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不小：大炮复出，上了央视《新闻联播》！
2016/6/9 房地产决策参考
决策君导读?
6月份，大炮事情不断。先是上《新闻联播》，接着出席阿拉善协会环保公益论坛，过几天又要和老基友潘石屹一起联袂唱戏了。分量最重的当是上《新闻联播》吧，对大炮而言，这事儿不小。
▲《新闻联播》截图
6月2日，全国政协在京召开第51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促进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新闻联播》视频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孟学农、刘伟、苏士亮、刘继贤、尹卓、李宏塔、刘晓榕、关凯、江建曾、何宪、曹育民、杨金永、赵广发、崔海容，以及专家学者赵可铭、杨志琦、任志强在座谈会上发言。
发现没有，有个任志强，身份是“专家学者”。但是，在《新闻联播》的报道里，决策君看了两遍，也没有发现大炮的镜头。
不过，被“留党察看”期间，大炮公开露面后，上了《新闻联播》，这事儿不小。从此以后，在“退休老汉”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身份“退役士兵”了。
大炮1968—1981年参军，在38军先后任排长、参谋，退伍后任北京怡达公司副总经理至1984年，1991年成为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后任华远集团总裁、华远地产董事长。
▲当兵时的任志强
▲近年任志强军装照
大炮可谓退役士兵再就业的典型啊。虽然只混了一个副科级干部，退休工资只有 8837.04元，但是1996年他的年薪就超过了700万元。
▲任志强退休后工资条
和任志强同列的其他两位专家学者是谁？
赵可铭是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上将军衔。杨志琦是中国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理事长，原总参谋部部长助理，中将军衔。
任志强在座谈会上说了什么？新闻联播的报道里没有，只报道了政协委员的发言：
委员们认为，退役士兵是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意义重大。中央高度重视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党委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退役士兵安置改革有序推进，取得显著成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退役士兵就业创业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
一些委员建议，促进退役士兵就业创业，一是要健全法制，加强领导。二要统筹兼顾，完善政策。既要统一基本政策，也要考虑地区差异。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大培训力度，鼓励退役士兵参加中职高职的系统培训，增强培训实效性；开发重点群体的就业岗位；进一步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加大军队在保卫国防、维护国家统一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宣传，增强国防意识，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退役士兵就业创业的舆论氛围。俞正声认真听取委员发言，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
座谈会上，高官云集哦。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介绍了有关情况。中央编办副主任何建中、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贾廷安等与委员互动交流。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卢展工、陈晓光出席座谈会。
附录：
回忆我的早年当兵生活
文/任志强
我的家庭
我老家在山东掖县，过去是出武状元的地方，有好些黄马褂和武状元的牌匾。我家那个村，将近一半儿都是一个大家族。祖上没有家谱，我搞不清楚这些，但村里人都能记住辈份。我女儿有次回老家，她当时只有七八岁，但很多人管她叫姑姑，农村老规矩叫姑姑就得给钱。我爷爷应该是富农，家里大伯还在，一直在农村当校长，有90多岁了，起码退休有30多年了。当地风俗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大伯是那里年纪最长，而且威望最高的。
我父亲叫任泉生，好像是“七·七事变”之前参加革命的，1938年入了党。他属于知识分子，后来又在“抗大”四分校毕业。参加新四军后，他没当过兵，一直做的是类似后勤部长或者什么专员的财经工作。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五师李先念所在的中共豫鄂边区工作。1946年，新四军五师在“中原突围”的时候被打散了，我父亲就去了东北。他在东北时曾出任过“东北六省”之一的省长。那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是毛泽东签署的委任状。这张委任状现在算是我们家最值钱的文物了。
▲毛主席签署的委任状
越南建国的时候，中央曾任命我父亲出任第一任驻越南大使，我父亲刚到北京还没来得及赴任，就被李先念留下来了，分配到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工作。1964年，也就是第三届人大后，提了商业部的副部长。我父亲长期在商业部、供销总社系统工作，属于“财贸系统”的干部。
“文革”开始前后，我家从商业部机关大院搬出来，住到中央音乐学院旁边的一个特大的四合院里。大院子里面又分成了七个院子，当时住了一百多户。我家住后面一个小院。搬家没几天，我父亲也被打倒了，就把我们家里的电话撤了。当时商业部部长是姚依林，他们几个主要领导都靠边站了，主要是我父亲在管业务。电话被撤的第二天，正巧总理、李先念他们要召集会议，让我父亲去国务院开会。因我们家没有电话，于是，国务院只好打电话到部里，部里再派人通知我父亲。我父亲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去了。到中南海门口，警卫还不让进。等他到了会场就挨骂了：怎么回事？会都开了一个小时你还没到？我父亲赶紧解释，没电话了，没及时接到通知，再加上也没汽车了，是骑自行车来的。于是，会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家里就又装上电话了。
我父亲在商业部主管供应，这是万万不能中断的。当时，造反派正准备抄我们家呢，就赶上这次国务院开会。这以后，机关造反派就不大敢惹我父亲了。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没受到很大冲击。我印象中，在那时候的供应体制下，比如，全运会、抗震救灾什么的大活动，我父亲都是“副主席”、“副主任”。因为什么服装、布票、粮食、油、蛋，都得商业部供应。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救灾领导小组就是华国峰当主任，我父亲当副主任。
文革中，我父亲也下了一段儿干校。文化大革命唯一上调了工资的就是上海。因为王洪文要求中央给上海增加供应，提高工资。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不是不给，因为确实紧缺，就跟王洪文吵起来了。于是，王洪文跑到总理那儿去告状。总理对我父亲说，你干脆去干校好了。就这样，我父亲就去东北盘锦的干校了。过了两年，他又被“解放”了，先是被任命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还是太原市的革委会主任。那年还到山西去看过房子，让他准备先搬到宾馆。但是我父亲又没去成，还是让李先念给留下来了。当时商业部要恢复供应嘛。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父亲在第一时间和苏振华、倪志福等四个人坐了一架飞机去了上海，去接收“四人帮”的地盘。因为我父亲是被“上海帮”弄倒的，当然不会与上海帮有勾结，所以就选上我父亲了。他在上海还是管财贸。后来商业部人手不够，而且我父亲也不愿意在上海呆着，他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身体老出毛病，于是就又回到商业部。这样，一直到他退休。
刚记事就赶上文化革命
我是抗美援朝时在丹东出生的。我母亲叫李秀亨，也是搞物资供应的。我父母不是同时调到北京来的，所以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是陆陆续续到的北京。我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姐姐、我、妹妹，名副其实的是“兄、弟、姐、妹”。
当时国务院机关总共有五十几个部委，有四十多个部委都在西城区。商业部也在西边。我到北京后住在商业部机关宿舍的大院里，好像是在西城棉花胡同，是个四合院。后来又搬到部里的宿舍楼。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父母总是出差，家里老没人。我上的那个小学，原来叫培英小学，是财贸系统的几个部委子弟为主的一个小学，后来交地方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几个孩子都分别在学校寄宿，父母基本都不在家，礼拜天就把我们搁在阿姨家，由阿姨带着我们。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有时干脆连礼拜天都不回家。所以，我们从小相对都比较独立。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作文很不好，我母亲就要求我多读书。但是，那时候家里没什么书，就是《三侠五义》、《儒林外史》、《三国演义》、《水浒》这些东西。我印象深的是，我四年级就读《牡丹亭》、《红楼梦》了。小学毕业考试的时候，是全市统考的。我写的作文好像是《我的父亲》，作文要求写800字，最后时间到了，还没写完。那次语文考试得了86分。考35中的分数线是184分，我考了个186分，于是就上了35中。35中那时候是西城区重点中学。
我真正记事儿，实际上到了中学。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初二(2)班，高二(2)班的学生对口当我们的辅导员。开始的辅导员要出国去越南留学，就改由王岐山当我们班的辅导员。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学校主要是高中的学生闹得比较红火，我们就是跟着瞎胡闹。串联以后，我们学校初中的一帮人结伙，坐着火车到全国各地跑了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假串联”，没干什么事，就是见识多了点儿。
我哥哥任志刚，“文革”前是北航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后来上大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一司”的副司令。上天安门啊这些活动，他都参加。当时，北航附中红卫兵的活动啊，搞什么东西啊，一大帮干部子弟老聚在我们家，成为他们的“据点”。比如讨论什么“巴黎公社”原则呀，比如“北航红旗”开始打“联动”后研究对策啊，等等。我哥哥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小学六年级就跟他们一块儿出去玩，跟大孩子在一块儿，接受他们影响比较大。
“文革”中印象最深的应该说是“联动”在北展开的那次会。那次，我们都去了。北航附中也是主力嘛。几派在会场就开始打起来了，谁说的都有道理，就是没自己的思想。这边说这个，那边说那个。我姐姐嗓门特别大，会上人家都抢喇叭，我姐姐就自己冲到台上，在那儿扯着嗓门喊。当时，不用麦克风的就是我姐姐。对“文革”，我们刚一开始完全都是盲从，根本不明白怎么回事，以为就是共产主义了，毛主席怎么伟大。从“联动”事件开始，怀疑就开始了。1966年底时我就已经有了这种想法，认识到很多东西都是假的，不能盲从了。开始知道要自己动脑子，不是说谁说的一定就是对的。从那时起，我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那时候，我哥哥、翁永曦他们那几个人里头，有一个人我忘了叫什么了，他眼睛不好，但可以把《资本论》倒背如流。那时候看《资本论》，就是那样看的。感觉到别人说得不对，于是就开始学马列。那时候是一堆一堆的马列书籍。另外，那段时间我们也像电视剧《血色浪漫》描写的那样：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打架……我们还去北海滑冰。去玉渊潭八一湖滑冰、游泳的时候比较多，那里没人管，也不要票。这种日子到了毛主席说“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时候就结束了。
延安1970年代的生产总值和1946年差不多
1968年底，我们学校有一批人去山西插队了，我跟着他们去山西转了一圈。第二年，我跟着王岐山他们一块儿去延安插队的。我本来没想去插队，后来学校的红卫兵啊，学校的老师啊，军代表啊，到我家里去“逼”我父母，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名。我是被逼着稀里糊涂地去插队的。
我是春节前的1月9号走的。在火车上，就跟学校另一派的同学开打了，打了一路，打得都动刀子了。到了插队的地方后还打。我们35中是男校，全是男生。所以，插队的时候搭配的女校是女10中。每个地方都有一拨男知青，一拨女知青。我们学校是先去的，女10中的同学比我们到的晚。我们大队共四个小队，有三个小队在山里头。我们开始去的时候，有八九个人，全是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住在沟底下那个村儿，没到山上去。女十中的来了以后，也分到我们这个小队。别的队都是男女生掺和着过的。而我们是男的在一起过，女的在一起过，是分开的。后来北京干部来了，把这个知青点给解散了，我们这一伙子人也被打散了，分到不同的村子。
我实际上在那儿插队也就半年多。有次，我扛个东西从山上摔下来了，胳膊断了。我就回北京到积水潭医院治胳膊，实际上也没完全治好。从那以后，我就没回延安，去我妹妹所在的莫力达瓦了。莫力达瓦在嫩江旁边的讷河市。那地方现在属内蒙，当时属黑龙江。我在那里呆了好几个月，跟翁永曦在一个屯。
我在农村虽然没有多久，但是农村的生活让我知道了中国真穷。像我们去的延安那个村里的地主，就是因为有30亩地，儿子当时有个童养媳，所以被划成了地主。解放前，那地方一亩地才打几十斤粮食，一家人吃都不富裕。30年后我再回去，那个村已经是地主的儿子当了书记，地主的孙子当队长了。毕竟他们有点儿文化，所以比一般农民思想还是开放些。有些老农还觉得挺委屈，怎么地主儿子能当书记？
1970年代，周总理回了一趟延安，延安的老百姓是百里长街，依依不舍。可毛主席是坚决不回去的，因为过黄河的时候老和尚给他算了命，说你过了黄河就不能再回来。所以，他在黄河边上晃了很长时间，敌人离他就三五里地了，他就不过去，就是因为老和尚说的那句话。后来他也再没过黄河。周总理回去那次才知道，延安1970年代的生产总值和1946年差不多，粮食产量还不如1940年代“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时候。
▲1973年6月9日周总理回延安
我是1969年冬天去当兵的。那时候我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儿子正好负责到山东招兵。当时有几个新四军五师的子弟，把消息一传，地方干部的这些孩子因父母被打倒，挺困难，就到山东当兵去了。
我就这样到了济南，然后去省军区司令部。一进屋，一百多号人谁也不认识谁。我们这几个新四军五师的子弟们都是分别住在父母老战友的家里，当时跟我一块儿的，有后来基建工程兵司令李人林的孩子，铁道兵政委宋维栻的孩子，还有毛主席的外甥……光中央委员的孩子就有四五个。一般正常招兵，新兵都是提前穿着军装、打上背包什么的。我们这一大帮孩子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呼噜呼噜当兵了。上了火车一看，车厢里有一半人连军装都没有。我们是到部队以后才穿上的军装，连填表都是后来在部队填的，检查身体也是走过场。我眼睛不好，也稀里糊涂混过去了。
1970年的时候，北京赴延安的干部带着延安本地的干部，曾到我们家去抓我。他们说我脱离“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多了，老不回去，所以到我们家要接我回去。我妹妹说，我哥哥当兵了。哪些干部说：什么什么？当兵了？任志强户口还在我们那儿呢!其实，我的户口现在还在那儿呢。我妹妹就拿出我的“五好战士”证书，证明我已经是解放军了。这样他们才拉倒了，不了了之了。
三次入党
我当兵的第一年就被评为“五好战士”，说明表现是很不错的。但是一遇上入党、提干的事，几乎每次都有挫折。我是在38军的337团。团里干部子弟比较多，都是走后门去的。干部子弟当中，军队的子弟提得比较快，地方干部的子弟提拔得比较慢。我在部队入党、提干都挺晚的。
我前后填了三次党员表。第一次填表是1971年。当时部队都知道我父亲的位置，所以经常让我回北京来采购一些东西。部队除了买车——130汽车啊，还办理三产、搞副业，这些都不算部队编制的。春节还要给领导买烟啊、酒啊之类的东西。那时候控制集团购买力，物资很紧张。我母亲正好在北京市二商局工作，还是管供应。所以，我当兵的时候，经常借这些关系给部队采购一些物资。1971年那次我去买了一辆汽车，可还没等开回部队，就被我们团长的弟弟开出去玩给撞了。结果，连累我那年没入成党。
1972年的时候，我第二次填表，正赶上铁路文工团在我们团锻炼。他们的歌舞团就住在我们连。歌舞团里有一个我姐姐的同学，我当时在炊事班，她让我给她偷点儿吃的什么的，改善一下生活。我回家的时候也去她家里送过东西。后来就有人告状，说我跟她谈恋爱什么的。当兵的有纪律，是不能谈恋爱的。其实，她比我大两岁，而且，我那会儿还处于懵懂之中，对这些还不懂呢。但因为这事又没入成党。我本来在二营的步兵连，因为我姐的那个同学还住在我们连。于是，上级就决定给我换个连队，把我调到团直去了。这样，我就到了团直特务连工兵排。直到1973年年初，第三次填表才入党。
特务连有三个排，一个是勤务排，就是警卫排；一个侦察排；再一个就是工兵排，工兵排就是搞爆破。工兵排的编制最大，别的排都是三十多个人，我们排是五十四个人。我当时是班长。后来我当了工兵排的代理排长，那时在军区都是有名的，搞演习、搞爆破、烟火，效果都是最好的。他们那时候拍电影弄什么烟火都是假的，我都是用真东西弄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很多人还是跟我学的，我搞得早呀。像八一厂拍的《朝鲜战争》，也叫《虎虎虎》，一部军事科教片，是讲我们团在朝鲜战争的一个战例。所以我们团跟着去参与拍摄，那部影片的场景，我们弄的比八一厂更专业化，好多硝烟效果都是真的。但那部电影后来没公演。
“802演习”(编者注：1981年夏季华北大演习)，我不在部队，没有参加，但是整个“802演习”的爆破方案是我做的。我以前带的一个兵，在我走了以后接我当了工兵参谋，曾找我让我帮他弄一套爆破方案。我就给他做了套方案，让他改改用。我们团是主席台前面的主攻，结果，他们把炸药量给弄大了，把周围五公里村子的玻璃都震碎了。当然，不光是因为爆破，还包括演习中炮兵的实弹、坦克的实弹，反正老远的玻璃都碎了。不过没死人就不算事故，给人家赔点儿钱吧。其实当时要是贴上第二防震纸条儿就没事儿了，或者药量小一点儿也没事。我当时没在现场，这些事都是他们后来跟我说的。
三次提干
我入党填表填了三次，我提干也是提名三次。第一次要提我当排长时，说我岁数大了，超过23岁了——那时候士兵要23岁以下才可以提干。第二次要提我当连长，为什么呢？那时候团里的这些干部要买电视机、自行车什么的，都是我去买的。那年头里像“飞鸽”、“永久”牌的自行车是买不着的，要凭票供给。当时，从我们团驻地到保定市大概有20公里，有很长一段没有公交车。团里领导的孩子都在保定上学，没有自行车，怎么去上学呀？当年不是“全国学习解放军”吗？我就到北京市，跟人家说是支援野战军部队的，找个借口就弄到了。那时候，我一弄就是十辆八辆的。所以，我们团总是要提我干，但是，也没批。1976年我们团去内蒙给前方哨所打坑道。那次一共去了四个连队，我们侦察连去配合。我当时是工兵排代理排长，但还是战士。团里又上报要提我副营职，上级答复说不能直接提副营职，又给拦回去了。团里三次给我打申请提干报告，三次都被驳回了。
其实，我那会儿已经立了七次功了，三等功一大堆。在内蒙打坑道时，我又立了二等功。有一个连队在山的两头分开打，由于测量不准，把坑道打歪了，上下对不上，差了两米多。可我们连是自己设计的，修改了军区原来的很多设计，弄得非常好，成为军区的优秀工程，所以给我了个二等功。
我在工兵排就自学军事工程了。虽然当时学得很浅，但应该说我有点灵气吧。我那会不学原理，只学操作。比如说架桥、工事、碉堡什么的，钢筋网都是六层以上，都画在一张图上，你要是看不懂图纸，闹不好就排成一层钢筋了。六层钢筋已经很复杂了，现在的一般建筑都是四层的。这些对我后来搞房地产多少都有点儿用吧。当时，我们修工事的时候，计算圆弧、根号之类的，没有计算机，连计算器那时候都没有，全得自己算出来。我们在内蒙，什么都买不着，全是自己拿笔算。根号怎么求？初中学的那些东西，文化大革命一“扫荡”，全忘光了。我们几个人就“倒着算”，一点一点往回“对”，才把那个公式给弄出来。然后再求半径、求弧形、求椭圆形，什么都是生掰呀。甚至连纸都没有，就在地上，拿个棍儿划来划去，划来划去，最后弄出来了。要不然，连打坑道、建工事的那个模板，都弄不出来。
炮兵给我们派来了4个观察兵，专门负责测量。我们几个人就攒在一起，天天在那儿算，在地上写那么一大片。那个山大概有个四五百米，不是太高。部队住在山下，白天上山打坑道。帐篷都设在山坳里，要不然会被大风给刮跑。那儿的大风能把帐篷刮出20多公里去。有时候，我们三天都不下山，因为担心一下山，坑道就打歪了。
我们是春节前去的，去的时候那里正在下雪。这雪一直下到什么时候？一直下到5月29号!“六一”前停的。到了9月5号，又开始下雪。中间就那么一段儿时间没有下雪。我们干的还是重体力活，打坑道、堆渣土、放炮什么的，又累又脏。累就不说了，那里根本就没法洗澡，一个是没地儿洗澡，再则也冻得够呛。我们等到老天爷终于不下雪了，弄个大池子，把雪化在里头，就在那个里头洗澡。后来，副师长去的时候，带了辆防化连的消毒喷洒车，我们就在那里头洗澡。这期间，我们住在帐篷里，烧牛粪，到草原上一车一车地拣牛粪，平时吃的是罐头和压缩饼干。罐头还好，压缩饼干就没法吃了。吃一次勉强，第二次就恶心。罐头刚开始吃，还不错，什么胡萝卜啊，肉罐头啊。吃几次就完蛋。天天吃那玩意儿，恶心得够戗。宁愿去套那个旱獭，把旱獭杀了，烧烧，煮着吃。我们连老鹰、乌鸦什么的都吃过。等到地上的植物终于出了芽以后，什么野葱、野草，也想办法弄来吃。这些总比没有菜吃强啊!
我们那个地方是中国和苏联、外蒙交界的三角点，就在中国地图的那个“鸡冠子”的界碑那个点上。边境上界碑与界碑之间隔着好远，我们这边的哨所那时候属于内蒙的地界，那边那个哨所在黑龙江的地界，两边哨所的人对着走，对接上了再往回走，来回要走一个月的时间。这就算查了边防了。我们打坑道正式开工是三月份，到半年多坑道就打完了。最后，把哨所的工事全给弄好了。接着就是工事啊、混凝土碉堡啊。碉堡必须要连续灌注，不能灌一半儿停了再灌，所以，用卡车运水泥过去，再一袋一袋地扛上山。我们再把搅拌机拉上山。这时，边境对面的苏联坦克就排上了。当然，边界中间还有防火道，虽然隔得老远，但我们有40倍的望远镜，能看见他们的坦克都排上了。因为晚上灯光一照，搅拌机那大家伙再往那儿一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为我们这边要采取什么行动呢。
在任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副师长来慰问前线了。于是，当地部队经过军区提出来，要把我留在军区当参谋，说，反正你们又不用这个人，这个人是懂工程管理的，说了一大堆。我们那时候修改图纸，都是直接跟军区通话，所以当地军区都知道这些事儿。这下，我们那副师长急了，说：哎，人家要留这个人当干部，咱们多没脸啊。不行!然后问，他为什么没提干？干部部门说了半天，最后说是因为岁数大了什么的。师领导说，不管岁数大小，先给他弄个位置安上。紧接着，他们就下任命了。
要提干的时候，我正休假准备复员了。这时就接到部队的通知，让我回去。我一回部队就接到命令，从特务连调到二连当排长。由于是师里下来的指示，团里也巴不得呢，所以，审批很容易就通过了。我当排长也就五六个月，就当了连职参谋。
思想升华
从1970年、1971年开始，我周边的几个人，就开始读书了。我们连有七八个。他们比我小一点儿，可以说当时都没什么文化。我们这帮人在部队学了几本书，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伦》、《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所谓毛主席要高级干部通读的“六本书”，这些书对我们的影响都挺大，比如“否定之否定”、“量变质变”等理论，应该说直到现在还有影响。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那时候我们能找到的书并不多。到1973年以后，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对高级干部开放了，开始设在朝阳门那里。那时我经常去，里面的服务员都认识我。有了内部书店后，我们读的书就比较多了，那时候读书，是一摞一摞地读。
换句话说，我的思想变化实际上是一个几年的过程：从1966年底到当兵，再到1973年这六七年，逐渐发生了变化，很难说具体是哪一个点完成的，而是几年凑成了这些变化。毕竟那时候小，思想不成形。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当兵这一段时间，相对来讲就比较成型了。我们这几个人的性格培养，实际上跟部队是有关系的。
人家说我这个人善诡辩。这主要是当兵的时候学出来，练出来的。斯大林就善于诡辩，列宁也是善于诡辩的人。包括我那时候看的《怎么办》，甚至《反杜林论》，其实也是诡辩。我们那个思想成型过程，其实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例如：范文澜是跟郭沫若对着的，这两个人的历史观相互矛盾，他们俩都有点儿诡辩。因此，在我们思想成型的这个过程中，起码学会了不管遇到什么，都要问“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想法。
1976年总理逝世时，我们在山上，包括以后“四五”天安门广场这些事儿，我们都没参与。但是，情况都知道。我哥哥他们给我寄相片，说总理死了，发生了乱七八糟这些事儿。总理死的时候，我们团里这些干部子弟，在大礼堂放哀乐，组织人去悼念，是我挑的头。团长、政委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怕犯错误。那时候谁弄得清楚啊？主席逝世的时候，我已经是参谋了，我们一帮人带着枪、炸药什么的，回了北京。当时以为中国要大乱了，准备上山“打游击”去。在打倒“四人帮”之前，我们曾经两次准备“武装斗争”。其实，所谓准备就是大家在一起瞎聊天。
“鸡肋”
之后，我上了石家庄步兵学校，是参谋队的学员。我们38军去了一堆人：什么刺杀冠军、战术冠军的，都到那里去学习，我们团就有四五个。石家庄步校是干部学校，学员都是干部。我们是第二期，学制一年半。我原来在部队当过“军事教员”，因为我是个爆破专家，所以，那时候训练打坦克，炸药包、地雷这些，都是我去讲课，到各个团里讲。工兵学有四本书，包括爆破、架桥什么的。我要把这些书里符合我们专业的部分摘出来，教给连队战士们。给部队讲课的那套教材，就是我自己编的。我在石家庄步校也就上了几个月的课。当时我们团抽去八个人去当教员。我不是教员，是学员。他们说，你学这些破玩意儿干嘛？在团里都是你教我们，现在让我们教你？后来，我找了个理由，就申请回部队了。
当然，我在步校也学了一些东西。我当参谋的时候，军委要考核，我负责修靶场，什么设计呀，画个图什么的，都是我自己弄的。例如：轨道、跑靶……这些东西学起来你看着挺简单，其实也有不少技术呢。照葫芦画瓢这一套东西，很容易就学会了。比如画作战图这一套，是有规范标准的。但每次画的内容都不一样，要有自己的东西，因为敌情不一样，是有变化的。
在部队十来年，对我的锻炼很大。一个是在意志上。38军的传统是只能胜，不能败；这场败了，下次也得弄回来。解放战争打四平时候的那一仗，前三次都打败了，第四次才彻底打下来。这是38军这支英雄部队的传统。我们裴副军长当年当师长的时候，在射击场训练他就站在靶子旁边，连一米都不到，还告诉你这靶打得“偏左了、偏右了”，就这么训练。当然，打靶的都是好手，肯定不会打得太歪。但是也没人敢这么干。这样的部队训练出来，真要说打仗，是没问题的。不但意志没问题，军事技术也没问题。1970年代中期，全军刺杀比赛的前十名中，我们军占了九个。第一名是谁？让给了另外一个军的选手，因为他是代表战士当选的中共“十大”代表，上面要求得让他当冠军。我复员后，部队的这个传统作风对我还是在起作用。再一个，就是在部队当参谋的时候，搞作战计划什么的，这是一个系统指挥的管理，其中有各兵种的配合。这使我在计划和指挥能力方面获得很大锻炼，对后来搞集团公司，还是很有用的。脑子里想的问题比较多，就很少在指挥上出现单兵作战或顾东不顾西的问题。
在部队有件事让我出了名。那年，我在部队修靶场。副团长带着一个连队来了，要打靶。我说，不行!我这儿正干活呢。他让我们先停两个小时。我没同意，我说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谁负责？把副团长都给轰回去了。于是，团里“哗”地传开了：嘿，他一个小参谋，副团长带一个连队都在那儿站着，没打上靶，又带回来了。那个连队的人后来到处乱传：“参谋把副团长给轰走了”。所以，我们团长说我是“鸡肋”。他叫我“鸡肋”是因为我老提反对意见，其实就是爱说实话，部队里可不爱听这些。可是这次是他自己下的死命令，要我按期把靶场弄完。我们是白天晚上加班，打一次靶，没四个小时是完不了的。大白天的，我怎么干活啊？后来，“鸡肋”就叫开了。(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任志强口述，采写：徐绥之、齐馨，编辑：墨诞、米鹤都，主编米鹤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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