在散文《隐身衣》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杨绛出的书不少，代表作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我们仨》等，却一直坚持不做宣传，说是怕耽误读者。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对此，她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
2001年，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截至2012年底，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为的是让那些好读书且能好好读书的贫寒子弟，顺利完成学业，永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生努力实践之。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坐在屋里的书桌前，她写下自己的心语。“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今日，火萎了，先生回家了，“我们仨”，再无生离和死别。在她身上，人们忘掉时间的残酷。105年无情而漫长，而她一如既往地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人温暖……/整编自国际先驱导报、人民文摘、环球人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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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一句话送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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